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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前中国的中医所说的原理，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得到了证实。 2011年7月20日晚，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中心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听众不分年龄、学历、身份，都被当日演讲的题目“情绪平衡的方法”而吸引，主讲者是来自荷兰的著名心理学导师罗伊.马丁纳。 马丁纳熟悉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我所做的不过是把古老的传承和新的方法结合在一起”，马丁纳告诉本刊记者说。 在国外，像马丁纳这样的“导师”还有很多，他们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理论体系，并应用于实践。而国内，“张悟本”们却在大行其道。 曾有多位热心读者致信本栏目，问“传统文化如何应用于现代人的生活”？事实告诉我们，在这条路上，中国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情绪是一种能量 兰溪：情绪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你却让人对其有新的认识，你是如何看待情绪的呢？ 罗伊.马丁纳：情绪是我们给感觉贴上的标签，而感觉是我们通过身体去体验的东西，它们都是身体里流动的能量。我学习医学，了解身体的结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我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针灸，这让我对身体的能量有深刻的认识。当我们专注于日常事务的时候，常常会失去与身体的连接，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不懂得去处理这些能量，他就会停滞在身体的某个地方，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疾病。 兰溪：这个“能量”是可以用仪器测量到的吗？ 罗伊.马丁纳：当然啦。俄罗斯现在已经发明了最精密的仪器，它们不仅可以去测量还可以去处理，这个技术已经被医生应用于临床治疗。这个仪器非常精准，如果同一个病人连续测量三次，会发现三次的结果是相同的。这是非常科学的研究成果。 兰溪：情绪对人的健康、人际关系等方面破坏非常大。 罗伊.马丁纳：是的。在我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它就自发地反应了，会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气，那时你就像一个火山一样爆发。每年有多少人死于癌症、心脏病以及各种疾病？这些病都是跟他们的生活相关。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吃了病就会好，很抱歉，我的结论是，这种药丸不存在。这就像你早上刷牙，晚上还要刷牙，因为这些行为，你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和改变。情绪是一种帮助的因素。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马上去改变它，不断训练自己，你就能做到健康快乐。 我通过大量研究，发现80%的慢性疾病背后都有一种没有解决的情绪。我治疗的患者中很多人有慢性疾病，他们接受过各种治疗，吃过很多药，但是他们还不明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制造了这些麻烦。所以我才从一个医生变成了一个教育者，因为我厌倦跟每个人说同样的故事，所以开始写作，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接纳它 兰溪：你的方法对癌症也有很好的疗效？ 罗伊.马丁纳：在我看来，癌症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情绪的过程或者结果，我们因为害怕它，所以要通过手术、化疗放疗去摧毁它，这种治疗方式可能对患者来说更危险，这些治疗会引发更多的癌症细胞。我三十多年前从医学院毕业，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花了这么多钱去研究，癌症的治疗方法跟三十年前比没有多大的进步，不过还是放疗化疗。为什么没有人说，也许我们的研究方向是错误的？我试图从另一个方向寻找办法。 兰溪：如果说癌症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治愈，也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这个世界医学上的难题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不向全世界推广呢？ 罗伊.马丁纳：你的想法有点简单，要看医学界是否认可这种治疗。现在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用一种方式去培养学生。在美国，有很多医师就是因为没有用通用的疗法，而被起诉，吊销执照，甚至被投入监狱。在欧洲，（我的治疗方式）目前也很难被医学界的权威所认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向这些权威去挑战，太困难。 兰溪：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呢？ 罗伊.马丁纳：情绪是一种能量，而能量是需要流动的。用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只要让它流动起来就好。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存在，接纳它，而不要抗拒它，感受它，认可它，与它共处，它就会流动起来啦。带着爱自己的心情接纳它，同时可以做一些按压，和正面的意念引导，然后告诉自己，“我可以放下它了”，享受放下的宁静。这需要不断地练习。 别担心做错，只要做点什么都会有作用。举一个例子，在荷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牙医，他为什么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无痛牙医，他能保证不让你疼。其实他做的每一个步骤跟其他医生没有两样。只有一点，他治疗时让患者手中拿一个按钮，并告诉患者，只要感到疼痛就按那个按钮。其实那个按钮没有连接到任何地方（笑）！事实是，只要你抓住什么，而且能做点事，就会放松，所以疼痛就会减轻。这是大脑的运作方式。 兰溪：你会对自己的情绪做怎样的觉察和调整ς 罗伊.马丁纳：我每天早上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安静地问自己：这一天我要怎样安排？与其说是冥想，不如说是创造。如果每天早上那么做，花5～10分钟时间，你就能训练自己的头脑和心智不受外界的干扰，聚焦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这一天中，你肯定被干扰，也肯定会有压力，因为有觉察，你会很快地改正自己。我最大的秘决是呼吸，每当感到紧张有压力的时候，如果开始缓慢均匀的呼吸，马上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平和、和谐、快乐。这样就可以摆脱紧张。我的第二个秘密是，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那么严重，没什么大不了的，呵呵。 大道同归 兰溪：我发现这与佛家“内观”的方法非常接近。 罗伊.马丁纳：非常同意，“大道同归”，很多方式归途是在同一个地方。比如，催眠的方法有几千种，你还可以去发现新的，一旦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法则，你会发现最简单的（催眠）方法是最有效的。 兰溪：你好像对中医很了解，能否讲一下情绪平衡和中医之间的关系？ 罗伊.马丁纳：它们之间联系很紧密，因为整个的情绪管理理论是根据中医研究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特别让人惊叹的是，几千年前中国的中医所说的原理，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得到了证实，现在有仪器可以测量我们的经络，得出的结论与几千年前的中医说法是一致的。在西方医学中认为，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疾病，而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情绪的平衡才是健康的保证。我想大胆的说一句，中国没有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中医，却又接纳西方的医学，产生很多副作用，所以我把中医中古老的智慧和现代医学结合当作自己的使命。我非常荣幸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告诉中国的读者。 兰溪：你的中医知识从哪里学来的呢？ 罗伊.马丁纳：33年前，我已经开始学习中医了，那时（中医）在欧洲确实很少见，我是跟亚洲的一些大师学习的，当时的所学是我的基础，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方法，变成新的治疗方式，比如中国的针灸，我把它变成了用手指压（穴位）。现在西方有很多针灸学校，我感觉在西方好像比在中国更加尊崇中医，像荷兰这么小的国家每年都有五六百个针灸师毕业。 兰溪：中医的治疗方式会不会不被西方人接纳呢？ 罗伊.马丁纳： 你知道吗？西方也有很多人喜欢气功、太极，这是他们需要的，而在中国，大家又很想从西方那里学习到什么。

郭岱君：关键的年代——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思   郭岱君，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自 2003 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并开放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这批新档案问世，改变了中外对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的理解与评价，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1949 年蒋介石率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内忧外患。党内一片衰败颓然，台湾当地经济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以今日的目光来看仍觉有不可思议及惊心动魄之处。我们不禁疑问：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在大陆惨败后的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对于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我们应有何反思？ 1949 年到 1953 年，是对台湾发展关键的年代。虽然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我想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故事，台湾过去所经历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共同反思，甚至进一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参考。 1949 ：风雨中飘摇的台湾 1949 年，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 1949 年的台湾政经情势，可以说是在风雨中飘摇。过了今天可能没有明天，当时国际社会都不认为台湾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当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外汇短缺。 1948 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飞涨 22 倍， 1949 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 52.6% ，人民怎么生活？不但如此，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当时一共 500 多万人口，突然增加 200 多万人，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凄惨。 更糟糕的是，台湾当时整个农工生产是停滞的，因为台湾 72% 以上的产业是控制在统制经济的手里，也就是计划经济掌握了人民大多数的经济生活。很多人以为台湾一直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并非如此。 1949 年台湾是个十足的统制经济，国民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1949 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停滞，政府也收不到税。当时银行利率已经高到 125% ，仍旧收不到钱怎么办？台湾银行就只好猛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上涨。台湾银行连 50 万美元的信用状都开不出来，国际社会不承认，当时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是崩溃的。 不但如此，为了应付解放军可能的攻击，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 1949 年的台湾是市场失衡、产销失灵的社会，整个经济的循环都无法运作。台湾经济原来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及服务链立刻瓦解了。 1949 年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马上想到稳定统治，然后就是稳定经济，恢复农工生产。 怎么办？那就要进行改革。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 在 1949-1953 年这一关键年代，蒋介石做了这几件事。第一是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二是稳定社会。第三，重建台湾的经济。 国民党的改造最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另外设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1950 年 8 月 5 日 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挑选了 16 名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是他比较信赖的党员，彻底改造国民党，抛弃派系。蒋介石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原来国民党各派系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是有名无实。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这样的做法在大陆时行不通，但是到了台湾，这些人手下没有兵，也没有办法。 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员会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 CC 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所谓的“二陈”）竟然没有在名单中。根据私人回忆，那一天 CC 要员看到名单，发现他们两个都没有上榜，简直是惊讶到不知所措。蒋介石决心对 CC 派开刀，杜绝党内的派系。 当时陈果夫已经病重，蒋介石认为陈果夫已不重要。至于陈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员会的名单上，而且蒋介石要陈立夫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的儿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那时他还是小孩子，跟邻居道别都来不及，匆匆忙忙就拉着箱子走了。根据蒋介石的日记， 1950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告诉陈立夫，让他出国。陈立夫说不愿意出国，保证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陈立夫也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蒋介石就跟他讲，你可以不牵扯政治，但是你旁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们就会聚在你的周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陈立夫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陈立夫去看宋美龄，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希望你出去之后心平气和，每天读圣经。陈立夫很无奈，他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那个上帝都不管我了，这个上帝还管的了吗？可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陈立夫不走， CC 系就还会继续作怪。我想在改革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说清是与非的问题。 此后，陈诚开始铁腕改革，陈诚颁布戒严法，对出入境做严格的限制。蒋介石在下野之前让蒋经国等将国库的黄金运到台湾，陈诚的币制改革就是用这 760 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当时还在打仗，这个钱其实很快花完，台湾真正站起来不是靠这 760 万的黄金和美元。 决心推行地方自治 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关于台湾的地方自治，根据一些档案和我做的口述历史（其中有一些是我两三个月之前才做的），我才知道这些事，对我也很震撼。蒋介石在 1950 年决心地方自治， 1950 年 1 月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湾实行直接选举的省议员、县市长等，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反对。反对的原因，第一， 1950 年初的台湾还在风雨飘摇中，站都站不稳，谈地方自治和选举实在不切实际。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 85% ，大陆来的人大概是 13% ，如果直接选举，那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那 85% 的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那国民党哪还有立足之地呢？ 但蒋介石非常坚持，当时负责台湾地方自治的阮毅成，他儿子阮大仁亲口告诉我的，尽管面临党内反对，蒋介石排除万难实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规划，同时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员会在 1950 年 9 月，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 大家不要忘记了， 1950 年的台湾是怎样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1950 年 7 月 2 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展开，国民党很谨慎，没有一次性选，而是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 接着选举县市长，地方首长当然比县议员更重要。国民党把选举分为八期办理，每一期两三个县市，因为这样比较好控制。这也顺利完成，然后是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也很顺利地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在两年内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我在三个月之前才在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这样的故事： 1950 年 12 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 12 月 27 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 1950 年 12 月 30 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最后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失败了，第一届台中市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的人。我问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国民党到台湾，那么庞大的党政军力量一定是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却没想到第一届台中市市长不是国民党人！ 最后选台北市市长，特别重要。可惜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人，叫吴三连，他们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统一集团，比杨基先还有影响力。国民党内各种想法都出来了，让他退选或是延后选举，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选举，吴三连最后高票当选。所以，第一届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人。我看到之后很感慨，我相信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领导，当时也不懂选举，他们只知道要民主，但并不知如何实行民主，他们都是在挣扎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陈诚主持土地改革 接下来是土地改革。陈诚在 1949 年 1 月 3 日上任， 3 个月后的 4 月 14 日就宣布实行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国民党在主观上，蒋介石、陈诚等领导人都知道在大陆没有做的民生主义、经济建设，在台湾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七五减租，当时台湾农民 68.8% 都是佃农，耕地都集中在 30% 的地主手里，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 50%-60% ，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有。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规定农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过 37.5%. 这个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下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了。当时很多地主都是省议员、世家子弟，在社会上有控制力，可是陈诚很坚决，他说很多地主反对，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我知道不要脸的人有，但是不要命的人没有。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再加上二二八事情过去没有多久，地主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等，因此三七五减租非常的顺利。 政府不但规定三七五减租，同时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员会，凡是地主和佃农有争议时，就由委员会协调，不必私下解决。多少年来台湾租佃的陋规很快改变，很多农民的生活立刻获得改善。 1949-1950 年时台湾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机”，为什么？就是以前买不起的，现在减租后农民存到一点钱，可以购买了，三七五减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阶段是 1951 年的公地放领。这个也并不难，政府将台湾岛上 22% 的公有耕地卖给佃农，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现款偿还，可以用耕作物来抵债，因此农民没有什么负担，只要每年缴交实物，十年付完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你的了。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规定，无息拿到土地，不能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万一农民付不出钱，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从 1951 年到 1976 年，政府先后九次、把 13.9 万公顷 的公地出售给28.6 万家农户。这等于是一二百万人，因为每个农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 1953 年，土地改革的最后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 30% 的地主手上， 1953 年政府还是非常穷，这时“陈诚是行政院院长”，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动脑筋想怎么办。根据我的口述访问，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将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钱。但另一派就认为，不能无偿征收土地，这样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兴。我们还是想办法找钱，向地主购买土地，或是其他比较和缓的方式。 1953 年时，提出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无偿征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陈诚很了不起，主张征收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蒋经国，陈诚居然敢跟蒋经国对着干，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采纳了萧铮、阮毅成等实际操作土地改革者的意见。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现在政府没有钱，但政府手里有很多公营企业，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十年偿还。这个换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执，因为这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大家要知道，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的原则是孙中山讲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而现在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那是地主拥有企业，就变成了私人资本了，这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吗？国民党内部立刻有很大的争执。当时负责做这件事的人每天都要说服国民党的立法代表，说你们不要担心，绝对不会让私人企业得利，我们会征税，整个社会还是公平合理的。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去讲。最后陈诚采纳了这个方式， 1953 年 4 月实施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可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的一律由政府收购，用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换地。政府拿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换地，再把土地出售给目前在这些田地上耕作的农民。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当时拿到台湾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湾水泥公司还是辜家的。台湾水泥公司很大，当时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很多人反对，说水泥是国防工业，怎么可以给民间做？可是问题是，政府必须拿好的工业跟地主换地，坏的人家不要。 拿到的土地就给农民，还是一样，十年无息贷款，如果农民十年都付了，最后土地就是他的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额手称庆，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对。 1953 年时，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股票，觉得国民党用几张纸来骗他们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气，就将这些股票贴在墙上当壁纸。还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对政府，成为今天的“台独”的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地主还是选择跟政府合作，最后都成为台湾的巨富，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很有钱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涨了几百倍，辜振甫家里就是这样成为巨富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顺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1949 年风雨飘摇，就敢实行土改，而且在每一关口都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采取强制征收，采纳了用公营企业向地主换地。另外，国民党的运气很好，当它选择这样做时候，大部分的国民党领导没有想到，其实这已经在无意中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将资金往工商业挤。本来地主每天在家里没有事就喝茶喝酒、写写诗，但是没有想到给他们股票之后，要开始经营，这些地主就开始转为工商企业主。无形中，那么早就推动了台湾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这是很奇妙的事。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极少数，只有尹仲容等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国民党官员都不能理解。但这对于后来台湾的工业和商业突然蓬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改革的反思：大失败才会大反省 国民党的改造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而地方自治和土地改革是真正深入台湾的民间，对社会和经济做了很重大的改革。本来大部分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现在他们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以及耕者有其田有了土地，这个重新分配并不只是对农民，对地主也是，地主本来在家里吃老本、守着土地，现在拿到了公营企业的股票，开始去经营了，这又是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这些都很重要，奠定了台湾今后的发展。 因为有了 1949 年的大失败，才能带来国民党真正的反省。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如果国民党在 1949 年没有这么大的惨败，蒋介石、陈诚这些领导人会不会真的做这么大的反省？我们不知道。因为人都是有既得利益不愿意放手的，大失败才会大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下勇敢改革，有规划、有步骤逐渐进行。他们也在摸索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本来他们也不懂什么是地方自治，但是一步步做，最后不是 85% 的台湾人都掌握了政权，相反的，因为国民党在选举中基本做的还不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可以长期掌权的原因。 此外，还有外来专家的很好规划，政府也根据专家的规划很认真地做。蒋介石和陈诚，特别是陈诚，在几个重大决策中都做对了。在好几次都变了中，陈诚的决策至为关键，到底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陈诚支持了自营企业。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陈诚选择了市场经济。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决策正确，对于日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台湾在整个三年的关键年代之中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后来的“台独”，一些大地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跑到日本组织“台独”。还有就是因为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农民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块地，手工时代小块地没有问题，可是社会越来越发展，这就成为机械化的障碍，所以后来台湾又做了好几次的土地改革。 总结起来，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里，国民党这些领导人愿意谦卑地反省，愿意彻底地改革，才奠定了台湾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础。我们今天重看当年的努力，可以反思、可以思考，甚至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我们要勇于改革，不要害怕。在实践中学习，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周筱赟据速记稿整理，经郭岱君教授本人审定）

我们知道，好的婚姻能使两个人的资源组合达到最大的双赢。那么什么样的婚姻制度能达到这种最佳优势配置呢？ 一般情况下，人的性行为必然地受到当地风俗、法律、道德伦理的约束和限制。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一夫一妻制。也有一些国家认为一夫多妻制的模式是合法的。一妻多夫制的模式也被一些社会认可。实际上，在国家机构产生前，一夫一妻制就被绝大多数传统的人类社会所接受。即便是在官方认可一夫多妻的社会里，多数男人在一段时间内仍只有一个妻子，只有特别富有的男人才会同时娶回和供养几个妻子。 除此之外人的性活动还受经济学、社会学规律的自然安排。一夫一妻制是最佳的性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最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一夫一妻制可以保证繁衍生命的最大化，。一夫一妻制用婚姻的形式使性伴侣相对固定下来。这减少了雄性之间为争夺配偶，而进行的无休止的竞争，留下了更多合作空间和养育子女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一点上说，一夫一妻制正是保证人类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其次一夫一妻制有利于社会稳定。一夫多妻必然导致性资源失衡，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乱。因此即使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互不交流，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展为一夫一妻制。如果人为地打破这种平衡，社会动乱必将发生。有的社会学家指出： 24 － 35 岁之间的未婚男子，较之同年龄段的已婚男子，犯谋杀罪的可能性要高 3 倍。假如未婚又伴随低收入，犯罪的可能性将比已婚者高 20 倍。假如过剩的男子太多，他们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集体，从而把社会推入混乱，乃至崩溃。我们不妨来看个例子。 1851 － 1868 年，中国淮北地区爆发捻军农民起义，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男人过剩引发的战争”。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天灾人祸，大量的人死于非命。为了应付天灾人祸，这些地方的人们采取溺死女婴的手段，以解决粮荒问题。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 1000 个女婴中，就有 300 个被溺死。到 19 世纪后 50 年，淮北地区的人口比例，竟达到了 129 （男）比 100 （女）的可怕程度，大量的年轻男人极度过剩。至少有 25 ％的男子终生讨不到老婆，再加上富人纳妾，又使得 1/10 的妇女从婚姻市场消失。大量的过剩男子，为土匪提供了天然的兵源，当地一位官员把光棍儿、土匪、私盐贩子，通称地方的“三蠹”。到了 1851 年，灾乱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这一次叛乱的最高峰，因娶不到老婆而加入捻军的男子，竟多达十万人。人的性行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本能在人类的性活动中，完全不象其它动物一样占有支配地位。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同性恋、物性恋、卖淫、偷情等等现象，都是带有本能冲动的个体对社会性资源配置制度的补充或说“反抗”。 所以，人为打破性平衡是有害的，只有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才可能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生育资源的配置是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一个社会的资源究竟该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简言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已。也就是说：社会资源应当掌握在最适合应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譬如：把企业交给企业家、工地交给工人、土地交给农民、教育交给教育家、资金交给资本家……等等。 所以要将社会资源集中到最适合应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起码有这些理由：首先，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成本不同，从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法律制度对权利的初始安排或重新安排的选择是重要的。权利配置能够促使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有利于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其次，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经济活动的竞争规则。在竞争规则中，产权明晰是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产权不清晰，市场的激励机制无法形成，市场效率得不到实现。因此竞争规则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旦合理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来后，人们利用资源的损益边界都将明确的界定，这不但可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尽力降低资源使用的成本，从而减少无效率的活动，而且也将产生一种有效的激励，激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最有效的使用自己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从而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这种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在最适合使用它们的专家手中，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些资源效用的最大化——这其实也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的我们社会应当多养“母鸡”，少养“公鸡”的问题。 所谓“母鸡”就是指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增加就业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人，它除了包含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外，更是指那些负责生产经营，使有限的社会财富达到最佳配置和最大产出的企业家。他们的作用就好像母鸡之于鸡群：担负着下蛋孵化扩大族群增加价值的重大使命。不用说，为了做大做强“鸡群”——我们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我们必须将社会财富的大头交由他们支配，由他们去有效“孵化”这些财富，增加人民收入，增强国家实力。而所谓“公鸡”，则是指政府公务员，一个政府要有效运转服务社会当然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务员队伍——这就好像鸡群中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公鸡来“踩蛋”才能保证那些鸡蛋受精孵化为小鸡。但是，这群人不能过多，他们如果数量过多的话，带来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首先，浪费资源，限制发展——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鸡群”里的“公鸡”多了，就意味着“母鸡”数量的减少；而“公鸡”是不能产蛋的，它们的增多和母鸡的减少意味着整个鸡群发展受阻甚至日趋萎缩——这就好比那个故事里的穷汉：如果他孵化来的小鸡都是公鸡，那他就只能吃鸡肉，而无法“鸡生蛋蛋生鸡”地做大做强自己的“事业”。其次，“公鸡”多了，还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效益，众“公鸡”彼此争权夺利无心尽“踩蛋”义务，结果只能是越多越乱，越多孵化的小鸡越少。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公鸡”太多——就象在两性活动中男性太多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动荡一样，因为社会资源过多集中在并不能使之最大化的“公鸡”手中，也会引发社会矛盾乃至危机。 在人的生产上，我们通过自然选择，已经确立了正确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那么，在财富生产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通过市场竞争市场选择，我们的社会资源应当逐渐集中在那些能够使这些资源效用最大化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手里。政府该做的事，是加快这一进程，而不是阻碍它——换言之：多养“母鸡”，少养“公鸡”！ (文章写于2009.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