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位于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方的俄新社办公大楼。（美国之音白桦拍摄）俄罗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又找到了新的合作领域。两国都认为西方媒体控制了国际话语权，双方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最近在莫斯科讨论了如何更积极协调打破西方媒体垄断。俄罗斯与中国主要媒体负责人最近在莫斯科首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更密切合作挑战西方媒体话语权。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之一、俄罗斯著名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以激烈反西方和批评美国闻名，同时也招致俄罗斯知识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派人士反感。基西廖夫在会上表示，两国媒体加强合作在今天的环境下很有必要，双方可考虑组建共同的媒体信息空间。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打造两国媒体合作空间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统一两国媒体的报道方针，而是要向两国媒体受众提供全面客观信息，以便对那些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友好的报道做出及时回应。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在俄罗斯呼吁两国应联手对抗西方媒体，称西方媒体目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报道真相俄罗斯传媒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认为，两国主要媒体在莫斯科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对抗西方不是好主意，不会有好的效果，更不应该这样做。双方媒体最好的合作方式是应该讨论如何更及时有效报道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各自国内发生的事件，真正传递客观信萨莫赫瓦洛夫：“非常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现在都无法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上获得客观信息，比如，一些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不象俄罗斯那样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但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转型都很成功，不过，俄罗斯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中国国家非常大，内部也存在各种问题，中国媒体也应更多报道和分析这些问题。”造假照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对互联网严格监控。俄罗斯的媒体自由空间日益缩小，绝大多数媒体目前都已被克里姆林宫控制。另一方面，俄罗斯主要媒体也因为时常造假抹黑西方招致批评。最新的一起事件是，有影响力的俄罗斯RENTV电视台原本曾试图批评美国在俄罗斯支持颜色革命。这家电视台几天前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美国大使在一个星期前莫斯科的一次大型反政府集会上接受媒体采访。但随后美国大使馆和一些博客作家揭露这家电视台对照片进行了剪辑和加工。因为照片原来的拍摄的地点是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遇害的红场旁的大桥上，拍摄时间是半年多之前。但俄罗斯电视台却把美国大使的背景移花接木，改成一个星期前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民众抗议示威场面。兴趣不同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受众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他怀疑两国媒体的合作会有效果。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真的愿意与俄罗斯共同携手从事反西方宣传。伊赫洛夫：“俄罗斯主要的官方媒体现在都变成了反美宣传的武器。中国与美国的联系如此密切，中国刚刚宣布从美国购买300架波音飞机，因此，俄罗斯媒体的这种反美特点未必能让中国产生兴趣。”媒体出场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说，两国媒体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中国观众爱看俄罗斯的一些影视产品。俄罗斯受众也对中国的武术，太极拳，中医，饮食等兴趣浓厚。如果两国媒体在这个方面更多加强交流，受众和媒体都能从中获益。这次会议在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媒体分委员会的框架下举行，会议地点在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俄方出席会议的有负责对外广播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俄罗斯电视台24小时新闻频道等媒体。中方参加的机构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主要新闻机构。

1922年8月，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等地，数百名教授和作家突然遭到逮捕，苏联当局逼迫他们签署同意限期自愿离境的文件，并保证不得擅自回国，否则将被立即处死。这些人除少部分乘坐火车离境外，主要分乘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经波罗的海前往德国。由于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俄罗斯历史学家遂将此称作“哲学船事件”。此次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事件曾震惊世界，八十年代苏联档案解密后，真相终于得以面世，并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俄罗斯研究专家伍宇星在莫斯科访学期间，在俄罗斯档案馆查阅原始资料，最终编译成此书。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档案文件选译”，系从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的资料汇编而成，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第二部分“被驱逐者的见证”，则是编者选译自流放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工业国有、征收余粮、商品配给、义务劳动等，结果导致全国大规模饥馑，许多农村地区颗粒无收，十室九空，受灾数字达3300万人。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抗征粮、工人罢工和水兵起义的事件，而《真理报》每天却还在发表歌颂伟大建设成就的文章，比如政府决定修建一座全世界最大的火葬场等等。当彼得格勒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在工人集会上表示，苏维埃前所未有地给劳动者提供了免费食品、衣服和住处时，工人们在下面回答说，在沙俄时期服苦役，这些也都是免费的，而且还要好一些。面对政权危机，列宁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并动员知识界名流向世界募捐赈灾，但他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感到十分恼怒。就连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也经常发言批评政权，并拒绝当局要为他出版著作和建立实验室的动议。虽然自由遭到压制，这些旧俄知识分子仍试图保持传统，定期请朋友在家中聚会，创办协会和杂志，举办讲座。那个时期，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莫斯科的家成为一个精神中心，书房的煤油灯、越橘茶和点心欢迎着来客。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他和他的朋友却热衷于讨论俄罗斯的精神问题，以致于他曾一度遭到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的亲自审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社会革命党或立宪民主党，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社会学家索罗金在校庆会上发言说，青年人的理想应当是个人自由、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用改革代替革命、自我管理代替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宣称接受苏维埃的经济、社会体制，但却反对苏维埃对自由、个性和精神的敌视。在他看来，革命中断了世纪初的文化复兴运动，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终结。这一切当然不会为新政权所容。索罗金甚至因调查饥馑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被禁止授课和追捕，只得东躲西藏。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新政权决定将一百多名教授、学者驱逐出境。用列宁的话说：“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这些人先是被逮捕，然后是接受询问：“你对苏维埃政权怎么看？”“你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作用怎么看？”“你对境外侨民怎么看？”对于第一个问题，哲学家奥古斯托维奇的回答是：“布尔什维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之魂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和道德病症。”哲学家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回答是：“苏维埃政权是社会精神重症数百年来在俄罗斯逐渐恶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出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并坚决否认自己在从事推翻政权的政治活动，认为驱逐他们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同时，他们在审讯中也都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学术的自由，其中别尔嘉耶夫的证词最具代表性：“我认为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任务是坚守崇高的精神本原，使物质本原服从精神文化理念，成为科学、道德、美学认知的载体。我认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与国家政权的成员应该相互促进和合作。”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驱逐了，许多审讯员甚至劝他们离境。这些被驱逐的学者和作家也意识到，与那些被枪杀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人相比，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俄罗斯已不再需要他们，不再需要思想。德国方面拒绝了苏维埃政权给这些知识分子办集体签证的要求，认为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但很乐意为这些文化名流办个人签证。于是他们匆匆卖掉东西，带上家眷和行李就启程了。在彼得格勒还发生了一件事，轮船延期了两天，许多当地人冒着风险，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中居住。后来在船上，作家奥索尔金为过命名日的女性发表了祝酒辞：“智慧、信念与希望和我们在一起，但没有爱情，爱情留在那里——俄罗斯了！”乘客们全都哭了起来。托洛茨基曾对外宣称，驱逐出境是一种“预防性仁慈”，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一荒谬的驱逐却使这批俄罗斯文化精英免遭后来古拉格群岛的命运，他们的学术事业也在侨居国外时达到了顶峰。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精神的研究，对欧洲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索罗金则在哈佛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并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他们再也没有返回俄罗斯，直到七十多年后，他们的精神遗产才终于回归故土，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骄傲。（《哲学船事件》，伍宇星编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