余华

王小峰 | 中国

这几天看了余华先生的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惭愧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读余华的文字,以前他写的小说我没看过。但余华的名字我不陌生。中国有很多作家,名字我都知道,但是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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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11/14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新闻周刊》: 一言覆国:艾未未讲述自己被拘押的经历 ——“当外界的信息被隔断后,一个人就已经死了。这是比肉体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 美联社: 艾未未的律师称北京税务部门在设法拖延发课公司的申诉 ——税务局不承认艾未未准备的担保,称需将八百多万元汇入他们指定的担保账户。 外媒关于近三万网友向艾未未借出八百多万元一事的最新报道:《 华尔街日报 》;《 卫报 》;《 每日电讯报 》; 《卫报》: 刘晓波的英文版新书,揭开了中国贴在这位狱中的诺贝尔获奖者口上的封条 《卫报》: 大赦组织设立网站,呼吁为陈光诚恢复自由 。签名征集网站地址在 这里 。 《纽约时报》: 只在纸上共和的中国 ——对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译本的书评。 《迈阿密信使报》: 中国的经济发展尚未在民主方面给中国带来起色 美联社:云南煤矿事故造成 34 人死亡, 而矿主却忙着往自己脸上抹煤灰,假装自己曾进入井下救人 。警方已将其拘捕。 路透社:中国警方称, 广东中山周日发生农民骚乱 ,抗议官员卖地。 《外交学者》: 中国加强媒体管控 ——政府发现越来越难控制微博对信息的快速传播。新近出台的一系列钳制措施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朝日新闻》英文版: 中国军方用女间谍织成庞大的间谍网 ——根据一位女演员的曝料写成的报道,不知可信度如何。 《纽约时报》: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三峡水库对当地气候改变并无影响 ,极端干旱和洪水是海洋温度和青藏高原降雪变化造成的。   【国际外交】 《每日邮报》: 要饭的碗换了主人 ——整整一百年之前,中国曾被欧洲的贷款“拯救”过。其结果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如今角色做了转换,欧洲指望会从中国得到些什么呢? 路透社: 胡锦涛在亚太峰会上为中国争取更高的全球地位 ——他称中国将致力于改造国际经济体系,实现更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纽约时报》新闻分析: 炮舰外交的新时代 ——尽管当今已是网络战和无人机世代,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竞争却注定向着 19 世纪炮舰外交的老路前进,而且这种竞争有向全球化演进的倾向。 《外交学者》: 美国对中国海军基地计划作出回击 ——中国设想采取“珍珠链战略”发展远洋海军实力,而美国在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新设立或扩建的一系列基地,基本封死了中国的出路 《外交学者》: 中国在非洲的观光日子要到头了 ?——中国对非投资于人于己都有益。但是如果它不对那里日渐觉醒的大众政治有所应对,这些收益随时都可能会被葬送 《商业周刊》: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惧怕中国的崛起 ——陈炳德上将访美时引述罗斯福的话说,唯一令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话对中美都适用 路透社分析:虽然奥巴马在亚太峰会上对中国不假辞色,但双方所面临的风险, 使得这些话能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它们很可能只是为明年的竞选捞些资本而已。 《卫报》: 奥巴马提出的泛太平洋贸易协议获得一些国家支持,但中国对此态度冷淡 。 美联社: 菲律宾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所做的新领土宣示 ——中国最近宣称对一些距离菲律宾海岸 50 英里距离的南沙岛屿拥有主权,菲拒绝此说   【经济金融】 《福布斯》: 中国尚未在劫难逃 ——虽然某些基金经理和经济学家宣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事实上中国可动用的手段很多,其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远大于崩溃的可能性。 《福布斯》: 中国的能源需求在 20 年后会是什么水平 ?——据估算,届时中国的能源需求量将等于美国和欧盟加起来的能耗。 《金融时报》: 中国在进口方面有点胃口过大 ——胡锦涛最近表示,中国的年进口额在五年后力争达到 8 万亿美元。从历史数据图表看,这个目标太过夸张 中国外人博客: 中国和美国玩起了自由贸易棋局 ——奥巴马在力推泛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则想方设法阻挠其形成。其他亚洲国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占压倒优势   【生活百态】 中国立场博客: 暴君与甜点 ——“中国文化中有两点让我实在无法忍受:一个是对等级权力的无条件服从,而不管法律或规则;另一个是铁拳外面永远要裹上一层皮手套。” 《商业周刊》: 中国向美国输送了 15 万多留学生,居各国之首 ——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可以集长辈资金支持留学生 《外交学者》: 如何帮助中国留学生 ?——作者结合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针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帮助的经历,对江学勤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反驳。 《悉尼晨锋报》: 奢华之极的私人“紫禁城”,闲人免入 ——澳籍华裔富商周泽荣在广东从化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紫禁城”,收藏有上万件古董和皇家珍宝 《卫报》: 独家专访邓文迪 ——闪电般出手救夫之后,邓文迪首次接受采访,谈自己的右勾拳,谈《雪花秘扇》的制片经历,谈如何教育子女。 《大西洋》月刊: 唐人街的末日 ——近年来的“海龟”现象不仅局限于白领阶层,普通劳工也在从美国返回。这造成美国各大城市中的唐人街不再有往日的熙攘景象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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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如果不能在印刷版中对抗审查,那么就转移到网上――中国作家慕容雪村的努力

核心提示:慕容雪村知道中国的出版业的爆炸性增长如何促使民营出版社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新锐作家和好作品,但是,随时戴着审核这一紧箍咒,作家们深受自我阉割之害。慕容的反抗是在图书出版后再把全文贴到网上。 原文: Pushing China’s Limits on Web, if Not on Paper 作者: EDWARD WONG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同时参考了”译言网”上的志愿译者”梦剧场球童”的” 同来源译文 “。(吐槽:本版本是网上现有的唯一完整的译文。同行们:翻译一篇以审查为主题的报道,中文译本还是经过自我审查的,恕我们无法赞同这种”死循环”思维逻辑。) 【原文配图:”文字犯”慕容雪村是一位善于描写中国腐败状况的小说家。他是去年对于文字审查最为敢于发声批评的其中一员。点击查看本文的配发的 原声视频 ,4:20秒 基本为中文,慕容雪村谈敏感词、路金波谈慕容雪村、还有他的朋友在饭桌上的谈话,以及”他孩子气的坏笑”,推荐收看。】 在去年的一个文学颁奖典礼上(译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首次收获文学奖的小说家慕容雪村姗姗来迟,在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是他准备好的堪称最有鼓动力的一些文字。 那些话表达的都是过审查制度所带来的痛苦的严肃思考,他本打算在典礼上这样说:”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 颁奖典礼的组织者禁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所以在台上,慕容先生在自己的嘴巴上作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然后一言不发的离开了。他随后就将这篇演说稿传到网上,粉丝们争相阅读。他之前完成的三部畅销小说也都经历了网上保留全文、网下被删的这一过程。 慕容雪村,原名郝群,慕容只是他的笔名。因为擅长运用网络,37岁的他已经跻身过去十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行列。 慕容的作品充斥着不雅、暴力和狂想――讲的是在繁华的城市里,商人和官员如何狼狈为奸,行贿、争吵,酗酒、赌博和买春的故事。他是描写腐败的行家里手,而他的朋友则在饭桌上如此介绍他:黄作家。 他的书在中国最终得以出版也显示出曾经被国家控制的出版业已经变得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 但慕容雪村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在审查前碰壁,尤其是当前执政党意在维持稳定,所以尽管出版业正在逐渐改变,慕容说他的文章仍属”禁文”之列,在政府眼里他是个”文字犯”,在自己眼中他则是个”懦夫”――因为他要自我审查。他日渐增长的挫折感使他成为对中国审查制度最犀利的批评者。去年11月在北京做了”封嘴”的动作之后三个月,他在香港发表了那篇演说。上周他在纽约的美国亚洲协会上也谈了这个话题。 慕容先生把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已找到在互联网上磨练其文字工夫和建立粉丝群的方法,这些都绕过了被严厉监管的出版业。 他通过自己的博客和类推特的微博上讨论政治话题,在微博上他有近110万的粉丝。他用不同的笔名把作品一章一章地贴到网上。这种狄更斯式的长篇连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作品还在写的时候就能融合读者的反馈。一旦书收尾了或快要收尾的时候,他会和出版商签约。被审查的纸版可以赚钱,而网络版更为完整。 2004年,国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慕容先生大受欢迎的处女作是”网络时代的潮流”,这篇报道又被转载到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网站上。他的故事发生地――成都市的本地官员则谴责这部小说。未删节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被Harvey Thomlinson翻成了英文(” Leave Me Alone: A Novel of Chengdu “),并入围2008年的曼亚洲之星文学奖。 慕容在谈到网络写作时说,”我只是觉得这很有趣,”,同时从他那位于26层高的北京公寓俯视西山,那个下午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丝坏笑显现在他男孩气的脸上,”随后,我意识到网上的作家和读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并开创了一种新气象。” 互联网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涌现,这已经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革命。出版社能发掘出新锐作家并为纸版书购买版权,这些都促进了过去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尽管系统性的审查压制了创造力,党还是希冀在国内和国际涌现涌现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十月份,召开了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长达四天的政策会议上上,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中国需要通过”出色的文化产品”发展软实力,打造”文化安全”。上周,《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呼吁中国打造有国际品牌的出版商,这样它们出版的书才能帮助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官员很希望能够出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中国统治者很长时间以来,跟书的关系都不简单,他们提倡那些可以弘扬官方思想和历史的书,同时禁止或销毁其他的书。从古老的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所做的”焚书坑儒”,到18世纪乾隆的文字狱莫不如此,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并无不同。 新的思想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百花齐放。余华、莫言和苏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和农村社会,王朔写了城市”顽主”文学。但直到90年代网络的兴起才真正打开了文学的闸门。 年轻作家在网上讲述中国繁荣年代的故事。像榕树下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聚集着安妮宝贝、宁财神和李寻欢(路金波的笔名,现在他是著名的出版商)等网络写手。近些年,网络上流行的小说体裁,书店里都已囊括:科幻小说、奇幻类、惊悚类、推理类、青春类、还有最赚钱的――儿童故事。 “网络创造了这一切,文学潮流在2005年之后呈上升势头,”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说。 出版的力量 现在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多的。据官方数据统计,在2010年,大概有328,000本书出版,是2001年图书出版量的两倍。 但政府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控制手段,新闻出版总署监视着这个产业,控制着能正式出版图书的企业的实际增长,去年,有581家出版社获准出版图书,仅仅比2001年增加了19家。它们都是国有企业,政府还在采取行动、合并它们。 那些数字没有捕捉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市场需求刺激了民营出版社的繁荣。他们或与国有出版社合资经营,或者,更常见的是,从它们那儿买书号,每本一个号。在纸面上,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但多年来,政府都假装视而不见。紧缩可能正在到来――今年,官方鼓励民营出版社参与合资经营,这意味着更严厉的监管,也会把国营出版社推向市场。 至于审核制度,主编是最终的裁决者。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激怒官员,丢掉自己的工作。特殊题材,如军事和宗教类的非小说图书需要经有关部门的特别审核。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心里都有阴影”,出版商路金波说。 六月,官方首先拿珠海出版社开刀,这是一家小型国有公司,突然就关门整顿了。因为珠海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黎智英的回忆录,他是一名香港报人,曾遭到过中国领导人的斥责。 网络也不是一块完全自由的土壤,也存在网络监督。还有一些作家不愿在网络上贴出全文,担心被盗版,慕容雪村也因此没上传他的新书――一部关于传销的写实作品。 那些想避免审查的作家结果就开始为政府而自我阉割。慕容说他已经放弃了两部小说,他认为都没有机会出版。其中一本叫《反革命》。 “检查制度最坏的影响是对作家的心理影响,当我写第一本书时,我不担心它是否会出版,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在我出版了一些书后,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到检查制度的束缚。比如我想到了一句话,但接着意识到最终它肯定会被删掉。于是我就不再写了。这种自我审查的感觉太糟了。” 网络带来的启发 2008年,慕容雪村和路金波曾因《原谅我红尘颠倒》这本书起过争执,这是一本关于法律体系中的腐败的小说。起因是路从珠海出版社买了书号后,跟慕容说他想缩减印数,因为书的内容太出格了。在一次采访中,路金波说慕容雪村是”40岁以下年龄段中最棒的作家”,但他补充道,慕容有个问题:他的书写的过于黑暗了。 “他是孤独的虚无主义者,没有信仰”,路金波说。 慕容雪村的四部小说和一部新闻纪实作品都以近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为背景。他离开吉林农村老家,就读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那是法官、律师和警察的摇篮。所以这类人群在他的作品中占了大部分,随后他从成都去深圳,又去广州,在不同的公司担任过各种职务,如法律顾问。 他兼职写作并投稿给杂志,但都石沉大海。在广州时,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内部网络论坛,属于当地的一家化妆品公司索芙特。数以百计的公司员工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外部人员也能进入论坛。文学爱好者们在上面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系列小说。 他说:”我看见一个小说题目叫《我的北京》,这给了我灵感,我认为我也能写这类小说。” 2002年,他开始撰写小说。笔名是”卖女孩的小火柴”,这参考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进行了古怪的修改。他边写边把内容发到网上,这部小说内容粗俗但吸引眼球:主人公陈忠,在一家汽车汽油和配件公司上班,他经常行贿通奸,书中还有性的描写。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名腐败的警察。 但网络的无拘无束的特性让慕容震惊。发到26章后,他出了次长差。回来后发现有人已经写好了第27章。”我被盗版了,”他无奈的笑道。现在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了。 网上写作能在最大程度上脱离审查的监管。出版界则不同,在他和一位叫周文(音)的创业者签约后,为了让小说得以出版,他不得不忍痛删去10,000多字。 但他另辟蹊径,在图书出版后,他将一部未删节的版本传到网上,比之前在网上一章一章连载的内容还要完整。”这会让我如释重负,”他说。 有些作家对网上未审查图书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盛世》的作者陈冠中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在大陆遭禁,陈冠中已经在网上看到至少两个电子版本。但他相信只有很少有大陆人会在网上读到这部小说,因为这本书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任何媒介上都被禁止讨论。陈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本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网上搜相关内容。” 慕容雪村最终说服另一家出版社发行了一部完整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出版权通常有三至五年的有效期,出版社推出已发书的新版本时会比首版更有信心通过审核。 慕容雪村说:”一本书一旦审核通过并出版了,那它就是合法的,几年后,你就可以发行完整版了。从逻辑上讲:如果首版通过了审核,那再版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了解底线 慕容雪村开始对第二本书的内容加以控制,这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讲述了年轻人在深圳追求财富的故事。有了第一本书的出版经验,我已经知道底线在哪了。 举个例子,他起初曾想在书中加入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镇压的描写,但他最终没敢触碰那条红线。 进行自我审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我总能和编辑们打成一片,我不希望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如果他们认为有些话太敏感或他们会因此丢掉工作,我会让他们删掉他们不想要的句子。 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类似,《天堂向右,深圳向左》的完整版也放到了网上。他的第四部小说是关于法制的,其未删节版将以电子书形式发售。 在完整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角是一位腐败的律师,在死囚区被要求签字放弃自己的器官。 “既然我了解我的自我审查倾向,我在写作时就试图弥补这一点,”慕容雪村说,”我可以写一个版本然后发行另一个”干净些”的版本。” 但有时首版的内容就够让人惊讶了。慕容雪村的第三部小说《伊甸樱桃》,对中国享乐主义进行了批判,书中有描述暴发户在餐馆吃女人乳房喝处女血的场景。 在慕容雪村出名后,中国作家协会要求他加入,但他拒绝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工作,选择投身新闻业,这个行业的审查力度比小说还要严格。 慕容雪村与审核制度最痛苦的一次抗争开始了,他的新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将由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他在传销网络潜伏23天的经历,为了让内容尽量保持完整,他和编辑陷入无休止的谈判中。在书中,甚至像”中国人”这样的字眼都必须改成”某些人。”慕容雪村朝编辑大发雷霆,摔了一个杯子,在家里以头撞墙。 “就像有人在没有理由地抽我,”他说,”2008年的时候,审查制度就很让人恼火了,但我还能忍受。但到了2010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那位和他吵架的编辑张敬涛(音)说他希望”让这本书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 张说:”出版业是一项文化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我的工作就是控制价值观。” 这本书于去年出版,即便不是完整版,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传销诈骗。全书连载在《人民文学》(这一期刊由毛泽东参与创办)上,杂志社编辑决定授予他该年度的文学奖。 去年11月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慕容雪村花了8小时准备他的发言稿。他写道:”唯一的实话就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整篇演讲稿多达4000字,但最终,他在台上一字未说。 Mia Li 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文中所提慕容雪村发到网上的演讲全文: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另外一篇流传很广的慕容雪村演讲词: 梨花飘落的瞬间 廖亦武:走出中国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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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如果不能在印刷版中对抗审查,那么就转移到网上――中国作家慕容雪村的努力

核心提示:慕容雪村知道中国的出版业的爆炸性增长如何促使民营出版社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新锐作家和好作品,但是,随时戴着审核这一紧箍咒,作家们深受自我阉割之害。慕容的反抗是在图书出版后再把全文贴到网上。 原文: Pushing China’s Limits on Web, if Not on Paper 作者: EDWARD WONG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同时参考了”译言网”上的志愿译者”梦剧场球童”的” 同来源译文 “。(吐槽:本版本是网上现有的唯一完整的译文。同行们:翻译一篇以审查为主题的报道,中文译本还是经过自我审查的,恕我们无法赞同这种”死循环”思维逻辑。) 【原文配图:”文字犯”慕容雪村是一位善于描写中国腐败状况的小说家。他是去年对于文字审查最为敢于发声批评的其中一员。点击查看本文的配发的 原声视频 ,4:20秒 基本为中文,慕容雪村谈敏感词、路金波谈慕容雪村、还有他的朋友在饭桌上的谈话,以及”他孩子气的坏笑”,推荐收看。】 在去年的一个文学颁奖典礼上(译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首次收获文学奖的小说家慕容雪村姗姗来迟,在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是他准备好的堪称最有鼓动力的一些文字。 那些话表达的都是过审查制度所带来的痛苦的严肃思考,他本打算在典礼上这样说:”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 颁奖典礼的组织者禁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所以在台上,慕容先生在自己的嘴巴上作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然后一言不发的离开了。他随后就将这篇演说稿传到网上,粉丝们争相阅读。他之前完成的三部畅销小说也都经历了网上保留全文、网下被删的这一过程。 慕容雪村,原名郝群,慕容只是他的笔名。因为擅长运用网络,37岁的他已经跻身过去十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行列。 慕容的作品充斥着不雅、暴力和狂想――讲的是在繁华的城市里,商人和官员如何狼狈为奸,行贿、争吵,酗酒、赌博和买春的故事。他是描写腐败的行家里手,而他的朋友则在饭桌上如此介绍他:黄作家。 他的书在中国最终得以出版也显示出曾经被国家控制的出版业已经变得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 但慕容雪村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在审查前碰壁,尤其是当前执政党意在维持稳定,所以尽管出版业正在逐渐改变,慕容说他的文章仍属”禁文”之列,在政府眼里他是个”文字犯”,在自己眼中他则是个”懦夫”――因为他要自我审查。他日渐增长的挫折感使他成为对中国审查制度最犀利的批评者。去年11月在北京做了”封嘴”的动作之后三个月,他在香港发表了那篇演说。上周他在纽约的美国亚洲协会上也谈了这个话题。 慕容先生把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已找到在互联网上磨练其文字工夫和建立粉丝群的方法,这些都绕过了被严厉监管的出版业。 他通过自己的博客和类推特的微博上讨论政治话题,在微博上他有近110万的粉丝。他用不同的笔名把作品一章一章地贴到网上。这种狄更斯式的长篇连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作品还在写的时候就能融合读者的反馈。一旦书收尾了或快要收尾的时候,他会和出版商签约。被审查的纸版可以赚钱,而网络版更为完整。 2004年,国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慕容先生大受欢迎的处女作是”网络时代的潮流”,这篇报道又被转载到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网站上。他的故事发生地――成都市的本地官员则谴责这部小说。未删节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被Harvey Thomlinson翻成了英文(” Leave Me Alone: A Novel of Chengdu “),并入围2008年的曼亚洲之星文学奖。 慕容在谈到网络写作时说,”我只是觉得这很有趣,”,同时从他那位于26层高的北京公寓俯视西山,那个下午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丝坏笑显现在他男孩气的脸上,”随后,我意识到网上的作家和读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并开创了一种新气象。” 互联网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涌现,这已经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革命。出版社能发掘出新锐作家并为纸版书购买版权,这些都促进了过去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尽管系统性的审查压制了创造力,党还是希冀在国内和国际涌现涌现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十月份,召开了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长达四天的政策会议上上,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中国需要通过”出色的文化产品”发展软实力,打造”文化安全”。上周,《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呼吁中国打造有国际品牌的出版商,这样它们出版的书才能帮助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官员很希望能够出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中国统治者很长时间以来,跟书的关系都不简单,他们提倡那些可以弘扬官方思想和历史的书,同时禁止或销毁其他的书。从古老的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所做的”焚书坑儒”,到18世纪乾隆的文字狱莫不如此,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并无不同。 新的思想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百花齐放。余华、莫言和苏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和农村社会,王朔写了城市”顽主”文学。但直到90年代网络的兴起才真正打开了文学的闸门。 年轻作家在网上讲述中国繁荣年代的故事。像榕树下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聚集着安妮宝贝、宁财神和李寻欢(路金波的笔名,现在他是著名的出版商)等网络写手。近些年,网络上流行的小说体裁,书店里都已囊括:科幻小说、奇幻类、惊悚类、推理类、青春类、还有最赚钱的――儿童故事。 “网络创造了这一切,文学潮流在2005年之后呈上升势头,”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说。 出版的力量 现在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多的。据官方数据统计,在2010年,大概有328,000本书出版,是2001年图书出版量的两倍。 但政府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控制手段,新闻出版总署监视着这个产业,控制着能正式出版图书的企业的实际增长,去年,有581家出版社获准出版图书,仅仅比2001年增加了19家。它们都是国有企业,政府还在采取行动、合并它们。 那些数字没有捕捉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市场需求刺激了民营出版社的繁荣。他们或与国有出版社合资经营,或者,更常见的是,从它们那儿买书号,每本一个号。在纸面上,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但多年来,政府都假装视而不见。紧缩可能正在到来――今年,官方鼓励民营出版社参与合资经营,这意味着更严厉的监管,也会把国营出版社推向市场。 至于审核制度,主编是最终的裁决者。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激怒官员,丢掉自己的工作。特殊题材,如军事和宗教类的非小说图书需要经有关部门的特别审核。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心里都有阴影”,出版商路金波说。 六月,官方首先拿珠海出版社开刀,这是一家小型国有公司,突然就关门整顿了。因为珠海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黎智英的回忆录,他是一名香港报人,曾遭到过中国领导人的斥责。 网络也不是一块完全自由的土壤,也存在网络监督。还有一些作家不愿在网络上贴出全文,担心被盗版,慕容雪村也因此没上传他的新书――一部关于传销的写实作品。 那些想避免审查的作家结果就开始为政府而自我阉割。慕容说他已经放弃了两部小说,他认为都没有机会出版。其中一本叫《反革命》。 “检查制度最坏的影响是对作家的心理影响,当我写第一本书时,我不担心它是否会出版,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在我出版了一些书后,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到检查制度的束缚。比如我想到了一句话,但接着意识到最终它肯定会被删掉。于是我就不再写了。这种自我审查的感觉太糟了。” 网络带来的启发 2008年,慕容雪村和路金波曾因《原谅我红尘颠倒》这本书起过争执,这是一本关于法律体系中的腐败的小说。起因是路从珠海出版社买了书号后,跟慕容说他想缩减印数,因为书的内容太出格了。在一次采访中,路金波说慕容雪村是”40岁以下年龄段中最棒的作家”,但他补充道,慕容有个问题:他的书写的过于黑暗了。 “他是孤独的虚无主义者,没有信仰”,路金波说。 慕容雪村的四部小说和一部新闻纪实作品都以近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为背景。他离开吉林农村老家,就读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那是法官、律师和警察的摇篮。所以这类人群在他的作品中占了大部分,随后他从成都去深圳,又去广州,在不同的公司担任过各种职务,如法律顾问。 他兼职写作并投稿给杂志,但都石沉大海。在广州时,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内部网络论坛,属于当地的一家化妆品公司索芙特。数以百计的公司员工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外部人员也能进入论坛。文学爱好者们在上面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系列小说。 他说:”我看见一个小说题目叫《我的北京》,这给了我灵感,我认为我也能写这类小说。” 2002年,他开始撰写小说。笔名是”卖女孩的小火柴”,这参考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进行了古怪的修改。他边写边把内容发到网上,这部小说内容粗俗但吸引眼球:主人公陈忠,在一家汽车汽油和配件公司上班,他经常行贿通奸,书中还有性的描写。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名腐败的警察。 但网络的无拘无束的特性让慕容震惊。发到26章后,他出了次长差。回来后发现有人已经写好了第27章。”我被盗版了,”他无奈的笑道。现在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了。 网上写作能在最大程度上脱离审查的监管。出版界则不同,在他和一位叫周文(音)的创业者签约后,为了让小说得以出版,他不得不忍痛删去10,000多字。 但他另辟蹊径,在图书出版后,他将一部未删节的版本传到网上,比之前在网上一章一章连载的内容还要完整。”这会让我如释重负,”他说。 有些作家对网上未审查图书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盛世》的作者陈冠中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在大陆遭禁,陈冠中已经在网上看到至少两个电子版本。但他相信只有很少有大陆人会在网上读到这部小说,因为这本书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任何媒介上都被禁止讨论。陈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本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网上搜相关内容。” 慕容雪村最终说服另一家出版社发行了一部完整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出版权通常有三至五年的有效期,出版社推出已发书的新版本时会比首版更有信心通过审核。 慕容雪村说:”一本书一旦审核通过并出版了,那它就是合法的,几年后,你就可以发行完整版了。从逻辑上讲:如果首版通过了审核,那再版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了解底线 慕容雪村开始对第二本书的内容加以控制,这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讲述了年轻人在深圳追求财富的故事。有了第一本书的出版经验,我已经知道底线在哪了。 举个例子,他起初曾想在书中加入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镇压的描写,但他最终没敢触碰那条红线。 进行自我审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我总能和编辑们打成一片,我不希望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如果他们认为有些话太敏感或他们会因此丢掉工作,我会让他们删掉他们不想要的句子。 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类似,《天堂向右,深圳向左》的完整版也放到了网上。他的第四部小说是关于法制的,其未删节版将以电子书形式发售。 在完整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角是一位腐败的律师,在死囚区被要求签字放弃自己的器官。 “既然我了解我的自我审查倾向,我在写作时就试图弥补这一点,”慕容雪村说,”我可以写一个版本然后发行另一个”干净些”的版本。” 但有时首版的内容就够让人惊讶了。慕容雪村的第三部小说《伊甸樱桃》,对中国享乐主义进行了批判,书中有描述暴发户在餐馆吃女人乳房喝处女血的场景。 在慕容雪村出名后,中国作家协会要求他加入,但他拒绝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工作,选择投身新闻业,这个行业的审查力度比小说还要严格。 慕容雪村与审核制度最痛苦的一次抗争开始了,他的新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将由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他在传销网络潜伏23天的经历,为了让内容尽量保持完整,他和编辑陷入无休止的谈判中。在书中,甚至像”中国人”这样的字眼都必须改成”某些人。”慕容雪村朝编辑大发雷霆,摔了一个杯子,在家里以头撞墙。 “就像有人在没有理由地抽我,”他说,”2008年的时候,审查制度就很让人恼火了,但我还能忍受。但到了2010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那位和他吵架的编辑张敬涛(音)说他希望”让这本书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 张说:”出版业是一项文化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我的工作就是控制价值观。” 这本书于去年出版,即便不是完整版,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传销诈骗。全书连载在《人民文学》(这一期刊由毛泽东参与创办)上,杂志社编辑决定授予他该年度的文学奖。 去年11月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慕容雪村花了8小时准备他的发言稿。他写道:”唯一的实话就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整篇演讲稿多达4000字,但最终,他在台上一字未说。 Mia Li 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文中所提慕容雪村发到网上的演讲全文: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另外一篇流传很广的慕容雪村演讲词: 梨花飘落的瞬间 廖亦武:走出中国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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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文/苗硕(华南理工大学)     虽然在广州待了已有三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本来是准备去找浸会大学的老师咨询一下研究生的申请情况,结果人家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申请研究型的硕士应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也就免了当面咨询的步骤,这次香港之行变成了纯粹的旅游,同时顺便参观我准备申请的几所学校。 对于我这样患有购书癖的人来说,到了香港自然不能不逛书店。依着两篇日志里的介绍,我结合自己的行程挑选了几家,一一寻路探访。 即使在逛书店的同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次不能买太多书,因为我还有机会,没有必要一次采购太多,拖累舒适轻松的旅行的同时,也有在海关被查禁的风险,但面对那么多“禁书”和各种在大陆看不到的书,仍没禁不住诱惑,累计下来采购了十余本。 我之前虽隐隐担忧,但仍没想到入关时会真的被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而被扣留的经历,也给我这次香港之行画下一个极其丑陋的句号。     排查过程   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环保袋,背着塞了一半书的书包,我甚至没有任何忐忑地走进皇岗口岸,将两个包送进了安检机器。(现在我知道拿这么多书入口岸一定会被查,在行李中塞两三本没什么关系,但你若背满满一包的书,他一定会让你开包检查。)一过机器,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立即让我拿起行李到旁边的检查补税台,并指示我打开背包和环保袋,取出书籍供他们检查。这时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完了,这次必须损失惨重! 我先把环保袋打开,把所有书都取出来,然后把背包中的一个塑料袋取出,给那位男工作人员检查。之前我确有隐忧,所以把较不敏感的书都放在了外面和容易取出的地方。把一本讲LXB的书塞在了包中的报纸里,取书时我故意漏掉,结果他看我敷衍,自己抢过去包,把这些都翻出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深圳的口岸查的是最严的,安检机器能扫出书籍的封面。科学常识告诉我应该不会这么厉害,但只要你被查,想藏一两本书还是比较难的(也许大的行李箱可以)。其实,事后我很后悔没有真正把海关查禁当回事,否则我就会将那本最心爱的,偶然购得的《广场上的日子》摄影集略作伪装,不会让它轻易被收走了。 书被取出后,一堆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热心地互相帮助,逐本排查。那本讲LXB的书首先被毫无争议地收到了一边,然后一本《亚洲周刊》也被工作人员拿走,这倒令我有些惊讶,原来这本杂志的政治敏感度也过线了。接着,一本出版很早的、我在二手书店淘得的《中国的萨哈洛夫——方励之》也被工作人员沉默地拿走了,很可惜,这本书很可能再买不到了。 除了这几本精准的排查,整个过程充斥着讨论、猜测、冷嘲热讽和我大声却无力的抗议。那位男工作人员指着我的摄影集,问那是什么。这本书用塑料包着,装帧很有特色,封皮雪白,《1989 广场上的日子》几个字微微凸起,并未用墨水印刷,如不仔细看很难看清。我回答是摄影集,他又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就是拍香港的一些街道等场景,他便去翻下一本书。然而这本影集仍难逃被查收的命运,过了一会,另一个工作人员又把它拿起来,突然像捡到宝似而又略带优越感地喊道:“哎呀,这本书是讲广场上的日子,就是二十年前那个风波嘛,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傻乎乎地喊“这本书很贵,我要送人的!”寄希望于一点同情,而男工作人员不屑地说:“又不是钱的问题。”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骂他娘。     可是我没有多余的心思伤神,之前的男工作人员仍仔细翻着我剩下的书,这时他手里拿的是《太后与我》,是的,就是那本巴恪思爵士所作的奇淫之书。好在这部书流传不甚广,而我很庆幸之前撕去了塑封,把出版社所附“十八禁”的说明腰封及时扔掉了……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检查《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余华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貌似他同样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其实我这时很紧张,因为余华那本书的腰封上印有“全球争抢·大陆禁书”的字样,但显然他没有注意到。 不过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太后与我》逃脱了扣留,但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不二》。我身旁大妈样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本书突然开口说:“这好像是一本淫秽书籍……”同时有人嘟囔,“里面有佛学内容……”然后又有人说:“这应该收的,之前另一个口岸他们也收了。”我只有泛起深深的无力感,怪冯唐这部书卖得太火。 另外两本书是有争议的,我据理力争,终于得以保留。一本是《解读高行健》,有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没有承认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没有承认又不代表不能讨论,再说不管怎么样都不算政治书籍,没有政治内容。这本书过了。另一本是天地出版社的最新版《告别革命》,那位男工作人员看到封面,不确定地说:“刘再复?这个名字好像也不行吧?”我想到网上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刘再复“亲共”的批评,不由觉得有点可笑,如果因为刘再复这个名字而把这本书扣留,那我也太亏了。于是我说:“这个人是文学教授啊,最近还在好多学校做过讲座,他的很多书在大陆也有出版,这本书是讲辛亥革命,肯定没有关系。”工作人员仍不确定,找了一位领导过来,确认后才把这本书还给了我。 在他们刚让我取出书,开始检查时,我自然不想就这么坐以待毙,但也着实没什么办法。我问工作人员:“怎么,书不让带过海关吗?这有什么不能带的?难道还不许看书吗?”有人回答我:“这种书肯定不能带,你在香港看没问题,但你不能带回来啊。” 而那位男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饶有兴致地展示不知所谓的优越感,并对我进行嘲讽。他看到我的行李基本全是书,立即提高了音调对我说:“原来你是去香港专门买书啊?”我说是啊,是老师让我们买的参考书籍,你们不应该扣留。他又说你是学生啊,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新闻(虽然现在还不是)。这下他来劲儿了,说:“你学新闻的就更应该明白这些了!这种书在我们这都是敏感的,被禁止的,你学新闻的怎么能不懂?” 面对这样的言语,我简直懒得反驳,也不知如何反驳。   做笔录   排查结束,被扣留的六本书包括我的个人信息被录入系统,另外六本得以保留。 然而麻烦事没有结束,我仍不能离开。我被告知需要去缉私科对被扣留物件签字确认,最后还要做一个恶心而又毫无意义的笔录。 在缉私科,我看了看签字确认的内容和整个程序,发现名义上这些书并不是“没收不还”,而是因携带物品与申报不符或未申报被暂时扣留,原则上有归还的可能。但我询问缉私科的男青年,他说基本是没有希望的,还同情地提醒我以后从香港回来最好不要带太多书,容易被查,一年如果超过两次被查记录,第三次可能会有点麻烦。 具体会有什么麻烦,谁知道呢? 接着我被带去旅检一科做笔录,实际是写一份“陈述书”。陈述书包括填写我的基本信息,以及“你是否认可该处罚决定”、“物品来源”、“去向及用途”等内容。这时我面对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工作人员,同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语气戏谑,咄咄逼人,冰冷而缺乏耐心。 填写是否认可处罚这项时,我问该女,如果我不认可怎么办?她说:“告诉你吧,不认可也没有用,照样要没收!”我又问但我可以写不认可,她回答,“你可以写,但写了也没用。”于是我写下了“不认可此扣留决定,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书属于违禁书籍。”她斜着眼睛瞧了瞧,没有说什么。 我继续写我的陈述表,她在那边填写扣留凭单,抄写我被没收的书目。抄到一半她突然冷哼一声:“这些书你也带?”我说这个你知道?她提高了语调近似得意地说:“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们收的多了!” 后来该女得知我是在读学生,问我读大几,我说大四。没想到她竟然训斥说:“都马上要进入社会的人了,怎么连这些道理都不懂?!”我气急,反驳道:“我又不准备在大陆工作。”她愣了一下,“那就更要知道这些了,你反正要常回国过海关。”说完,仿佛更得意了。我甚至想回她说我都不准备在大陆生活了,想想还是忍住,这种话不愿随便说出口,何况我暂时也没有这个打算。 填完几张表格,该女拿出墨盒让我在陈述书和扣留凭单等文件上按手印。又给我一张通知单,上面写着让我准备好材料去皇岗海关缉私科办理相关事宜。我很奇怪,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宜需要办理,她回答说不用去了,这个你去了也没用,书不会归还给你。我又问这到底属于什么处罚,如何定性,她说具体的行政处罚类型要等司法确定,到时会有电话通知。我继续问通知单和凭单上的个别细节,她被我逼得急了,挑衅似的甩过来一张纸,“大学生,仔细看看!”纸上写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竟用这个来吓唬我,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质问她,“我这个难道算走私吗?”她沉默了半饷,最后从鼻孔哼出两个字:“不算!” 临走时,我差点习惯性地说“谢谢”,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回头看了看我刚才坐过的椅子,黑着脸离开了。   之后   这一趟折腾下来花了近四十分钟,出了边检大厅,我乘坐的大巴早已开走。我只能去补票并再等一个四十分钟。站在人群中,极不愉快的情绪不可抑制地涌上来,那是一种混杂着些许愤怒、屈辱、恐惧、困惑与无力的复杂情感。 我感到我被伤害了。 是的,我的个人权利被侵犯了,但又不止如此。 我也后悔过关时不够强势,没有给他们造成足够多的麻烦,但转念想,又何必呢? 又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个人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乃至文化权利的被剥夺。刚刚在自由社会游荡了几天,看到他们社区竞选人色彩缤纷的海报,各年龄层志愿者热情友好的宣传,满书架的百无禁忌,我曾以为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几分。结果呢?一回来就撞上冰冷的现实,让我愣在那里,全身颤栗,久久不能平复。 有人会说我早该知道如此敏感的书籍是不能被带回大陆,可是我能不能装作忘记所谓现状,仅仅一厢情愿地带回一点那边的自由? & 强力的国家机器,恣意侵害你的权利,狠狠打击你的自尊。 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我同样相信,这些人,无论是高举党旗帜的前者,还是揣着铁饭碗不愿松手的后者,在体制进步的过程中(假若它有进步),都会成为拦路的绊脚石——即便他们仍能从事现在的职业。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面对世界的刻板印象,若新的东西与原有知识体系不符,大部分人都不会更新自己旧有的知识,而是本能地反对这些新的元素。新鲜的世界会使他们慌乱,感到不舒服,渴望归回原有的秩序。你能想象若有一天那些海关工作人员接到不再没收禁书的指令后,内心的波动和不适吗?这种程度的进步都会不情愿,遑论改头换面、抽筋动骨的民主社会? 而面对这样的体制,面对入关时查你包扣你书打击你的海关职员,你若非在心理上把它和他们当做纯粹的敌人,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又怎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每次的搜查和扣留,仅仅是因为你想多带几本书回家? 我想冲破这个不自由的枷锁,无论最终如何回报这片土地,一个自由的人总不该被如此禁锢。 我问自己,下一次从香港回来时,该怎么办? 下一次,我要把书藏得更深。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香港散议 <天权>香港客(下) 香港客(中) 那些母亲教我的事——《天水围的日与夜》 <天权>香港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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