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國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國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國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國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國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國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國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獨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國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獨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國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黨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鎮壓，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國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國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黨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黨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黨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國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權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黨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國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國，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黨二十二年的一黨專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國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國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國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獨立思考、獨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國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黨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國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獨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國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國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國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專制集權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國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國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國》，这本书中國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國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國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國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國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國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國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國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馬克思说中國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國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階級。士绅階級是当时中國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國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國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國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國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國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黨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黨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產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黨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國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國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國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國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黨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國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國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國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國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國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黨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國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國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國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國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國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國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國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國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國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風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國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國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后的中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國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黨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國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黨、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國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國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國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國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國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还是共產黨的《新华日报》，这些黨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國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國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國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階級，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國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國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黨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國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黨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國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变局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一百年前，大清朝脱轨，没有大规模流血由新的共和制度取代。就是因为几种主要政治力量是温和的。找到了解决政治危机的模式：实行对话和妥协。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甚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一九五七年之前是一段，一九六○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是一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一段，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是一段，一九九二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 　　最美好的是享受追求民主的过程 　　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需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扞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扞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甚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 　　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甚么头衔的人看作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 　　中国负责任的精英已有几千万 　　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八○、九○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国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历史的被动正常，主动是意外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放弃国民党独霸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甚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国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国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一百年了：上帝在熬炼中国人 　　八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二○一一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 　　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国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专制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