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如果你在中国内地购买一块售价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其中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1元，11％的关税267元，赋税总额：1353元 记者帅蓉发自北京 “作为纳税人，你交了哪些税？” “个人所得税啊，那可是大头，工资、奖金哪个不扣税啊？”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吧，因为我没房没车没投资，最多就是银行存款交那点税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在北京一家门户网站工作的谭晶如是回答。 谭晶给记者看上个月的工资单，应发6250元，实发4558元，扣除住房公积金和社会基本保险后，工资条显示她每月的纳税额为306元。 谭晶所不知道的是，这个月她所缴纳的税远不止这些。 无处不在的税 最近，谭晶一直忙于布置自己的婚房，从电器商场购回的一台29寸的液晶电视，花费5900元。按规定，我国家电产品按17％的税率收取增值税，也就是说，谭晶购买这台彩电花的5900元中，有857元是增值税税款。 为了搞好媳婆关系，在婆婆生日当天，谭晶特意去商场选购了一款瑞士进口的月亮女神天梭女表，售价2700元。这个价格也包含了17％的增值税392元，由于这款手表属于奢侈品，2700元的价格其实还包含了消费税（税率30％）623元，以及在增值税和消费税基础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71元，另外还有关税，如果按照瑞士进口手表最低关税税率11％来算就是267元。 也就是说，谭晶花了2700元买这款月亮女神天梭女表的同时，已经无形中缴纳了1353元的税，税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商品价格的一半。 谭晶最近另一单大笔消费则是为了自己。尽管为装修新房和孝敬老人已经花去自己不少积蓄，为犒劳自己几个月来的装修之苦，她犹豫再三，最后咬咬牙以“妇女节”的名义又给自己添置了一款50毫升boss风尚女用香水，价值540元，这也属于奢侈品，同样也免不了数额不菲的税收。 简单算算，谭晶就已经缴纳了数额近8倍于当月个人所得税额的间接税。 人们也许会质疑，如果不买奢侈品，就不用缴纳这么高数额的税收了。实际上，我们的日常每一次消费行为都免不了缴税，比如沃尔玛超市一袋5公斤的大米，售价50元，消费者需要埋单的增值税就是5.8元。一袋标价2元的盐，这个价格里其实也包含有约0.23元的增值税。我们购买的服装类产品，价格则包含了17％的增值税。出门在外，除去走路，只要我们开车或者打车，都要缴交一定数额的燃油税。 消费就等于纳税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几乎已经没有能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人，人们或多或少都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消费品。所以，个体的消费活动和企业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一样，都有一个纳税的步骤，只不过有些是直接交了税，有些是间接交了税，但归根结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企业的征税，通常都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譬如本该由企业承担的产品税和营业税等税项，出厂前就被列为产品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由于我们的购物小票上通常只有价格，而没有税的踪迹，这些“隐蔽”税种通常轻易就被消费者们忽视掉了。 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都和谭晶大同小异，他们对于自己纳税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个人所得税这一项。个人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它对于工薪阶层应该是认知度最高的税种，轻易地就能引起一些人的抱怨。但他们和谭晶一样并不清楚，除了每月工资单上标明了上缴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以外，每天的衣食住行，自己的每一次日常消费，都包含了纳税行为。 据了解，2010年的个人所得税数额，仅占了中国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而仅增值税和营业税两项，就占据了税收总额的44.2％。大部分个人承担的“间接税”，都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经济行为之中。 据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网站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9个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等。业内专家评论说，尽管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看似与普通百姓无关，但事实上它们隐在幕后，最终都隐含在商品价格中，由每一个消费者来埋单。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纳税人，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只要有衣食住行，都在为国家纳税做贡献。”一位评论人士说。 偏高的流转税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中国的税制结构偏重于对商品进行课税，就是流转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为主体，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都算流转税。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曾经做了个比较，从整体税负来看，中国的税负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并不属于最高。但是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的税种。剩下的不足30％的税收，则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的税种。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在美国和日本，来自流转环节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6.8％和18.6％，来自收入环节的税收则超过70％。在实行增值税的欧洲国家，如欧盟15国，其来自流转环节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30％。 “照此分析并按人民币计算，倘若上述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他撰文指出。 虽然数据并非最新，比较也略显简单，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专家是认同中国的流转税偏高这个判断的。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示，中国的流转税类比重偏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税务方面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很多国家并没有“营业税”的定义，在美国，一般而言，消费者需要缴纳的就是消费税，但是这个税费在各州都不相同，最高只有10％，甚至有些州还减免了消费税。在中国香港，人工、地租都比内地贵，但很多商品反而便宜，这正是因为香港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高赋税害了内需 在杨志勇看来，商品的流转税偏高，导致物价偏高，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 “比如很多中国人有机会出国或出境的时候，就在外面购物了。也这就是说，我们税率虽然高，但很多税可能都收不到，不仅税收流失了，内需也流失了，这个对我国经济是有影响的。” 另一组数据也可以说明中国内需流失的速度正在加快：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海外代购的市场交易规模达到了120亿元，较去年涨幅达140％；预计2011年这一规模仍将将翻倍增长，达到241亿元。 为了留住内需，中国海关降低了海外邮寄到中国的物品的免税额，并于去年发出“54号令”，规定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及以内的才免予征税。然而这些举措都招致了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对于留住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非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指出，中国的消费品关税一直较高，可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目前，中国进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生产资料，如资源产品和原材料，而消费品很少，这和中国的高关税有很大关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也对记者指出，我国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靠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增长则有很大潜力，因此外贸政策原则上应适当促进进口，包括调低消费品进口税，包括适时将某些产品从奢侈品目录中排除，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税制结构转换势在必行 杨志勇进一步分析指出，从消费层面，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价格过高，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消费不足，则影响到企业运转。 “大到宏观经济，小到企业，再小到普通人，如果不得不承受高价，经济负担就会加重。反而是比较富裕的人有机会出国，他们负担更轻。所以从大、中、小各方面看来，高流转税导致的高价，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能造成一定的阻碍。”杨志勇说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税收的现行税制格局，使我们陷入了目前的窘境。”高培勇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改革税制。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提出转换税制结构的必要性。比如改变以商品税或者以间接税为主的现行结构，而以征收直接税为主，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以及房产税等。 “税收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征自流转环节的税收，属于间接税或称生产税，往往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而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因而，它们与商品售价高度相关。政府征自收入环节和财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属于直接税，虽然并不能一概排除其发生转嫁的可能性，但一般并不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而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因而，它们与商品售价的关联度相对较低。”高培勇说。 “在转换的过程中，要保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所以这个转换也是高难度的，但是我们的税制结构必须转换，否则不是什么都流失了吗？”杨志勇强调说。 链接：中国的19个税种 我国共有19个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2000年起暂停征收）等，其中16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吨税由海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由海关部门代征。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国际先驱导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背井离乡到城市时，故乡在沦陷；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乡愁是一厢情愿但固执的寄托。而种种皆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样带给人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 文/孙琳琳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在中国，越来越多人正失去灵魂的寄存处。 过去，故乡是记忆；如今，故乡是籍贯。过去，故乡是出生的老屋；如今，故乡是埋骨之所。过去，故乡是一个地点；如今，故乡是一种精神寄托。 每一个乡村都想变成一座城 2011年是华国锋诞辰90周年，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又被重新提起——回故乡，葬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卦山。“我回到故乡即胜利。”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如是说。 当你回家时，故乡还在不在？ 在昆明生活了一辈子的诗人于坚，如今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故乡面目全非，记忆开始骗人。在中国，每个野心勃勃的城市都变得和另一个一模一样，有CBD，有滨江路，还有步行街和地铁。它们不在乎“千城一面”，着紧的是立起比台北101更高的地标，最好还有什么宝贝能申请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于坚写了好些歌颂故乡山川的诗，现在他却担忧起来，担心年轻人指责他说谎。 你幻想过荣归故里吧，过去是骑着白马，现在是开着宝马。可你外出闯荡，故乡却不等你。它要么失去人脉，长眠不醒；要么大干快上，跑得比你还快。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效率太高了，将乡村连根拔起。开始你还能追述，还能跑到山坡上指点你的童年，但是很快，你依然每年回到故乡，却越来越找不到故乡。 如果说城市的现代化让市民多少享受到红利，乡村力争上游的过程就更急进，并赚尽了热泪。求新与图快，成了中国乡村的新信仰。稻田被征用成经济开发区，重新规划的村庄建房都使用同一张图纸。你记忆里的老屋、河岸、田埂全都改容易貌，故乡也来种假树、盖新房、建广场、竖标牌，变成了新农村，变得更像一座城。 一切都推倒重来，拆得快，变得也快。2011年春节，信阳市淮滨县拆迁的农民还暂居在窝棚里无家可归，他们的旧址却早被迫不及待地平整好，等待一条新的高速路由此通过。 2005年，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说：“我国因为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使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使城乡的差别特别大，三个农民的消费只抵上一个市民。” 而2011年春节，你千辛万苦回到故乡，发现三线早已被各路品牌攻陷，满街都是金羽杰、优乐美和旺旺大礼包。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低速电动车成功“农村包围城市”。扩大内需的战场甚至扩展到互联网，2010年12月，中国的1.25亿农村网民和3.32亿城市网民共享着同一个卖场。在乡村社会富裕的江苏，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幅甚至高出城镇居民3.5%。 你尽可以放心地回乡隐居，和城里的日子一样，所需的只是一根网线。你也可完全不必再抱着回乡隐居的奢望，就算回到那里，还不是过着和城里一样的生活？ 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 关于故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有人不执着，说“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你在哪站稳了，哪就是你的故乡”。经济学家赵晓在微博上讲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对于男人来说，有事业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 “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歌手李健唱的是一种随遇而安。故乡也许并不只是地点，而是由父母、亲人、朋友、熟人构成的生活圈，对你知根知底，知冷知热。童年记忆固然是不少人的情结，若生命中重要的人愿意跟你走，归属感亦可在他乡延续。 这么说，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故乡？ 在大城市的粉丝中，听汪峰那首《晚安，北京》会哭的，有多少是北京人？2010年北京人大和政协的调研报告称，目前北京的流动人口估算已超1000万，其中95.1%的人在京半年以上，41.2%是全家移居北京。而近年来，平均每年只有约16万人能够拿到北京户口。 北漂们津津乐道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小吃和皇城根底下的种种旧事新闻，为了能在二环附近上班，宁愿住在六环以外。他们相信北京之大必有自己容身之所，溺爱此城如同故乡。虽然没有户口，他们在精神上早已认定自己是北京人。 然而2011年春天，渴望安居的北漂们却被“京十五条”伤得不轻。入籍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买车面临摇号，如今连花大价钱买房也要出示五年（含）以上纳税证明。瞧！北京根本不是你的家。不管你多么依恋它，歌颂它，赖着不离开它，它仍只凭证件或金钱认定你。别以为北京特别无情，紧随其后，上海、广州、青岛、南京、成都、长春、南宁和贵阳等城市的房屋限购令也都和户籍挂钩，带一点排外色彩。 限购令只是大城市对外地人设置的诸多壁垒之一，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哪一条不令寄居的你难过？城市的胃口永远都那么大，资源却只有那么多，接受现实吧，投奔城市时，你就要先做好了和它分手或死磕的准备。 生活在城市里，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遭遇那么多难题，面对那么多未知地点，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这种状态下，就算有户口簿和房产证，你也不会轻易指认一座城市是故乡吧。 最尴尬的是，在乡村找不到出路时，你来到了城市；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你又试图退回乡村。来来回回，两头不靠。梦想逐渐消失，臆想却更深了。 与其钻营，做里尔克式的浪子倒也不错：“倘若我假装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了家园和故乡，那就是不忠诚。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游和等待。” 寻找精神故乡 写了《我的故乡在1980》的老猫说：“故乡是气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按老猫的描述，充满了真善美的正能量。在这个气场中，诞生了众多文学、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等领域的高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活跃至今，仍不约而同地把上世纪80年代看作共同的故乡。 在世俗的打量和赶路的灰尘滚滚之中，空间里的故乡自身难保，但时间线上的家园仍鲜花盛开。虽然今时不同往日，但毕竟还可以缅怀，毕竟还能在人群中找到同类。 有些人在舌尖上找到了故乡。这其中微妙的品位，非家乡人不能了解。比如，在江西人的记忆里，樟树的清汤入口即化，冻米糖要吃丰城传统猪油熬制的那种，南昌人所说的“两室一厅”，指的其实是便宜量足的私房小炒。 对80后的互联网原住民而言，QQ是他们的故乡。一个QQ号，是社交的开始，也是互联网身份的获得。他们在QQ上恋爱、写日记、谈工作，也养宠物、玩游戏、互相窥探。尽管后来沟通工具层出不穷，QQ却从未退出江湖，因为它包含着一个人在网络世界的童年记忆和基本人际关系，你可以隐身，可以删光所有心情，但只要QQ号在，你就永远不会走失。 愤世嫉俗的马奈，曾是卢浮宫里最虔诚的临摹者。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是装置艺术家的圣地。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凭一座建筑改写了一座城市的未来。大师已逝，博物馆与美术馆是旷世杰作的归宿，亦是经典审美的原乡。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粉丝都能在这里找到故乡，忘了自己。 无话可聊的时候，总可以谈谈童年。说到玩耍，那是所有人生命中的金色时期和原乡。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小时候，并不比90后少半点乐趣。长大以后，人与人的心性和足迹千差万别，但你一定不会忘记小喇叭、七巧板、猫和老鼠，还有奥特曼打小怪兽。 流亡在外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说：“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用俄语写诗，成了他纾解乡愁的手段。方言是一种地方性密码，明确标明你的来自。听得懂方言是进入，说得好方言是融入。学会讲广州话的新广州人，总是更快找到归属感。反之，在故乡不讲方言的人多半是因为疏离，而在外不讲方言的人则是因为不自信。 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攀上珠穆朗玛峰的路上，需要的不仅是强壮的身体、专业的装备、忠诚的向导，还要有一颗一直向上、绝不放弃的心。虽然路途如此凶险，爬山的人却常常欲罢不能，也许，他们在顶峰望见了最温柔的故乡。 以上种种皆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样带给人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哪里能找到安全感和平静，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感谢 heartsurge 同学推荐。 像减肥一样减税 有人说，很多税对中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比如：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中国税费设置多，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大。 这些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件事，就热过冷过，沉沉浮浮。前些天国务院终于正式讨论此事，民间七嘴八舌又成一锅粥：什么这个更重要呀，那个也急迫呀……头脑清醒的朋友出来喝止：且慢鼓噪，先提高了起征点再说啊！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人大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普罗大众来送，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够皆大欢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无成。无论何种方案，每个收入阶层的获益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让更多的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对目前颇感税赋之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总是好的吧？2月底还有一条消息：车船税的征收方法将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由此可见民意的作用在税法调整中越来越凸显。 女人减肥的毅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真的希望：像减肥一样，坚持减税！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是什么让姜文站着把6亿票房赚了？“索隐派”认为是张牧之在衙门口喊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温家宝总理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温总理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关注“赋税之痛”，纠结的不是个税起征点究竟该3000、5000、10000元，还是20000元，而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恰恰是解决当前中国一些迫切问题的钥匙。 “你知，或不知，税就在那里。” “第一次感觉到，税离自己这么近。”草儿告诉记者。 自从“禁购令”在北京风行，就不断有在京创业的外地朋友找草儿打听，是不是可以挂靠在他的公司，补缴个税和社保。“现在只是限制买房、买车，没准哪天就得摇号生孩子，将来会不会纳税不满5年连麦当劳都没得吃？还是先把这张‘护身符’请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话，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认，禁购令让一直以来淡漠的纳税人意识得到了空前觉醒，但竟是以这种方式，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草儿感慨。 早年“纳税人”这个词只在香港警匪片里出现过。谁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芦画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一阵别扭。如今草儿晚上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这要花掉多少电费，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馒头税”这个词儿还是会让她感到意外。不断发酵的争论提醒草儿在超市收银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标签。“四个馒头4.8元，按17%算一下，仅增值税就交了8毛钱。”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儿拿出笔来，想要好好算算这本“糊涂账”。 “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最早让草儿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1958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4569.25元。一年算下来，草儿夫妻俩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馒头税”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只要有消费，就要缴纳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实行流转税的国家，企业所交的税以及以费的名目和形式征收的“变相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关税……最终也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草儿以吃、穿、用、住、行、理财几大类，分别统计。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基本上都是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得益于草儿爱保留购物小票的好习惯，可以得知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夫妻俩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难得周末一家团聚，草儿喜欢下厨露两手。上个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记录有乌鸡、牛腩、鲫鱼、甜豌豆、生菜、鸭梨……这些食材大概是两天的量，一共消费了近122元。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开销约为128元。 一家人每月还会为红茶花费200元，果汁花费300元。 “面包、纯牛奶、食醋、绵白糖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鲜牛奶、蔬菜肉蛋、酱油、食用油、食盐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餐饮业的营业税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制一次性筷子，还要每顿饭多交5%的消费税。而且我发现，只要缴纳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其中之一，都要同时在税额总数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这两项一般是雷打不动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哪怕我买一根针，都为城市建设和教育掏了钱包。” “这么算下来，我们这一家三口，一个月仅早饭就为国家缴了近100元税费，计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个月在吃上的税费大约有438元。” 穿：草儿一家人在穿上讲究舒适随意，并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给自己买了6800元的衣服鞋袜，老公是 2250元，宝宝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税是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一年缴税大约为1916元。 用：在算“用”这一项的时候，草儿不由一阵惭愧。“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25岁之后就要学会保养，一直都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特别敢于花钱，追求高档品牌，在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费税率，才知道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居然高达30%，还要加上10%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我仅化妆品，一年就要交税3420元。原来我才是家里真正的‘纳税大户’……” 香水：年消费500元，税率等同高档化妆品，缴税约300元。 理发：年消费1000元，5%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费2000元，17%的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374元。 其余杂费：年消费1200元，税率等同玩具，缴税约22.5元。 草儿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业缴费单，电费300元，自来水费176元，燃气费47.15元， 电话费 +网络220元，手机费300元。 “电费的增值税率是17%，水和煤气是13%，国家为了支持邮电通信行业的发展，将电信营业税率定位较低的3%。我们一年在这上面的缴税大约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档手表里含有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一块1.5万元的手表，税款就占到9150元，非税价只有5850元。金银首饰、钻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费税、17%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缴税4065元。 “减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们一年仅吃、穿、用，就为国家缴了1.3万元的税。我都有点不敢算那个天价奢侈品——房子了。” 住：几年前，草儿在东四环安了家，一套两居的房子，总价176万。那么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税费？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各种税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 项，两者共计62项。分别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约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而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仅以15%算，草儿这套房子的税费就高达26.4万。 装修花了7万多，按3%的营业税计算，税费约为2163元。 家具、电器、餐具、床上用品，总价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税费约为9911元。 “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光税就至少交了27.6万元，相当于我两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资收入。”草儿顿时觉得分外肉疼起来。 行：2006年，草儿丈夫买了一辆马自达M3，花了16.98万。 “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车船使用税是 480元/年。1.6排量，适用的消费税为5%。每月汽油开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税、无铅汽油每升消费税0.2元、7%城建税、3%教育费计算，占了油价的20.4%，一年交税2448元。5年来，我们为这部爱车，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税。” 如果按照新的《车船税法》，将来这辆车的车船使用税，还将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财：目前国家免征利息税，草儿家的银行存款，暂时躲过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税单边征收。“没有仔细算过，估计怎么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约1万元。” 累不累？看看税 10年来，如果不计算波动，草儿一家共收入516万元，缴纳个税约78万元，五大类交税共计46万，赋税总额124万，占到总收入的24%。 根据财政部税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9514.7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4%。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 “现阶段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 “我发现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存在。《穷爸爸 富爸爸》一书里面讲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扩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适用，中产者和穷人成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软柿子’。真正的资本家则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逃脱了。若拥有自己的公司，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夏威夷的董事会就是你的假期，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的保险和修理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费、大部分的餐费都是企业支出，都在税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善于理财的她，开始寻找减税之道。 “我打电话向美国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买房子贷的款、医疗开销、大人小孩的充电教育费用，甚至是搬家费、股票损失、个人丢了东西，都可以申请减免税。还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以单身、夫妻、丧偶等分别申报。” 她立刻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逐字逐句品味“减免税政策”，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中点小彩票能够免税外，并没有一条适用于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查找资料的时候，草儿偶尔读到了《德银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这条新闻，惊闻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以补偿中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薪水。而这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据工行年报，2009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总收入为91.1 万元人民币(合13.34万美元)。 “只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外归国学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带项目的海外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才有资格享受到个税减免。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深圳市还为身价近300亿的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一样，心情很复杂。国家对人才的鼓励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换种更减少争议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对减税的需求最迫切？” 这对夫妇奋斗10年，如今拥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车，扣掉各种税款和开销，存款尚有100多万。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错过了一夜暴富的转轨时代，也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儿这样的中产生活，已经足以令升斗小民羡慕嫉妒恨。 但这位“榜样”似乎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者身份。“物价涨得太快了，我们对未来都很担忧。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一直安安稳稳这么下去，会不会稍有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朋友的母亲，一个胆结石手术，主治医生就让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并举例说某著名人物做同样的手术，花了100多万。我家有4位老人要赡养，将来很有可能因病致贫。中产就是一块痛苦的夹心饼干。低保、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等都不会有你的份儿。今天还为自己有几百万存款庆幸，明天极有可能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总共才花了35万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万人民币！我立刻让他帮我留意移民政策……”据说赴境外生子的大军，已经从香港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个群体的主要来自内地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让更多的税用之于民 一说赋税过重，砖家就会出来举例，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 只占GDP的20%。 但为什么20%的怨声载道，51%的却老老实实排长队纳税？难道又是国民劣根性作祟？ 草儿是一个古文字爱好者，查了一下税这个字的来源。“禾是象形字，表示庄稼。兑则是会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张开口笑，喜悦的意思。在英文里，tax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必须忍受。为什么人们把收获的禾苗上缴给国家，还会高高兴兴？” 孟德斯鸠的回答解释了她的疑问。“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简而言之，人们共同凑份子，请一位大管家。 请来管家有什么好处呢？ 草儿查阅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甚至参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训等俱乐部的费用，都由政府掏。以至于在给自己的快乐指数打分时，连一个捡垃圾的都给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麦人甚至给出了满分。 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课后辅导、绝大部分学生的午餐、基本学习用品均为免费，救护车是免费的。 “我有一位亲戚，移民到了温哥华。她回国看到我为孩子热牛奶、做饭忙得一塌糊涂，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了孩子之后，每到就餐时间，就会有送奶工按响门铃，送来的小筐里面，按照营养标准配好了婴儿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这笔费用由加国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将食物喂到孩子口中。能够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报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填妥‘补贴申请’。看来缴税是不是让人肉疼，并不是缴多少的问题，而是缴了之后，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们身上。”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 广东佛山：南海国税全省首创网上打印缴款凭证 在四川广安市举行的第十九个税收宣传月和第五届国税文化节启动仪式上，“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字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祖国感谢您 “缴了税是不是能享受到，这还是后话。我现在困惑的是，连这些税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诉我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 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 我，我缴纳的708.02 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我们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 “听说个税起征点要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为了上托儿所、幼儿园排队的那个乱劲比过年买火车票还激烈十倍。我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托了种种关系，还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把4岁的儿子送进了自家附近的幼儿园。丰台一家幼儿园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长从头天晚上就抱着棉被去排队报名了。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长只是因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着这点微弱的希望去排队了。在北京上小学是划片。很多当初为了房价便宜把房子买在郊区的家长杯具了——郊区没有好的小学。一位朋友为了孩子的跨区上学准备了至少10万元活动费，发愁的是送礼无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草儿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调税年，开门红 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记者/金 姬 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和结论已被我国政府和学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军亚军，他们感到了税负之累。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总额几乎以超过GDP两倍的增幅迅速增长，2010年政府税收净收入更是达到了7.32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税政司2011年2月数据)。 民间和学界有关减税的呼声愈来愈高，政府对此积极回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其实是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这个词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被正式提出。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终于动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将由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后的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不仅将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级率和级差都有可能相应做出调整。 据悉，在2011年，房产税征收范围还可能增加，资源税面临改革，烟草消费税也计划进一步上调，增值税制度将更加完善，环境税也可能开征……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车船税的标本意义 作为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车船税也是近几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一个典范。 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废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 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但由于《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征求意见，普通群众并不知情，新暂行条例的税收金额又比过去翻了一倍，因此在当时遭受民众一片质疑。 2010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份《草案》明确我国车船税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其总价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较低，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其缴税数额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华社针对该草案提指出，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表示，“讨论车船税，先请该税的制定者厘清征税的目的：是调节贫富，是推进节能减排，是抑制拥堵，还是增开税源，增加各级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说，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变成一种常态。” 老百姓对车船税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热情，毕竟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 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 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外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于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就收到了10万条民众意见，其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 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 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与2006年通过的《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此次《车船税法》除了调整税负结构、将排气量作为乘用车计税依据外，还增加了税收优惠的条件。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调整后的车船税法审议通过后，以大排量车型为主的豪华车厂商普遍反应平静。某奔驰4S店销售经理表示，豪华车潜在客户绝大多数不会在乎千八百元的税费上涨，“百八十万元的车都买得起，不在乎多花几百元。” 车船税对于调节汽车的使用行为能否产生作用还很难说。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同样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原则上能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尽管如此，《车船税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还富于民的一小步 紧跟车船税之后的税改话题，便是与最广大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兔年春节以来第二部被讨论并准备要修改的税法。在物价上涨等诸多背景下，国家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的方向和意图日渐清晰与明朗。 2010年我国个税收入4837.17亿元，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除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意思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从国内情况看，个税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个税征收之前的基尼系数和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能后者更糟糕。现在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字已经达到 0.47，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调节手段就是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偏偏这个税种起不到调节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和逃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压在了中等阶层收入者的身上。据悉，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点就交了税，加上他要购房、买车、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负担很重。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3月2日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够藏富于民，并且可以响应市民的需要及诉求。6000元港币并不一定足以应对香港居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连续多年向市民派发红利、藏富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国内地也在走上“还富于民”之路，只不过主要是通过调节个税来实现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历经三次重大调整。从1980年9月开始，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此建立，起征点为800元。这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而言，起征点已经相当之高。 1993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初审，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500元/月。同年10月，个税起征点又一次提高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实施。 由于此次个税调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起征点的上调。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人民币2000元，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这项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执行了三个年头。 有专家曾预测，此次调整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至3000元。而在坊间，5000元的起征点呼声也很高。专家认为，调高起征点是国家减轻人民税负的一个方面，而税率降低其实也是变相调整了税负。 按照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为例，以目前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每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75元；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每月将缴个人所得税400元，对比之下，每个月少缴纳75元，一年下来就可以少缴纳900元；如果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 3000元为例，每年将少缴个人所得税1800元。 据悉，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成为此次个税调整的核心思想。因为我国目前个税实行的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和国外相比，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还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向国外学习，建立个人所得税与通胀系数联动机制，自动调整，这样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更科学。 税改，不仅是减税 车船税和个税的调整奏响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深层改革的序曲，但税改的核心是温总理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这并非意味着大规模减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进行，“增”主要是增收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与资源环境相关联的税种。 除了对“结构性减税”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对于自己缴的税也是糊里糊涂，前一阵子“馒头税”的争议就是例证。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潘耀民委员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其实，“馒头税”只是普通的增值税。民众一听“馒头税”就愤怒，和我们多年以来只强调“纳税光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没有向公众普及纳税常识有关。在中国，纳税并没有给公民带来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纳税的被剥夺感加强了。 更多的税种对于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曾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李炜光指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政府的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减税之外：期待监管给力 2011年3月2日晚，大连一市民上网关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结果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 在关于征税的法律法规政策层出不穷的今天，关于减税的消息弥足珍贵。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接受网友提问时宣布，国务院将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天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虽然新的起征点仍然至今没有公布，但任何减免税收方面的利好——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纳税人中激起如释重负的波澜。相比于对个人缴税的“斤斤计较”，在对政府收税及税收如何使用方面，人们的心态似乎要随意得多。 根据财政部匡算，中国政府2010年度的财政收入超过了8万亿元。和国民经济总量(GDP)一样，中国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些钱将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里，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审议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是全国人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但在预算报告获得通过之前，一般公众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体内容。以2010年“两会”为例，预算报告直到在人大上获批两天后，才向公众发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开幕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俭省，全文约6000字，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名下分为17大类，每类后仅提供一个总数及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的账本 财政预算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的收入非常复杂，即便是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也不禁会感到头痛。作为一个通行和规范的概念，教科书中的“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总和，但在中国，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用一个更拗口的名词——“全口径财政收入”——来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政府的收入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别很大。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而全口径财政收入则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也计算在内。 19种税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详细地阐明各种税收的税率和征收对象，需要一篇专业的长文，而且不能保证读者能够搞清楚这些税收与自己的全部关系。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乃至土地出让金这些不以税收面目出现的政府收入，其征收标准和方式更不确定，更复杂也更混乱。对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收入和开支的资深学者来说，要搞清楚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本流行的《财政学》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由于大量的数据没有公布，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府的收入，有时候必须靠推测。 用较简单的方式说，一个人，不管他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从他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时代戴的红领巾 ——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话，节日礼物——包括过年放的鞭炮，热恋时为情人献上的鲜花和首饰，为了对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妆品，理一次发，捏一次脚，养一条狗—— 或一辆车，买书——或者避孕套，为了打发时间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切现代玩具——从电视机到iPod，为工作而必须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话以及信息服务，退休之后的旅行、钟点工、医院护工，到他死去时候的种种后事——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以及为维持生活而支出的绝大多数开销，都需要纳税。 但看上去无所不包的税收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接近1万个亿。这其中还不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和全部土地出让金。而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为各级政府贡献2.7万亿元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名义上都不是税收，但这笔钱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或个人来承担——这种有实无名的税收非常隐蔽，也使得中国的税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人民日报》2011年初的报道《透视财收八万亿》中，引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的话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只有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化国家45%的平均水平。” 这个宏观税负水平的数据显然是来自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了2007年世界各国的税负数据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为25%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和45%左右。 这份官方数据频频出现在财政部官员口中，显然是财政部对中国税负问题的一份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与另一个机构提供的答案相去甚远。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亿，占GDP比重为20%。社科院版的税负要远超过财政部的版本。 马海涛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正在逐步下降。”这个结论和社科院报告的主编、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的看法并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让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说，“中国的税负会继续上升至35%。” 减税能走多远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个议案、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关于个人所得税，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至少还包括税率、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等等。 而对税收减免，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 17%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由于融资有保障，并能享受利率优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张兆安说，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遑论做大做强。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张兆安说，在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加薪的潜力并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 “对个人减税，要打组合拳”，张兆安说，除了要下调税率，也要改进征收方式。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张兆安认为，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才能保证公平。 针对企业的减税，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 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体制、机制、法制和税制。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和制造企业相比，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税负明显偏重。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也不愿将其社会化，以此来避免高税率。 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支出压力很大”来看，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 公布预算草案摘要之后 “全口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国的真实税负，也使得大多数人中国人对活着就在缴税的事实毫无察觉。多年前，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图书发票上除了列出总价，还特别将书价里所包含的税金单独列出，以提醒读者纳税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是中国部分消费者多年呼吁但从来没有实施过的——但有的读者看到这张发票后很不高兴，前去质问书店的工作人员，凭什么你让我缴税啊——他不知道，税是交给政府的，而且已经包括在了书价里面。质问的人多了，书店觉得教育纳税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个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这种尝试，没有继续在发票里区分书价和税收。世界变简单了，读者不再前来询问，一位网友调侃：因为这个做法，图书大厦的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 当然，一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永远维持简单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国老爸对他小有成就的儿子说，现在我们老两口退休金都是两三千，够花，感谢政府。这儿子心里嘀咕的是，我每个月交的税正好养活您老两口——一户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状况：税收不再能隐藏在社会的财富分配图景下，不为人知地进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经付过一笔钱，人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比如为什么要收这笔钱，收去干吗了——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图书大厦那样，在价格标签上分别列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如果每个人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据可查，总有一天，纳税人质问的对象就不会是商家了。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如果质问多了，税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评估，而到那时候，人们将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作为，并不是官员的恩赐，而是来自国民缴纳的一分一厘的税收。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税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税收是人们为“公正和保护”向政府支付的对价。在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学家看来，《宪法》从本质来说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税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为交易双方的纳税人和政府，在这起税收对“安全与保护”的交易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在于——正如18世纪的美国人说的那样——“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的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 仅就税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政府收税的理由、标准、方式，其原则是“税收法定”——决定征税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这需要对税收方案做充分的公开辩论，人大代表才能够掌握民意，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 涉税法案和行政法规的制定、颁行和实施不透明，已经成了民众对立法程序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一个窘迫的事实：政府的一些收入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许可，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项工作是审查政府的开销。税收的征收和税收的开支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这些钱真的是用于“公正和保护”。审议政府收支预算因此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这也并不容易。在2010年的“两会”上，蒋洪教授准备将下发给代表和委员的预算草案带回住处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员拦住了，理由正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告诉蒋洪，草案不能带出会场，当天必须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会议前半程就公布预算草案摘要，已属进步。但随后对预算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能否充分进行，尚有待观察。 呼唤“阳光财政” 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前一天，蒋洪告诉记者，他的政协提案，主题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财政透明度上。蒋洪的头发已经全白——他戏谑地说，自己为“阳光财政”等白了头。 尽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断见诸各类政治报告，但落实中却困难重重。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闻。2010年里，只有 74家国务院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不到部门总数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开反对公开预算，并宣称相关信息是“国家机密”。 蒋洪从2009年开始评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当年省级平均得分为21.7分。3年来，状况几无改观，“总体上原地踏步”，个别地方还出现倒退。以南方某省为例，2009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为62分，在省级政府中大幅领先，第二年评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进一步下降。 蒋洪将希望寄托在《预算法》修正案上。现行《预算法》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从2004年开始修订，修正案草案争议纷纭，提交人大审议的时间几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过。 目前，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征求意见。在本次“两会”上，蒋洪将向全国政协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针对这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认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称许之处，如增加了“预算、结算后及时公开”的表述，但也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需要更进一步地细化。 “在法律上，什么是及时？什么是公开？及时和公开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公开？对谁公开？”蒋洪说，“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将“全口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是蒋洪的梦想，但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尽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纳入预算”，但随之规定了许多例外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乃至大多数国有资本收益等，都不在预算范围之内。这些费用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其使用情况不列入预算报告，人大代表无从置喙。 草案的改进在于将而在现行《预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预算的政府收入更多，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达到2.7万亿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万亿元，涨幅高达近70%，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纳入一般预算，经立法机关审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有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等——这些钱的开支是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 即便已经纳入预算的开支，距离“阳光透明”还很遥远。原因之一是预算编制的标准很低。根据预算惯例，预算总数之下，要按预算的用途分为几大类，每一类下分列若干“款”，进一步说明预算情况，各“款”下又分为若干“项”，以此类推，化整为零，以求详细齐备，便于审查预算整体合理与否。 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只是预算的总数，至多是总数下大分类用途。因为缺乏详细的项目说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也无法评估整体预算编制是否合理。因此，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于个别字句的表述——甚至仅仅是修改了报告中的标点符号。 修改稿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蒋洪认为，修订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修订草案规定“一般预算编制到款，重点预算编制到项”，与现状相比，看似扩大了预算编制的范围，但蒋洪担心，这会反过来限制了大对预算内容的监督——政府将有依据拒绝提交款和项以下的详细预算，而这正是蒋洪要的东西。 “不看各项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款的预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项以下的各目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项预算是否合理。” 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蒋洪的理想起草预算报告，那将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详细也非常专业的大书——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这本书，如何才能有效地审核其中的内容，并最终决定自己的意见？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缺乏审议预算和决算的财务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经验可以积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里，审查预算和决算报告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预算草案带出会场，详加研究，更使得整个审核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蒋洪说：“要看懂预算的确不易，但在某个层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新余、温州、肇庆等地的公费出国游，江苏某公司的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浙江东阳某局长公款按摩，湖南浏阳某公司负责人的公款消费以及深圳某局干部公费疗养不都是公众看懂的吗？财政局似乎没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装不懂。” 人大代表从“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应该是先看起来再说。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民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熊伟既是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韩福东 摄 3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时分。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月份，近5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带上建议和提案稿云集北京，其背后则活跃着一批民间人士的身影。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本报记者 崔烜特 约记者 赵淑菊 发自北京 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今，这已是陆军持续第九年关注全国两会议案提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两会关注者。作为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撰写一些提案，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到两会上。 3月2日，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一共撰写了4个提案建议稿，如《关于在就业歧视案件中对损害赔偿进行量化的建议》等，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大都与弱势群体有关。 在近5000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背后，活跃着一批像陆军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编外人大代表” 当益仁平中心的员工忙着处理有关提案的事情之时，3月7日晚，北京圆明园附近一间堆满书架的出租平房里，刚刚参加完一个有关“微博打拐”电视辩论节目的熊伟，陷入了沉思。“我怎样才能把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建议案再改一改，免得落入微博打拐的窠臼呢？”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他自言自语道。 两天后，这位2005年成立的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又告诉记者，他在今年要提交的《建议在新闻联播中插播普法公益广告》的建议稿中补充了一部分，重点强调“例如传播《刑法》四十一条”的新内容。 对熊伟，湖北省的人大代表有一昵称—“编外人大代表”。 1999年3月，当时还是《湖北经济报》记者的熊伟，跟着湖北人大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代表团驻地湖北大厦附近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整个全国两会期间，他每天都去找代表，希望他们帮忙递交自己撰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份历时五年撰写修改的“万言书”里提出了20多条建议，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政治史专业毕业的他很“幼稚”地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 熊伟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注意。3月7日他回忆，当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径直询问他来京“骚扰”代表的用意。 “国家大事嘛，我就是关心一下。”他如此回复。 熊伟说，他之所以选择人大代表这一沟通渠道，源于之前的挫折。1994年开始，他共4次向北京有关部门寄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文，要求转交某位领导人，但始终杳无音讯。这让他非常恼火：“就算我的建议是错的，也该给我个回复。”于是他又追加了一封挂号信，并在信中写道：“按照规定，你们应当给出回复，我现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复，我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很快，熊伟收到了国家信访局回信：“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但此信之后依旧没有下文。 “我当时想，人大代表每年两会都会递交议案，何不找他们帮忙呢？”熊伟说。这一年是1998年，记者熊伟就此开始了他的公民参与立法之路。他经常从公开报道中寻找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向工作单位询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寄上他的意见书。 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湖北人大办公室一位处长的介绍下，熊伟见到了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民代表梁建国。两人似乎有点投缘。“梁建国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为了上访，也不是要谋求什么利益，只是对国家提出建议，建议的内容也很好，可以帮一下他。”熊伟回忆说，梁建国后来帮他递交了意见书。 与全国人大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不愉快。在湖北大厦，有人就曾自称“记者”，质问熊伟到处找人想干什么，并要求他离去。“我一看就知道是驻京办的人。我就跟他说，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代表反映意见。”熊伟说。 虽然屡遭冷眼，但在几次见面后，熊伟逐渐跟许多代表熟悉起来，这些代表有时还会介绍别的代表给他认识。 “我记得九届人大里面来自基层代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都很愿意倾听来自下面的声音。”熊伟后来将重点放在了那些“非官员代表”身上，主动跟他们交朋友。 在代表们的提醒下，熊伟才意识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与正式的人大建议案相差甚远，内容过于庞杂，论证也不够充分，并且不符合建议案的文体格式。于是他将意见书拆分为20多条建议，加以补充完整，每年拿着这些建议案寻找人大代表的签名。因为经常扎在代表堆里，湖北人大代表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编外人大代表”。 熊伟至今对梁建国无法忘怀。“从1999年到2002年，我通过他总共递交了三四十件建议案。”他说。但令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数年前他就与现年近70岁的梁建国失去了联系。 “草根”游说立法 在熊伟的记忆中，2002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案，真正令他触摸到了游说代表成功的感觉。 当年6月，身为记者的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事件中当地公安局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村民，100多名村民被迫流散外地。 同类事件在熊伟的记者工作生涯中时常遇到。“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漏洞，希望能推动这部法律的修改完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在时任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下开始全国试行，1998年才得以作为正式法律颁布。强大的阻力让这部法律在许多方面难以施行。 熊伟希望能针对村委会选举问题制定一部真正完善的村委会选举法。结合自身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案，他以公民的身份起草了12章2万多字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人大代表梁建国在当年12月领衔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这份议案，共有31名代表在议案中签字支持。 2003年，人大换届。熊伟回忆，在十届一次人大会议上，熊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签名，共有5个代表团提出议案；2007年，签名支持的代表人数甚至达到了1000人。 “根据人大的规定，代表自己递交的只能叫‘建议案’，要形成‘议案’必须要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支持，但人大代表一般只在自己的代表团内寻求联名，每个代表团基本是一百人左右，所以提交议案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熊伟介绍说。 但说服代表签名的工作并非由熊伟来完成。一般而言，熊伟会在每个代表团中寻找一位代表作为议案发起人，再由这位代表在团内寻找签名支持，最终形成议案。 “要说服代表领衔发起议案其实是很难的，他们会考虑到风险的问题，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所以往往特别谨慎。也有一些代表在允诺后又反悔了，这个议案也就做不成。当然，要代表签名支持相对简单一些，只需签名就可以，不需做太多的调研修改工作。”熊伟说，与他合作的代表一般会对熊伟提供的稿子进行仔细审定，也会根据情况作出改动，同一个议题，议案的内文常常不一样，这样也能避免议案审议者产生顾虑。 人大代表周洪宇在2005年也曾提出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建议案，并在附件中也加入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与熊伟提供的稿子基本一致。 如果说熊伟的参与方式是通过人际关系的话，以陆军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则更多是以提案的专业性来说服对方。他和一些志愿者每年都会试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子邮箱寄出他们所写的提案材料，每年集中在3-5个议题上面，往往都会有人回复，承诺在两会上提出。 “我们主要把目标锁定在政协委员上面，因为他们提交提案相对容易，只需要个人认可就可以，而人大代表则需要联名才能成为议案，这很难做到。”陆军联系的政协委员主要是大学教师，并通过与学生志愿者合作来寻找他们的老师。 雷闯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者。从2009年开始，当时还在读本科的雷闯通过搜索论文的方式找到了大量两会代表留下的有效邮箱，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两会人大代表的联系数据库。在陆军和雷闯眼里，这显然比当初发动志愿者去找电话的方式更为有效。 联合其他民间组织也是一个相当便捷的办法。“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理事张萍今年在看到《关于在公务员系统中落实残疾人就业、提高统残疾人比例的建议》的提案后非常感兴趣，就跟我们说要一起做这个事情，她立即取得了跟她相熟的政协委员朱征夫的同意，就非常顺利了。”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NGO领域内并不乏类似陆军这样的成功例子。自然之友一直都通过已故的梁从诫先生或会员提交环保议案，今年他们最终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将“小南海”问题形成了两会提案。而据国内最大的微博站点新浪微博统计，截至3月9日15时，共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373人开通了新浪微博，其中代表164人，委员209人。通过微博，普通公民与两会代表接近了关系。 “以往NGO主要是对它的上属机关或它自己的领域发出声音，因为这样相对而言比较熟悉。显然，现在NGO已经注意到这一渠道的重要性了，很注意去联系两会代表，通过两会来表达，更能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分析道。 三角同盟 在2003年，当益仁平中心的陆军开始主动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反乙肝歧视提案之时，同样是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熊伟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征集到了155位人大代表的签名，首次成为两会中的议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湖北省人大代表周洪宇创建了一个名为“洪宇在线”的网站，其后被媒体称为“首个全国人大代表议政型个人网站”，通过网络，周洪宇开始了与民间人士的建议案合作。 九年之后，他们失去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一个公民立法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合作者。代表、学者、民间团体、个体公民，虽然诉求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动共同构筑了一条公民参与立法之路。 “凡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公众参与立法，除了公众立法听证的形式，公众在立法的提案权上能发挥作用，也未尝不可。”蔡定剑教授曾这样评价公民参与立法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村组法》起草工作的蔡定剑很早就注意到了熊伟等人的努力，在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蔡定剑还曾力邀并非法学学者的熊伟参与讨论。 周洪宇对蔡定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曾经在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的合作。2004-2007年间，蔡定剑、周洪宇、陆军分别作为学者、人大代表、民间力量结成了一个“三角合作”的关系。 “2003年，蔡定剑还在人大任职，他到武汉大学去讲学的时候就主动联系到我，说特别希望有人大代表关注这个问题。”周洪宇回忆。蔡定剑在2003年底离开了人大秘书局，与周洪宇的合作都是以公民的身份。 2004年，在蔡定剑的鼓励下，周洪宇正式提出了要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在网站发帖，称希望网友将意见提供到他的“洪宇在线”信箱。 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积极联络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陆军等人的注意。作为国内知名乙肝维权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版主，2003年他曾积极地在各大网站发布《呼吁尽快出台乙肝及携带者工作权益保障法》，引起了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注意，并在当年做了相关的提案。其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表达渠道的作用。 陆军试着向“洪宇在线”发出了他们写的建议稿。三天后，周洪宇在网上发帖回应，“准备把保护乙肝携带者的权益问题带到两会上去，提出尽快制定《反入学、就业歧视法》的建议。” 从2004-2007年，周洪宇连续四年提交了关于反乙肝歧视内容的建议案，并在建议案的最后署上了“代表助理”陆军的名字。 合作之路待拓宽 “这几年草根民间组织希望参与两会议题的意愿高起来了，很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碰到我的时候都希望我帮忙联系代表提交建议。”除了以公民个人身份参与立法，熊伟近几年逐渐成为了代表和媒体、民间力量之间的桥梁。 然而，热情能化为行动的依然罕见。熊伟说，最终通过他向两会代表提交正式材料的民间组织依然为零。 “虽然在2007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就提出过‘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章程。不仅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大部分两会代表尚不理解这种行为，民间组织和公民也有很重的怀疑情绪。”熊伟说道。 事实上，熊伟这样的参与方式基本无法复制，早已不再从事媒体工作的他每年的收入来源是受捐赠资金，而主要支出花在与人大代表的联络上，至今他还在为出版《公民参与立法指南》的资金感到发愁。 但这并没有动摇熊伟的参政决心。经过多年锻炼，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区别不大，从今年开始，他将着手准备参加北京的区人大代表竞选，亲身体验立法的过程。 “游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政府、代表、人民三个主体之间沟通，而不一定是直接解决什么问题，沟通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只要能沟通，接下来就好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强调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2011-03-10 3月3日，政协委员毛新宇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记者团团围住，有记者关心去年晋升少将后他的最新研究，毛新宇回答：“还是继续研究主席思想！”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杨姣/图）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红二代”。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类似的红二代占百分之一。” “他们是一群有着鲜明烙印的人，他们比普通公众更容易将自己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诸如信仰、人心、政权、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经常出现在这些红二代委员口中。” 作为一个纯女性组成的界别，全国政协妇联界别的讨论看起来相对安静。不过每当身材高挑、穿着时尚、气场十足的李小琳出现时，都会引发现场媒体的一阵骚动。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她都是每年两会传媒关注的焦点。“您父亲身体还好吗？”面对记者们每年都会抛出的这道例行问题，她的回答亦一成不变：“他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 李小琳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而她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孙女，一位红色家庭的后代。 在李小琳所在的妇联界别，和她有着类似红色背景的委员多达7位，这其中包括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孙女陈红、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叶向真）、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曾山的女儿曾海生等。 这群已年近、年过花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红二代”（虽然有些人已经不是二代而是三代）。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类似的红二代占百分之一。 在中国，革命元勋子弟，或者说红二代，是一群有着鲜明烙印的人。如今，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两会舞台。 提案多是“续写父辈遗志” 3月6日下午，妇联20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的曾海生委员发现了一个令她惊喜的变化，“过去只说加强国防部队建设，但这次首次提出军民融合”。 现年64岁的曾海生是原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的女儿，由于忧心中国庞大的基础建设没有考虑到战时需要，曾海生早在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就提交过一份建议加强军民融合的议案。此后几乎每年，不管在人大，还是政协，她都要重提一次。 一个提案连续提四五年的，在两会并不罕见，但“红二代”提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都是为了续写父辈的遗志。 在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身上，这个特征最为明显。 作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今年的提案几乎都跟爷爷毛泽东有关。“建议加快治理淮河”是因为今年恰逢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60周年；有关韶山开建干部学院的提案，则是因为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而他今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还是跟这位领袖有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企业管理。 毛新宇今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元勋子弟）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因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党和人民也希望我们这些开国领袖们的后代能够更好地反映群众的意愿。” 继去年建议中小学向外军子女开放后，朱德的孙子、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今年建议中国尽快在海洋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之前在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担任部长，中国足球的未来是她今年最忧心的事儿——这跟贺龙的国家体委主任经历有关。此前贺龙提出“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足球曾提升到能与东欧强队抗衡，不过现在已经排到了世界100名之外。 贺捷生在提案中，除了建议向亚洲足坛一哥日本取经鼓励全民参与，还希望国家能在军队建立一支专业的足球队替国出征，“军队的纪律性、组织性、战斗力非常强。” 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这几年，她的提案都跟人才有关。“中国一方面需要人才，一方面现有的人才资源在浪费。”她举例说，能官至副部级的干部已经是精英了，但60岁退休之后，国家限制太死，难有作为。 信仰，人心，政权 虽然许多红二代政协委员生在中南海、长在红旗下，不过物价和食品安全等这类中国公众都关注的问题，他们也一样颇有感受。李鹏之女李小琳对当下最深的感触是北京、上海的物价比香港都贵；而贺捷生最担心的是下馆子会不会吃到地沟油、包子里有没有漂白剂。 每年除了“续写父辈遗志”，红二代也会提一些他们认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比如曾海生建议国家成立妇女儿童工作部，解决妇联行政实权的问题；比如为了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提议，国家应把推进社会养老事业像计划生育一样写入基本国策；比如叶剑英的女儿凌孜更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建议国家停止一切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项目。 谈及当下的诸多现实，红二代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当年父辈们跟老百姓的关系。 伊丽苏娅记得，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因为挨饿，她在北大念书的姐姐脸一直浮肿着。“为什么中国那时没有乱，就是因为领导干部跟老百姓一起共度难关。” 让慈善回归民间，在伊丽苏娅看来是个迅速凝聚人心的好办法。今年已经是她连续第五年建议国家设立慈善日，日子选在宋庆龄诞辰那天。“她是中国慈善的先驱。”伊丽苏娅认为，国家不应该统包统揽，应该培育大批的NGO（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农民进城务工的话，如果这个社区里有NGO能给他一点鼓励，他可能会感受到一些阳光，正确对待这个社会。” 而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则批评现在一些官员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如果太急功近利会走很多的弯路，也会出现很多不可预料的灾难。怎么能抓得住人心，对任何政权都是一个考验。” 事实上，诸如信仰、人心、政权、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经常会出现在这些红二代委员的口中，他们往往比普通公众更容易将自己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场的贺捷生就发现，只要总理一念到反腐，大家就会自觉地鼓掌。贺说，“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富强，靠的是一群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干部。” “红歌应该唱遍中国”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参加了社科、新闻出版界的联组讨论，社科组的贺捷生最后一个发言说：“现在一些中小学课本中删除了《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红色经典，这是对革命先辈的一种背叛。” 贺捷生说，贺龙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05人，但贺龙在世时认为都是为国家献身，不必要常提。直到几年前，贺捷生的女儿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事。 “这么说不是为了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帜。”贺说，重庆唱红歌的做法，令她印象深刻。“红歌应该唱遍全中国，它可以给我们一种鼓舞，一种力量。” 几乎所有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红二代都认同贺的说法，而且大多数红二代觉得重庆唱红的做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至少搞得当地国泰民安，有什么不好吗？”华国锋的女儿苏玲说。 而在朱和平看来，红色教育是长期的，不是搞一阵子就算了。朱和平所在的空军指挥学院，模拟红军的野外生存训练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去年，他曾带领学生跋涉到西柏坡他爷爷朱德的故居前，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不过，红二代委员们认为，除了红色教育，加快民主和法制进程也殊为重要。 “文革的时候，正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很多人受到迫害，像刘少奇没有经过审判就抓到监狱去了。这几年经常听说有人家半夜两三点被强拆，如果有法律的保护就会有保障。”贺捷生说。 凌孜则担心，十二五规划会走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老路。在小组讨论会上，她说这个时候就要讲究民主，倾听不同群体的诉求。 有关加强红色传统教育，在朱和平看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如果不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大家可能就会对共产党的执政产生疑问。”这位红二代说，“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谁可以领导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交不起学费。”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