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政府创新是公共部门为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而进行的创造性改良。它不同于政治体制改革，其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两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政府创新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可以相互比较和相互借鉴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对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创新的趋势、动因、特征、意义和困难等做一比较，主要依据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美国政府创新奖”两个重大项目过去十年来所积累的数据材料。 　　一、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创新奖” 　　（一）总体情况 　　“美国政府创新奖”（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ｗａｒｄ，以下简称“美国奖”）创立于１９８６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最初称“州及地方政府创新奖”（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评选和申报范围只限于州以下的地方政府；１９９５年，改成“美国政府创新奖”，并且将联邦政府正式纳入申报与评选的范围。“美国奖”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有２５年，总共有２７０００个申报项目。每届评选产生不到２０个的“入围项目”（ｆｉｎａｌｉｓｔｓ），再从这些入围项目选拔产生１０个以下的“优胜奖项目”（ｗｉｎｎｅｒｓ），迄今总共已有逾５００个项目获得优胜奖和入围奖。该奖项是美国在政府评价和奖励方面最著名的项目，从联邦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争相申报，无不为获得此奖而感到自豪。竞争也相当激烈，年均申报数量在１５００个左右，获优胜奖的比例在１％左右。该奖项在引导美国政府改革、鼓励政府创新、推广创新经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获奖项目受到媒体的关注，７８％以上的获奖项目在不同程度上被复制和效仿。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里兹维（Ｇｏｗｈｅｒ　Ｒｉｚｖｉ）说：“通过创新使政府变得更加有效，正在迅速变成一个趋向善治的世界性运动。‘美国奖’在实现公众目标和推广治理经验方面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而且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不仅如此，围绕“美国奖”的获奖案例，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批优秀的案例进入哈佛大学等课堂，形成了一支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创新研究团队。这支团队被称为“肯尼迪学院派”（Ｔｈｅ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ｈｏｏｌ）。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以下简称“中国奖”）创立于２０００年，最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从第五届开始由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单独举办。该奖项是“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第一个由专业机构举办、以科学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创新进行评估的民间奖项。该奖项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充分学习和借鉴了“美国政府创新奖”等经验和做法。“中国奖”每两年举办一次，主要评选对象是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从２０１１年第六届开始，对中央政府部门也评选特别奖，但评选主体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在过去的１２年中，总共举办了６届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有１７５０多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每届产生２５个以下的入围奖项目，１０个优胜奖项目，共产生了１３８个入围奖和６０个优胜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体几乎都对获奖项目或该奖项本身做过大量的报道。多数获奖的创新项目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和扩散，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的制度，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和社会的政治进步。围绕“中国奖”的获奖案例，主办单位的学者对政府创新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报告、学术论著和政策简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 　　无论是“美国奖”还是“中国奖”，都是由权威学术机构举办的对政府行为进行综合评估的专业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美国现实政治的研究、教学与培训方面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相关机构在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和培训方面，无疑也有着同样的权威性。这两个奖项都打通了学界和政界的联系，在本国的政界、学界、媒体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本国的政府创新和学术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哈佛的“美国奖”是一个学术奖和民间奖。在美国，这样的学术奖非常普遍，而官方奖则十分罕见。最有名的奖项如奥斯卡、普利策等都是学术奖和民间奖。中国则相反，官方奖很普遍，民间奖绝无仅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间的形式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的学术奖。与官方奖相比，民间的学术奖更有专业性、公正性和持久性，学术奖变得日益重要，应当也是中国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国奖”和“美国奖”还都是国际政府创新网络的重要成员，中美两国的“政治创新”在当今世界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因而，两个奖项的评选及相关研究也有着某种国际意义。 　　（二）项目宗旨 　　“美国政府创新奖”是一个集奖励、研究和教学为一体的重大项目。其中，选拔优秀的创新项目，对这些优秀项目进行奖励，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复制，是该项目的主体内容。但除此外，围绕这些获奖项目的研究和教学也是重要内容。肯尼迪学院与哈佛大学的政治系不同，它的重要任务是对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官员进行培训，案例教学是官员培训的基础课程，许多“美国奖”新奖的案例成为课堂教学的素材。首任负责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阿尔舒勒（Ａｌａｎ　Ａｌｔｓｈｕｌｅｒ）说，他们之所以发起这样一个项目，主要的宗旨是：发现那些成功地用新的策略解决重要公共问题的领导人，以此鼓励其他官员也向他们学习；通过宣传推广政府创新的成就，使那些在公共部门中业已存在的先进做法能够更加受到重视；通过宣传获奖项目，帮助其他政府部门采纳获奖者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丰富人们关于政府治理的知识，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此外，哈佛大学还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将获奖案例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以获奖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培训政府官员。阿尔舒勒还说，他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传递这样一个思想：公共部门的卓越表现，既意味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也意味着诚信、效率和责任。由于媒体和学术界对美国政府多半有着负面的评价，该奖项的设立也希望有助于改善政府形象，在有关美国政府的“好消息”与“坏消息”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个计划的主体。评选和奖励优秀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围绕政府创新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是该计划的基本内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也包含了案例教学的内容，但这方面的任务显然不是重点。与“美国奖”相比，“中国奖”的目标更加广泛和具体，也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发起“中国奖”主要有以下六个目的：其一，通过“中国奖”评选活动，发现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先进事例，宣传、交流和推广地方政府创新的先进经验。其二，通过对政府创新项目的评奖，鼓励地方党政机关积极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推进善政和善治。其三，通过对政府创新实践的深入研究，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理论。其四，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为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提供智力支持。其五，加入世界政府创新网络，推介中国的政府创新经验，分享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优秀成果。第六，树立公平、清正、科学、规范的良好评奖风气，为净化国内的评奖氛围做出努力。 　　无论是“美国奖”还是“中国奖”，都是一个集奖励、研究和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而且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在美国是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主体的美国政府创新团队；在中国是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为主体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团队。比较两个奖项的宗旨可以发现，“中国奖”和“美国奖”的根本宗旨，都是发现、宣传、推广优秀的政府创新经验，推动本国的政府创新，改善本国公共服务的质量。然而，相比之下，“中国奖”更有雄心，它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更多，其中有些目标放在美国的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中国奖”还试图推动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困难，净化国内买卖各种奖项的污浊空气。在中国，各种权威奖项通常由政府举办，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民间奖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反而往往成为获取私利的工具。② “中国奖”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给优胜奖获得者以大额现金奖励，所有相关的调研费用也由课题组自己支付。这不仅树立了“中国奖”极好的社会信誉，而且对改善中国的评奖氛围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申报资格 　　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限制，对于发现高质量的创新项目，减少评审的风险，极其重要。在申报资格方面，“美国奖”设定了四个准入条件，分别对申报主体和申报项目进行限定。在申报主体方面，严格把它限定为实施创新项目的政府部门；在申报项目方面，强调它的有效性，只有有效实施并被证明已经产生了实际效益的项目才具备申报资格。具体地说，这四个门槛性条件分别是：项目申报者必须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在申报日期之前，项目必须已经实际运行至少一年以上；申报项目必须在有效运行之中；申报者必须是实施该项创新项目的政府部门，如果其他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要申报，那么，该申报项目必须有政府部门的直接参与或监督。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奖”对申报项目的时效性进行了明确的限定。一个项目即使具有极其重要的创新价值，有非常好的创新理念，但如果还未实施或刚实施还未取得实际效果，就不应当具备评选资格。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设计，也可能会在实践中遭遇失败。 　　“中国奖”在申报资格方面，吸取了“美国奖”的经验，特别是对申报项目的时效性设定了限制条件。相对而言，“中国奖”的申报资格比“美国奖”更加严格。除了申报主体的权威性和申报项目的有效性外，“中国奖”还增加了自愿性、公益性和创新性的限制，它设定了六个准入条件：（１）组织性。申请项目必须是地方党政机关或其他合法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有组织地从事的创新活动。（２）自愿性。申请项目必须是自愿发起的，而不是上级机关强迫的。（３）公益性。申请项目必须是旨在促进社会公益的非营利性活动，所有带有营利倾向的活动都不在选拔范围内。（４）创新性。申请项目必须具有创新性，而不是刻板地执行上级机关统一规定或安排的活动，也不是简单模仿社会上其他机关或组织已经或正在从事的公共活动。（５）效益性。申请项目必须被事实证明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并且得到了活动对象和社会的充分认可。（６）时效性。申请项目必须在申请期限之前已执行一年以上，并产生效果。 　　对申报资格进行限制，不仅可以将大量不合乎要求的申报挡在门外，从而提高效率，节省工作量；而且借此可以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创新行为，使它们更加注意科学性、时效性和组织性。在申报主体的资格上，“美国奖”除了政府公共部门外，也允许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申报，但必须有公共部门参与。“中国奖”则完全排除非公共部门的申请资格，为了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创新行为，它另设了专门针对民间组织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然而，“中国奖”却认可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组织的申请资格，鼓励这些部门的创新行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工、青、妇组织的成员都被中国政府正式列入“国家公务员”系列，这些组织因而从制度规定上便是国家公共机构，这与西方的同类机构有实质性的区别。 　　（四）评选标准 　　任何评选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政府创新奖”也不例外。确定什么样的评选标准，直接关系到什么样的政府项目可以获奖，从而关系到评奖者对政府改革的价值导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创新奖最重要的标准当然是创新。“创新性”（ｎｏｖｅｌｔｙ）是“美国奖”的首要标准。它包括项目活动的内容以及实施这项活动的手段的创造性。此外，“美国奖”评选的其他三个标准是：“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重要性”（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可复制性”（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3 12:31:41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转型    ● 南开大学课题组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因为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过程的前提。     在完成对“改革”和“转型”的区分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采取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两者在改革阶段都表现出渐变性，而在转型阶段则表现出激变的特征，而是体现在从改革到转型的不同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同样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反复，采取了颇为相似的举措，如分权让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提出来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却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东欧国家是采取一种突变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而中国却采取一种平滑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7换句话说，同样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举措，为什么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可见，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必须重新思考改革对转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在1978～1992年所走过的道路。          （二）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改革为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科勒德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后来的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的逻辑和价值观”。8但是只有能够说明为什么颇为相似的改革举措会给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在这方面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局部改革之后所出现的GNP下滑、市场上产品短缺情况恶化、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因为在局部改革条件下，由于国有部门受价格管制，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而私有部门可以自由定价，这使得投入品将由国有部门流向能够给出更高报价的私有部门，而由于达致均衡后投入品的边际价值对于国有部门来说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资源实际上是从高边际效用部门流向了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总福利水平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局部改革中，计划限价使得交易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买者和卖者对资源的评价。私有部门虽然能够提出一个比国有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得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门的进入只是使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莱弗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改革很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莱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以计划配额的形式保证了国有部门仍然可以按计划价格来得到投入品供给，并只允许投入品供应商将超过国家计划配额以外的那部分产出卖给非国有部门，这样就控制住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苏联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调整配额，但由于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中央政府丧失了制约国有部门履行计划配额的能力，这使得前苏联没能控制住投入品的供给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莱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在控制投入品流失上，国家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改革举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是否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是规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关键，在没有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国家能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造成了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10而另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这说明，局部改革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已有之，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的首创。既然在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又进行了几次局部改革，那么为何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最终导致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在国家能力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产生。     可以从国家能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能力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都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从基层收集信息和贯彻上级的计划，缺乏自主权。这无疑会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造成妨碍，不利于其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提高。而社会产出的下降同样会对其国家能力造成削弱。这就决定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权为主要内容，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①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分权改革，都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情结，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削弱。显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这种“治—乱”循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钱颖一和温加斯特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改革的要求、主张和坚持，有助于克服对改革的抵制及约束，也有助于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关键原因。11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2分权改革所引发的“治—乱”循环说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要性。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众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事实上在当前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献指出分权改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王永钦等，2007），还有文献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杨其静等，2008）。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分权改革没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工业领域转移到农业领域，分权的范围也从传统体制的核心扩大到体制的边缘。由于在农业领域政府干预的作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这样权力下放有利于形成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另外，中国农村主体活动范围较小，它们之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型合约，与通过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相比，这种关系型合约具有较好的自我实施特性，而权力下放所带来的政府作用范围的收缩为关系型合约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使得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分工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生成。这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的破坏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也不能够有效地使这种自然发育形成的市场走向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然性。          二、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理解市场化     　　     经过了转型的准备阶段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次调整之后，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即市场化的全面推进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建设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即一方面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重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的关系：如何改变旧体制     　　     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制。在这方面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在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理解市场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实现了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自发地生成。这种观点构成了俄罗斯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东欧国家开始实行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为必要条件的“休克疗法”。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一系列相继的试错过程，即：可以从随机给出一组物价出发，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每个人可以确定实现他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量或供给量。13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如果对市场达至均衡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而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够在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就自动生产的。     所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是迅速摧毁了旧体制，在最大限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交易关系。其结果正如科勒德克所说，只有“休克”，没有“治疗”。14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人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正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促使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行为以及合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激发了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并且，转型迫使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这些制度结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摆脱贫困，但仅凭这些因素是不能够创建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才能够巩固和强化转型前期的成就。16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巩固”时期，而制度改革和法律规则的建立成为“巩固”时期的最主要任务。17     市场机制构建的缺失是导致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改变旧体制尤其是国有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但产权改革不会自发地生成市场经济，事实上认为产权改革应当先于市场机制构建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的国有制改革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对立起来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改变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背离的状况，实现两者最大限度的对应，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内在激励问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卸掉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各种历史包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便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获取企业经营者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优胜劣汰，解决国有企业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并不是改变传统体制的唯一手段，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主张采取产权改革的办法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持就在于，科斯曾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是可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18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一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市场越不完善，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会遇到障碍，交易成本就越高。这就是说，单纯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而缺乏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缺乏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在国有制改革问题上，不应该“要么选择产权制度变革，要么选择市场机制建设”，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对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现实状况，弄清制约改革进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重点。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改变国有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其市场机制构建是先于产权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市场得以形成，这保证了中国在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之后，可以实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构建的互补。这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对转型的意义所在。     　　     （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事实上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的成长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从而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但是如果策略选择不当、所选择的时机不合适，对外开放也有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关系型合约是相关主体长期博弈的结果，因而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体制外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开放，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来实现的。第二，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更为健康了。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它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提高本地区的产出水平，这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为融入世界市场，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削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分权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则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金碚，2004）。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国内关系型合约的作用空间更为有限，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型前因欠下大量外债而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一旦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相关的产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19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打开国门，试图融入世界市场。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声称它们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回归欧洲”。但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外部的市场世界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的世界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竞争更加公平，这有利于转型国家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健全也就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远逊于国外企业的本国产业也将会面临巨大威胁。俄罗斯的对外开放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就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面临崩溃。     对外开放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就是在外资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东欧国家来说，他们也将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与俄罗斯所采取的内部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资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在它们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本在购买能力上的缺陷，减少国家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将企业转移至“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尽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东欧国家的这种私有化方式曾一度被世界银行所推崇，在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十年转型的总结报告中，将引入外国资本看作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20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欧国家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进入到21世纪以来，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十个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夙愿。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有选择性的，它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这种私有化方式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21     从理论上来说，在生产资源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会对东欧国家的经济造成妨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在欧盟的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国家间展开，因而加入欧盟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今天，各种生产资源的流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政治方面的限制、地域方面的限制、历史文化方面的限制等。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而言，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未在各个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正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对生产资源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使得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大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部门，这会使得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而被迫进行重组，从而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产出中的大部分份额是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而利润是被外国资本所占有的。因此对于东道国来说，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另一方面，其经济的正常运转也会越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再投资。这无疑会使东道国越来越丧失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从而越来越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引发外国资本抽逃，则经济必然出现大滑坡，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     　　     （三）从市场化到市场深化：转型终结论评析     　　     由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用市场化程度来量度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这其中既包括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22也包括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几次有关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而企业界更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转型的全部，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②转型已经终结或者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罗兰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应当转型的问题。23施莱弗和托瑞斯曼也认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4这种言论在前苏联国家也大有其支持者，如马乌(2002)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转型。     这场变革无疑是一个体制转变过程，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场变革自身，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自然会对这场变革的内涵和及其结束标志作出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体制转换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只有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革的内涵，将其理解为建构一种能够促进国家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时，对这场制度变革终结与否的判断才有意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转型国家的市场化，那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体制转变的问题，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能够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和规则；第二个阶段则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起一个能够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有利于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第一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定位为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则应当定位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第二阶段的市场化为“市场深化”也许更为贴切。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已经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市场化的质量和程度。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加入WTO、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之后，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构建支持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的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在前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领域发生的“多重转型”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甚至是剧烈的重构。因此在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制度环境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而有机构成的制度结构模式，从而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核心任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将建立在“良好治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助于国家迎接挑战、克服困境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从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高效、公正发展的“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主张。26     基于以上的考虑，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它着眼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与互补、协调与互动，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探寻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一个运行规范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好的市场经济”。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激进的制度变革在摧毁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国家与社会秩序分裂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治理危机之中。而摆脱治理危机的必由路径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审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必要的治理功能。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实施渐进转型的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稳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因此，能否通过持续深入的国家制度建设，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成为影响中国顺利跨越转型深化的“临界点”，成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研究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国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作出深刻理解，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转型走向并由此确立适宜的转型发展战略。          三、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建成，因而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他们都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任务，不过，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策略也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特征          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27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不仅促使政府的目标、角色、组织、制度和能力发生了明显转变与改善，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适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治理绩效，正在迈向“好的市场经济”。     1.政府转型与治理结构变迁     转型是一个政府理性构建与个体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主体的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然而，早期主导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忽视了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这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改革政府对于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就连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德烈·施莱弗也不得不坦陈：“经济改革的速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的转轨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28。而推崇“渐进—制度主义”转型战略的热若尔·罗兰(2002)则明确指出，单纯强调瓦解国家、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是一种错误的策略选择，关键在于“改革政府组织，从而尽可能使政府官僚的利益与市场的发展一致”。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型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不断深化政府改革，这就使得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推动和协调转型进程。从1982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如此几乎平均5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OECD的概括，中国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裁撤政府冗员；增强政府的公共行为效率。29尽管在历次改革中上述四个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更加侧重于精简机构和削减成本，而1998年之后的改革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30政府改革本身涉及到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调整，因此也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摸索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标偏好、治理理念和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日益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上来。政府目标与理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其角色定位的转变，那就是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还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学习能力，更新自身的治理理念。诸如“治理与善治”等先进观念和知识日益融入政府的目标偏好并贯彻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之中。     第二，政府的组织结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日趋合理化。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务院的100个部门裁减为61个，此后虽又有所膨胀，但是在1998年的改革中进一步缩减为29个。政府机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冗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机构的缩减还伴随着机构设置的优化。在2003年的改革中，为了实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商业、贸易流通管理，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提高食品安全等目标，国家合并或新成立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社会治理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1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也进一步合并或重新组建了政府部门机构，以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了政府的激励约束结构，促进了科层系统人力资本的更新与积累。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实行“公推公选”和干部监督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等等（俞可平，2008）。这些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以维持一个理性化、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行政人员体系，这也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绩效高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施莱弗通过比较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政府治理效能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保留了老政治家，并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性行为。”32     第三，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也更加合理。传统体制下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强制推动政策实施的局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政府开始综合使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也更多地采取柔性化、弹性化的方式来激励社会经济主体执行国家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范围也不断作出调整，以界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必要边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界定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等。上述变化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调整：一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缩减多余的行政管理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政府与市场经济制度构建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推崇一种市场自发演化论，主张只要彻底摧毁计划体制，放开价格，放弃对国有资产的垄断，管住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转型确实会产生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那就是为何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型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来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待转型，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经验。卡尔·波兰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并非与生俱来的，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有效；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当初的“大转型”中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还通过关税保护工业，并努力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当市场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之时，政府还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脱嵌”于政治社会保护的市场是从未有过的。33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创建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增进市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民间部门的自发协调并不能克服所有重大的市场缺陷，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国家市场崛起阶段，权威型政府以及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它们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非正式的指导等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为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佐证。它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介入市场创建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受特定历史传统、体制结构、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而只能结合自身的国情探索一条可行而有效的市场化道路，这也就使得中国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主要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伴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政府将改革逐步引入城市。个体经济、私营部门有所发展，成为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搞活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民间力量；国有企业也迈开改革步伐，国企改革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逐步推进到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微观经济部门改革相伴随的是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等宏观领域改革的相继全面展开。在创建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最优”制度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如双轨制、财政分权、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等），促进体制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道路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经验主义改革策略。它承认改革的设计者具有“有限理性”，无法事先设计一个准确无误的改革蓝图，因此只能采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对原先的改革方案进行修正，运用改革试验、试错法等策略以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目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特别是利益分化给改革带来的阻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同时给予改革失利者必要的补偿，以化解阻力，保持市场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渐进式改革策略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承认这种体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意识到在改革的特定时期，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制度存量的必要性，从而将市场化改革造就成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的效率衰减过程。     中国渐进式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与政府转型与能力构建密不可分。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后将其垄断和控制的经济资源释放出来，为市场力量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人员的利益结构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与市场发展的“激励相容”，因而促使政府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增进市场的“扶持之手”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了权力的必要集中及其对改革的调控能力，从而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这一点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兰(2002)就曾指出，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瓦解和软弱，以至于政府无法保持一个可信的改革承诺，也不能约束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国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治理下，能够稳步培育市场轨的发展壮大，并在关键时刻将计划轨并入市场轨，走上全面市场化的道路。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也对政府治理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运转所推动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提高了其必要的经济权力，也促使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排斥与敌视走向友好与亲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可以减轻政府过度承担的经济职能，使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提高治理效率。市场的发育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提供必要的经验、技术和工具。     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内嵌于其“总体社会”结构之中的。根据孙立平(2008)的观点，总体性社会体现了一种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制度设置外，中国还在城市中采取单位制，在农村中采取人民公社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社会主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均匀。总体性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府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关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式发展战略的需要，但是也限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伤了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转型使得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政府与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变迁，社会成员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行动空间，并由此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化首先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传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格局被彻底打破。其次，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再次，相对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得到发展。目前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大约36万个，而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存在的各种民间组织可能多达300万个（俞可平，2008）。这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萌芽，中国也日益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最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导致新的观念和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在精神层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涌动。     社会结构的变革既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的需要，标志着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社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必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     政府协调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转型初期，受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推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秩序紊乱，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扶持社会的力度，并且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城市最低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傅国涌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很多。从经济上来说，已进入商业化社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商业社会，尤其温州这个市场经济走在比较前面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从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来说，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而不是什么娱乐化时代。“娱乐”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统的娱乐方式也受到全面冲击，也开始变化。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被娱乐导向所牵引，报纸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兴报纸，它的整个导向实际是娱乐化的导向，很多版面是娱乐版面，非娱乐方面的社会新闻也往娱乐方向靠，按娱乐新闻思路来制作，泛娱乐化的时代，给原来的休闲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心态日益浮躁，很难安静、冷静、平静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进入到一个全面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往的世界是从上到下垂直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以往信息的传递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最高层次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核心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是最大的，随着权力往下，信息流通呈递减状态，向下不断地递减，老百姓接受的信息主要靠小道消息。三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社会，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上打破了任何信息的垄断，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这根线上，每个人是平等的，美国总统和一个中国农民在互联网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因为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鼠标，在网络平台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     在商业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里，传统的阅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纸张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解构，已经没有神圣感，传统的阅读趋势也在走下滑线。根据最近这几年调查数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都做过一些调查，国民的阅读率持续在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出来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很多人多少年已经没有摸过书，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开始出现危机。     阅读危机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追问世界的进步，其背后一定有推动力，它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推动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造成全世界经济飞跃，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进一步把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阅读到底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每一个新技术产生的背后是什么？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互联网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互联网为什么产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产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是一个信息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国家，苏联可以生产原子弹，氢弹，但它绝对不可能出现互联网，它缺的是自由。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它的思想、它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大大的约束，要产生一种非常开放的思路，要把世界变成平的，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互联网不可能出现在苏联，只能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背后最核心的还是“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思想”狭窄化，以为思想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为“思想”是非常神圣的，跟某一些政治领袖、某一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一个念头，只不过思想五花八门，产生不同的层次，有深的，有浅的，有杂乱零散的，有系统整齐的，思想的创造力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体现的力量，时代越往后推，越接近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思想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显示、发挥出它的力量。     不要说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我们很近的邻邦，南韩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过去的，南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它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量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并不一定是它的电视剧比我们的好看，是因为支撑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那种思想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     我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叫工业白皮书，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的工业化成长做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基本性结论。其中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东部跟西方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中部地区大概跟我们相差十年，西部大概相差二十年，东部地区工业化成长空间大概有五到十年，五到十年我们将面临着工业化没有大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就停顿在这个水平上，能够消耗的资源，能够用到的土地基本上都饱和了。五到十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思考传统工业的问题，那些低层次、粗放型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     以后的人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环境问题，这可能是今天的中国面临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我们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的，我们没有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我们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粗放型产业，没有高技术产量，在这一点上，温州也非常突出，温州产业主要是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这些都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创造性，实际上没有长久的竞争力。这个时代越到后面，就越会清晰地发现真正核心竞争力是思想。思想或者换一个词来说，是核心价值，一个社会能否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否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是否拥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我们就可以把话题回到今天的阅读主题上面来。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就是关注未来，应对未来的变化。     第二是文化问题，跟环境保护同样重要。几千年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清朝末年以后，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解体，经过“五四”的冲击，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立国理念和儒家理念实际上是对立的，传统文化价值早已所剩无几，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基本上还是泡沫阶段，还未进入实质新阶段，真正的国学是要讲根基的，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于丹的书，就懂了国学，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国学要有童子功，从小学习经典，对经典非常熟悉。而我们现在走的是快餐化道路，经过现代包装的快餐化的解读，实际上是远离了经典，而不是接近了经典，经典本身来不得一点点虚假，必须下死工夫，你不理解，你也得诵读过，古人读书在私塾里就是要摇着脑袋晃来晃去，跟唱歌一样，那个很有道理，阅读就是要读出声音来，不光是用眼睛看，还要读，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经中断。     西方的文化我们还没有很好接收，现在在经济上讲市场经济，讲市场化，跟西方全面接轨，我们加入WTO，还签署了两个公约，但是人大还没有批准，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这个路径、方向是明确的，是要往西边靠。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在技术层面接收了，但是在观念层面、价值层面还是由内在的排斥，有很多制度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是中西都不靠，环境危机之外的第二个深刻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既没有很好传承世世代代东方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又没有把西方文化最核心价值接收下来，只接受了西方的高科技，接受了西方的声、光、电、色，西方一个新技术出来，手机我们换得很快，在通讯方面、电视、互联网技术层面接收得很快，但是我们跟它的制度文明、核心价值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中西不靠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子孙后代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从中国所走过一百年和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来看，中国要走向主流文明，要融入国际社会这个大方向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有什么力量的阻挡，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阻挡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尤其在温州这个地方，温州人看得非常清楚，三十年前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后来，办一个企业雇工还不得超过，今天私营企业已经占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在温州已经是完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些都是全民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是在经济层面，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也可以看到未来社会往哪另一方向不断地渐进，这个变化很可能比较缓慢，不是一夜之间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我们去享受果实，很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全体中国人做很多努力。     传统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最好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是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必须通过书本、通过其他人的成果，站到别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往前推一小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孔夫子写《春秋》，他是总结前面，孔子的思想不是一个人想出来，孔子也是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想出来一些自己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我把当代的中国阅读趋向做了一个简单划分，现在中国阅读的趋向大概是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功利性阅读或者叫实用性阅读。功利性无可厚非，一个人要安身立命，必须有一技之长，用过去的话说要有手艺，会弹棉花，会修皮鞋。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功课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或者功利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考英语的某个级，这些也可以归入功利性阅读，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可能大部分人在这种阅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人是最善于考试的民族，中国人都是考场上久经考验考出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成批量生产跟手工作坊的时代确实差异特别大，每个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大师和图书馆。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这个看作是神圣的圣地，以往我们知识传承，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大学，要不靠图书馆，而现在百度一下、搜狗一下就可以。互联网时代这种工具快捷方便，对一般性资料整理来说确实有点用，但是网络知识有一个最大的弊病，网络知识都是复印机，只要网络上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知识，借助这个东西来学习、来提升、来一般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离不开传统的纸质读书。       二、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我们都很忙，所有人都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上了高速公路，所有人都飞在空中，我们的时间特别宝贵，每个人都很忙，为忙而忙，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非常躁动不安，我们要急于成功、发财，我们要追求财富的梦想，追究成功的梦想，这些东西本来是合理的，追求财富的梦想、追求快乐的梦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天上给自己下一个最大的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下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要去花一点力气到门口去拣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化社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还有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所谓高级知识创造、第一流的文明成果很可能都不是忙出来，而是闲出来的。昨天我跟我的老师在讨论问题，哲学家不是忙出来，是闲出来，他要有很多有闲时间坐在那里做无用功，在那里喝茶，在那里看天空，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不能光是脚下地，还得头看天。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其实看天空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你不要太忙，但是为了谋生，人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会带来的，西方社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十九世纪工业高速发展时，经济不停往前奔，西方社会也曾经面临这样困惑，人们远离阅读，远离星空。但西方比我们好，它有宗教的平衡，它有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当然现在寻找宗教、寻找信仰，家庭教会据说在中国发展很快，据说有七千万人已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比较功利性、实用性的民族，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完全离开日常伦理的信仰。中国文化原创是诸子百家时，即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主要的家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各个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思考现实人生，孔孟都是思考日常生活中看得到、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东西。孔子不思考鬼神的问题，不思考无法把握的问题。老子看上去跟他是对立的，老子讲无为，老子所提供的是另一套政治哲学，《道德经》讲的也是人生，也是政治，跟孔子一样，孔子讲伦理给最有权势的人做施政的参考，就是要实行仁政。老子提供另一套说法，要每个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这样才能治得好，不要有为而治，背后还是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其他墨家、兵家、韩非子、法家更不用说了，都是围绕着现实生活来说的。     中国在原创性的文化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各个分支学科来，而西方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手里就发展出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植物学，各种学科都发展出来，人家开始往多学科方向发展，而我们在春秋战国，在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诸子百家时代，还只是思考眼前的问题，没有思考无用的问题，只思考有用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诸子百家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对诸子百家时代讨论的问题已经很陌生。现在的人变得更加急迫，恨不得立竿见影，传授快速发财法之类的东西，这是当下最急用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放在今天变得无用，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     在这样的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阅读空间，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位置、最好的地位大部分粗制烂造，最多几个月内炮制出来，用剪刀、糨糊剪辑出来的题目很醒目，很吸引你，这种阅读让你看一眼就过去，就像报纸是一天的生命，过了几天就成废纸，这种书籍提供也是这样，翻一遍就过去了，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哪方面的泡沫书能吸引眼球。现在的经济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我称之为泡沫性阅读，就像肥皂泡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精神含量，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就给传统阅读带来第二个巨大冲击，比功利性商业大得多。 我举一个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人的休闲方式可能听听比较高雅的艺术，如昆曲、京剧，电影还是比较稀罕东西。看看晚清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我非常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跟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如荣毅仁的父辈，特别是他的父亲业余生活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有时候画点梅花，他最喜欢梅花，很早就在无锡太湖边买下了一块地，种了几千棵梅花，就是现在我们到无锡看到的梅园，那个时代读书人、企业家跟今天人很不一样，荣氏家族建立了梅园以后，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不要门票，小商小贩可以随意吆喝卖东西，有人跟荣德生说，梅园毕竟是私家花园，是个人掏钱修起来的大园子，怎么可以这样？他说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社会。在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包括荣家在无锡一共办了四所男子小学、四所女子小学、一所工商中学、一所江南大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全是由个人的捐款办的，贫寒子弟可以申请免费。荣氏兄弟在那个时代企业家当中，绝对不是孤立的，比如重庆的卢作孚，他的船队鼎盛时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非常喜欢看京剧，喜欢看四川编的川剧，看戏对他来说比较奢侈，主要是读书，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拿点书看。卢作孚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他都非常喜欢看，也看一些欧洲工业史、欧洲经济史这方面书，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民生公司经常请外面学者、各方面专家过来演讲，他还办一个刊物，起名叫《新世界》，我想今天的企业绝对起不出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企业家追究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得很远，站得很高，他们赚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些分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以后办企业。他儿子到杭州找我聊天。他说小时候在家里，记得最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捉迷藏时，在书柜的后面看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很多，有很多洋文书、英文书，他父亲除了爱好昆曲，也写书法，读书，业余生活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些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对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一辈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不忘这种阅读的习惯，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能够做到，以后的人难道永远都失落，不可能找回来吗？还可能有一个回归，现在只是一种设想，将来的中国，等到工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脚步放下来时，许多人可能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三、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读这些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无用之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变成了利己不利人，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危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利己又利人的社会，才是长期可持续、温暖的社会。我们现在讲和谐，就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因子，因为不和谐，我们提议要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缺什么就会提什么，现在提学习型社会，就是阅读出了问题，我们在阅读上有危机，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强调是有针对性的。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吃得很好就很满意了，如果这个人一直在饿肚子，第一追求、第一需要就是吃饱饭，他要追求面包，但是你把面包、水给他以后，吃饱了坐下以后，第一需要之后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需要来，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精神追求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像一棵蔬菜一样，人不能只拥有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彩电、洗衣机、空调的权利，人还拥有其他选择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权利，如果光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好东西。光市场经济不够，还有别的东西，如什么什么是好东西，人的需要是都多种层次、多种需求，超越性的阅读，读无用之书满足的不是人类的第一属性，不是满足作为生物属性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类精神属性的需要，我们就是要读无用的东西，整天都去读有用的书，哪儿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可读，无用的意思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内心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给自己一些放松，给自己一种滋润，在这个当中，会得到新的体验、新的东西。     读无用之书，不做无用之事，还是要做有用之事，这是明确的。做有用之事是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孤立地生活在荒岛上，你是生活在世界当中，不可能光是为你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做有用之事，利己又利人。     遣有涯之生，知识无涯，生有涯。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非常短暂，活得长寿也不过是一百多岁，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更长寿的人，所以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存在，有涯之生如何过，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什么叫成功？现在往往把成功理解为物质化的成功，叫豪宅、豪车、二奶三者合一，三位一体就是成功，似乎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最大需要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是这样，也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社会按这样的步子在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超越性的东西，强调读一点无用之书，可能有点奢侈，但是奢侈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说不奢侈的东西，随手可以拣的东西来得太容易，未必是好东西。     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不是无根的飘萍，不是天上的断了线的风筝，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在古往今来的一条线下来的文化命脉当中，历代的传承，从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印度这样下来的，这些文化都记录在历朝历代以来书籍当中，经典读物跟普及读物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是因为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文化水准有意降低。     朱自清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今天已经成为经典，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很精到、很准确，表达也很流畅，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读物，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看，今天一般大学生也不会去看朱自清这本书，我们不断地矮化自己，把自己不断往下降，只配去读特别浅显的书，稍微有一点深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高不可及，说到底最好的书往往是并不深的书，所谓雅俗共赏才是真正的好书。孔夫子的《论语》是实际上一个对话录，苏格拉底留下来的著作也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本身很浅显，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给扭曲了、矮化了、重新阐释了，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样的书直接可以去接触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因为职业的区别，可能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读的书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真正的文化在那里面，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里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跟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这个时候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不一定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有建树，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都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你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考虑，读第一流的书就非常重要，那些第一流的书长期以来都被放在一边忽略了，总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我年轻时，在温州图书馆读过很多书，它给我一生提供的支撑是非常强大的，我经常跟人家讲，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在温州时读过一些第一流的书，我是站不起来的。我当时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等一批书，比较集中的读了两年这方面的书，一辈子可能享用不完，就觉得我背后有一种东西推着我，我看到人类曾经的文化创造，在我的眼前，就不会有别的障碍阻止我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有机会去看过一流的书，就会给自己一片内心的空间，眼前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看到星空上面有那么多灿烂的星辰，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无用之书，读跟自己职业并无直接关系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机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读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有史以来的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直接对话，在这些对话当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自己的品格得到了提升，这个过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哪怕是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有三样东西，遇到就可能改变，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甚至某一篇文章，你遇到了或许就改变了，从这里打开了你的世界。     经济学上经常讲“看不见的手”，我是做历史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历史背后也有一只“看见的手”，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关键的阶段，很可能背后有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无形的，也可能是有形的，但它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读无用之书就是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人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过程中找到这些机会，而是在无意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这样，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是这样。翻一些无用之书，很可能给你的人生奠定了新的基础，找到新方向。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浮躁的、负面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上流社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富人是世界上最富的，可以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可以闭着眼睛不想任何事儿，可以消费最奢侈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富人阶层，这样的人数据说以15%的速度递增，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最广大的底层中国可能温饱还成问题，为谋生而四处奔跑，劳碌一年挣得少，要有所改善，没有机会，儿女要受教育非常困难。《南方周末》几次报道相似的案例，为一千元医药费，夫妻双双投水自杀的案例好几个，数字都不大，就一千多元医药费。     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在教育收费非常昂贵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跟科举时代相比，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缩小，底层的农民孩子要流动到上层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社会越来越血缘化、世袭化，这种血缘化社会结构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他有钱，可以让他孩子送到国外受最好的教育，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人生下来，要么生得好，生在富人之家，要么嫁得好。这几年统计数据显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一流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下降，带来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农村已经凋敝，在工业化推动下面，农村在不断被削弱，农村过去跟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农村里有乡绅、地主，这种人代表一种文明，那些人大部分是靠勤劳和聪明，农民在农村能够致富一般是有道理的，而且农村里的富人一般都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拥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科举功名的人，这样形成的绅士长期以来是农村支柱力量，这些力量在五十年代以来彻底洗牌、摧毁，农村从文明上有一个断裂，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往城市流，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弱残、小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许是有史以来变化节奏最快的，很多的山水都不认识我们，田园牧歌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中国的读书人过去还有一条出路，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退隐江湖，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退，杭州附近有个严子陵钓台，是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现在是著名的风景点，要门票才能进去。今天，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给你隐居？好山好水要么是被圈地做别墅、富人区，要么就成为景区，得有门票，剩下的地方，生态毁坏，千疮百孔，留给我们子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确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最近这几十年的建设速度最快，生态破坏严重。 没有工业化，也不行，中国还可以关起门来搞农业社会，种点粮食自己吃，过那种传统的农业生活吗？处在整个工业化潮流的包围之中，想单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人家会把你吞掉，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路不能不走，但是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又有很多的问题，给人带来的隐忧非常具体和巨大，读书这个话题在今天也变得有点沉重和奢侈，不读书的时代，似乎读书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在这里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朋友，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悲观。 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媒体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还有读书的种子，还有思想的星星点点。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我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我获得了平等，在这本书的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么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地位一样。读书也一样，能够在读书中找到这种平等，众生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高，以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某些人高于某些人，扭曲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是荒谬的论点，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底，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时间有限，话题无限，思想无限，我就讲到这里。                                     【 2007年10月28日在“温州学人讲坛”讲，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