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2012年01月29日 17:40:09 穆藕初：一个企业家的公共关怀意识   ——在2011年11月15日“穆藕初先生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傅国涌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关系来看待穆藕初，第一个把他放在企业家和一个时代环境的关系来看待。大家都知道穆藕初曾被年轻的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我想这个定位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定位，而且是还没有被得到很好解读的一个定位，用“新兴商人派的代表”来看待穆藕初作为一个企业家和时代环境的关系，作为企业家，他的活动时间大致是辛亥后到抗战前一、二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恰恰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而穆藕初先生就是黄金时代的代表。“黄金时代”是法国学者白吉尔的一个说法。可能很多人会提出质疑，那个时代不是很动荡吗？有军阀混战，到处都是内乱，这样的时代怎么能成为黄金时代呢？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乱世，成就了穆藕初在内的一代企业家，也成就了鲁迅、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这样一个乱世的中国，蕴育出了我们中国最有影响力、影响到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思想家、实业家。简单的说两件事就可以看出穆藕初和那个时代的关系。1920年，在上海总商会的选举中，老一届的会董大部分都落选了，只保留了二个旧会董，其中一个就是穆藕初，新一代商人的代表聂云台当选为会长，他们两联手把上海总商会带到了总商会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1922年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和第二年举行的国是会议。另外一件也是发生在1923年的“商人政府”，对于这件事当然可以有争议。我经常说，你可以这件事持不同的看法，但那个时代的企业家们可以站出来成立一个“民治委员会”，宣布接管一个国家的外交、财政（当然没有真的接管），这样的精神底气，今天已经不可能有了，只有那个时代有。在那样的一个黄金时代里面的企业家可以充分的展开他的理想，无论是办实业的理想，还有他关怀社会的理想。这是我想讲的作为一个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我有一个看法，在民国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合一的，可以合二为一的。很多企业家，包括穆藕初在内，也包括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他们本身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留学归来的，包括这个天津“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哪怕是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的那些人，如只读过私塾的荣氏兄弟，但你能否认他们是知识分子吗？他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这是一重关系。还有第二重关系，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很密切，在穆藕初先生的交往当中，蒋梦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跟他有私交，包括他跟一些画家、书法家、其他文人之间都有很密切的交往。不仅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关系穆藕初始终把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放在整个世界经济背景下来看待。这点他具有非常自觉的意识。只有把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放在这个世界格局当中，才能真正看得清楚，这是需要世界眼光的，他恰好就具备这样的眼光。 穆藕初一生最主要言论大都发表在三刊一报上面，三刊就是《上海总商会月报》，《纺织周刊》，以及他亲手创办并且深深地打上了穆藕初个性烙印的《交易所周刊》。这个《交易所周刊》实际上只办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在它厚厚三大本的合订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穆藕初通过《交易所周刊》呈现出来那种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已经不是一个企业家的简单的关怀社会，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那种学术的关怀，已经提升到了超越他个人的企业家角色，甚至超越经济学家角色，超越知识分子角色，他具有高度的中国意识，同时有世界意识。另外一个报纸大家知道就是《申报》，他的很多言论是发表在《申报》上，特别是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起发表的那些联名信和通电，都在《申报》上发表。我想重点讲一下《交易所周刊》。在《交易所周刊》当中他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把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始终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背景当中来看待的，所以这个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评论西方经济、日本经济的文章，日本在中国、西方企业在中国的评论文章，有很多调查报告，也有很多翻译过来的文章。这本杂志尤其令我们今天感到敬佩的是，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那种关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本专业的《交易所周刊》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它至少做了两期专门的中国水灾的报道。因为1935年到1936年的中国，到处都是洪水泛滥。这个水灾报道里面，有从报纸上摘录的评论，也有大量的调查报告，甚至有他自己写的调查报告，对每一个地方水灾的情况和灾后的情况都有细密的调查，有数据，有具体的活的例子。这是一本专业的经济类刊物，但是它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对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日本经济在中国的那种渗透，它从日文翻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东北和华北经济调查的文章。这些文章我们今天看来都很惊讶，我们中国人没有做到的处心积虑为侵略中国做准备的日本人全部做了。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些文章原封不动的搬出来登在今天中国的主流刊物上，照样很能抓住读者，很能震撼我们，仍然没有过时，这就是那个时代做的。而且我刚才讲我们把穆藕初放在跟时代这个环境的关系、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来看，穆藕初之所以能这样做，他也不是孤立的。不是他一个企业家这样做，事实上，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企业家都是站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穆藕初是1914年开始创办企业，跟他同时代差不多时间创业的有日本留学回来的范旭东，也是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久大盐厂。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光甫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他们是同步的，而且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很相似的。我看到早年的《陈光甫言论集》，就是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给员工的演讲，1948年内部印刷的，1949年以后一直没有印过。今天把他的这些讲话拿出来，把穆藕初先生的讲话拿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代企业家、银行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们对中国的那种关怀意识，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可以同日而语的，回到穆藕初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企业家，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他们可以为今天的企业家阶层提供路径依赖。 今天有许多企业家在寻找一个自己的精神背景或者寻找自己的精神起点，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起点在哪里，因为中间有三十年以上的断裂。大家都知道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至少有三十来年，这个链条断了，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整个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被连根拔起来，到了1979年以后重新允许私人办企业，到今天又有三十多年了。这个企业家阶层又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我们翻开任何一张报纸，里面少不了这个阶层的声音，成了这个时代主流的声音。当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恢复过去的光荣地位，但是他们在精神上要跟他们的前人，跟穆藕初、陈光甫那一代企业家相提并论还没有到时候，最根本的是他们缺乏那种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他们当中可以产生大地产商，大商人，那种物质上大商人，但是在精神上的大商人，今天看来还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们可能有中国式的智慧和狡黠，非常善于自我保护。当然这样的时代，善于自我保护也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 钟祥才讲到了穆藕初先生的知识境界，我觉得知识境界这个词非常好，我刚才讲了穆藕初先生和时代的关系包括《交易所周刊》的那些文章所显示的高度的、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他的根据在哪里？他的根据就在他的知识结构当中，在他的知识境界当中。正因为他有这样与众不同的知识构成，有很好的中学的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管理知识，有西方的知识背景，形成了他独特的知识境界。刚才钟先生概括了她知识境界的几个特点，因为时间的因素，钟先生没有展开，他讲了他的科学管理，也讲到了其他的几个方面，其实就是人文关怀。为什么民国那一代企业家，哪怕是最有钱的那一些人，你看上去都并不是铜臭味的？最根本的因素，他们身上还有人文关怀的一面，穆藕初的知识境界里很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他具有人文涵养。包括他很喜欢跟很多的学人、文人打交道，包括他对昆曲的关怀，在那里能找到他的精神寄托。一个企业家也好，专业人士也好，如果他的业余爱好、趣味是很低级的，这个人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判断一个人的趣味就可以决定他的层次或者他的境界。我们看到穆藕初先生那一代人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有比较高雅的趣味，业余时间他们一般不是去洗脚、跳舞，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文化情怀。在他的知识构成中，我觉得一点都不亚于的科学管理方面、甚至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人文关怀。穆家修先生讲到他爸爸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恰恰是我们比较忽略的十年，因为这十年实际上他的企业已经失败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火柴大王”刘鸿生曾对穆藕初的大儿子说：你爸胆子很大，手里一家企业都没有，就敢来主持全国生产会议。这句话里面带有一点点的嘲讽，我想能听得出一点点弦外之音。我曾经也多次的想过这个问题，穆藕初这样一个人物，1922年以后事实上他的企业就走下坡路了。从创办企业来说他只有八年的黄金时光。从1914-1922年只有八年。此后他在经济上已经不行了，但是凭什么他还能吃老本吃一辈子？中国企业史上从无一个先例，手里没有企业仍然受到企业界同仁的高度尊敬，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尊敬，一个先例都没有。他既是空前的，到目前为为止还是绝后的。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只有一个，他在这八年当中所做的、所呈现出来的已经足以让其他办企业的人，和社会各界的人对他永远都忘不掉，包括他对公益上的贡献，这个大家讲的很多，就是助学。我又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他身上有特殊的东西，就是他的 公共关怀意识 。他对中国的那种关怀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一个实业家的层次，也不是普通知识分子的一种关怀，他几乎是把自己和当时的中国合二为一了。我概括一句话，就是 穆藕初身上具有最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 ，这个自觉关怀意识的核心就是 “负责任” 三个字，不光对他自己的企业负责任，同时对这个社会负责任，对这个中国负责任。这个高度的负责任意识，在他那八年当中完全呈现出来了，在八年以后继续的呈现出来，所以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手里一家企业都没有，他仍然能获得大部分人的尊重，获得大部分人的尊敬。我想我们今天最要重视的就是他的这一点，就“ 负责任” 三个字来概括他的 公共关怀意识 。

2012年02月16日 21:10:04 蒋介石无力回天   傅国涌   十几年前，学界对于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还有过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其实，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罗家伦日记提供了生动的细节，1948年4月4日，他日记说： “今日开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蒋先生主席。……下午续开会，蒋先生自己提出彼不愿竞选总统，而主张让与有下列五条件之社会贤达：（一）非国民党员，（二）忠于宪法并忠于宪政，（三）有民主风度；（四）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五）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意在适之先生。蒋先生话毕，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予赞成。最后又说，行宪后以立法院之庞大复杂，政局恐常动荡不安，吾人万不能如第一次大战前后之法国内阁，平均8个月13天一个，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亦有类似主张，但彼之无锡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蒋先生复恳切发言，谓‘不能重对余之感情，而可当了解余之政策’；又谓‘像你们这样撹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至沉痛。”（他之所以知道蒋所指的是胡适，不仅根据无条件，早一天他就从王世杰那里得知。） 同一天，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会临时会，会前半小时蒋介石夫妇到党部总裁室约几个老头谈话，“内定总统暂不提名……开会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决，交常会研究再开全会决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他话，不由他摆布”，日记中对蒋表示不满：“假天下为公之名，让总统于他人，并强由本党提名”。只是未点出胡适之名。 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为昨天的议案讨论很久，到下午一点，“说来说去还没结论”，讨论之激烈从居正日记不难看出，最后结果是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天的罗家伦日记说：“闻至傍晚蒋先生让步，并托人告适之先生，谓彼之主张通不过，心中难过，恐对适之先生不起云云。（中午蒋曾分别接见元老）闻蒋先生让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总统候选人，则现在竞选副总统者皆将提升一级，从事竞选总统，彼之原来目的仍达不到。更见李【宗仁】态度之骄横，遂牺牲原来主张也。好题目竟做出坏文章来，可惜可惜。 蒋先生眼光实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属不了解，亦多为自私也。” 罗家伦为北大“新潮社”健将、“五四”风云人物，留学归国，先后做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敬重老师辈的胡适，对当政者蒋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对蒋的评价很高。当天他的日记里不仅提到胡适当天换了住处，而且提到在翁文灏处吃晚饭时遇到胡适。这些信息不是凭空的想象。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杰日记中就说，蒋在上庐山休息前对他所信赖的张群就说：“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蒋有意推胡适这样的清流为总统，自为行政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可惜他的党内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时为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蒋先生就总统职的一天，何等热闹。又回想到我于4月间赞成他不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拥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我做总统，照你们的做法，我想不到两年，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于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当时所可惜的，是他见到了而不曾坚持他的主张。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的消息，远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感触万端，国事恐更不可闻矣。为国家前途悲，非徒为知遇之感已也。设介公于去年选举总统时引退，其为公为私之佳妙为何如。乃当年介公有此主张，（我是在会场公开赞成者）而群小包围，不任其变一作风。介公最后亦不幸让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脱口而出：“像你们这样撹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恐怕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不幸一语成谶，而且只有一年出头，就要面对“一片降幡出石头”，高处不胜寒的蒋氏预感到了大厦将倾、江山易手的危机，他也无力回天，只能到海峡对岸去守望大陆。时局的演变已不在他掌握之中，即使胡适勉强当上总统候选人，变数仍然很大，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未必买账，蒋的谋划也未必能成。  

2012年02月23日 20:40:20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傅国涌   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义发生半个月了，对中国十分了解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信给山西大学的新常富（一位来自北欧的传教士）说：“军队里有广泛的不满情绪。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和平地展开。这场运动组织得这样好，引导得这样好，以致人们现在谈起这种可能性，即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 “中国通”莫理循的其他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要是说那个时候就有“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则未免夸大，那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没有起来响应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员当中确实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倾向革命，并尝试建立秘密组织。世人都知道“共进会”的推动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之一，很少听说辛亥前夜京津还有过一个流产的秘密组织也叫“共进会”。 1910年，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京师 高等审判厅 检察长徐谦（季龙）一行，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并考察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他们在伦敦与王宠惠（亮畴）、伍朝枢（梯云）及罗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相识，受到影响。回国之后，他们试图秘密组织“共进会”，“作为革命的响应”。许世英回忆： 在当时，革命肇因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谈论革命时更自然的会谈到满清政府。我和徐季龙先生都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谈话促使我们反躬自省，对于他们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觉，而且毋宁使我们感到这样的政治，实有加以彻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说当时的伦敦聚会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确使我益发认清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深恶这样的政治环境。以后我道经俄国，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滥肆拘捕，肆意屠杀，正和满清政府的捕杀革命党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触之下，使我也益发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国以后，藉口要整理考察的资料，撰拟报告，决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为了避人注意，我从北京迁居天津，和徐季龙先生密谋如何去响应革命。我的辞官，使当时的至友甚至家人为之深惑不解，…… 但是，我们的进行必须秘密的。因为清廷畏惧革命，它们所用的暴力镇压，常常甚至会罪及无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场，使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必不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为满足，我们必须秘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与我联络最勤的，就是王亮畴博士，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深湛的见解，和对于革命的了解，对于我们共进会的筹备和组成，贡献最多。但我们这一组织尚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时，又因为我被派为山西提法使，离开天津，以致使这一组织暂时搁置。 王宠惠是广东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留美时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他们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许世英和徐谦还是司法部的官员，但辛亥前夜他们已在寻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许世英的任职变动，就让“共进会”的组织计划流产。到辛亥冬天，时局发生变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许世英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电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此时，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革命事业一边”。 （进入民国以后，王宠惠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徐谦在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做了司法次长，许世英先后出任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