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小调查】如果中日开战，你会上前线吗？
转自新浪微博： @何兵：【小调查】如果中日开战，你会上前线吗？ ◆◆查看大图|向左转|向右转 转发(41939)| 收藏| 评论(33639)9月11日 11:40 来自UC浏览器Android版 |举报 评论(33639)| 转发(41939) 一下是数字时代编辑摘取的部分评论： 人狗有界：确定你不是问我吧？我平民一个，官二代藐视我，富二代看不起我，70年产权，20年墓地，就够我折腾了，共产党员先上好吗？那样就省得追认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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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钱你贪；民有女你奸；民有房你拆；民有话你删；民有难你溜；民有冤你关；民有事你推；民有疑你编；民有产你搬；民有苦你窜；民有怨你遮；民有恨你掩；民有孕你流；民有摊你掀！人民骂你是王八蛋，你却自称是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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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昭雪大批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的开国元勋、文化精英、专家学者和无辜民众的沉冤得雪，重见天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受害者拿起笔，控诉极左罪恶、描写苦难经历的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出来。对这类作品，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大量出现，对揭批极左罪恶、拨乱反正，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启动改革开放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有一些人，尽管他们大都是极左路线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是在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洗雪了冤屈，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但是他们对“伤痕文学”的大量出现却感到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娘打孩子论”应运而生。提出和强调“娘打孩子论”的人中，既有饱经磨难、重见天日的知名作家、学者，也有“文革“中被打倒、平反后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 王任重“妈妈错打孩子”说 王任重，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5月，增补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长期关押。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3月至199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根据张光年的记载，1981年1月28日，王任重在讲话中说：“《骗子》(即《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已在台湾开拍，这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进步作家就因为一篇文章，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写的作品受国民党赞扬?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反右派、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假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也是好的；但今后不宜写得太多。……。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 （徐庆全：《陈荒煤和林默涵的一场“官司”》，《文史精华》2006年第4期）唐达成在当年的笔记本上，也记录着王任重的类似这段讲话的内容（陈为人：《无言的地坛——唐达成先生十周年祭》，《随笔》2009年第六期）。说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王任重确实是讲了“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 这番话的。 刘绍棠“娘打孩子”说 刘绍棠，中国著名作家。1936年2月生， 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幼年成材，13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时写的《青枝绿叶》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举成名。1954年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著名的“神童作家”，受到团中央的关注。 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胡耀邦不同意，但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既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1957年春天，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立即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21岁的刘绍棠，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1979年，刘绍棠重返文坛，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发表大量作品。1997年病逝，年仅61岁。 据刘孝存在2008年3月2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1979年3月的一天，我到北京光明胡同拜访刘绍棠。当时他家已经坐着两位客人。一位是文学评论家蓝翎，一位是丛药汀。后来，浩然来了。不知道蓝翎以前和浩然见过面否，但他不客气地说起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说《艳阳天》好，把看家的本领全拿出来了。但《金光大道》没金光，写一部就算了；《西沙儿女》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人物是京郊的农民。浩然听了脸有些发红，但也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反驳或者辩解的话。绍棠说:“浩然是个好人。如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会比他做得好？我看未必。浩然没往上爬，不当官，没打小报告，没写效忠信。”浩然很感动地说：“绍棠，我很感激你。我倒霉的时候，你带着老母鸡和老林（林斤澜）一道去看我； 你倒霉的时候，我却没想着你。”绍棠说：“浩然，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只不过呢，你是听话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这就是刘绍棠“娘打孩子论”的出处来源。 曲啸“妈妈打错了孩子” 说 曲啸，1932年生于辽宁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1953年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57年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1958年被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教养后到嫩江草原牧马，是电影《牧马人》中的男主人公许灵均的原型。1965年到辽宁盘锦县新安农场小学任教。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经过多方努力，曲啸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并恢复政治名誉。1981年到营口教育学院任教，1982年被评为教授，任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调往北京，任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最突出的成绩是演讲。1985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一生共演讲2500余场。曲啸与李燕杰、彭清一、刘吉并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演讲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他俩对蒋介石、国民党不满，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一直讲到自己冤案的平反。当听众都以为演讲就结束时，曲啸突然来个“但是”，接着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要求发言。他脸色涨得通红，非常激动地说：“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他继续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场面十分尴尬，演讲会匆匆结束，并把定好去各地演讲的机票退掉，终止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有亲历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纪实》，详尽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说曲啸为此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并将这件事与不久 曲啸的中风瘫痪联系起来。 丁玲“娘打孩子”说 据涂绍钧先生《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一文披露，袁良骏先生1993年3月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说：丁玲复出后，她以《“牛棚”小品》那样的血泪文字控诉了“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 ，给阔别已久的、对她寄予厚望的读者们一个美好的希冀：“庾信文章老更成”，让丁玲同志写出更多的《“牛棚”小品》，更好地控诉极“左”路线的罪恶吧：人们翘首以待…… 但是，丁玲愈来愈让人们失望，她的血泪控诉以《“牛棚”小品》始，几乎也以《“牛棚”小品》终，她的“控诉”已经终结，剩下的仅有怀人忆旧的歌功颂德了……而丁玲，不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写出最美好、最生动、最感人的血泪控诉吗? 然而丁玲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写了!丁玲的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若两人，她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不，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她发明了一句名言：她受的那些苦难，屈辱都不值得再提，那都是“娘打孩子”，即使打错了，打疼了，甚至打死了，“孩子”都不应怪罪、埋怨“娘”!丁玲完全错了，谁是“娘”?极“左”路线是“娘”吗?真是认贼作父 、认贼作娘!(《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第 280页) 据涂文说，袁发言后，与会学者杨桂欣当场向袁提出质疑：“丁玲在何时何地，在哪一篇文章中发明了这么一句名言(即指娘打孩子——笔者)?在我的印象里，这句所谓的名言的发明权属于另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丁玲不但没有‘发明’它，而且从来没有引述它，更没有肯定它”。这时，袁当众解释说，他所引用的那句“名言”，是根据丁玲1985年4月在西安的讲话。此时，厦门大学教授、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庄钟庆先生翻开手头带着的《丁玲文集》第八卷，丁玲这篇题为《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的讲话，曾经在天津《文艺》双月刊1986年第二期发表。全文近万言，其中不仅没有丁玲的那些话语，而且连让人那样臆测和引申的文字也没有。袁先生对杨桂欣解释说：他所引用的丁玲在西安的讲话，是根据西北大学学生给他的 记录稿。后来，香港《争鸣》杂志1993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极“左”路线是娘吗?——“丁玲文学创 作国际研讨会”纪实》一文。 丁玲是否讲过“娘打孩子”的话？肯定者说有，否定者说无，成为中国唯一关于“娘打孩子”的公案。 除了这些之外，有些作家则是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表达类似的观点，如著名作家王蒙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新疆，饱经磨难。粉碎“四人帮”后曾官至文化部长。他在小说《布礼》中借凌雪之口说：“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地改造自己……”（参见张景兰文《“苦难与知识分子”的再解读——“新时期”初期“文革”小说文化原型的知识分子视角》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另一著名作家张贤亮也曾遭遇过多年苦难的“右派”经历。在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牧马人》中，作者通过主人公许灵均被打为右派，发配到大西北，当上牧马人所经历的磨难和屈辱，反映了那段历史时期的人生悲剧。但是影片里仍宣称：“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 还有一些由“娘打孩子论”衍生的说法，如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被人称为“新父母论”，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一、在极左路线下发动政治运动的目的是整人，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罗织罪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然后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百般凌辱、折磨，置之死地。而“娘打孩子”则是母亲出于爱心，对确实做了错事的孩子施予的警告和教育，目的是为了孩子好，不可能痛下狠手，往死里打。就像鲁迅，在打他的独子时，是用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棍棒”，不仅伤不了孩子的皮肉，也伤不了孩子的筋骨，更不可能伤及孩子的生命。所以，把极左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和人间悲剧比喻为“娘打孩子”、“妈妈打错了孩子”不仅是不准确、不恰当的，而且是极其荒谬的。极左是个嗜血的恶魔，把这样的恶魔比喻为教训孩子的母亲，显然是对“母亲“这个圣洁字眼的亵渎和玷污！ 二、“娘打孩子论”提出者的内心充满矛盾。如刘绍棠，虽然是“娘打孩子论”的提出者，但他曾写诗曰：“弄文违世情，无辜赤子心；仲永实堪伤，江郎岂才尽。……恶竹根除去，雨后发新笋；请君试目看，花开二度春。”诗中表达了中华赤子无辜蒙冤的无奈，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类比喻为“恶竹”，抒发了“恶竹根除去”、沉冤得雪后喜悦、奋发的心情。制造冤案、肆意整人者是恶魔、“恶竹”，当然是无法与慈祥、伟大的母亲相类比的。 三、“娘打孩子论”得不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同和接受，据作家吴越先生说：曲啸去美国之前，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请我的同龄人曲啸先生做报告，我参加了。会上曲啸重弹他的“娘打孩子打错了”老调，当时我就站起来反驳：“这不是亲娘，是后娘。亲娘打孩子，‘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只有后娘打孩子，才往死里打。”曲啸苦笑了半天，先是无言以对，后来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你的现象，是个别现象，我要好好儿思考。”刘绍棠的儿子刘松萝，虽然将这个比喻的“版权”划归到了其父名下。但他在《悼念林斤澜先生，兼谈先父刘绍棠先生与林斤澜先生的恩怨》一文中说：“作为个人观点，我郑重地申明：不同意父亲的‘娘打孩子论’……”。 四、在诸家“娘打孩子论”中，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刘绍棠，因他早在1979年3月就当着多人的面提出“娘打孩子”之说，而王任重、曲啸等人提出此说都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所以，“娘打孩子论”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刘绍棠。 五、提出和阐发“娘打孩子论”的人大都同时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二是获得平反的幸运者。刘绍棠也好，王任重也好，曲啸也好，其他人也好，无不如此。当然，这并非是说所有遭受冤假错案苦难最终获得平反的幸运者都赞同“娘打孩子论”，他们中反对“娘打孩子论”者不仅很多，而且相当激烈。 总之，“娘打孩子论”不仅比喻不当，毫无道理，而且掩饰了极左和整人者的罪恶，害莫大焉。明乎此，才能辨明功罪是非，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摘自《凯迪网络》 作者：彭劲秀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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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搜索》三个瞬间印象至深：高圆圆扮三十年代大明星令人无法呼吸的美；姚晨在电脑前发现叶和男友的恋情催肝裂胆的惊愕；但最震撼的还是王珞丹在片尾的蜕变和逆袭，仿佛一夜之间从萝莉成长为御姐，犀利异常，势不可挡。也许每个媒体人生命中都有过这样的瞬间，美若蜜糖，毒若砒霜，又随着沉重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纠缠撕扯，或凤凰涅槃，或羽化登仙。 一个半吊子媒体人关于《搜索》的断想 文/郭凌鹤（中国传媒大学） 一周前看了《搜索》。走出影院，低头不语，一直沉浸在剧情里出不来。一起观影的啤酒行业就职的姑娘问我：妞儿啊，你咋啦？我说：菇凉，想象一下你看了一部电影，是关于啤酒厂怎么倒闭的，会不会觉得很悲催？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搜索》看完，我就是这种感觉。 职业肌无力 我很想为《搜索》写点什么，但回到北京之后，立刻又陷入了媒体工作的焦灼抑郁中不能脱身。直到这几天，有个自称社会新闻记者的姑娘，在微博上联系我，说想做一期关于房屋黑中介的调查。我在电话里和她聊了几句，问：你是不是实习生？她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笑，说，你的语气和问问题的方式能听出来；还有，只有实习生才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选题啊。 电话那头的姑娘大倒苦水：是啊，是啊。我联络到一些曾经被黑中介暴打过的人，可他们要不直接拒绝，要不就不愿意多谈。 放下电话，忽生悲凉和惭愧。面对同行的采访，我却只能思虑再三，如履薄冰。手中有黑中介的视频证据，我却一直考虑要不要给她——中介手中有我的手机和各种私人信息，他们也能看出来视频是哪里的房客拍的，如果他们骚扰、报复，我又如何自处？ 归根结底，是我对自己所处的行业都充满了无力感。曝光了又有什么用？“有关部门”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黑中介依然会横行霸道，如我当初一般缺乏经验的无知北漂，仍然会贪恋便宜上当受骗。也许短暂的曝光会给这些无辜的房客提个醒，然后转瞬被忘记。如果我因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谁又来保护我呢？难道我也要威胁黑中介：我是做媒体的，你不怕？他们必然会狞笑着说：那你曝吧，我们不怕。 这种语境下，我不敢奢谈“公民意识”更不敢奢谈媒介伦理。所浮现出来的，只有作为女性的自保意识。我承认，我怂。 天朝媒体人悖论 天朝媒体人的生活永远充满悖论。你以为自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央级媒体国家大刊上播片发稿，每天奢谈民主自由真理人权，一转头依旧面对着没有北京户口的伤，没有公积金的痛，凌晨四点穿着睡衣满脸油光丧尸一般赶稿。你以为自己有机缘见识社会名流精英大咖就可以跻身他们的阶层，其实人家日理万机懒得搭理你，回答言简意赅统统词不达意，回头你还得对着二手资料抓狂苦憋一篇大咖本人永远不屑于看的东西。你以为自己soho上班随性自由，独立思考才思泉涌，其实电话微信24小时都要为领导待命，假若大领导说你做的东西不够洋气，二领导说你的东西不够接地气，成型的片子可能会在七改八改中变成一堆废柴，而一个XX大的宣传任务下来，你呕心沥血做好的东西可能一夜暴毙。 当然，作为媒体人最大的悖论是：你常常要说违心的话。即使你不想说假话，真话也要隐忍不说。最核心的既得利益者是铜墙铁壁，你可能无法撼动甚至无法触及，于是有时候，你得逮着那些不软不硬却能直击社会痛处的新闻点，以小见大，触类旁通，如果你有本事把它导演成一场社会集体的大反思和大讨论更牛逼。 这就是陈若兮的生存现状，她压抑，有功成名就的强烈欲望。而媒体的本性恰恰嗜血，看到戏剧性和冲突性的东西就兴奋异常。这种压抑和嗜血共同作用起来具有破坏力。她在叶蓝秋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也就顺理成章。 新闻的原罪 有人说陈若兮的错误在于违背了新闻的“求真”原则，在“墨镜姐”事件引发争议后，不但没有给当事人解释机会，反而为了吸引点击率进一步炒作。 类似的案例在现实中其实数不胜数。去年的深圳的“八毛门”事件，“孩子便秘，在A医院要花十万元做手术，在B医院花了八毛钱”的新闻一经爆出，患者纷纷对医院展开血泪控诉，却很少有人关注后续：最终经过诊断，孩子的确是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肠道疾病，并最终通过手术治愈——对于医院乃至整个医疗行业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消除。 5月的鲁若晴事件，烟花妹妹在微博上质疑作业本借鲁若晴炒作，《鲁中晨报》煞有介事地去医院调查，得出结论《鲁若晴：请不要透支我们的同情！》，引发一片哗然，网友谩骂不止。尽管后来查证鲁若晴确有其人，不负责的账号和媒体也受到惩戒，对鲁若晴这样一个绝症病人的伤害却无法弥合。——不知道凯歌在拍《搜索》时，是不是已经预料到现实中会有和叶蓝秋如此相似的剧情上演。 我想这是新闻的原罪。为了赶截稿期，为了抢独家，为了爆料吸引眼球，断章取义、指鹿为马有时是故意，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更大的原罪是新闻工作者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和审视感吧。 “小熊牵着大熊走”事件主角小熊姑娘曾经抱怨，采访她的媒体预设立场，她质疑媒体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听听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不得不感叹小熊姑娘真是太理想化了。媒体怎么可能不主题先行、不预设立场呢？这样一家媒体的精气神儿不就散了么？你难道不知道媒体其实写的是命题作文吗？难道不知道记者和采访对象其实是种甲方乙方的关系吗？ 调查性的报道我没有发言权。但人物专访、社会新闻，甚至是以故事性、全景性展示见长的特稿，基本都要给人物划一个框框。它必须紧扣一种主题：真善美，假恶丑，时代的牺牲品，政治的宠儿……于是记者和编导在采访时，常常像陈若兮一样，拼命地把采访对象往自己想要的主题上引导，一旦和自己的预设契合，就如获至宝。 我是中文和戏文的杂糅，做媒体乃半路出家，缺乏新闻素养，无法咄咄逼人无法直指人心。大概我母爱泛滥，即使采访小人流氓，也总会生出”他也有自己的缘由和不易之处”之念，采访常因此走神。 一个朋友讲过，他做社会新闻时，有次带着摄影队伍去曝光假蜂蜜，冲进小作坊，对着正在造假蜂蜜的母子正义凛然地喊：“你知道你们违法吗？”那对母子惊惶不已，连连乞求。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孤儿寡母，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以此谋生。“他们也是没办法，他们也愚昧，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危害。”朋友说，承受不了这种经常戳人伤痛的纠结感，后来就尽量不做负面报道，“还是做正面报道吧，皆大欢喜的事儿。” 另一位朋友也曾讲过一个故事：家乡的某企业准备上市，却被某媒体报了负面，上市失败。企业老板约了做报道的记者一起吃饭，席间，他哭了，说：我们上市不容易。 道德优越感和审视感常常会让人高高在上，而不能平视眼前的生命。职业有时也不容人去思量一篇报道可能会对别人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众生皆有罪，新闻亦有原罪吧。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 陈若兮让我想起了赵普。一直以来对这个人的观感并不好。当年地震他边播新闻边流泪，被网友大赞“新闻人的良心”，我心想这和表演帝有什么区别呀？和倪萍奶奶有什么区别呀？真要说新闻人的良心，那还是学学人家杜宪吧。 今年赵普又云山雾罩地爆出了老酸奶事件。起初我也曾经被一片义愤填膺所裹挟，觉得赵普惊爆内幕还真是挺牛逼的。冷静下来想想，如同21世纪那个喜欢死磕的女记者王思璟所言，作为媒体人，使用“内幕很可怕，不细说”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不负责任，且观感非常差，跟“不转不是中国人”一个级别。没说清楚是哪家企业，一棒子打翻一船人，也许带来的是对整个行业的毁灭性打击。 赵普事件至今还是罗生门。有人说他是把央视压下去的报道爆出来了，也有人说他是把央视正在做的调查新闻提前泄密。如果是后者，那赵普就属于严重违反职业道德。总之无论如何，赵普后来那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让人闻到了浓浓的矫情味道，把自己包装成一苦大仇深的英雄这事儿让人觉得有点不爷们。 陈若兮同学和赵普一样愤青。面对社会道德失衡和不公正，义愤填膺；面对黑恶势力的挑战乃至推倒，坚贞不屈——这大概就是杨佳琪们所理解的“新闻理想”吧？可你怎么知道，义愤不是和义和团一脉相承呢？怎么知道，当义愤者从在野大屌丝变成了在朝白富美，就不会摇身一变成了太平天国和李自成呢？ 义愤本身是一种可疑的情感，把义愤和私愤结合起来就更是大忌，所以陈若兮最终是被自己玩死的。她不是为了新闻理想头破血流，只能说她是为了职业理想头破血流——这个职业理想，和欲望、掌控欲、野心有关，和公平正义真相无关。 穿越虚荣之门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吸引着很多媒体人一直在坚持下去。也许是那种参与时代进程和亲临现场的刺激感，也许是能和许多牛人面对面倾谈的宝贵机会，也许是能够走南闯北增长见识练就一番高谈阔论，也许是能够探索某个事件内在规律和真相的成就感，也许就是上文提到的那种义愤感和社会责任感，也许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报酬……总而言之，真正能够和这个行业内在共鸣的人，一定是需要生命丰富的体验和强烈的存在感的。 但后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克服以上种种因素带来的虚荣感。有时这种虚荣感会用一种文艺的方式来表述，比如“进入某个人的生命”。渐渐地我开始讨厌这种文艺腔。其实大部分媒体人，根本没有进入采访对象的生命，即使你跟随他三四天，和他同食同宿，你仍然是个陌生人。你甚至不如一个推销员、一个商务合作伙伴更深入地进入他的生命，因为那是真刀真枪的人性过招，而不是彼此带了温情面具的旅途陌生人交谈。 记者和采访对象交往总是带着任务的。片中陈若兮和莫小渝酒醉交心时，镜头的角度让我觉得她手中握着录音笔——这是工作的真相，即便称兄道弟，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依然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但导演最终没有如此处理，大概是他不想把一切呈现得很邪恶。 有时候想想，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能坚持多久。曾经满足虚荣心的种种，如今并不能和健康的损耗收支相抵。可怕的是我写东西也开始带上了职业病——比如，习惯性地使用小标题。语言风格一会儿公知一会儿五毛，说着说着就开始端起来。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会患上失语症。 回想《搜索》三个瞬间印象至深：高圆圆扮三十年代大明星令人无法呼吸的美；姚晨在电脑前发现叶和男友的恋情催肝裂胆的惊愕；但最震撼的还是王珞丹在片尾的蜕变和逆袭，仿佛一夜之间从萝莉成长为御姐，犀利异常，势不可挡。也许每个媒体人生命中都有过这样的瞬间，美若蜜糖，毒若砒霜，又随着沉重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纠缠撕扯，或凤凰涅槃，或羽化登仙。 （采编：徐海星 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仰望北斗——我心中的新媒体 电视媒体的“装”和“逼” 刘瑜这个老女人 ＜天枢＞那些青年 那个国度 ＜摇光＞理性是什么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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