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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颜昌海:三年内战,是解放战争还是卫国战争?

笔者曾言道: 日本与苏俄,实际上是百余年来两个侵略中国的最大侵略者,而苏俄比日本还要厉害,给中国的灾难造成的更大。 1945 年 8 月,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 14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终于赢得了卫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日本鬼子侵略军,可是,马上又面对苏俄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得不进行一场卫国抗俄战争。苏俄发动的侵华战争,先派出 157 万苏俄侵略军侵略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再由俄国政府一手制造的侵华工具——毛泽东的军队做为苏俄侵略军的帮凶全面侵略中国大陆。最终,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中国大陆沦陷于俄寇的侵略占领。虽然苏俄在后来的形式上没有全部占领中国大陆领土,但自此至今却被一直苏俄意识形态占领奴役。 苏俄打着“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实质是为了侵略全世界,奴役全人类,利用共产主义的形式,在全世界建立其共产主义的支部,颠覆各国政府。共产中国实际上就是苏俄政府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侵华得力工具,在大陆颠覆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苏俄侵略占领了相当于 110 个台湾的 3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新疆北部、外蒙古等)。现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表面上收敛了,实际上,还在兴风作浪,俄罗斯侵略全世界和奴役全人类的野心根本并没有变,且共产主义的根子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试想,如果没有苏俄和日本对中国的邪恶疯狂侵略,如果没有苏俄政府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共产中国,中国怎么会分为分裂的几块?! 自从 1920 年 8 月,苏俄为了侵略中国而一手在中国建立和扶植起来的共产主义党。之后,共产主义党通过打家劫舍内斗外骗的无数非法武装暴动,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权建立所谓“新中国”后,中国人既成了文化精神上的亡国奴,又成了不断散失国土家园的亡国奴。共产主义党不仅疯狂导致至少 8 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还疯狂出卖割让了至少 4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给周边国家(其中包括把相当于 110 个台湾的 3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永久划割给俄国)。而且,在中国 5 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 5 千万中国人,在中国 5 千年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朝代能“和平”杀害至少 8 千万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华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必须努力恢复全国和平:一方面他要兑现抗战期间向全民所作的宪政承诺,迈出国民党施政大纲中的民主宪政步伐;另一方面他还得面对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在 1945 年已拥有 120 万军队并控制十几个省的农村上亿人口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抗战之后国民党是主动以行宪方式开放政权(还权于民)的。却真切存在着毛泽东和共产党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破坏和平的威胁。抗战后的蒋介石处境艰难:既要以行宪民主的方式谋求全国和平,又要阻止共产党凭借 120 万军队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同时还要承受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给的压力。 历史经验告诉蒋介石, 1926 年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的暴乱是一定会重现的。蒋介石深知:马列斗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内战。事实上,局部冲突 1945 年已经开始,国共全面开战不可避免。他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为此 1945 年 12 月他迎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但马歇尔礼貌背后另有心思。美国企望把中国共产党跟苏联拉开,希望中国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达成和平统一和解决腐败问题,以此作为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条件。马歇尔并不理解蒋介石的艰难处境,反而真心想促成共产党跟国民党和解。由于马歇尔的调停,国共 1946 年 1 月停战在重庆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符合美国期待的《宪法草案案》替代了国民党以前的总统制《五五宪草》,达成制定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宪法的协议。蒋介石很不满,不同意,因而与马歇尔在会谈中一再发生冲突。蒋介石其实并非拒绝马歇尔的调解,苦于中美文化传统的差异,他没法向马歇尔说清楚。马歇尔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却很希望将中共从共产主义阵营中拉出来。而且,人们现在从当时中共的报纸上,也能看到中共当时是如何地亲美、如何地赞赏和颂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治制度,如何地崇拜美国社会。但随着中共对内战准备的完成,毛泽东就拒绝学习西方共产党放下武器、做宪政党的做法,开展内战式的“解放”战争, 1947 年初 3 次拒绝国民政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美国马歇尔再也调停不下去了。 但国民党依照承诺启动了的宪政脚步依旧前行, 1947 年 11 月,内战炮火下,制宪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还有许多社会贤达参与制定民主宪法。蒋介石和国民党真切地想制定一部议会民主的宪法了:接受非国民党方面的主张,采纳了责任内阁制。共产党却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无疑,内战时期不宜实行宪政,但蒋介石的君子操守和美国推行议会民主的要求相结合,这件不合时宜的事按部就班地进行。总统虚权的内阁制宪法于 1947 年制定出来了。 1948 年 3 月 29 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开得一片混乱。国民代表资格引发国民党党员与党部的矛盾,青年党和民社党趁美国援华案还未决定之际不断增加权利要求,总统、副总统选举加重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蒋介石劝胡适同意竞选总统了却遭到国民党中常委否定。蒋为此警告:“剿匪”两年内将失败。虽然以国民大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但这种做法势必留给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党派和个人攻击他继续搞独裁的口实,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都显而易见的不利。所以蒋介石警告很严厉。可国民党临中委并没听懂他的警告,所以维持决定。这也说明蒋介石并非独裁者。 学界对于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还有过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其实,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罗家伦日记提供了生动的细节, 1948 年 4 月 4 日,他日记说:“今日开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蒋先生主席。……下午续开会,蒋先生自己提出彼不愿竞选总统,而主张让与有下列五条件之社会贤达:(一)非国民党员,(二)忠于宪法并忠于宪政,(三)有民主风度;(四)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五)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意在适之先生。蒋先生话毕,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予赞成。最后又说,行宪后以立法院之庞大复杂,政局恐常动荡不安,吾人万不能如第一次大战前后之法国内阁,平均 8 个月 13 天一个,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亦有类似主张,但彼之无锡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蒋先生复恳切发言,谓‘不能重对余之感情,而可当了解余之政策 ’ ;又谓 ‘ 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至沉痛。” 同一天,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会临时会,会前半小时蒋介石夫妇到党部总裁室约几个老头谈话,“内定总统暂不提名……开会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决,交常会研究再开全会决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他话,不由他摆布”。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为昨天的议案讨论很久,到下午一点,“说来说去还没结论”,讨论之激烈从居正日记不难看出,最后结果是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天的罗家伦日记说:“闻至傍晚蒋先生让步,并托人告适之先生,谓彼之主张通不过,心中难过,恐对适之先生不起云云。闻蒋先生让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总统候选人,则现在竞选副总统者皆将提升一级,从事竞选总统,彼之原来目的仍达不到。更见李(宗仁)态度之骄横,遂牺牲原来主张也。好题目竟做出坏文章来,可惜可惜。蒋先生眼光实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属不了解,亦多为自私也。”罗家伦为北大“新潮社”健将、“五四”风云人物,留学归国,先后做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敬重老师辈的胡适,对当政者蒋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对蒋的评价很高。 当天他的日记里不仅提到胡适当天换了住处,而且提到在翁文灏处吃晚饭时遇到胡适。这些信息不是凭空的想像。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 1948 年 2 月 10 日王世杰日记中就说,蒋在上庐山休息前对他所信赖的张群就说,“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蒋有意推胡适这样的清流为总统,自为行政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可惜他的党内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 1949 年 5 月 5 日,时为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蒋先生就总统职的一天,何等热闹。又回想到我于 4 月间赞成他不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拥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说: ‘ 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我做总统,照你们的做法,我想不到两年,这局面就完了。 ’ 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于今年 1 月下野,竟不出一年。当时所可惜的,是他见到了而不曾坚持他的主张。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 1 月 22 日,得知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的消息,远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感触万端,国事恐更不可闻矣。为国家前途悲,非徒为知遇之感已也。设介公于去年选举总统时引退,其为公为私之佳妙为何如。乃当年介公有此主张,(我是在会场公开赞成者)而群小包围,不任其变一作风。介公最后亦不幸让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脱口而出:“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恐怕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不幸一语成谶,而且只有一年出头,就要面对“一片降幡出石头”,高处不胜寒的蒋氏预感到了大厦将倾、江山易手的危机,他也无力回天。 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的命运还真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两年后败退台湾。 不过,当时的时局演变,已不在蒋介石掌握之中,即使胡适勉强当上总统候选人,变数仍然很大,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未必买账,蒋的谋划也未必能成。 1948 年面对铁板一块的中国共产党的强敌,行宪导致国民党为代表、副总统的名利竞争而人心涣散。正如蒋介石的日记反省所写:“党员之跋扈枭张,只顾争权夺利而不能存有革命历史与民族利益之存在也。”故而蒋介石根本就不想当总统,就任总统之际就料想:战胜共匪无望,“只有决心辞职下野之一途而已”。之后立法院中的纷争更让蒋介石深感“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的苦痛。 2009 年 6 月 10 日 《南方周末》刊载的朱宗震《蒋介石对 1948 年行宪的 “ 反省 ” 》一文,人们从中可以真切感知蒋介石走过 1946 ~ 1948 年中华民国宪政从预备到行宪的诚信品德、痛苦心灵和后悔。为了中国不被沦为日本殖民地和苏联的马列主义文化殖民地,蒋介石艰苦奋战大半生。 但这中华大英雄,至今却被一些大陆人骂作“卖国贼”。 历史却是公道的,比如《蒋介石日记》就展示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从 1917 年起直到 1975 年去世,除了去世前病重外,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蒋介石生前从未公开自己的日记,他的日记是为了“吾日三省吾身”写给自己看的,而不是“毛泽东选集”是为了造神和愚民。因此,他的日记展示了一个完全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去世,日记由儿子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去世则由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 2004 年末,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把共 50 本《蒋介石日记》全部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同意胡佛研究所将日记原件进行永久保存的技术性处理后,从 2006 年到 09 年,分四批向公众开放。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馆负责人郭岱君,全程参与了《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工作。郭岱君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她说:“蒋介石几乎半个世纪都是中国的主导人物,所以他的日记里面记载的东西,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重大政策,重要人物,重要决策过程,等等,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更对于很多我们一知半解,或者扑朔迷离,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的脉络。”郭岱君表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蒋介石本人,更有助于人们研究从 1975 年上溯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真相,“所以我们看日记,也看到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和发展,包括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领导人物与外国的关系,包括非常广泛。”人们还可以清楚了解到,蒋介石为什么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领导国民党和领导中华民国,“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在国民党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当时,如孔祥熙、宋子文,还有汪精卫、胡汉民,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汪精卫,或者胡汉民,他们主政,都需要蒋介石。为什么?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所信赖的人;他创办了黄埔军校,他有军事的基础;他看事情会想到中国的东南西北,北方的外患,西方的边疆,东边的日本,南边的其他国家,他会有一个权衡;他自己非常努力自修;然后苏共也对他另眼相看;加上他本身的政治手腕也相当圆熟。假如历史重来一遍,他还是要脱颖而出。”郭岱君说:《蒋介石日记》记录的主要是党国大事:如早年部分,记录了北伐,围剿红军,国共合作,抗战,国共内战,等等。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记录了,台湾的发展、台海两岸关系、台湾与国际交往的重大事件,包括朝鲜战争、改造国民党、台湾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核试验、越战、台湾退出联合国,等等。 《蒋介石日记》交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向公众开放。公开以来,前往阅读者络绎不绝,有当地和来自台海两岸以及美国、日本的学者、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越来越多公正评价蒋介石的声音,这与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大量史料公开,不无关系。 郭岱君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对于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了解从 1975 蒋介石逝世上溯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真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撰写的历史中,蒋介石被描写为独夫民贼。最能激发不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中国人对蒋介石义愤的,就是共产党所描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共则称自己是八年抗战的领导者。但阅读《蒋介石日记》,可以知道, 与共产党的宣传相反,抗战期间,蒋介石指挥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日记》中有详细的解释,郭岱君说:“实际上日记公开了以后,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 30 年代初的时候,经过几次围剿,共产党所剩不多,就两万多人了,蒋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股没有办法消灭的力量。可是他想到抗战, 9.18 以后他要争取时间,所以要赶快迁都西南。四川、云南、贵州都不是中央军能够去的地方,因为都是军阀控制的。蒋介石其实一生都没有真正控制中国。那么怎么办呢?他想要迁都重庆,他后来想得一计,他说:借剿共以掩护我抗日准备之决心,借剿共以安定西南。他说日本最怕我们西南安定,我就不让日本人得逞。‘我要借剿共以掩饰我安定西南的决心’这样的句子非常多。他想借剿共,把红军往西南赶,中央军在后面追,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进去。” 除了抗战以外,人们对与蒋介石非议最多的,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认为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腐败。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此早已有所警醒:他在抗战末期就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了,他经常在日记里写:为什么工人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妇女要支持共产党?为什么青年学生不相信我们?他提出很多问题:土地问题怎么解决?农民问题应该怎么办?他有很多想法,他认为将来一定要改革, 他要把国民党改成中国劳动党 ,他说党员要到乡村去服务三年,青年学生高中毕业后要到农村去服务两年然后才能考大学。也就是说,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上层的制度,但跟下层还是有距离的。他非常非常希望改革,特别在内战的时候,连战皆败,他在日记里几乎每天都在反省,当时国民党的贪渎,士气低落,等等问题,他非常清楚。但是,实际上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让他来改革,因为每天都在战争之中,所以一直到了台湾,才真正有机会来改革。 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后,国民党的改革终于成为可能, 1949 年后的《蒋介石日记》,大量内容都是记录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心改造国民党,和在台湾实行新的经济政策,郭岱君说:“经过 1950 、 51 年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国民党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让他决心来改革,彻底地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是党的改革,政府的改革,也包括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前是计划经济,到台湾后他想,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慢慢脑袋就变了,改为市场经济。因为很勇敢地做了改革,才奠定后来台湾的发展。”…… 而自 1949 年后,中国大陆人民至今生活在俄寇侵华共产主义的邪教暴政奴役下。 1989 年,邓小平就对戈尔巴乔夫说过:“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俄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 共产主义邪教使得中国大陆变为俄国的侵略占领奴役国。而俄国却是个成立很晚的国家,在中国元朝时期,只有一个莫斯科大公国。地盘很小。只管辖附近几个城市。 1547 年,中国明朝嘉靖皇帝 26 年,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伊凡四世,自己按照拜占庭王朝的仪式加冕,自己称呼起“沙皇”,把国号改为俄罗斯,这才有俄罗斯这个国家。自伊凡四世建立沙皇制度起,就开始对外侵略和扩张,掠夺、抢占地盘,奴役、搜刮被征服人民。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原本都是中国的领土。自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就连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占领,侵略步伐越来越快。自从 16 世纪中叶起,历经沙俄、苏俄、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共和国各个时代持续至今,俄罗斯已经侵略占领了至少 577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包括尼布楚、雅克萨、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新疆北部、外蒙古等)。历史的教训是:无论俄罗斯的名称变为沙俄、苏俄、俄罗斯联邦或者俄罗斯共和国,事实上,俄罗斯侵略占领中国领土是越来越多!无论俄罗斯的名称变化再多,口头上多么亲善,俄罗斯对中国进行侵略占领奴役的野心从来没有变过,俄罗斯对中国进行侵略占领奴役的行动一直在进行着! 当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将军对俄国侵华问题,有过极为深刻的论述。他说,“至于俄国之利益,在于得一虚弱中国为邻,此固系当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因此彼虽对华极讲口头亲善(此种亲善效果在实际上只使中国土地日减月损而已!)而其方针却在努力保持中国虚弱现状,或者更使此种虚弱程度愈为增加。”瓦德西的话是在一百多年前讲的,过去的一百多年,证明瓦德西的论述非常准确,很值得中国人民深思。 一直到现在,苏联都垮台了,他们还是把很多过去的不平等条约都承认下来,等于把过去苏联侵占的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加上 160 多万的外蒙古统统都成为苏联的,中国就失去了这么多的领土。 因此人们不得不反思: 1945 年 -1949 年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不是国共内战,实质上而是中国人民的卫国抗俄战争。中国人抗日战争用了 14 年时间,最后在民族英雄蒋介石的领导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中国人抗击苏俄共产体制的侵略,却至今还看不到完全胜利的迹象。 那么,谁将会是未来中国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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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猫眼看人:难以置信,众多大科学家竟然都信神

多年前,联合国曾经用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进行了一项调查,即调查最近 300 年间的 300 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其中除 38 位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以外,其余 262 位科学家中,不信神者仅 20 人,占总数的 7.6 %;信神者则有 242 人,占 92.4 %,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更令人惊奇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信神者竟占 93.27 %。 这长长的信神科学家的名单中,有不少我们熟知的名字,如物理学之父牛顿、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郎、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种牛痘的琴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现代原子能大科学家普赖特…… 除了这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相信造物主的存在外,当今世界各国科学家信神者亦非罕见。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科学与宗教并非是排斥关系,他们可以一方面探讨世界的奥秘,一方面赞叹神的伟大。 比如 400 年前当天文学家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发现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色原理等的物理学之父牛顿,深深意识到创造浩瀚的宇宙者的伟大。他曾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有的神面前。”“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是绚丽多彩,各种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是出于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 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拥有 2 千多种发明,但当记者问他最大的发现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我发现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他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立了一块石碑,其上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 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伦琴在发现射线后,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根据《圣经》希伯来书第 4 章第 12 节的内容,取希腊文“基督”的第一个字母“ X ”为名,称为 X 射线,或称为 X 光,即基督耶稣之光。 被称为“火箭之父”并于 1909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布劳恩曾说过,每逢他感到无能为力之际,他总是要向上帝祈祷。 192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康普吞博士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曾在 1946 年转载入上海英文《科学文摘》的文章中写道:“要紧的是具有对上帝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子女,他有权力得到更多的享受,一方面在现世,一方面在来世,信仰足以使我们的生活具有高贵感。” 191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量子论的发明者、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于 1945 年信教,他曾说过:“我们无论看何处或调查我们以为距离很大的地方,宗教和科学之间是不可能找出一个矛盾来;而对最大的问题,却看出完全的意见一致。宗教和科学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相反,是互相完成的,好像是为相辅相成具备了条件。”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在常人中的佼佼者走上了信神之路?或许现代天文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基本粒子物理学权威、法国科学院院士勒普兰斯•兰盖 (L. Leprince Ringuet) 所言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信奉基督的科学研究人员,在现代科学的两个主要特征前面——注视世界和拥有世界——感到非常舒服自在……因为这两个特点符合其信仰的深层反响,正属于其科学家使命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这是基督徒有幸所参与的天主创造世界巨大工程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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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9.23)——被遮羞的历史&被污染的灵魂

1 、张维迎《改革必须有理念和历史责任》: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决议》三十年之后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2 、大河网报道,洛阳国税局称 1 元钱“巨奖”符合规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奖励规定,对于 100 万元以下收缴入库税款额,给予检举人 5000 元以下奖金, 1 元当然是在 5000 元以下这个标准内。依照 100 万元与 5000 元的对应关系,他们对商家处罚为 100 元,原告应得奖励为 0.5 元,所以 1 元奖励并不违法违规。(评:这么说举报人还赚了五毛,国税局真是太大方了。) 3 、《环球时报》日前发文对骆家辉与中国媒体提出告诫:骆家辉身边逐渐形成类似 ‘ 狗仔队 ‘ 的报道网络,他每一个行为都被媒体包装成美国官场“廉洁的细节”。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应当自重。希望骆家辉好好做美国的驻中国大使,也希望中国的一些媒体,不要把他的身份搞错了。 4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一名男子进京旅游,住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小旅馆,被截访人员误当成了上访者,遭殴打遣返。曾参与截访的知情者称,早几年小旅馆通知一个上访者入住信息可得 100 元,黑保安公司遣返一个收费 2000 元。“现在,价格都翻番了”。 5 、南方都市报 22 日报道洛阳一男子挖地窖囚 6 名歌女当性奴事件,发出这一报道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当天中午在微博上称,他在洛阳的酒店内遭到质问,追查“洛阳性奴的稿子谁跟我报的料。说我侵犯‘国家机密’!” 6 、国际红十字会说,全球肥胖人口已超过饥饿人口,但是粮食危机正在造成营养不良的人数增加。根据统计,全球去年有 15 亿人面对肥胖问题,营养不良者则有 9 亿 2500 万人。红十字会亚太区主管指出,存在饥饿问题不是因为全球性缺少粮食,是因为分配渠道不畅、浪费和价格高涨,造成穷人吃不起粮食。 7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9 月 12 日 至 22 日,温州有 7 家老板“失踪”。温州最大眼镜企业老总欠 20 多亿跑路。尤为戏剧的是奥米流体设备公司,中秋节送 300 员工去度假,等员工回来,公司空了,老板不见了。 8 、北京顺义区后沙峪村村民赵先生因 8 月份家中被盗后报警,被村里扣除了他当月的“和谐奖”奖金(按每户人均 15 元每月发放)。赵先生称,村委会怪他没看好门。据悉村民被扣奖金并非首次,村委会每月去派出所调出报案记录,发现谁家出问题,便扣除其当月奖金。 9 、现在从传统能源枯竭倒计时来看,整个全世界石油资源大概能用 46 年,中国只用不到 10 年,天然气大概全球能用 59 年,中国能用 19 年。我国 2010 年消耗原油 4.16 亿吨, 55% 依赖进口,其中中东占 45% ,非洲占 8% ,俄罗斯大概占 8% 。 10 、近日,宜宾网络上流传一张 B 超检查报告单的图片,显示一男子被检查出“子宫形态正常”。昨( 21 )日,记者从出具该报告单的医院证实,该报告单真实,系工作人员制作失误。 11 、网友曝光武功县商贸局纪委书记张凌燕,通过私自改小年龄,摇身一变从一个普通工人当上局领导的问题。“如果按张凌雁 1978 年的出生年龄计算,她本人就是在 14 岁生的儿子, 16 岁生的女儿。” 12 、近日,深圳港货店出现假冒的港版美赞臣 A+ 婴儿奶粉,据爆料人介绍,此次以成人奶粉冒充婴儿奶粉一共购入了七百多罐,已回收五百多罐,其余奶粉已流入广州、深圳的港货店及其他城市,难以追查。 13 、据报道,美国已废弃的“高层大气研究卫星” 23 日将在失控状态下撞向地球。卫星通过大气层时多数会被烧毁,但估计仍有多达 26 块、总重量约 500 公斤 的残骸落到地球某处,最重的一块约重 136 公斤 。科学家估计,卫星碎片砸到人的机率约 1/3200 。不过,过往从未有过卫星坠落伤人或损毁重要建筑的纪录。 14 、 9 月 23 日 ,巴勒斯坦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中国表示支持。但这一意图一表露即遭到以色列、美国强力抵制。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即使全世界投票 10 次,我们也不能接受建起另一个加沙。” 15 、存款正在加速流出银行体系, 9 月份前半个月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 8 月末减少了大约 4200 亿元,出现了罕见的天量负增长。分析人士称储蓄搬家后很可能流向理财、信托、艺术品、收藏品市场,甚至高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市场。 16 、南都:你以前说很在意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李阳:对,现在也是榜样啊,家暴榜样。不是好榜样吗?南都:你真的这么超脱吗?李阳:要不我怎么能成为偶像呢?南都:我们中国人也讲,男人不能打女人。李阳:就像共产党员不准贪污一样,道理谁都懂。 17 、崔永元:月收入 1 万,要交 14% 个税, 12% 公积金, 8% 养老保险, 4% 医疗失业险 =3800 元,剩 6200 元;如果你拿出 6200 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 17% 增值税, 28% 各种杂税 =2800 元,所以一个月赚 1 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 6600 元来养狗。而且你无权过问。什么都不公开,全他妈的是机密。 18 、微博妙语:他们是犯事儿的,也是扛事儿的,他们是干活的,也是顶雷的,他们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他们是壁虎的尾巴,也是鸵鸟的屁股,他们是炮灰,他们是盾牌……他们是临时工。 19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20 、孙骁骥《中国人有什么病?》:中国人精神上的苦闷病,乃在于思维概念之中没有“人”而只有“民”,以至于以民代人,造成了集体的麻木不仁。鲁迅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文字,人皆耳熟能详,其中有段话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看来,中国“人将不人”的病理在于得了一场桎梏人性的“慢性病”,而只有在药到病祛之后,人才能够生而为人,其后才谈得上恢复、调养和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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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平民总理:温家宝

                    近日,在大连召开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和企业家交流,大力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实现民主,可以“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使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番话,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温总理出生于书香世家,如果不当总理,他很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地质学家。然而,历史没那么多的“如果”。众所周知,温总理的这届政府,是最“多灾多难”的政府,从 2003 年上任伊始,就碰上“非典”,接着“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大旱”等等,没有哪一年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家停歇过。因为,在每次灾难的现场,都会有他的身影,悲伤、落寞、无助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汶川大地震,他在现场没日没夜地指挥抢救,不顾形象地摔电话,对电话那头不愿意支援的部队怒吼“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温州动车事故,他抱病前来,亲自面对国内外媒体,痛批铁道部的不作为不救人。他没有告诉别人他做了什么,但事实上,他都在努力。在人们对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和教育政策深感痛恶的时候,他也毅然撤换掉周济。‘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总理为民间疾苦经常夜不能寐,甚至泪流满面。 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实即使作为一国总理,想要推动一项改革,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建国以来,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朱,都带着强人政治的色彩。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一言九鼎,对总书记、主席、总理的人选完全可以一人拍板,在近日频繁走近人们视线的朱镕基总理身上,也可以看到强人政治的一面。人们怀念朱镕基,是记住了朱镕基的雷厉风行、怒目金刚,对比时下的贪污腐败,只不过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对于从文革时代苟延残喘下来的后代们来说,抛弃“政府万能”的“奴化思想”,从而走向“人民自救”的“自由民主”道路,显然还需要更长的路要走。 胡温政府正是在做诸如此类的尝试,而时代的进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一言堂”作风。红色后代的兴起,瓜分了国家的利益蛋糕。原有的毛泽东一家发展到现今的五百家,每一届的利益分成,蛋糕越来越小,人却越来越多。利益攸关者的增多,意味着意见的难以统一。最大股东也只能客串主持人,最后宣布“决议”而已。何况,温家宝势单力薄。 势单力薄这个词用在堂堂一国总理之上,有些悲凉。为何说温总理“势单力薄”?你见过哪国总理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够在纸媒甚至网媒上出现吗?你见过哪个国家的总理喊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却只能在国外吗?还有的网友爆料,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一个五毛就有权力决定总理的话对不对外发布,这是不是很神奇? 这不只是一国总理的悲哀,而是一国人民的悲哀!想想都让人怆然,一个总理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平民百姓怎么办?谁去保障你的权利?这不得不想起文革时代刘少奇的悲剧,国家主席拿着《宪法》都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死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因此,以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对抗腐朽的体制的。他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只能不断地呼吁,让社会共同为之努力。但是,社会误解了他,认为他开“空头支票”。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其他高官一样,偶尔出来溜达一下,对民生不闻不问,可能这些高官深知“做多错多”,果然,除了温总理挨骂,他们都稳如泰山。温总理深知,人民需要信心需要希望,只要人民有信心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 夹缝中的温总理,“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他想更多人达成共识,合力推动改革。在胡耀邦的历史定论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温总理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方面高规格纪念这位改革开放的坚定领导者,肯定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努力。一方面也以胡耀邦精神鞭策自己努力前进,“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再回兴义忆耀邦》)。 在中国,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般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但是,温总理却连假日都不属于自己,他需要到各地去慰问,去询问猪肉多少钱一斤?也许,他并不需要这么操劳,但是,温总理做不到不操劳。因为他不过问,民间疾苦就无人关注,他哪怕公开说一句话,都能够动员社会一起围观。 比如,当年他为农民工讨薪,随后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待遇、生活问题总算多了关注,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他接待上访民众,和网民交流,和市民打球,他去学校里视察,当场批评学校总是安排好一些学生糊弄他,让他听不到真话。他重视国务院参事室,关心知识分子。不讳言历史真相,也不回避敏感问题。他奔波于世界,不顾劳累。要知道,日夜颠倒的时差痛苦,年轻人都无法适应,但是他做到了。他每次视察,总是不断鼓励群众:“你们想想,还有什么要跟我说?”他让人民深切感觉到,总理不是高高在上的、威严得难以接近的“神”,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亲和得让你感觉不到他是总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这是他担任总理时的一番肺腑之言。温总理,也许不是最有能力的总理,但他是最真诚的、最亲民的、最努力的总理,历史终归会给他一个正面的、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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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盛洪:应该关闭的是北京市教育局-

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敢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千古大耻。 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谎称那些失学的孩子可以全部被分流到公办学校,但孩子的家长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要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把“五证”作为中国公民孩子受教育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个神圣的权利放在了行政部门自己规定的“许可”之下。其实,真正该拿出来证明的,恰恰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自己:关闭别人的学校、禁止别人办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假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政府有某种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叫作保证全中国所有孩子的起点平等。因为有某些家庭的收入较少,不足以支持孩子上学,从而最需要公共机构的扶助和支持。我们假设,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成为一个机构的时候,它的义务或职责,就是向在其境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北京市境内的中国公民”是否包括那些到北京来打工的外地人或农村人呢?显然包括。因为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这种权利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剥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居民跨城乡、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流入人口已是一个地方的正常且合法的居民。一个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公共服务,当然包括教育上的辅助或资助。《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那么,北京市地方政府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了吗? 从八十年代开始,经九十年代到今天,到北京来工作的外地人和农村人成千上万,他们为北京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为所有这些人的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服务吗?对此我并不掌握全面的信息。但我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反证,它没有履行它本应履行的义务。这就是,它不止一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北京已经创立并教学了很多年。例如媒体披露的红星小学,就在北京设立并教学了十二年。我们试想,在这十二年间,若没有红星小学等打工子弟学校的努力,在北京的数万以至数十万孩子岂不没有学上了吗?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不正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履行它自己的义务的一种补救吗? 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向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却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批评和惩罚,反而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些弥补它过错的民间学校来了。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想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可以鼓励民间力量来办学的,但如果民间有困难,它就应施以援手。而在民间办学中,为富人的子弟办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不会为经费发愁,但为穷人办学就相当困难。在印度,有大量为穷人子弟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社会大部分孩子的教育服务。例如在海德拉巴市,有 61% 的孩子在未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上学。这种穷人学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从这个角度看,十几年来在北京挣扎奋斗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及其教师,是令人敬佩的教育英雄;但在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眼中竟一文不值。我不知还有更为颠倒黑白和恩将仇报的情形了。 当北京市教育当局指责这些学校没有资质的时候,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它自己的过错吗?所谓“没有资质”,就是因为这些穷人学校的财务捉襟见肘,不能聘用高素质的教师,添置充分的设备,以及租用更坚固和宽畅的教室。难道这不是教育管理当局应该出手援助的地方吗?然而尽管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手握巨额公共教育经费,却对关乎穷人子弟的学校一毛不拔,自我设立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所谓办学许可,反将它不履行义务的结果当成它关闭这些本该表彰的学校的理由,这不是太过荒诞了吗? 最重要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自己有权力关闭这些学校。翻开中国宪法,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创办学校是中国公民的天赋权利,行政部门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至少不能妨碍他们。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没有一条规定行政部门有限制公民自由办学权利的权力。 实际上,行政部门控制教育只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操控整个社会的体制的一部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公正;改革开放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宪政层次的纠正。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还权于民,裁撤了大量管制经济的行政部门,人民有权利自由创办企业,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又印证了这一宪政原则,即人民才是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宪法来源,后者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反过来限制它的政治委托人。很显然,北京市教育当局自我授权、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是一种僭越权利的狂妄举动。 最后,我们承认,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有关“资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谁的资质有问题?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了“不合格”的机构,但关键在于,是哪一个机构不合格?我们也看到了“危房”,关键在于,是哪个房屋里有真正的危险?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到底是谁推进了北京市的教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教育;又是谁在破坏北京市的教育,使大量的学龄人口失学,不是很清楚了吗?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这一恶行不仅给打工子弟上学造成了困难,更是在颠覆我国有关公平与教育的宪法原则,挑战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底线。这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滥用公权力现象达到的新的高度。他们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这就是规定他们义务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不能有效实施,用来对他们加以惩罚。然而正因如此,宪法就无法落地;就会鼓励其它地区和其它行政部门也起而仿效,最终瓦解我国的宪法原则。所以,我国社会已经到进行宪政改革,保卫宪法,阻遏宪政崩坏的加速度的重要关头了。 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违宪诉讼和违宪审查的有效机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严惩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撤消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果断举措,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宪法原则、打击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的坚定立场;由此扭转宪政崩坏的势头,证明政府的存在符合人民设立它时的初衷,以及执政党有政治合法性继续治理这个社会。   (转载自 FT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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