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外重内轻的末世景象   傅国涌       这些年来，从国内到国外，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从前些年在海外轰动视听的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到近年在大陆推出的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马丁雅克 《 当中国统治世界 》，作者都是外国人，都曾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却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变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还有许多不可测的未知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们纷纷写书，将自己的看法公布出来，预测未来变化的趋势。毫无疑问，章家敦的声音完全被封锁在大陆之外，这是当局不喜欢、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声音，与此相反，约翰·奈斯比特则成了座上宾，备受礼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这本书本来就是天朝授意他写的。马丁雅克 的书，凭这个书名也能得到他们的好感。内有权力依然在手的侥幸，外有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的洋人吹鼓手，确乎足以让权力自我陶醉，让他们沉浸在“盛世”的感觉里不能自拔，“中国模式”不仅使他们可以继续掌权，甚至可以普照四方，通吃全球。在这种感觉当中，“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之类话无疑是不中听的。“盛世”畏惧危言，“盛世”不需要危言。然而，在官方大吹特吹的“盛世”当中，在穷乡僻壤，在街头巷尾，在菜市场，我处处感受到的却是末世景象。     世风日下，正气荡存，腐败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官场之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年来，似乎无坚不摧的体制不断地将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边缘化，乃至排出这个体制，使这个体制看上去真的如铁板一块，如同无缝的鸡蛋，只是鸡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烂。在这个人民只剩下自焚权利的时代，依赖体制为生、在体制内已得到好处或正得到好处、将得到好处的人，逐渐变成了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体制化杀手。他们的冷酷无情，与嗜血魔王斯大林、毛泽东们掌权时代不大一样，那个时代的冷酷往往是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基于那一套富有欺骗性的政治话语，那一套自以为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乌托邦蓝图，那些幻觉在相当长的时期也确曾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像罗素、鲁迅、罗曼罗兰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大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些为斯大林、毛泽东充当打手和杀人工具的有许多也是受愚弄，受骗上当的，并不一定是丧失了基本人性的嗜血动物。相比之下，今天中国职业的体制化杀手则不过是一些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的冷血、嗜血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更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深知自己只是体制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体制为他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乐，借助这个体制他可以捞取巨大的不合法的利益。既然有这样的诱惑，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是那么肮脏不义，明知在伤天害理，哪怕找不到一点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在所不顾。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他们可以对弱者的呐喊、呻吟置之不理，乃至对弱者的自我牺牲也不为所动，丧失了最后一道人道、人性的底线，彻底沦为体制化的职业杀人，那个在唐福珍自焚之后在媒体上大放厥词的成都金牛区城管局局长钟昌林就是一个典型。     钟昌林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体制化杀手，唐福珍是他们逼死的，谢朝平、谭作人、刘贤斌们是他们抓的，最近发生在江西的自焚事件也是他们逼成的，表面上他们正在捍卫现存体制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掘墓人。若没有他们长期以来的制造的种种血案、冤案，这个体制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遭到千百万国人的侧目而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诉求的地方政府，正是仰仗大批钟昌林式的工具与民争利，无往而不胜，钟昌林们敢于作恶、面对死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毫无歉意，根源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保护。地方政府的气焰为何如此嚣张？可以不顾天下滔滔舆论，为非作歹，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经是一个外重内轻的时代，朝廷的权威不足以号令地方，权力的重心日益失衡。     由于自身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以实用主义为最高追求的朝廷变成了一个没有理念、没有路线的食利集团，缺乏政治的合法性（未经广泛认可的公开选举定期授权），更无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是代表人民的正义化身，在地方势力集团眼里也失去了任何光环，不再有任何神圣性，既无一言九鼎的权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严重的是朝廷处处要仰赖地方势力的撑台，让这出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来骗去的“盛世”大戏继续唱下去，必须迁就下面，许多时候必须屈从下面的意志。房地产市场也好、拆迁征地也好，朝廷出台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证明。唐末藩镇割据、清末的督抚坐大，就是末世景象，今天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一部中国史，每当王朝末世，一方面腐败盛行，在朝的显赫亲贵攫取了巨额社会财富，成为豪门，上上下下争起效仿，贪婪地追逐利益，一方面是外重内轻，令不出紫禁城，最终只能以王朝崩溃告终。今天的这幕大戏最终将怎样收场，无法逆料，但是这一天不会太远，时代的帷幕已在徐徐落下，尚未安排好移民后路的作恶者看来要抓紧时间了。         前些天，一位对中国未来极为悲观的朋友闲聊时说，我们遭遇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猾、最残酷、最具有应变能力的政权，往好的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一点也看不到，前景大不乐观。我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不大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说，最狡猾恐怕谈不上，现在能爬上权力舞台去的充其量不过中人之资；残酷固然是残酷，但是比起毛泽东时代，已经没有那么残酷了，随着时间，就是想残酷也未必残酷得起来，毛时代杀人如麻，大张旗鼓，全民动员，有胆识、有担当的林昭、遇罗克仅仅因为思想言论就被残酷地枪杀，到华国锋时代还杀了王申酉、李九莲等人。与那样的残酷相比，今天只能算“次残酷”，就连抓人也是悄悄地干活，如同鬼子进村，见不得阳光，不仅媒体不敢报道，也巴不得将外部世界的声音遮蔽了；至于最具有应变能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术上确有许多改正，比如干坏事不留文字，没有片纸存档，只打电话传达，比如不敢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批判他们讨厌的人，甚至连文件也不发，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不能证明统治术的提高，只能证明权力的弱化，正当性的缺失，没有足够的底气振振有辞地去做坏事。如果真的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来自民众的火山待发的压力面前，有足够的勇气坐在对话的桌子上，和平开启一个对话时代，通过不流血的对话来完成制度转型，避免社会崩溃、天下攘攘不安、无法收拾，真正“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问题，或者叫元问题吧。只要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这个时代就将继续糜烂下去，如同闻一多的《死水》一般：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还是一个“死水”般的末世。不同处境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答案却只有一个。我们千万不要忘掉闻一多另外还有一首诗《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着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是咱们的中国，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埋骨之土，不是任凭权贵豪门和贪官污吏永远宰割的中国。“咱们的中国”，乃是百年来我们一代代为之奋斗、闻一多曾为之流血、迄今仍在梦想中的新中国。                                                                   2010年9月18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傅国涌     沈从文的长篇杰作《长河》嘲讽了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朴实的湘西乡人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新生活”，就是对这个称呼也感到莫名其妙，以为是一群人、一个军队之类。一位妇女得知“新生活”要来了，十分担忧，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问了许多人也说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同样对“新生活”抱有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湘西人实在是被折腾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产党的苏维埃、又是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一点风吹草动，新名词、新运动都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等到新生活运动在湘西小城实施，人们看到的只是些不切实际的可笑之举，比如强行规定乡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关节，不扣纽扣也得挨罚等等。   《长河》也因此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官认为“思想不妥”，辗转交涉，做了删节，最后才得发行。沈从文的小说固然出于虚构，湘西老乡对“新生活”的那种惧怕心态却是真实的。“新生活运动”到底有什么内容？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在翻旧报纸时发现到了铁血抗战时期，报纸还在纪念“新生活运动”多少周年。   这个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进而推到全国，目的是想用最简易、最急切的方法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性，也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礼义廉耻”标准重塑国民的行为规范。当时，他雄心勃勃，要把江西造成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这年2月19日，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新生活运动”，希望从江西尤其是南昌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心目中的“新生活”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概括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军事化的“新生活”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比如如何走路，以冷水洗脸，不吸烟、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着头发，不拖着鞋子，纽扣本能不扣，养成不随地吐痰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等等。   《新生活运动纲要》对礼义廉耻做了明确的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后来蒋介石重新解释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围绕着这个核心，除去不合理的生活，代之以合理的生活，使国民做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从而达到生活合理化，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把雪耻复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首要课题。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1939年，抗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于右任表示，由“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而养成“负责任”和“守纪律”的现代文明生活，可以扫除和代替以往“萎靡、污秽、腐败、浪漫、颓唐、懒惰、豪奢、虚伪和无秩序”的野蛮生活，认为“新生活运动”推行五年以来成绩显著，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对于抵抗强敌入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有人把“新生活运动”看作是蒋介石寻求中国国民的现代化，“一国的国民惟有现代化，才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独立自由，国家才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金善宝）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当年做出这些判断是否言不由衷。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运动中看到的只是返回“礼义廉耻”传统的努力，并不是一条通往现代公民之路。“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也就是说“新生活运动”倡导的价值不是现代的，即使表面看去有一点，那也只是现代之末，而无现代之本。自清末民初以来，经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推行的公民教育，公民观念，对于受过教育的国人来已经并不陌生。即便国民党上台以后，塞入了一些“三民主义”的说辞，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状况。“新生活运动”离开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重塑一代新国民，本质上不是要培育现代化的国民，而只是想训练听话的工具。这是权力主导的大规模的改变私人生活规范的一次尝试，完全依靠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公众当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反响，有之，也类似于沈从文的笔下。

 “民主”：后乌托邦时代的名词游戏 傅国涌    【傅国涌按：旧文而已，我们只有而已而已】   一 “适合”与“不适合”      乌托邦时代是个一路高歌的时代，官方会不断地提出一些激动人心、充满政治想象力的口号，诱骗人们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眼前忍受怎样的贫困、痛苦都可以当作是奉献，毫不在乎。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付出几千万人饿死的代价，这样的历史灾难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那样的时代。乌托邦时代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悄悄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没有高调理想、没有宏大目标的后乌托邦时代。     想象力的丧失是后乌托邦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这个时代不再以遥远的未来打动人，而是靠眼前的实际利益，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好处迫使人们放弃任何其他的幻想和追求，把人降低到一般动物的水准，美其名为务实。比如鼓励人们买房、买车，激起各种各样的消费欲望，三十年的后乌托邦时代，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十八年，在官方处心积虑的引导下，中国确实变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超级大市场，庞大的人流变成了购物者、消费者，抽空了其他的内涵。但是，泱泱大国，广土众民，总有些人会提出物质生存之外的要求，对于未来，总会有人怀有期待，透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过去不同的是，失去了政治想象的当权者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以往被骄横地拒之门外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词也开始出现在官样文字和官样讲话中，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个后乌托邦时代的假像所迷惑，以为他们真的要接受这些价值了。 权威的《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限制词，这样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文执笔者、位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房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得非常清楚。他并不拒绝民主，不讲民主的坏处，而是指出有不同的“民主”，“有的主张这个民主，有的主张那个民主”。他说，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大致上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扩大民主的竞争性，体现为制度安排就是选举，从村到乡，从乡到县甚至更高。这种竞争性的民主在他看来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理由是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转型期，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很不一样。因此，如果在本阶段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会扩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矛盾的缓和。言下之意就是“竞争性的民主”只有在社会没有矛盾、大家的认识都很一致时才可以实行。换言之，在一个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代，我们才能只能接受“非竞争性”的“非民主”状态，否则就是天下大乱。第二种是采取“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方式，其理由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我们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合适的，合适的就是好”。又是“参与”，又是“协商”、又是“监督”，听上去真是动听，由此可以想见汉语词汇的丰富，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美丽的表述。 说白了，“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方式与民主毫无关系，如果楞要说有关，那也是中国特色的。后乌托邦时代鼓励人们惟利是图，鼓励人们一切向钱看，权也是因为可以与钱交易而身价百倍的，它与乌托邦时代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而乌托邦时代倡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做婊子就做婊子，毫不以为羞耻，也不寻求贞洁牌坊。这一点，我们只要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可以知道。房宁现在提出一套民主的适合论，就类似于一个贞洁牌坊，意思是我们不是不搞民主，只是竞争性的民主不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这其实早已是不值一驳的老调，并没有什么新花样。我有时候会想，后乌托邦时代的朝廷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就是不要民主，我们就是不承认民主的价值，我们就是要实行专制，因为专制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合适的，合适的就是好的。”而是一方面承认民主是要的，中国也不是不能搞竞选，一方面又要要扭扭捏捏、怀抱琵琶地玩名词游戏，将民主分成几种，再来挑选最适合的一种。 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在世界上其实是有公认标准的，并不是”这也一民主”、”那也一民主”，好象存在着多种多样、截然不同的民主。在拒绝扩大民主的竞争性之后，还会有真实的民主吗？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选举、没有竞争、一家独吞的民主，只能是为民作主的“民主”，不是公民自主的民主。所谓“扩大参与”，如果真的有所“扩大”，那也不过是朝廷对草民的有选择的一种恩赐。所谓“推进协商”，是推进还是不推进？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什么？协商过后怎么做？这一切都操控在朝廷手里，伸缩自如，富有弹性，充其量不过是举举手、拍拍手、握握手之类的玩意儿。所谓“加强监督”，如何加强？如何监督？谁来监督？怎么监督？在剥离了竞争性之后，还有真实有效的监督可言吗？ 所谓“适合”还是“不适合”，是由谁来判定的？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定的？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情况真的不适合扩大民主的竞争性吗？不搞竞争性民主，社会就一定能稳定、矛盾一定能缓和吗？搞没有竞争性的“民主”就一定适合中国吗？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学知识，只要生活常识就足够了。适合还是不适合，应该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公民来回答。  二、“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吗？  房宁将民主分成竞争性的和没有竞争性的，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不是这种民主不好，而是因为“不适合”，”适合”的就是好的。其上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则将民主分成“社会主义民主”和以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两种，他在“人民网”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原则》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但是，国内外有些人，包括我们党内也有极少数个别人，对此完全无视而不见，总是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根本‘还没有起步’。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位’的标准，是要我们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实行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的影响和危害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告诉他们，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理论主张，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已经给我们提供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他们的那种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这番政治的而不是政治学的论断中，他清楚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西方式民主的路，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那一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我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告诉过他，他们不接受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的理论主张？我不知道，这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是通过什么办法论证出来的？他的结论又是建立什么之上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毕竟不同于抽象的“人民”概念，是具体的，那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不是个可以模糊处理的数字，不是个可以任意拿捏的面团，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意愿，必须有一个可靠的、透明的程序、方式，实实在在地在全民当中进行民意调查，或者全民投票选择，不能靠想当然式的想象，不能凭书斋、办公室里的臆断，不能掩耳盗铃似地自欺欺人。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被任何其他力量代表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除非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否则不能断言他们接受什么或“不接受”什么。王一程所长犯的是一个低级错误，一看就是皇帝的新衣那种玩意儿，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只有弱智和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相信。 最高政治学研究机构的所长、副所长纷纷站出来，就民主问题表态，两人的表述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当前我们已经在搞“民主”了，只不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走的是“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路，你们有你们的“民主”，我们也有我们的“民主”，只是我们选择的“民主”不同罢了。这种名词游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长期以来我们都被告知，资本主义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是不同的民主。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那里,其实老早就得到了解决，他在194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被掏空了民主内容的“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能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更不容许反对党派的存在，拒绝竞争性的选举，这样的“民主”充其量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假如在全体中国人当中进行一次民意调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民主”。 三、后乌托邦时代的名词游戏 后乌托邦时代貌似强大，骨子里却是虚弱的，所以它没有力量傲慢地拒绝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为了与国际接轨，应对国际舆论，它必须选择相同的名词、相同的概念，但它要改变这些名词、概念的内涵，它要对国人说，这个名词、概念在我们这里另有解释，知识幕僚则挖空脑袋为这些解释提供出一套理论论证。这些论证哪怕他们说起来振振有辞，在他们内心恐怕还是言不由衷、疲软无力的。 后乌托邦时代不再是一个色彩鲜明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语言已经谢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色彩灰暗、难以辨认，甚至十分暧昧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不是进攻性的,并不咄咄逼人、到处挑衅，而是防御性的、小心翼翼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它。两者对比，反差已是非常明显。随着乌托邦旗帜的褪色，那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也已随之消失，至少收敛了许多，这虽然不符合强权的本意，但形势比人强，即便是要延续以往那种统治方式，也不能沿用过去那套语言。为什么要反复解释民主这个名词，步履艰难地在名词上做文章，而不是傲慢地公开拒绝民主这个名词，其中也就透露出几分无奈。 看看这些年流行的一些新名词，包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都已失去与全社会为敌、凌驾在全社会之上的那种锋芒，诚然这也不是坏事，它至少表明，中国处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演变的速度很缓慢。德国有人写过一本书《第三帝国的语言》，对纳粹时期的语言做过深入的研究，可惜没有中译本。从官方语言的变与不变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透过这些语言，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真相。 我们发现，在很多旧语言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时，有些旧语言仍顽强地存在下来了，比如高级别的当权者死了，官方文书还是在使用那些老套的语言，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类，让人恍然感受到这个时代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但这些旧语言本身已失去生命力，没有多少人真把这些语言当回事，从官方到民间都是如此。旧语言所具有的符咒般的功能已经丧失，官方现在也迫切需要一套应付新的国内变化、新的国际架构的语言，由于统治的实质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只是想在语言翻新，在名词上面做文章，做起来难免常常左右不逢源，显得力不从心。 有些新名词的出现，则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的更新，统治策略的调整，比如去年下半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对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官方有标准化的解释，“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社会团体，指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指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的成长有目共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由于官方对结社自由的严格限制，“新社会组织”的成长受到极大的制约，但在一些远离政治的领域，比如环境保护等方面，许多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 这个政权原来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并与农民结盟，其统治的基础是建立在工农支持上面的。虽然这只是一个说法，工人、农民并没有真正分享过什么，但至少在语言上给予了安慰。如今工人、农民已彻底边缘化，即使表面上的社会地位也已一落千丈，写在宪法的地位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没有人当真。这一点工人、农民自身是有清醒认识的。“新经济组织”的崛起是后乌托邦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原来由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独享社会资源的格局结束了，在市场化浪潮中得到机会的人，在有了钱之后，要来分享更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开始浮出水面，政治权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陈旧的意识形态语言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关于民主的名词游戏就是过渡时期产生的一种现象，它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为了回答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民心所向琢磨出来的应对之策，是一种拖延战术，它可能收效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名词游戏终究只是名词游戏。  

“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因此取消结社自由 傅国涌       中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虽然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而制定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际上取消了这种自由。在该条例下，公民自行组织社团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要成立这样的团体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即便是成立一个钓鱼协会、象棋协会也不会例外。仅这一条就堵死了结社自由的大门，连一条门缝都没有留下。至于那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则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之后，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有了自己的协会，它们都是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的，都有各自的挂靠单位。可是在经济活动中，这些本来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协会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无非是增添了一个安排政府富余人员的清水衙门。 中国汽车玻璃协会会长曹德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曾坦率地指出，现在的行业协会根本起不了作用，“中国现在的行业协会，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级政府部门，就像我们的汽车玻璃行业协会，挂靠在平板玻璃协会下面，平板玻璃协会挂靠在国家建材局下面，这样的挂靠，不三不四，外国人不承认你，认为你是国家的机构，是政府部门，失去了行业协会的作用。”本来行业协会应该是由行业自由组建，国外的行业协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美国的大豆协会了解中国的大豆情报比中国任何机构都全，他们在中国卖大豆，总量比中国的产量还大。     究其原因，根子上就是权力对行业协会的严密控制扼杀了它应有的生命力，使其变成了不挂衙门招牌的准衙门，靠的是权力部门，做的是官样文章，既没有行业的权威性，也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打算。在今日中国的尴尬处境下，“不三不四”这四个字就是现有行业协会乃至所有社团的最真切写照。一个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垄断所有的社会资源，剥夺老百姓的自由特别是言论、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是首要的考虑，哪怕是作为行业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纯粹只具有经济意义的行业协会也不能让它名副其实，拥有自由组建的权利。这是大一统的无限权力的逻辑，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不是现代文明的逻辑，而是古老的皇权时代的余风流韵，与我们现在的“政治文明”口号完全是相背离的。    连行业协会都很难起作用，甚至根本起不了作用，试想一想，那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能起什么作用吗？所谓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既不追求民主，也根本不代表人民，充其量是一元化权力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称其为“政治花瓶”确实抬举了它们，“花瓶”还可以装点人们的生活。但社会在变化，人心在变化，中世纪式的“家天下”、“党天下”逻辑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中国能永远自外于国际社会、主流文明吗？就连《人民日报》 发表的《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承认，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民主法制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本来就是思想一元化、天下定于一尊的强权逻辑的产物，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思想日趋多元化的大势所趋之下，更加显示出了它的不合时宜。 结社是人类的天性之一，结社自由是天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政权原本就没有资格指手画脚，更不用说以任何借口取消这一人权。“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基本准则下，结社自由是不言而喻的。不是自由组建起来的行业协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只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垄断社会的又一罪证罢了。中国的行业协会要想摆脱现在“不三不四”的地位，也就只有恢复结社自由这一天赋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