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再度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1940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1973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3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 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 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quot”；、“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一、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象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所以他是一个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实在是不过分。 　　　　 　　　 　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 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早在日本他就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见景梅九《罪案》）。 　　　　 　　　　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无疑这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他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由他起草的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非常详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临时约法》虽然并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也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二、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武昌起义前夕，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才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可能的。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三、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普通的政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 　　　　 　　　　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不无得意地在《通告海外书》中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他是主张两党制的，认为当时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真正政党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是不可能形成的。各党虽然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盼望其他党不发达。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就说得喊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才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他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集中于国会，只要我们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他的都不过昙花一现。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是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能把先辈们的理想一笔否定了。百年回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年所追求的宪政目标的价值，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鲜血是不能亵渎的。 　　　　 　　　　四、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的限制，其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美国开国初期，也规定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经过178年才实现普选），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宋教仁在家乡湖南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整个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在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百年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仿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他政党在宪政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他这个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此时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也将寿终正寝了。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可以看作是他尚未实现的施政纲领。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我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有他不可磨灭的价值，他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了20世纪政治史的黑暗夜空。 　　　　 　　　　五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早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着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袁世凯、是唐继尧、是刘揆一、是胡瑛、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春天所淹没。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國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黨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黨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國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國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國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 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國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獨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國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黨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黨，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門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獨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國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國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國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黨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黨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國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國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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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答上海《文学报》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1、 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 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5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