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 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 在古今中外思想家当中，对特权有所论述的人不算很多，但也有那么几个。例如：英国思想家威廉·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对特权就有一些论述。他说：“特权是一种限制，它使少数人，而且只是这些少数人，由于他们的出生的偶然性而能够取得某种地位。它用一种显然无法逾越的障碍来扼杀其他人的一切雄心壮志。它向那特权阶级表明这个主要条件是绝对属于他们的，因而也削弱了这个阶级本身的抱负。特权使少数幸运儿独占大自然普遍赐给它一切子女的恩惠;它把压倒其他人的工具交到这些少数人的手里;它使他们充满虚荣并且给他们一切鼓励，使他们傲慢并对别人的感情和礼仪漠不关心”。([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375页)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戈德文对特权极其憎恨，所以，他在抨击和声讨特权及其产生的邪恶时用词十分锐利。 在我国著作家中，对特权论述比较杰出的，依我窄见，要数王亚南先生。王亚南先生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在论述官僚贵族化和门阀时，说：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以及中上级的官僚们，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83页）随后，在论述到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时，王亚南先生进一步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90页）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王亚南先生同样是憎恨特权的，只不过，作为一个中国著作家，其用词没有葛德文那么尖锐和激烈。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特权多有精彩之论，但依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以为，在人类政治思想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像法国思想家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那样，专门撰写出版了一个以《论特权》为名字的小册子，来论述特权。 那么，西耶斯何许人也?其小册子《论特权》是如何论述特权的呢? 根据《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的中译校者张芝联先生在他给《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法]西耶斯著：《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第1版）这本书所作的序言里的介绍， 西耶斯（1748—1836）生于一个税务官家庭，早年受耶稣会修道院教育，成为神甫，后来当过夏特尔大教堂议事司铎，享有教会领地。因缺乏宗教虔诚，对神学格格不入，从未履行神职，但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熟读洛克、马布利、孔迪雅克等哲学家的著作。1788—1789年他连续发表四本小册子（《论特权》于1788年11月问世），猛烈抨击两个特权等级（教士、贵族），宣传政治制度改革，从此声名大振。 只要是读过西耶斯《论特权》的读者，我相信，都会感受到西耶斯《论特权》的主旨是论述和抨击特权的邪恶及其危害。 西耶斯在其《论特权》第一自然段里这样写道：“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同上，第1页）。 从这段开篇之论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西耶斯对特权所持的态度是绝对否定的。以我的解读，这段文字的核心语句或核心判断是“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句话。综观《论特权》全文，我们自然发现，西耶斯的整个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判断展开的，其论述之丰富、深刻、尖锐和精彩，可谓是登峰造极、鲜与伦比。 是的，“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西耶斯接着从特权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个判断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   1 、特权的起源   西耶斯认为，特权的起源有两个，其一，“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其二，“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同上，第1页） 首先，我们怎么理解“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呢？西耶斯从论述法律的目的切入，说：法律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某人的自由或财产受到伤害” 。因此，“不得伤害他人，这是一条母法，所有其他法律均当由此产生”。西耶斯在此不仅明确了法律的目的，而且还给划分好法律和坏法律立了标准或下了定义，他说：“能够阻止人们损害他人的法律必定是好法律；既不能直接地又不能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法律必定是坏法律；因为它们妨碍自由，并与真正良好的法律相对立”。（同上，第1—2页） 在论述了法律的目的以及什么是好法律和坏法律之后，西耶斯接着论述了自由与社会、自由与立法的关系。西耶斯说：“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如果立法者限制我们的自由，那只能是针对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凡法律未予禁止的，均属公民自由的范围”。（同上，第2页） 基于以上论述，西耶斯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说：“那些以免受法律管束为目的的特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指出，所有法律都直接或间接地说：不得损害他人；而对特权者似乎是说：允许你们损害他人。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得以做出这样的特许。如果法律是好的，人人都应遵守；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必须将它废除，因为它是对自由的侵害”。（同上，第2页） 其次，我们怎么理解特权另一起源是“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呢？对此，西耶斯是这样论述的：“任何人也不应对未予禁止的事物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否则就是夺走公民们的一部分自由”。“凡法律未予禁止的都在公民自由的范围之内，都是属于大家的。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西耶斯从特权产生的根源上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任何理由或依据。   2 、特权的本质   什么是特权的本质？西耶斯说：“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西耶斯以“荣誉特权”为例，指出：“很难设想，人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同上，第3页）   3 、特权的作用   在分析了特权的起源和本质过后，西耶斯转向“考察它们的作用，既考察对公共利益的作用，也考察对拥有特权者本身利益的作用”。（同上，第6页） 实际上，西耶斯考察特权的作用也就是考察特权的邪恶和危害。从西耶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特权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特权者只顾一己私利、不关心国家全民公共利益而致堕落。“当君主赋予一个公民以特权者的特征，从这时起，他便把这个公民的心灵引向一种个人利益，并且或多或少地使它对公共利益不再关心。对他来说，祖国的概念缩小了，祖国的概念只局限于接纳他的那个社会等级。他的一切努力，从前卓有成效地用来为全民事业服务，现在将转过来反对全民事业了。人们本想鼓励他做得更好，结果却使他堕落”。（同上，第6页） 第二，特权者拒绝平等、自视高人一等，特权阶级贪得无厌致使政治秩序混乱颠倒。西耶斯说：特权者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种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这种欲望不幸与人类体质极为相似，乃是一种真正的反社会病，无人不曾千百次地感受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如果说这种欲望因其本质而始终是有害的，那么，请大家判断一下，当它受到舆论和法律大力支持时，将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同上，第6页） 不仅如此，特权者还“自以为他和他同类的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形成一个民族中的选民。他认为他首先对他的社会等级中的人负有义务。即使他继续关心其他人，这些人也不再是自己人，事实上不过是外人而已；再也不是他曾是其肢体的那个躯体，而只是老百姓，在他的言语及心灵中瞬即成为不值一文的人们，一个生来就为伺候人的阶级。而他则相反，生来就是为了治人，为了享受。是的，特权者确确实实竟然自视为另一类人”。（同上，第6—7页）这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对于特权者是如此珍贵，以至要把它扩大到他们与其他公民的一切关系中去。他们生来绝不与人混杂，与人平起平坐”。更有甚者，“特权者若是从他所蔑视的那个阶级遇到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不快，首先他发怒，他感到权利受到了伤害；他认为他的利益、他的财产也受到了伤害；他随即煽风点火，挑动他的所有特权同伙，最终组成一个可怕的联盟，这个联盟准备不惜一切来维护日后扩大他的可憎的权利。政治秩序就是这样被颠倒了，只露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贵族制”。（同上，第7页） 第三，特权是毒害社会的鸦片，它使许多人忘却和抛弃了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纽带而对特权趋之若鹜。西耶斯说：“为了解释人们何以如此炽烈地渴求获得特权，大家也许会想，至少一种牺牲公共幸福而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个人幸福已经形成，构成这种个人幸福的是一种优越地位的诱人魅力，享有这种优越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向往它的人为数众多，而其余的人迫于无奈便以种种嫉妒或仇恨的手段进行报复” （同上，第8页）西耶斯提醒人们：“让我们听听我们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看看所有大特权者、达官门的经历，在外省，他们因其等级而尽享所有优越地位带来的所有魅力”。（同上，第9页）为此，西耶斯感叹道：“啊！要是人们愿意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要是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幸福有所作为，那该有多好啊！如果他们同意睁眼看一看，这种残酷的轻率如何使他们长期以来蔑视自由公民的权利，去追求空虚的奴役特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公开放弃他们从小就受其熏陶的大量的虚荣！就会对那类与专制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事物秩序失去信任！公民权利包括一切；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同上，第9页） 第四，世袭的特权比自己取得的特权害处更大。西耶斯说：“到目前为止，我把所有特权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世袭的特权与人们自己取得的特权；这并不是说，它们在社会中同样有害，同样危险。如果恶事与荒谬有先后次序的话，毫无疑问，世袭特权应该居首位，我不屑于废脑精去证实一个如此明显的真理。把特权变成一种可以世代相传的财产，这就等于把为赋予特权强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也抛在一边了；这无异于丢弃一切原则，一切理性”。（同上，第9页） 第五，特权者用特权长期存在的传统事实迷惑民众，企图使民众相信特权等级源远流长，特权社会亘古不变。西耶斯说：“我们看到，在国民甚至还不曾想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在我们眼皮底下出现了众多的特权者，他们带着宗教般的信仰，宣扬他们仅凭出身便有权获得荣誉，仅因生存便有权享受人民奉献中的一份”。（同上，第10页）然而，“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以这样的身份，他们就好像是受公众委托的全体代表，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正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才自以为对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通政府首脑或同君主本人讲话时，他们就以王位的支持者和国王的天然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反对人民；反之，在同国民讲话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人民的真正保卫者，仿佛人民没有他们，就会马上被专制制度碾得粉碎”。（同上，第10页）所以，“正是通过混淆这些简单的概念，特权阶级侈谈什么必须建立隶属关系。有人想用武士精神来评论民事关系，结果把国家仅视若一个庞大的兵营。在一本新出的小册子里，有人竟敢把军官与士兵比作特权者与非特权者！武士精神与僧侣精神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们征询有僧侣精神的人，他也会回答：要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只有将它置于统治着无数受难者的那些规章之下才行”。（同上，第11页）由此可见，特权阶级为自己“合理”存续编制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第六，特权阶级贪图金钱，敛财手段卑鄙龌龊。西耶斯说：“至于金钱，特权阶级确实应该强烈地感到有此需要。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倾向于放纵这种强烈的贪得欲望，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带来的偏见不断地怂恿他们挥金如土，而且因为当他们放纵贪得的欲望时，不必像其他人那样顾虑失去任何荣誉、任何尊敬”。（同上，第12—13页） 西耶斯接着论述道：“既然特权者比别人更为贪财，那么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贪欲呢？不外乎阴谋与乞讨。这两种行当变成了这个公民阶级的特殊行业。由于只操此业，所以他们精通此道；凡是这两种才干能获得硕果的地方，他们便侧身其中，排除来自非特权登记的一切竞争”。（同上，第13页） 为了获取金钱，“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是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联，而过不多久，它终于把这些职位看成金钱职务，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庭相符的境况”。（同上，第13页） 极为有害的是，“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阴谋伎俩娴熟老练而高枕无忧。由于他们担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大臣会因想到公众利益而一时清醒，所以他们及时利用某些行政官员的无能或背叛。他们终于通过一些手续完备的法令或一套相当于专属法的行政制度，使他们的垄断得到认可”。（同上，第13页） 更为糟糕的是，特权阶级“使政府屈从于那些对整个国家经济破坏性最大的原则。尽管国家经济要求在各个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垄断却强行选择最昂贵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为垄断的明显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来能够显示才能的人有所发展”。（同上，第14页） 论说至此，让我们再回到西耶斯《论特权》开篇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发现，西耶斯对特权的性质以及危害的论述是多么的切中要害而又鞭辟入里啊！读完《论特权》全文之后，掩卷而思，我不禁发问：西耶斯发表于200多年前的《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给了我什么历史启示呢？或者说，读过西耶斯的《论特权》过后，我会得出什么基本结论或作出什么基本判断呢？以我肤浅的解读和概括能力，我以为，西耶斯的《论特权》给予我的历史启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表达，就是：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这也是我读过西耶斯《论特权》之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或作出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结论或基本判断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已经被在其发表过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的法国大革命所证实了的！历史已经昭示：特权引起的腐败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面对当今社会，特权仍然汹汹，动乱几乎连连！试问：若要求得社会安定，除了根绝特权、釜底抽薪，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去选择呢？！

储成仿：毛泽东走了之后的日子 标签： 毛泽东 ● 储成仿       今天是2011年9月9日，35年前的今天，“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坠落了。消息传开，举国悲痛，一片哭声。此时，我不例外，也哭了，哭得与其他人一样伤心、一样真诚、一样无奈，那时，我是一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举国哀悼，全国各个单位都举行毛泽东追悼会。我们学校也举行了追悼会，学校革委会主任（当时没有校长的称谓）要我代表学生致悼词，我遵命起草并以极其沉痛的声音宣读了悼词。          毛主席（当年都称毛主席，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的名字）就这样走了，撇下了我们这群不知去向何方的羔羊，我们心情沉重，我们思绪迷茫，我们绝望无助。          毛泽东辞世仅只一月，从北京又传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我当时的感受既惊奇又麻木。惊奇的是，这些文革期间红极了、权力大极了、紧跟毛泽东的人物，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呢？麻木的是，自文革以来，国家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四人帮”垮台令人震惊的程度远远没有超过林彪垮台令人震惊的程度，所以，我当时的感觉麻木也就自然。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整个冬天，全国各地“轰轰烈烈”（文革期间常用语）深入揭批“四人帮”，真是弄得鸡飞狗跳，人困马乏。          1977年开年（当时不是秋季而是春季为学年开始）我进入高中二年级学习。我当时尽管在学校读书，但中学毕业之后干什么，心里一点打算也没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打算）。暑假结束不久，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国家将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对我触动很大。我记得，1977年冬我被选拔为我校文科代表（经过两轮考试淘汰），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当时安徽省在校学生参加高考的比例是千分之五，我校文科只有两个班，120人，才0.6个名额，最后给了一个名额）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我的考试成绩公布后，革委会主任抄了回来，说，成绩不错，但当时安徽省规定在校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历届生高出很多，我没有被录取。1978年学制改变（由春季改为秋季为学年开始），我的高中生活由原来的两年，延长至秋季，为两年半。1978年上半年，由于我1977年的高考成绩，学校革委会主任以所谓的“能者为师”为由，叫我一边读书、一边教书。1978年7月高考过后，我被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          从1978年9月上大学，到2011年9月的今天，整整33年过去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也35年过去了。回首毛泽东去世过后的35年，依据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的认知能力，我以为，我们的国家一些东西确实变了，但一些东西依然故我。在这些变化中，我以为，最为显著的是我国经济生活的变化。在经济上，由于承认和接纳了市场，市场天然的竞争和扩展能力加上中国人天性中强烈的对于贫困的惧怕和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30多年来，经济总量急速飞升。个人生活尽管出现了“月儿弯弯照九州”歌词里描写的景象，但与文革时期相比，还是有了很大改善。但是，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最大的推动力来源于官府权力、来源于执政党以经济发展换取合法性的谋划、来源于党政官员为了高升而制造政绩的冲动，因而，这种经济发展的动力很难持续。另外是国企，尤其是央企，权力与财富的媾合，衍生出行业垄断以及行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极大畸形和落差，凡此种种，肯定将会给后续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穷的祸患。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必须改变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变而依然故我。在这些应该改变而没有改变的东西中，最为显著的是权力分配方式以及权力结构。毛泽东去世35年来，尽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提出过改变权力过度集中的诉求，但35年来，现行权力结构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几无本质变更。35年来，仍然是权力产生权力、官员产生官员，权大于法、官高于民，官权践踏民权、特权践踏人权，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摆在世人面前的无可争辩的真实事实。在这一政治生态下，公权腐败滋生泛滥，官民冲突连绵发生。可以断定，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建构一个以良善宪法为依托的宪政民主权力构架，一切热望中国能够成为繁盛之邦、仁义之邦的美好向往，肯定都将化为春梦、成为泡影。          我们恐怕都记得，35年前，当年迈的毛泽东临近生命尽头、最后自我总结自己的一生丰功伟绩时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的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去了，另一是亲手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回过头了审察和思虑毛泽东当年所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正是从毛泽东自以为荣的这两件事中看出了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的巨大局限和犯下的巨大过错！          从第一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之争，如同刘（邦）项（羽）相争，直接映射出了中国人人性中的一大劣点：你死我活、独占灭他，一山不容二虎、二马不能同曹。然而，吊诡的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墨客却把中国人的人性描绘成和合、中庸、仁爱、和而不同……，这确实是对实际政治争斗生活的一大讽刺。诚然，蒋介石国民党1949年败走海岛纯属咎由自取，然而，毛泽东共产党 “宜将使用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其处事做派和行为本质与刘邦当年又有何差分？！很显然，这种以你死我活、独霸独占的态度、手法和立场对待反对派的品行和做法，从某个层面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的民主共和为什么在毛泽东和蒋介石手里成了镜花水月、皂泡烛影的原因之所在。          从第二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直接映射出了中国人人性中的另一个劣点：权力原教旨主义。          众所周知，文革的核心是夺权。自诩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向以刘少奇为总司令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          人所共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认为权力万能，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嗜权如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下面保政权，有权就有一切，为夺（保）权力、不择手段。自夏朝以来，家天下的执掌者帝王们，把天下、国家视为囊中私产，一旦有权在手，便就恣意挥霍、为所欲为。独裁者之所以是独裁者，就是因为权力独占，不受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独占权力造成的人间惨剧，罄竹难书！毛泽东自以为豪的一生所干的文革这件大事，恰恰告诉我们，这是毛泽东一生所犯下的一件大错！文革惨剧明示世人：权力原教旨主义在中国一日不完结，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宪政就有一日不可能变成现实、得到实现！          日月如梭光阴去，35年一挥间。毛泽东离我们而去虽已35年，然而，我们心存疑虑，毛泽东时代是否真的与我们渐行渐远？历史老人有时十分滑稽、爱开玩笑，然而，我们真的不希望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个民族再开一次玩笑：毛泽东去了，毛泽东又回了！          2011-09-09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6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  

[14]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人民日报曾发表过访英观感文章，说英国女王的车队也要红灯停绿灯行。而中国官方接待英国工会代表团的车队在上海大摆阻拦一切车辆和行人而独行的威风，引起外宾的反感。看看我国的街道交通，对比一下腐朽的西方，武大官人肯定还要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用户： dshascome 发表于：2011-7-19 17:25:38 支持 (4) 反对 (0) [13]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人肉之！！！！！！！！！！！！！！！ 用户： laohu 发表于：2011-7-19 17:04:14 支持 (0) 反对 (0) [12]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民主国家有特权车，特权人，特权事，特权阶层吗？？？ 用户： 天人合一 发表于：2011-7-19 15:26:07 支持 (4) 反对 (0) [11]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特权=违规=逆驶=丑恶！然而特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追求与利益体现，革除特权与既得利益集团生死悠关，可恶的特权=可恶的既得利益采集团，如何除？！耐着性子拭目以待。 用户： 墨汀 发表于：2011-7-19 14:37:00 支持 (7) 反对 (0) [10]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看图片的日期，是去年8月26日吗？ 都过去一年了，楼主知道车主是谁？接送何人？ 没人搭理你！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用户： zjsl 发表于：2011-7-19 12:50:47 支持 (15) 反对 (0) [9]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问：什么是特权？ 答：这就是特权的一种表现！ 问：什么是特权的危害？ 答：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 呵呵，拙作《什么是特权？特权的危害是什么？》以及《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对此专有论述！ 用户： 储成仿 发表于：2011-7-19 11:26:51 支持 (16) 反对 (0) [8]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确实非常可恶，还有另一种现象，如地方干部的车辆挂军牌，以享受特权。 用户： 峄阳山人 发表于：2011-7-19 10:54:08 支持 (17) 反对 (0) [7]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哈哈，记得把酒年那次事件就是反特权、官倒、腐败的，如那次事件成功了，如今的京V•30026 奥迪车也就开不到火车站台上去了。回首往事，只有读书人一声叹息——哎！ 用户： 新生人 发表于：2011-7-19 10:02:39 支持 (33) 反对 (0) [6]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掌权者习以为常，慢慢地将舒服地死去——- 用户： 北方船夫 发表于：2011-7-19 8:21:18 支持 (23) 反对 (0) [5]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支持冯梦云先生的点评,茅公的正义立场值得尊敬,应当放到最显要的版面上,让公车钉在耻辱板上.建议选网设批特权专栏,让特权真的成为过街老鼠.也支持纪原先生宪法较真运动,也可办专栏.选网应当先为勇.勇为先. 用户： 李逊达 发表于：2011-7-19 2:44:00 支持 (34) 反对 (0) [4]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这篇文章被放在百家栏而不是首榜可见主”偏”的立场。正如王占阳陈红太三突出一样，可见“主流舆论埸”的主流意识。 总有一天“因为官衔大，地位显赫，就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那是绝对不许可的。我们中许多人去过真正的法治国家，他们那里没有特权横行的现象，任何特权都会遭到严厉的指谪。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从选网做起。 用户： 冯梦云 发表于：2011-7-19 1:27:23 支持 (32) 反对 (0) [3]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宪法涉及国家和本国民众的根本，在宪法问题上必须较真。 呼吁来一场宪法较真运动。 用户： 纪原 发表于：2011-7-19 0:40:06 支持 (28) 反对 (0) [2]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支持！！！！！！！！！！！！ 用户： 23 发表于：2011-7-18 20:20:47 支持 (31) 反对 (0) [1]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照片曝光非常好！让这辆车的牌照永远钉在耻辱板上，让特权人物永远去尝尝耻辱的滋味！ 用户： Darwin 发表于：2011-7-18 19:20:59 支持 (57) 反对 (0)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