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性与晚清宫廷 傅国涌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 溥伦 ，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原载《新京报》2011年8月20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转帖：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张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24日 在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判断对错标准是什么？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会认为，是否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愿是一条重要标准；而现代政治中，为了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治理者则应该转变观念，上述标准中的统治阶级应该也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替换。 政府因社会而生，但高于社会，主要负责处理社会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公共事务，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满意。但是作为独立个体而言，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难免会有个体利益的考虑，政府满意应运而生。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经常会出现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的不一致，从而引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民主就是一种权衡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之间的重要机制，尤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民主更是一种纠错机制。 虽然在民主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在集权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但是民主机制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及时纠正错误，而在集权条件下，由于民主的缺乏，正确的决策也往往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打破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且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对于政府的某一行为而言，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民主能够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长期而言，作为一种选民的评判工具，民主则是任期制政府的风向标，是国家政策部署的导航仪，一旦某一任期的政府或者某一项政府决策偏离了轨道，其长期执政就会遭遇民主危机。 以我国的村民自治为例，在村委会选举中，民主的纠错功能得以充分彰显。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政治表现出好人政治和强人政治的特点，并且两者之间相互循环。所谓好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怀揣民心，但未必有能力替老百姓扎扎实实办点事；所谓强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作风强硬，但未必真真切切替人民群众着想。于是，普通村民在每次的村委会选举中，往往都会在好人和强人之间重复博弈，这一次的选举往往就是对上一届的工作不完全满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能人政治开始兴起，即能为老百姓踏踏实实服务的人逐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如果说民主是一项村民自治的重要原则，那么，是否有意愿和是否有能力则构成村民在选举中的两条重要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创建政府，是为了服务群众，而唯有将群众真正纳入到政府治理当中，社会满意才可能最终实现；只有民主落到实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2011年8月19日，91岁的许良英先生在北京中关村家中，去年，方先生为他90岁写的文章转帖如下 转帖：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方@@ 许良英先生九十岁了。我同许先生相交为友，至今也已三十六年。我在中国生活时，同许先生往来不少。但交往的内容却相当简单，大多围绕两件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及人生。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大学已招生上课，我上普通物理，一开始就说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1]。然而，当时的文革舆论，对爱因斯坦大批判还没有停。爱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爱因斯坦的小传被总结为一句话：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2]。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组，它由一位学者兼党棍牵头。文汇报上有整版的李柯批判文章。幸亏爱因斯坦早得死，不然，按当时的气势，可能会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动权威纸高帽游街，因为爱因斯坦于1922年到过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学者大都不买上海大批判的账。轻视他们，就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轻视他[3]。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开。我和我的科技大学同事在合肥，也开展了宇宙学研究，尽管不时有洋洋得意的军乐队骚扰。 许良英先生则在系统地编译爱因斯坦的文献，物理学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都有。我早知道许先生也是物理同行，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碰过面，不认识。一则因为许先生长我十六岁，朋友圈子不相交。又因许先生于1957成为右派后，失去科学院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离开了学术圈子。 我和许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一个字。一天，我的科技大学同事解俊民教授问我，binary应当如何译？他说这是许良英先生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上看到的，原译为双谱线。我想，如果是爱因斯坦文章中的binary，一定是指双星。一查原文，果然不错。用双星光谱的时间变化可以证明，不同颜色的光在宇宙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它是支持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有名的观测。应当提到，这项观测是前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先生（1905-1978）在法国里昂天文台任职期间做的[4]。后来，我写信告诉许良英先生binary的译法。许先生说他接到信时非常高兴，就写信邀请我去见他。 此后，凡我有机会去北京，就会去看望许先生。他那时还没有恢复科学院的职务，正式的身分仍是一个回浙江老家务农者。他一个人住在位于八面槽的商务印书馆。他有一间不太小的办公室，堆满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用的资料。许先生的编译爱氏文献，始于1962年，即他还在浙江务农种田期间。我在八面槽，看到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三卷收共有爱氏的论文、讲词、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许先生如何为中文版的爱氏三卷集工作的，我是一个目击者。直到1978年他才复职，被委托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 爱因斯坦文集很成功，不仅一扫上海大批判为爱氏戴的纸帽子，而且成为一时之启蒙。它对70年代末的平反改正也有推力[2]。 1978年秋，中发55号文件，即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文件，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按此文件，因右派和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自动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 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在桂林的三天会议中，微观物理学思想史并不是中心话题。会议组织的溶洞芦笛岩游，也有许多人不去，因为地洞或山洞只能引起对黑暗的岁月的回忆。讨论会的实质热门话题是55号文件。 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其中不少人同我类似，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作为人生信仰。问题是，要不要接受按55号文件恢复的党籍？这成了桂林会议的会外会的一个中心议题。 有人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有人不赞成。 许良英先生无疑是会外会的一个中心。因为，在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中，他的经历最完整。早在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领导地下党，随后又当过十多年的底层农民。许良英先生的基本态度应是最值得参考的。 许良英先生的意见是接受恢复党籍，入党以改造党。 我也接受了许先生的意见。后来的发展证明，许先生主张的道路，入党以改造党，在中国不通，或还未通。但对比战后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的结局和结局的方式，就会有对许先生的主张的历史应验概率，有一个结论。 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大潮时，许先生的故事就更多了。只讲一个秘密。1985年底，我几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安徽省委已向我暗示了，只等中央纪委书记王鹤寿来合肥正式公开宣布。主要的自由化罪行是我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幕如下。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科大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秘密是，浙大开放改革演讲中的许多观点是许先生的。而且，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而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哪怕在浙江，许先生的浙江话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说的是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下里巴人。所以，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麼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是许良英。 许先生的其他故事。留待他95岁，100岁时续写。 本文的目的是祝寿。至此，还没有写一句颂赞语，谨借如下两句为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赞天地之无穷兮，颂人生之长勤。 2010年7月，Pescara [1] 见文革复课后用的物理教材，后出版为力学概论（1986） [2] 许良英，在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上的书面讲话（1994） [3] A.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 10. 1954 [4] Tcheng Mao-Lin，Annales dAstrophysique , 4, 97, 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