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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异见作家余杰受到警方严厉监视

中国异见作家余杰 DR 作者 小山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余杰因计划出书批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受到警方严厉监视,法新社今天从北京发表报道,说余杰依靠圣经和推特坚持精神生活。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圣经给予余杰精神支持,而推特则是余杰表达他的主张和思想的工具与平台。 余杰计划在他的微博网站发表长篇著作,书名已经起好,叫做温家宝,中国最好的演员。该书将在3个月以后发表。北京警方这个星期一传唤了余杰,对他问话长达4个小时。警方想知道余杰写这一本书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余杰对法新社说,媒体和外国专家以及中国媒体都对温家宝给予好评,认为温家宝是进步的,政治改革派。可是对于余杰,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余杰对法新社说,在胡锦涛与温家宝领导之下,中国政治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相反秘密警察却得到更大的权力。 余杰认为,推特作为网络平台很重要,他通过推特交流表达他的想法。余杰在推特详细描写了他被秘密警察询问的情况,并说也是第一次认识了秘密监视盯梢他10年的一位姓朱的便衣公安。 余杰对法新社说,他与警方的对话是聋子对话,余杰对警方谈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但警方则要求余杰多想想国家利益。 按照余杰的表示,警方告诫余杰,经济已经是外国对中国的主要利益,人权关注已经退后到第二位。余杰的回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指望外国的支持来批评中国政府。警方还威胁余杰会有刘晓波被逮捕判刑的一样后果。 余杰的推特平台每天至少有10000人关注回应。余杰遭到警方盘问的消息是余杰的妻子打手机在推特上登载,外国记者也是根据推特的消息以后对他进行采访。余杰认为,即使上推特,也要绕过官方的防火墙的监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推特网民更多关注政治话题。 法新社报道说,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但现在处于没有工作状态。   tags: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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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杰遭北京警方传讯及威胁

余杰因批评中共当局与呼吁言论自由不止一次被警方传讯。 中国著名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余杰周二(7月6日)对BBC中文网称,他在前一天受到北京警方传讯。 余杰说,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审讯后获释。 余杰说,六名警察周一下午把他从家中带走时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他说,警察在审讯中出示了余杰过去在国外媒体发表的许多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并威胁说,刘晓波就是因为同样言论被判处11年监禁的。 警察恐吓说,他们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余杰,并警告说,届时任何西方国家都不能向余杰提供救济和帮助。 批评温家宝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选择其它媒体播放器 据余杰介绍,他被传讯的一个更主要原因是他计划在香港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其内容是批评温家宝作为总理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 警方警告说,温家宝不是一个普通公民,是国家总理。因此,批评温家宝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余杰说,如果他因此而被警方逮捕并判刑,这只能说明中国当局违背了自己所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宣称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中国宪法。 余杰最后告诉BBC中文网,他不会因为警方的威胁恐吓而退缩,不会改变自己的出书计划,更不会为此放弃自己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现年36岁的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3岁开始发表小说,其中多部获奖。其代表作有《火与冰》和《香草山》等。 除了文学创作外,余杰还撰写大量评论文章,抨击中国一党专制制度,呼吁民主与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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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家荣登杰出青年作家榜

有七位在海外出生的作家榜上有名,其中包括37岁的华裔作家李翊云。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漂泊者》广受好评。《美国参考》专文报道了这项评选并附有入选作家名单以及他们的代表作–《 纽约客》推出20名40岁以下最杰出青年作家 。 华裔美国作家李翊云荣获《纽约客》40岁以下最杰出青年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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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畏:干干净净做一个作家

郑渊洁先生曾经在八十年代加入过“两级”作家协会——北京市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一年前,他宣布退出前者。今年他宣布退出后者。前一次的主要理由,是北京作协的行政级别,虽然从“正处”升为了“副局”,但是“为作家服务的水平却从‘正处’降级为‘副股’”了,而从“2000年后,本人明显感觉受到北京作家协会的排挤”,也就是有长达9年时间,郑先生从北京作协感觉到不自在了,说明郑先生还是忍得气的。   这一次退出中国作协的理由有三。其一,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曹文轩,在玉树地震发生两天后,“到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去了,郑先生表示,这是“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令人失望”。他因此“不能与这样的人为伍”。第二,“政府每个月通过作协给中国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而这些驻会专业作家‘真正写歌功颂德的还极少,中国老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难道这200多名每月领取政府发的专门用于写作的工资的驻会专业作家都属于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族?”第三条理由是,中国作协某些“文学官员”“根本不懂文学”,“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如果情况真如郑先生单方面所言,我觉得郑先生和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调和。只要是他们的工作需要改进就是了。如果北京市作协的服务水平好一点,也不再怠慢郑渊洁先生;如果中国作家的曹文轩不在了,或者200多位专业作家“多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郑先生应该有理由重新入会的。   可是,北京市作协已经事实上将郑先生除名了。今年2010年6月4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也给郑渊洁先生发来公文,告知“尊重您的意愿,接受您的要求”,并且还要求郑先生“把会员证退还我处”。这后一个环节,实在是做得太绝情了。二十多年过去了,郑先生也没有拿你那个证去干过什么坏事,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用过那玩艺儿,二十多年都没有看过它一次。现在人家是更有名的公众人物了,更不可能以那个本本上去谋利了。就给人家留作纪念,有什么不好呢。但这就是一个官方机构的行事方式。   中国的各级作协其实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协会,它是一个官办机构,例如,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30条载明,作协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如郑渊洁先生所说,国家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以及维持作协的日常开支。但郑渊洁的事例表明,它允许会员自由退出,这正是一个协会应有的性质,这是值得赞赏的。   任何协会都应该服从国家法律,尊重个人意志。中国作家协会是最有条件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组织的。作家的工作是创作,创作是独立的工作,因此作家不必下级服从上级,作协内部不必搞自外于法律的治理。中国作协应该只是一个交流信息,互相提供方便的一个组织。它的经费开支应该由自己筹措,它和会员的关系应该是出入两便,因志同而道合,然后共谋其事,志不同道不合,则分道扬镳,各谋其事。这应该是很自然的道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所有的组织会走上这样一条开放的道路的。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作为也成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一个组织。许多成名的左派作家都涌进了北京。他们有的成了“作家官员”。有的也还写作。除了丁玲、巴金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作家自愿放弃工资(前者只有一段时间),绝对多数成为拿工资写作的“专业作家”。当然,很快国家取消了稿费和版税,他们事实上也就只有工资收入了。但是,到了重新开放的新时期,恢复了稿费和版税制度,仍然拿工资的作家。而今,稿费和版税越来越市场化,形成了一批靠稿费和版税生存的“自由作家”,另有一批仍然拿工资写作。当然,他们是国家干部编制,自己想不拿工资也是不行的。   在新时期,中国作协也在发展壮大。新一代作家不断地成为各级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始终把成为“作协会员”看作巨大的荣誉。包括郭敬明这样的以时尚青年为主体支撑的很市场化的作家,也向组织靠拢。尽管当时郭敬明先生因为抄袭案而搞得身败名裂,中国作协亦是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郑渊洁先生来也是一位高度市场化的作家。尽管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在看“皮皮鲁”的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作协会员。他就是北京和中国两级作协的会员。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下,郑渊洁先生应该已经认识到,他反叛中国作协,没有任何经济成本和荣誉损失。相反,根据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语境,他还会获得正面的名声方面的收益。   郑渊洁先生的选择透露的是时代变迁的信息。他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0-6-6)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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