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痛批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病，这些病使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不得不面对的，也如瘟疫一样不知不觉被感染上的，在这样的国度里，谁也没能逃脱。那么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病？ 1 、神经衰弱症。从医学的角度说，神经衰弱通常是大脑功能的一种障碍。神经衰弱是一种官能症，通常伴随植物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包括疲惫、易怒、不稳定和抑郁的情绪、无法集中注意力、近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多梦或者失眠。这种病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疾病，影响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国的神经衰弱患者的一般表现方式是：病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负担，工作或者学习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或者觉得自己无法把事情做好。比如，不被允许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一场又一场的竞争，让他们无所适从。 2 、抑郁症。抑郁症在中国的病例是逐年递增的，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披露或者受到患者隐藏而已。医学专家认为，绝望是临床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因素。绝望的感觉并不总是局限于意外的或大或小的激发事件本身，它还会导致人们对整个人生产生一般意义上的绝望。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造成了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这些苦难的社会根源造成的情形破坏了自尊，阻碍行为选择，进一步限制了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使用，制造了牢不可破的人际紧张关系，使既定的角色失去了合法性，直接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后果。比如，受到强拆、不公对待的民众，无法伸冤，无法解决问题，往往走向自我了断的绝路。 3 、焦虑症。焦虑症，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顽症。所谓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焦虑并非由实际威胁所引起，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广泛来讲，各个领域的不公、部分官员腐败、个人信仰缺失、疾病、工作和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欲望等方面的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国人中制造着焦虑情绪。 4 、独立人格缺乏症。独立人格缺乏的患者，在中国很多。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一生有靠山，多年过去，经济融入国际圈，人格始终走不出封建帝制时代的奴性劣根。依赖背景、依赖长辈、依赖文凭等等，大到依赖政府、依赖清官、依赖政策，久而久之成为惯性。这种“独立人格缺乏症”也叫“婴儿化生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吃“大锅饭”、“无才便是德”、“越有知识越愚蠢”等等，都冲击着人的独立人格的养成。不允许你批判、不允许你有思想，只能按照标准答案，只能跟组织走，永远不能问为什么，不能质疑。因此，才会产生一辈子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才会产生伟光正的组织。 5 、好斗症。中国人好斗，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骂中国人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都自己揣着小算盘，天天算计自己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不抵抗，对内极尽残忍。想想老耄，对待侵华的日本宽宏大量，一句话免除日本战争赔款。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是痛下杀手，丝毫不留情。特别是他主政的几十年里，全国掀起各种斗争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被迫害致死上千万人。打日本的时候，都没有损失如此惨重。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攻击性，只是着力的方向而已。 6 、人格分裂症。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行为的差异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像《环球时报》这种极端民粹主义者便是人格分裂症的的极佳代表，中文版天天叫嚣西方欺负中国，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粹主义达到反西方的目的。英文版则扮演公平公正的角色，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谦虚地介绍中国的不足。报格分裂，毫无立场。 7 、疑心病。有这种类型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总是恶意揣测别人的动机，特别是对外的时候。比如智子疑邻的故事，对社会失去了安全感，对周围的人采取不信任甚至无端猜疑的地步。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人，就等于猜疑自己，就等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就等于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和痛苦。疑心病的主要导因源于社会真相不明、资讯不清，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下，真相被垄断和控制，不明真相的群体只能够通过猜疑来揣摩事实，而人性往往是偏向于悲观、偏激，加剧互不信任，导致事态愈发严重。 8 、红眼病。“红眼病”人人有之，只是程度、表现不同。当人成为嫉妒的奴隶后，他就会变得阴险、刻薄，就会经常去算计他人、害人。现在的社会，“红眼病”随处可见，它源于仇富和攀比心理，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于是千方百计要迫害对方或者不择手段达到获胜的目的。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尊重。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9 、说谎病。据调查，平均每个中国人一生要说谎 8.8 万次。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而说真话，有时却要付出代价。一些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没有养成听真话的习惯，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听得时间久了，居然也能变得适应起来，偶尔听到一句真话便觉得逆耳，甚至跳将起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被各种精心编制的谎言包围着——格式化的谎言、善意化的谎言、礼节性的谎言和废话性的谎言。中国人爱说谎，也许因为在体制下，谎话往往带来资产，而不是负债，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惯性，或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时，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10 、健忘症。健忘症就是大脑的思考能力（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因此症状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自然消失。而有时看起来与这种症状很相似的痴呆则是整个记忆力出现严重损伤所致。为什么中国人最“健忘”？因为中国人最缺乏“思想”，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交流、言论“信息”交流，早就已经甚至永远都处于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封闭的、禁锢的、点滴不漏的“一滩死水”，乃至“酱缸”之中了。中国的“历史”永远都只记录（外族和本族）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从这样的丰功伟绩之中，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亡国史”和惨遭“杀戮史”的痕迹么？近代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一直到“反右”，“反右倾”和“文革”，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错杀多少人？无人敢问，无人追究。 11 、虚无病。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质量漠不关心。这种毫无礼义廉耻、毫无道德信仰的症状，叫虚无病。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 ( 包括受过教育的人 ) 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12 、懒惰病。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耍小聪明，不守游戏规则。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13 、自大病。“自大”来源于“无知”。“我国十多亿人口的确是个“汪洋大海”，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很闭塞和守旧的状态，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或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这一点，即便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是如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来了美国，但是不愿意和美国人沟通，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城”或“唐人街”，不愿意走出这个“井底”。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得他们继续保持“无知”，“愚昧”和“自大”的状态。近年来，中国不断费力举办各种盛会，意图显示天朝威严，但是这些盛会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益处，反而劳民伤财，暴露了本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14 、拜金病。“拜金主义”，无疑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在外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却并不像今天我们中国人那么狂热。西方人过“圣诞节”，是为了把欢乐带给别人。中国人过“春节”，是希望新年带来好运，而最主要的好运就是“发财”。中国人之所以“拜金”，也许因为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刺激。中国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们忽略了健全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关键。 15 、虚伪病。在工作过程中，写任何报告，都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领导，必须首先强调成绩是主要的。从总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中国人也许由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和磨练，生活道路过于坎坷，知道办事要迂回，说话要含蓄，只是有时没有把尺度掌握好，做过头了，就变成“虚伪”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虚伪？归根到底与制度有关，社会风行潜规则，不讲仁义道德，践踏法律秩序，个个都去“走后门”。 16 、懦弱病。懦弱者，或称“懦夫”，是指“欺软怕硬”的那一种，它往往和“奴性”，“卑鄙”和“叛变行为”等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畏惧强权，向压力或利益低头，出卖朋友，就是懦夫行为。遇到不公不平，不敢反抗，甘心成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在中国，要做一个“硬骨头”，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是太难了。既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贪生怕死。难怪龙应台愤怒地质问：中国人，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无尽的忍让，将带来得寸进尺的侵犯。 17 、自私病。网友曾愤言：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自私，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18 、受辱妄想症。心理学上把那种没有客观依据、无法用事实说明而自己坚信不疑的病态心理称为“妄想”，只要手里拿着锤子，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钉子；只要预备了受欺负、受侮辱的心态，就会把周围每个人都看成是侵略者、侮辱者。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受到了侮辱，其结论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那么，某些人不但能够轻而易举造成自己被侮辱的严重局面，而且更能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奋起还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侮辱”行动 . 一些人不但坚信“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邦、洋人总是侮辱中国人，还不惜挖空心思炮制假新闻以为中国受辱之证据，而且把戏被揭穿后仍然心安理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其病也深矣。 一个越来越缺钙的民族，钙质越来越流失疏松的骨头，已经挑不起民族的大梁，反而不断的自扬家丑。国人的病痛需要释放，而释放需要一个宽松、自由、法治的环境，而不是受压迫、控制、潜规则的社会环境。周孝正教授曾总结说，当今中国人“四荒八无”：荒唐、荒诞、荒芜、荒谬；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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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英国是世界近代史的先驱与旗帜。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享受着长期的国内和平，社会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对外，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合称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胜了主要对手——法国，获得并巩固了海上霸权。市场需求的扩大引起了工业技术乃至产业结构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在形式上是渐进的，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 40 年代前后历经近一个世纪，但就其本质和后果而言，乃是历史大飞跃。它使英国首先步入工业化社会。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革命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楷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人类从此开始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飞跃。几个世纪里，英国产生了璨若群星的文化名人，如科学家牛顿、达尔文，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文学家拜伦、狄更斯，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等。英语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对世界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要之，英国在工业革命（或者说公民社会）的构建中，成就举世无双。 首先，英国发明议会制度，约束国王权利，制定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完善了市场经济。《自由大宪章》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开始了最早的人权实践。权利与人权的区别在于，人权有着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内涵，换言之，权利只有在获得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地位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人权的初始意义是与把人的思想禁锢起来的独权以及把人束缚起来的政权相对而言的”。所以，权利的历史，人们可以将其追溯到人类的远古，但人权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严格说来，《自由大宪章》规定的并非人权。因为，《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人权概念对主体的界定。仅仅指狭义的自由民而非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人们说《自由大宪章》规定的是人权？这是因为在有所希冀的后人的眼里，它就是人权。时间的厚度总是能够加强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英格兰贵族在与王权的对抗冲突中挖掘出了权利的价值，并将其书写于文本。于是，权利开始有了独立的载体，而不再像以前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习惯权利这种由历史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权利，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言传身教，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不安全性。权利一旦法定化，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摆脱了这种困境，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熟知，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中，财产权、人身权（第 39 条）以及抵抗权（第 61 条）均得以明确表露，社会生活固定化了。而这一点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其次，英国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而这正是基督新教要培育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中很重要的一项。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用于投资，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又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并且，“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敬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论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的意义时，韦伯道：“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 按照新教的伦理，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获得上帝赞许，“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只要合法致富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履行职业责任，那么就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于是，韦伯总结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教国家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从国民素质这个重要的角度看，是因为基督新教对各行各业的民众所产生的道德影响，特别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基督新教主张，富人只是受托管理上帝的财产，作为管家或仆人，必须向主人交待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为荣耀上帝而为自己享受而花钱是“非常危险的”。富人的责任是像《圣经》寓言所说的忠心仆人那样去使之增值，即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于是，“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勤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民主底蕴，所以英国在治理香港时成就多多。在香港，英国在本港建立了最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原因是：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由于政务和事务的剥离，使得大量的“事务官”没必要与“政务官”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也就是大陆流行的“官场站队”说法）。香港同样保留了这一“英国特色”。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除了政务和事务的剥离而外，香港的公务员制度还有一个主要特色，拿就是要求政治上绝对中立，公务员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这就保证了不同的执政者都会有个稳定的、专业的执行者为之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公务员进行监督方面，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也十分完善：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如香港警察部门就设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专责接受公民对警队的投诉和整顿的纪律监督。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 香港的司法制度也一直沿用英国普通法制度。香港司法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法治、司法独立与正当程序。法治即 ruleoflaw 而非 rulebylaw ，其意为良法之治；司法独立则包括司法机构的独立与法官个人的独立，香港政制架构严格按照三权分立模式建立，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各自独立，司法权专属于司法机构行使，同时法官个体也严格恪守独立精神，任何团体与个人不得干涉；正当程序则指司法机构在聆讯案件时严格依据相关程序，尽最大努力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此可见，香港司法的成功完全得益于照抄照搬英国模式，而这一模式也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何败之有？ 也因此，开埠前的香港不过是南中国沿岸一个荒郊地区 , 是英国人在短短一百年内香港建设成亚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英国人将当时最先进的软硬件如马路 , 煤气灯和后期的电灯 , 铁路 , 电车和缆车 , 电报和电话 , 司法制度 , 两院政治等通通引入本港 , 才使香港在短时间内如变魔术一样将香港变成当时已为不少人所认识的国际大都会 . 所以即使战前香港的贫穷人口仍相当多 , 经济也并不是很发达 , 但殖民地政府的建树已比历代的中国政府好不知多少倍、而且 , 当日本人入侵香港时 , 驻港英军在面对敌人绝对优势之下仍英勇抗敌 , 虽然他们此举很可能只是因为撒退无望而绝地反击 , 但无论如何由万里而来的英国人始终为保卫香港作出重大的贡献 , 而且更没有强迫本地居民从军或作为人肉盾牌以保护英国人 , 这样的殖民政府对人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大致说来，英国治下的香港取得了这些成就： 1. 带领香港由渔港变成贸易港 . 领经济起飞。 2. 西方先进科技引入香港 , 有助香港发展。 3. 英国统治香港 , 派港督管治香港 , 制定各样政策与法规 .

国共内战可以说是苏美两个大国在远东地区争夺的投影——换言之，这是一场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军队在治国大地的厮杀，而这场厮杀最惨烈也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就发生在中国东北。 当时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 13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3,800 余万，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据 1947 年调查统计，东北的煤产量为 532 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 49.5% ；发电能力 107 万千瓦，占全国 78.2% ；生铁产量 171 万吨，占全国 87.7% ；钢材产量 49 万吨，占全国 93% ；水泥产量 150 万吨，占全国 66% 。东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可耕地面积 3,273 万余公顷，粮食年产量达 2,000 万吨。东北的森林面积为 615 万公顷，木材总储量为 30 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1/3 。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极为发达，铁路有 1. 4 万公里 ，公路10.8 万公里 ，均占全国铁路公路的一半以上。东北南临渤海、黄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交织，航运贯通。东北北靠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 与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边区比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藉是之故，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1945 年 2 月 4 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 8 月 6 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 8 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 中共对东北也垂涎三尺。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 4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具有空前盛况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到第 9 天，毛泽东作大会结论报告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个整块的地方。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由 9 月至 11 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9 月 15 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 21 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 1946 年 1 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有此力量实现自己在中国利益，苏联当然是大力支持。这支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是武器弹药上的支持。据《百年潮》 2005 年第 2 期介绍： 1945 年 9 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 3700 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 600 辆坦克， 861 架飞机， 680 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那么，苏联究竟提供了多少武器弹药给中共军队？大陆著名的现代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专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据苏联解密档案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1)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 100 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 70 万枝、机关枪 14000 挺、炮 4000 门、坦克 600 辆、飞机 860 架、汽车 2500 辆、弹药库 679 座；在 1947 年以前又提供步枪 30 万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 另外，从 1946 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 130 亿美圆武器中的 40 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 1948 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 而且苏联 1947 年初，苏联把 10 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 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除了提供武器外，苏联还派出军事人员直接帮助中共军队。据《 20 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 / 苏联阵亡军人》一书介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号召解放区人民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它（中共）向苏联政府求助。我国政府尽一切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其第一个步骤是将苏联军队 1945 年击溃关东军之后缴获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后来又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转交了一部分苏联武器。在满洲里，苏联指挥人员协助创建了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基地。在这里，依靠苏联军队的战斗经验，在苏联顾问和教官们帮助下，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支顽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它能够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作战任务。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苏联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撤离之后，继续给抗击国民党的民主军队以帮助。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对军队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加强军事援助。 1949 年 9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中国派出军事专家。很快，军事总顾问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北京。 1949 年 10 月初，专家们开始工作，着手创建若干六年制技术学校。截至 1949 年 12 月末，共计有超过 1000 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短暂的期限内，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飞行员、坦克手、炮兵、步兵当国民党用空袭来威胁中国解放区的一些和平城市的时候，苏联专家们积极参加了击退来犯敌军的战斗。为此，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原注 : 1950 年 2 月），组建苏联军事联队参加上海防空保卫战。在上海率领防空苏联军事联队的是著名的苏联将领、未来的苏联元帅巴季茨基中将。 此外，苏联对共军还提供了一种隐晦但却不可忽视的帮助，那就是通过他多扶持的朝鲜政权对中共军队的全方位支持。在战争时期，朝鲜支援给共军 2000 多车皮日本侵略军战败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 12 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向金日成提出的 N 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 110 车皮物资；第四批多达 600 一 800 车皮物资。这些物质都是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的几位主要领导答应无偿赠予和无代价帮助装运到共军手中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 1946 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 300 吨炸药、 300 万只雷管和 120 万米导火线。 I 947 年春，山东又通过办事处买到 l 20 吨炸药、 200 吨硝酸、 100 吨丙酮、 15 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时期非常宝贵．从南浦装船运至大连转运到山东，对支援山东乃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朝鲜北部有华侨二万多人，主要以种蔬菜和开饭馆为业。 1947 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万吨炸药运抵南浦港后，就是华侨青年帮助警卫和装卸，不少华侨担当了向导和翻译。此外， 1946 年，当共军在国军打击下被迫放弃安东、通化时，有 1 ． 8 万余伤病号和家属以及后勤人员撤离到朝鲜境内，有 85% 的战争用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到 1947 年 6 月，还有 2000 多人留在朝鲜境内。当时．朝鲜北部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很困难的．吃、穿、用都很匠乏，政治上的国际压力也很大，中间虽然曾经提出要求我方把轻伤病员接回国内，重伤病员留在朝鲜医治，但当时朝鲜方面了解到中国确实存实际困难时，又决定把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在共军放弃安东、通化撤退时，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达 2 万多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朝鲜政府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肩挑人扛，转移到隐蔽地点安全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批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1976 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 37000 余门，坦克 600 辆，飞机 861 架，机枪约 12000 挺，汽车 2000 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佳木斯之为解放军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这些说法有助于我们搞清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也多少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战后我们会实行全面依赖苏联的“一边倒”政策——毕竟，拿人的手软呵。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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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福布斯曾发布调查，中国人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三。有财政部官员表示，中国人对税收的理解很浅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福布斯调查的一种回应。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财税问题的专家，不过对于现在的税负是给人痛苦或者快乐，却有着切身的感受。 福布斯的调查虽然有其科学性，但由于缺乏中国老百姓的切身体验，它的考量也只是权作参考，因此，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是否位列世界第三大可研究，但普通中国人确实感受到税负的痛苦，这种中国式的税负痛苦又缘于以下原因： 一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特色。我国各级行政部门的浪费其主要构成为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国内游现在落伍，已非主流，前不久报道说仅在南非一个国家，中国公务游的年消费在 5000 万元以上）、公务用车、办公大楼，此外各种涉“公”活动的花费现在又走上前台，如文化搭台招商引资、检查评比、庆典仪式等，动辄数以百万，成为行政成本浪费的最新款式。所有这些行政成本究竟总数有多少，确实难有确切数字。 老百姓所说，“一桌酒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幢楼”，早已成为正常不过的行政支出。而多年来，中国大部分的地方政府特别到县乡一级还一直十分拮据，财政在其功能上通常称之为“吃饭财政”，即除支付上述的行政成本之外，只能用来发放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甚至还总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取之于民”确无疑问，“用之于民”却缺乏现实的可能。 第二，社会公众在税负收支上完全没有发言权。财政税负的收支似乎是一个禁区，只能由相关的行政官员自由驰骋，他人不得涉足。不只是普通公民如此，即使到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会议上，仍然是一个只属于行政官员的禁地，虽然有财政报告的审议，说到底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第三，税负的名目繁多，透明度差。我国的税负征收权过多地操之于行政部门之手，纳什么税，不纳什么税，常在税务行政官员的一念之间。不仅如此，中国的“三乱”问题又是税负的一大变种，尤其是乱收费问题，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可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去年有人大代表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 200 多项。其中有节日摆花费、精神文明建设费、树木打药费、河道清淤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清运费等等。以依法行政要求的合法性而言，上述收费中的大部分均无法可依，但面对强势的行政部门，一般人只能选择低头认缴。此时除了感受“痛苦”，难道还能从中感受到什么快乐？ 再一个问题是工资收入的增长与税负的增长不成比例。十年来，许多地方按统计数字财政收入已经增长十倍，工资增长又有多少？当这些低收入的普通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几个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时候，还要缴纳利息税，虽是小小的一点钱，但他们还是不能不感受到“痛苦”。 最后一点是财政负担转移，典型的就是现在压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公共财政之所以具有“用之于民”的特色，主要就是它应投入于社会公众最需要的方面。政府显然没有拿出合格的成绩，医疗公平度竟列世界倒数第四位，这当然也构成中国人税负痛苦的重要原因。     (本文原创于2009年1月22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