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南方日报:网站编辑转发不实网帖被拘续:将申请国家赔偿

记者/夏小荔 通讯员/禅公宣   转发网帖被拘?佛山一网站编辑因转发了不实帖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十天处罚!   此类未经证实的网帖为“博眼球”、“求真相”被转发并非首次。此前,最严重的也只是以罚款3000元终结,但这次,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当事人主动约见媒体表示将申请国家赔偿     昨日下午,天天新网站负责人和商来成本人主动约见媒体,就此事件进行了说明。   网站负责人罗势全介绍说,17日上班时,商来成在诗两千网站上看到了一条反映禅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桑拿被抓的帖子,未辨真伪,就在天天新网站上新注册了一个ID同样为“正义之音”的用户名,一字不动地将这条帖子粘贴到了天天新网站上。两个小时后,商来成发现公安网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帖子,并将帖子进行了处理。“我很好奇,想求证这事是真还是假,就转了。想不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商来成说“后来我也很害怕,于是就让同事帮忙修改了我的IP,以防被公安查到是我转发的。”   记者看到商来成的释放证明书上写到:“因诬告陷害,(商来成)于2012年2月18日被刑事拘留,现因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经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我没有故意诋毁、陷害禅城区检察院、祖庙派出所的意思,所以也不至于被拘留10天吧?”商来成表示,“已经委托律师,将会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要求国家赔偿”。    警方及时介入防止影响扩大   警方表示,由于及早发现并介入调查处置,该帖没有进一步扩散,未造成较严重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警方对商来成作出行政拘留十天处罚决定(在刑拘期限内折抵),于2月28日晚将其释放。目前警方仍继续查找原发帖人,“找到原始发帖人后,我们还要了解他的发帖目的,是否还有其他犯罪行为,或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对其实行刑事拘留”。   据警方介绍,根据本案当事人的报案,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指定分局巡警大队办理此案,并依法对商来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经过侦查,发现嫌疑人虽然有在天天新网站发布捏造检察官嫖娼被祖庙所徇私释放,散布虚假信息,并为了逃避警方调查篡改IP地址的行为和事实,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祖庙所当天值班所领导和办案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但由于公安机关尚未证实商来成为第一手发帖,且警方及早发现并介入调查处置,商来成的行为未严重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情节较轻微,公安机关依法于2012年2月28日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商来成作释放转行政拘留10日处罚,行政拘留期限在刑事拘留期限内折抵,不再执行。    事件回放   2月17日9时06分,天天新“佛山人”论坛上,网名“正义之音”发出题为“杯具啊,禅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桑拿场风流今晚抓明早放!一点事都没有!”主题帖,引发网民热烈议论。帖中还指“春节后,大概年初六七,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两名检察官在桑拿场所接受我姐妹的一条龙服务,正在×××时,全身一丝不挂地被祖庙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但是第二天他俩居然又悠闲地开着车在大街上闲逛了,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2月17日下午5时,发布该网帖的天天新网站编辑“秦时明月”(真名商来成)在办公室被禅城祖庙派出所民警带走。当天下午6时53分,禅城区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情况说明。微博上称,2月17日,该院经过对天天新、诗二千论坛反映检察官桑拿的网帖向禅城区公安局进行调查,证实网帖反映情况纯属捏造。鉴于该帖严重影响司法机关声誉,现禅城区检察院已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对事件进一步展开调查。   之后,警方对商来成作出行政拘留十天处罚决定,于2月28日晚将其释放。    调查对话   造谣网帖如何被放大?   办案民警问(下简称“问”):你发该帖的经过?   商来成(天天新网站编辑):2月17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我回到公司上班打开电脑登录自己QQ后,我看见公司老板在“天天新工作群”发了一个佛山诗二千论坛的帖子链接,就点击了这个链接。   问:你是如何转发这个链接的?   商来成:我是用天天新论坛的账号“正义之音”转发这个帖子的。   问:“正义之音”这个账号你是什么时候在天天新网站上注册的?   商来成:是我在2月17日上午9点左右在天天新网站上注册的。   问:你在天天新上是否还有其他账号?   商来成:有很多,都是用来在网上发布一些其他媒体的消息的。常用的是“秦时明月”。   问:那你为什么不使用常用的账号转发?   商来成:因为当时看到那条帖子的内容时,诗二千发帖人账号叫“正义之音”,于是我就模仿在天天新也注册了一个“正义之音”,并把那个帖子转发到天天新。   问:你当时有没想过这个帖子的真伪?   商来成:我自己也想到这个应该是假的。   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商来成:是为了提高我们网站的吸引力、知名度,增加点击率,增加后吸引商家投放广告。   问:提高你们网站知名度,对你有什么好处?   商来成:转帖后,媒体跟了后有奖金,一个媒体50元人民币。   问:你在转发他人的网帖后为何要将IP地址修改?   商来成:因为原来的地址是公司的网络地址,我怕发这种未经核实的帖子会惹麻烦,就叫谢龙改了IP地址。   问:你是怎样看自己在网站的这份工作的?   商来成: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一次大的教训,我在网站工作了两年多,网上网友的谩骂让我感到厌恶,特别是网友故意歪曲事实。   (以上对话由警方提供) 链接: 点击

阅读更多

中国周刊:另一个北京

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张伟 2012-02-09 一名流浪汉在被拆除的胡同里拾荒。图/CFP 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曾在站台上遇到小贩以两元的价格,兜售一份花花绿绿的北京地图。但他们仅能堪堪地找到那些名胜古迹和豪华酒店,却很难凭借这份交通地图,真正认识这座城市。 事实上,这份地图遗漏了北京某些无比重要的信息。比如,它没有注明北京繁华地段城管们的换岗时间,以及如何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霓虹下快速逃脱城管追捕。要学到这些学问,外地人需要看另一幅地图。 这是用黑色圆珠笔画在一个32开黑塑料皮笔记本上的,作者是一个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盗版书的小贩(通常你可以在这类人的车上找到英文版的毛姆小说和哈佛大学出版的商业教材),他详细地总结了自己被城管追查的经验,并因此一次次从追查者鼻子底下跑得无影无踪——好运持续到2006年,一个商场保安出卖了他的行藏。他被捉住了,地图也宣告充公。 毕竟,这座城市是中国的首都,它以“包容、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这儿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巨贾、最有名的文化人和最当红的明星。这里太过庞大,不能被整个儿画进一幅地图里。它的市区道路总长为4125.8里公路,有1000多座立交桥、408座过街天桥。2008年的某个瞬间,有1.47亿人同时在这个城市停留。这里有30多座五星级酒店。全聚德烤鸭两年前就已卖出了它的第1.48亿只烤鸭。 但这只是在地图和报纸上看得见的那个北京。与此相比,另一个北京是看不见的。它躲在如山的垃圾堆、立交桥洞和地下通道里,以及许多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它其实随处可见,每个执法者都曾经揪起过那些脏兮兮的衣领或追赶过带着洞的皮鞋,每个裹着风衣的上班族都躲避过伸出来乞讨的手,却很容易就被那些匆忙的行人一掠而过,弃之脑后,即便翻遍庞杂的统计数据,也不见踪影。 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在北京,最显眼之处往往隐藏着一些人们不易察觉的东西。 人们每年出入地铁15.95亿次,但极少有人记得一对每天在地铁里行走卖唱的男女。声音洪亮的男士双目失明,驼背,瘸了一条腿,他声音嘶哑而难听,但每次总有年轻女孩或夹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奉上钞票。每年国庆期间,他们就不见了,因为地铁里清理乞讨人员的专项行动每年准时进行。 北京市的地铁总长度已经接近372公里。但这并不让人满足,7年后,它的长度据信将会变成纽约市地铁的1.5倍。在报纸上读到此消息的人会有不少心情复杂,因为这难免提醒他们每天挣扎着挤车的尴尬。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每天末班车停驶以后,一号线地铁将会发出一趟没有乘客的列车。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除夕夜9点钟左右,当地面上一片欢腾时,大多数行驶的地铁车厢空无一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年轻编导亲身体验并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的礼堂每晚会放映两部电影,夏天的11点钟,电影散场,涂着浓妆、走路微微摇晃的女孩或是皱着眉头的教授一拥而出时,绝想不到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公园里,不少群众演员因为无处栖身,只能在长椅上和衣捱过漫漫长夜。他们都想方设法让自己体面些,以免错过任何机会,男士总是要把头发用自来水打湿梳理的,结果发型难免突兀;女孩子再落魄,也总有一些人能想办法搞到一支眼影。而这些露宿街头的人,有几个说不定正巧在方才放映的电影里露过半张脸或是一只胳膊。当然,关于一部电影,这是最没必要记住的事情。 其实,对一些怀着电影梦来到北京的少女来说,睡在长椅上倒未必是最坏的结局。2006年爆出的一起黑幕是,许多这样的少女被看管在北京郊区某影视基地附近的院子里,禁止自由外出。她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陪某个小剧组里的剧务或者司机喝酒,甚至酒后横遭蹂躏。 北京从不缺少怀揣梦想的人,但大多数都躲在阴影里头。来自太原某座县城的一个青年歌手希望能够上春晚,但他最终不得不站在西单地下通道里,弹着民谣吉他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当一个叫“紫鑫”的人拍下他的故事并放到网上时,他已经在那里唱了3个月。 西单地下通道里倒不止留下了破灭的梦想。16岁的河北农村女孩任月丽来北京打工时自学了吉他,然后在这里唱了4年。每天赚来的钱除了买一把二手吉他以及拿出10元生活费以外,还养活了老家的一家人。2008年,她以“西单女孩”的名字红遍了网络,后来甚至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在北京,卖唱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人专门编写了一份“地下通道卖唱宝典”,并事无巨细地总结了哪里人流多、哪条通道的声效好、何地竞争激烈。 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称,崇文门地铁站外的三个地下通道机会与风险并存,因为靠近新世界商场,出手慷慨者和戴红袖章的人一样多。 当然,在几百米外的钱柜KTV彻夜欢唱的人们,通常并不会注意这一切。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家长夜宿车库等号。图/ CFP 北京街头一个流浪家庭。图/ CFP 这座城市,国家大剧院每年上演的歌剧、音乐会、戏曲加起来有1000场。刚过去的一年,北京举办了将近110场演唱会,过气多年的女明星和新当红的小男生一样能收获掌声和欢呼声。但在五道口一家派出所围墙外的树影里,一个舞台眩光闪烁不到的地方,有个瞎眼的老男人日复一日地拉着一把劣质胡琴,期待有人惠赐几枚硬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你每天都能找到几百个和他一样的人。他的胡琴拉得实在太过刺耳,旁人很难听出是什么调子,因此大多数人就选择低下头,加快脚步,略带愧疚感地从他面前快速走过。 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在北京城里任何一个垃圾箱边上,盯着任何人看太久都可能是唐突的。因为对面走来的那个梳着整齐分头、穿着西装和干净皮鞋中年男人,也许想等别人不注意时突然弯腰凑近垃圾箱,寻找可以变卖现金补贴家用的东西。 在长安街西侧一家商场摆满了高档西装的玻璃橱窗外,就有过这样一位先生。他总是踱着方步,尽量摆出一副自然的模样。他总是倒背着手,想来是为了遮掩手中装满空塑料瓶和旧报纸的绿色方便布袋,而这也的确瞒过了不少人。只是,附近并非只他一人藉此谋生。某个下午,有位年轻人闲来无聊,坐在路边仔细数了数,半个小时里,连这位先生在内,共有4个人光顾了同一个垃圾箱,但多半无功而返。 这样的人在北京城里实在数不胜数,以至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许多刚拧开一瓶矿泉水的人,都会被某位戴着蓝色毛线帽子的老太太或是穿着蓝土布劳动服的男人盯住不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捏扁了的可口可乐铝罐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但拾荒者们也热衷流传一些从不会被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知晓的传言。比如说,有人在垃圾箱里找到过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据说,还有人捡到过一枚含金量很高的亚运会金牌。说不定就在某个垃圾回收点的臃肿女人将滴着脏水的硕大尼龙袋扔还给他们时,这些消息就长了翅膀,越飞越远,激起若干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在北京,大多数人的眼睛被浮华的表面吸引住了。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百万庄大街上,有一个叫苑国栋的46岁男人,在树丛和茂盛的草地里翻检丢失的钱包,并且收获颇丰。 苑国栋不善言谈,不爱讲自己的河北的家庭和两个女儿。他将捡到的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生活费,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的临时候车室或是官园桥附近的公园椅子上睡一觉。不过,在他的大口袋里,一共装着20多个钱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9个钱包。有人给他算了算,他三天捡的钱包,加起来有两公斤重。 苑国栋努力联系每一个钱包的失主,以便将身份证、信用卡、借书证或现金归还给某个通信公司的员工或者北京工商大学的某位男学生。据他说,在最开始的一个月里,他就归还了50个钱包。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太习惯,有一个起初甚至将信将疑,怀疑他是想敲诈。他通常不肯接受失主的酬金,有一次,他收过两盒烟,还有一次,有个人趁他不注意,塞了100元钱给他。 每天,这座城市会吐出接近两万吨垃圾。夏天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不到6点,高粱斜街上的清洁工人就得一边抱怨,一边将食客们昨晚留下的塑料袋和餐巾纸收拢起来。有一年正月初一,北京市同时有3万多个清洁工上街清扫爆竹纸屑。除了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人,北京人不太在意自己繁华生活的残骸归于何处。倒是有一个叫王久良的记者扛着相机走访了北京周围的400多个垃圾场,结果他发现,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这些垃圾场几乎连成一片,把这个繁华的都市紧紧包围住了。 这些大型垃圾场动辄上万平方米,成百上千的拾荒者疲惫地翻找可资利用之物。大多数人的生活细节被翻腾的灰尘遮得精光。但也有个别人无意间谈起过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2009年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差不多有10岁。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垃圾场里,住进简易房里打发童年。作为文明社会的残渣聚集之地,垃圾场教会他很多了不起的知识。比方说,他没用过什么洗发水,但对飘柔、海飞丝这些名牌洗发水的包装无比熟悉。那是他的父母从垃圾堆里最常翻出的东西之一。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 北京是个很容易被看见的城市。即使在最阴沉的晚上,它也从来不缺少灯光。这是一座每年为照明要耗费超过50亿度电的城市,几年前有人算过,仅它的公共建筑物里的灯泡就超过1000万个。过去4年来,有一家商场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灯光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甚至连附近每棵树的树干也缠满了彩灯。有那么一阵子,北京突然流行激光探照灯,结果,四环之内迅速有22个地方启用。曾经在广渠门外,一座娱乐城每天晚上都要点起36盏激光探照灯,以至于周围的居民发现就算拉上窗户也晃眼睛,干脆连觉都没法睡。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在灯光投射下的阴影里有很多趣事不为人知。在夜晚开出租车的司机是最熟悉北京夜晚的人,几乎个个都装了一肚子故事。他们知道三元桥附近一条种满了法国梧桐树的窄街上站满了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站街女郎,也知道女人街上哪个酒吧门口最容易载到半醉的时髦少女。 深夜酒足饭饱离开簋街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路口某家烤鱼店的一个年轻服务员是全北京最寂寞的人。每天半夜到凌晨,客人很少,无聊之际,他在昏暗的电灯下练就一样绝活:每次将一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隔空扔到桌面上,总能将空中飞的苍蝇扣在杯子下,有一次他居然捉住了5只,然后把它们放走了。 “西单女孩”任月丽重返地下通道,歌声依旧。 校长石清华和流浪儿童。 北京有许多人为冬天高档商场里的温度太高发愁。西单和国贸的几家商场里最高温度接近30度,顾客往往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媒体和政协委员每年都要照例对此批评一番。但只需要走出门,再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前行几百米,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下通道里一角,总能找到几个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 北京市共有185条地下通道。关于它们的环境,北京某家日报2006年做过精当总结:光线黑暗,潮湿,墙上涂满小广告,充满腐气和汗臭味,人们在这里只好捏着鼻子加快脚步。这汗臭味是从为数众多的流浪者衬衣里头散出来的。这里是他们别无选择时的栖身良所。 流浪的时间久了,有人像模像样地用纸壳和木板搭成间小屋子,再用食用油的纸箱加以装饰。在陶然亭桥下居住的妇女们,护城河里的水提上来就可以漱口,洗脸,也能洗衣服。据说,还有人发明了简易卫生间,用白布围成一圈,再从中间用布隔开,就可以男女分用,互不相碍。 这些时运不济的居民身份复杂,很难一一分辨清楚。人民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里,住的多半是为孩子看病的外地父母;西单附近住了很多流浪歌手;靠近中央电视台和中纪委的两条路旁,冬天夜晚用塑料薄膜或破旧军大衣挡住霜雪的,大多数是偷偷摸摸的访民。不过,2011年元旦的前一天,有人曾在零下10度的寒风里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结果,在北京陶然桥的一条地下通道,大约有40人过夜。而在北京南站周围的地下通道里等待新年的,则大约有200个。 北京匆匆忙忙,不止一个外地人抱怨过这里的人步伐太快。它有1000多座立交桥,400万辆高中低档汽车中的一部分,没日没夜地在每座桥上驶过。而当轿车开着暖风驶过南二环边上的陶然桥或是长安街西段的木樨地桥时,没准儿会将某个在桥洞里忍冻挨饿好容易睡着的可怜人吵醒。 北京的立交桥桥洞见识过各色人等,不止一个讨不到薪水的外地农民曾受过它庇护。有一个年轻人,曾经以高分考进了大学,却没顺利毕业,于是住进了西五环西黄村桥下,直到两年后,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到北京将他接回家里。据说,那些寒冷和饥饿的日子让他开始反思人生。带着孩子来北京治病的安徽男人石清华,窘迫之下不得不在立交桥下安了身。他结识了7个孤儿,并产生了温暖的情谊,晚上挤在一起,思量着凄苦的无尽人生路。 当然,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和立交桥桥洞里,更常见的则是另一类故事。有一天夜里,在一个灯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位山穷水尽的父亲乞讨来热腾腾的米饭和炒菜,催着重病的儿子吃光,然后等他睡着后,再悄悄摸出又冷又硬的干粮啃上几口,和着头顶震落的灰土吞进肚里去。 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 然而,在北京,这些只能算作是无人在意的小事。2010年的一天,在北京一座桥洞里安家的两个流浪人汉被另一个流浪汉杀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这条新闻,与之相比,人们当天更关注的话题是房贷利率上调和如何解决北京堵车的话题。毕竟,这是一个更加显眼的北京:约2000万人在这里讨生活;每年17万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有1.5亿游客来到这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赶路的女人高跟鞋的声响和急促的汽车喇叭声。 然而,在人们看不见之处,北京保持着某种称得上顽强的东西。找到某位报社的女记者,她能数出好几个小贩儿女励志苦学的榜样故事。通州区一座人迹罕至的小院里,几个无钱就医的尿毒症患者凑钱买了破旧的血液透析机,自己动手清洗血液。有个一米高的毛头小子,工作是趁人不备把几百张小广告贴在人民大学门前的过街天桥和电线杆上,他只要这一天没有被警察逮住,就能换来一顿带肉的晚饭。 北京也是大度的,它的高楼大厦默许一切发生,给每个人一条活路。扔进乞讨者饭碗里的硬币叮当作响,颐和园西路上的垃圾桶里常有半杯没有喝完的可乐供人品尝。在寒夜里赠送过毛毯和棉被的人数不胜数,这里浓缩了欺诈和信任,凌辱与体恤。 北京并不缺少传奇,人们听说过垃圾工成为富翁,桥洞居民当上校长,也认识穷困的青年成了北大老师,为躲避罚款而东躲西藏的烧烤商贩有朝一日坐进了高档汽车里。同一天的报纸上,能看到在财富版上微笑的成功人士和在社会新闻版挨冻的穷汉,但北京有的是昔日老板或体育明星加入流浪大军的往事,因此,没人能保证财富版上的人物某天不会躲进看不见的北京里,学会遮遮掩掩,不愿意这段往事被揭露出来。 派出所的户籍科从来不会记录这些。但缺少了他们,北京就很难被称为北京了:它就不能被称作是繁华与凋敝并存的现代大都市,不能成为历史上那座梦想不断滋生又破灭的神奇皇城。它要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塞满不堪和艰辛的生活。它需要时尚女性胸衣里散发的芬香,也需要生活无着的男人衣领上的酸腐。它需要长安街得州扑克俱乐部里扔出的筹码响,也需要不远处肚子挨饿的咕噜声。 因此,没有人愿意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北京。它成分复杂,且历来如此。8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如果真的来过北京,它所见到的城市里有110万人,但27万人(其中不乏小贩和奴工)每天靠领取赈灾粮食才能生活。从那以后,北京没有改变过。100年前,它是老样子,60年前它是,直到如今。北京习惯了在这种令人惊讶的杂乱中安然无恙地运行。地下通道里的铺盖要等待人迹罕至时才铺开,垃圾车趁清晨大堵车开始前就已经开出城。于是,当太阳又一次照耀在林立的玻璃大厦上,看不见的北京已经悄悄躲起来,城市焕然一新:人们怀着新的焦虑和梦想走出家门,头发刚洗过,衣服是昨晚熨的。 只有个别人会注意到,家门前的垃圾桶空了,街道干净,某条路边连夜种上了一排冬青树,地铁里的上班族们手中拿着当日的报纸……这都是那个看不见的北京的确存在、并且不该被忽视的最好证明。 原文点击

阅读更多

南方周末:实名制变形记

现在,什么事情不好管,就用实名制。实名制正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沈颖 关于微博实名制的另一只靴子落下了。2012年2月7日,北京市网管办负责人在一个关于微博管理的座谈会上透露,自3月16日起,新浪等四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将全部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注册,未实名用户将被强制拦截,禁止发言。 这只是关于实名制的最新一次行动。事实上在春节前后,北京“菜刀实名制”的消息就已传得沸沸扬扬,引发媒体对“实名制”的又一拨议论热潮。北京警方随后澄清,说只有管制刀具才需实名购买。 “实名制”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各种理由广泛推行,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储蓄、看病等少数能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实名,到网络、手机、自行车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的购买和使用,再到个别地区连购买猪肉、避孕药也要“实名制”。几乎每一种实名制的推行,都会引起关注和争议。 每个管理部门在推出实名制时,都有着合理的逻辑和美好的初衷,从最初的维护社会诚信,到现在成为各部门“维稳”的良药。但实名制的推行多数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事实上,回望近年曾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实现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并不多。大部分实名制在热闹过后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进退两难。 开启时争议小 对实名制比较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必须以真实姓名作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标识。照此解释,过去,在航空、固定电话、出入境等领域实名制早已存在。 “实名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在2000年。当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当年国家推行储蓄实名制的目的有,为了遏制金融诈骗、整顿金融秩序、打击公款私存、遏制贪污腐败。 但实行的效果与政策的初衷尚有距离,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武田曾撰文指出效果“十分有限”。实名制之后,金融犯罪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户籍管理的缺陷,使很多人有多个身份证明。此外,规定本身不彻底,没有对2000年4月1日前的虚名存折进行清理,有的至今还在使用。 在打击贪腐方面效果也不明显,一些贪官用亲属之名存款,加之没有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应配套的制度,这些都影响了实名制的效果。 迄今,所有文章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国的存款实名制离真正的金融实名制“有十分遥远的距离”。但存款实名制,由此开启了“实名制时代”。 2002年,我国实行证券账户实名制,解决了机构用多账户操作股价的问题,但目前的条款还有对违反实名制的罚则。 2003年,北京市推行看病实名制,解决了“一人参保全家看病”的冒名看病问题,但政策始初宣传的“打击号贩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这几项实名制,尽管还存有政策自身的漏洞,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社会接受度较高,争议也小。 网络实名激辩升级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实名制被管理者视为网络管理的有效手段。200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访谈中提出,“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言论”,一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后,实名制在网络加速推行,争议也接踵而来。 2005年3月,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学校园网的BBS转为校内平台,学生实名登记不对外开放。当年7月,腾讯QQ开始推行实名制,随后,实名制浪潮席卷了网络的每一个角落,网游实名、网店实名、博客实名、版主实名,直到今年又开始微博实名。 一项项实名制并未管住网络上的泥沙俱下。如防止网游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只会识别身份证号码是否“成年”,却无法识别在玩游戏的人是否成年人,这直接带来很多青少年在网上买成年人的身份证号,轻松绕过系统。 网店实名制,在现实中同样可以遭轻松破解,一些人花几十元购买一个身份证生成器就对付了。 网络实名制尚没有上升为全国性的规定,国内只有少数省市尝试这一做法,杭州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实施网络实名的城市,根据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2009年5月1日起,发帖、写博、网游都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当地的初衷是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 此条例当年一发布,就遭到了质疑,认为此举会收缩公民诉求表达的渠道,而且如何界定“恶意攻击”也是难题,随后媒体集中报道了杭州“网络实名制遇冷”。这项法规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与网络有关的实名制推行之时,国内爆发多起网民信息泄露事件,2011年12月21日,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CSDN上600万份用户资料曝光。22日,多家网站近5000万用户信息泄露,29日,广东出入境政务服务网400万用户信息泄露。“实名制是否危及用户隐私”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中国的网络实名制,重要的学习对象是韩国的实名制。不过2011年12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提出,从2012年起逐步废除已经实施了4年多的互联网实名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的国家,韩国已开始走回头路。 但这些都没改变中国的网络管理部门用实名制管理网络的决心。2011年底,面对微博制造的一波波舆论,北京市的应对方式,仍是推行微博实名制。 “手机实名制”有名无实 与网络实名制同时推行,当然也饱受争议的,还有“手机实名制”。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治理不良短信,但实行已三年,诈骗、色情、违法开票的垃圾短信照旧漫天飞。 推行此政策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在购买手机卡环节保证实名。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了解到,现在用户去几大移动通讯运营商的直属营业厅办理手机卡,需要出示身份证,三级代理商去营业厅批发卡号,也需要凭身份证,但用户到代理商处购买,则不需身份证,在这里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 众多实名制中,商业预付卡实名也正面临“形同虚设”的尴尬。2011年5月23日,国办转发了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预付卡办卡实名。 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意见规定了不记名的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购买者很容易每次购买不超过1000元,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另外,意见只规定了购卡实名制,却没有用卡实名制,也给腐败留下了漏洞。 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实名制出现在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买自行车。2007年9月27日,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自行车购销管理的通知》,规定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凡是新出厂的自行车售卖实行“实名制”。具体做法是,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出厂前刻制独一无二的15位编码,作为“身份证”,顾客购买时需提供身份证,销售网点通过非机动车管理网进入录入、登记。 自行车实名制的出发点是,群众在自行车丢失后报案,公安机关在追回被盗车辆后可及时返还给失主。不过4年已过,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几个省份出台了类似文件,且具体执行仍难如人意,购买自行车,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马助森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广东省没有执行自行车实名制。 已实行自行车实名制的浙江杭州余杭区,一位警方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情况也不乐观,目前的管理体制不顺影响实名制的推行,公安、质检、工商都在管,多头管理加大了执行成本,使落实难上加难。最为关键是现在丢失自行车,没几个人会报案,公安机关又有多大可能去追查一部自行车? 消失的猪肉和避孕药实名 1月31日,厦门市停止了为期4个多月的市级储备肉投放,喧嚣一时的“卖肉实名制”也划上了句号。2011年8月,面对高涨不下的猪肉价格,厦门市动用政府储备肉,以低于市价15%的价格销售,同时规定购买2公斤以上者需出示身份证,每人限购5公斤。 此举迎来了好评,也带来了质疑和批评。2月3日,厦门市商务局市场处处长胡衍国说,全市350万人才投放了600多吨市级储备肉,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购买。这批肉投放有平抑物价的作用,更主要是保证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供应。 至于身份证,他说并不是为了限制购买,而是防止有人大量购买之后再倒卖。今年春节后,厦门肉价回落,储备肉停止投放,“卖肉实名制”也不再有。 消失的还有“避孕药实名制”。2009年12月31日,福建省药监局下发《关于加强紧急避孕药品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紧急避孕的米非司酮(10mg)等非处方药时,要登记顾客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 2011年底,福州、厦门、三明等市要求“购买避孕药实名制”被曝光,引起争议。药监局的解释是,当时实施实名制主要是出于监管紧急避孕药用于非法终止妊娠,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2012年2月4日,福建省药监局办公室相关人士回应说,这份文件已经废止了。 众多实名制中,快递业的实名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据公开报道,2010年,国内查获大量通过快递渠道的违禁品,其中毒品案件327起、各类危险品1400余起。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邮政局为此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快递企业要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同时自2011年开始将浙江绍兴县作为试点推行快递实名制。 2012年2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从绍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了解到,目前试点运行良好,全县25家快递企业均已实行实名制。 2011年8月,有媒体报道此举将在全国推行,但随后就有声音表示全国推行面临客户隐私外泄风险,且加大了快递企业的运行成本,甚至会流失客户。上海、南昌邮政部门明确表示暂不执行。至今尚无全国推广的下文。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只有那些涉及个人信用以及国家安全的才可以实行实名制,其他的领域则是给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不能什么事情觉得不好管就用实名制,这实际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他担心这种滥用会进一步扩大。 现实中,实名制从网络和社会生活中深入到涉及个人隐私的领域,2010年7月17日,武汉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实名曝光。2011年3月,还是武汉,在市属媒体上实名曝光了40名乱闯红灯、乱扔垃圾的市民。

阅读更多

南方都市报:省委党校里的维稳课

摘要: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实习生李雯洁方万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他的课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争论。 当了13年党校教师,这不是王利平第一次特立独行,每次开课前,他都要先朗读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这是一位怎样的党校老师?11月29日晚,在福州,王利平坦诚地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论了他眼中的维权与维稳,以及对现代党校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 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做党校的老师,你长期面对一批批党政干部,有的长期在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以某种角度思考问题。我想问,他们身上的官气容易去掉吗? 王利平: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长期在岗位上,长期服从党的安排,这也可以理解,他离开工作岗位到党校来学习,他们也会讲一些心里话。身上的官气,越基层的越容易去。 姜英爽:那官职相对比较高的呢…… 王利平:这个因人而异,在我们省级党校里,处长占主体,科级干部也有,包括县里的一些局长、团委书记等,特别是县处级干部之中,还有实际工作岗位的一些同志,他们感触比较多,确实感觉工作难做。 姜英爽:就是说越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感触就越多? 王利平:那当然,我们中国的矛盾,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一些他们的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王利平:嗯,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开展的讨论课中,他们也确实讲得比较深刻,比较实在,就是讲真话。 姜英爽:你觉得是普遍的讲真话的多,还是一个人讲真话会带动一批其他的人? 王利平:党校内部的讨论,外界参与的很少,甚至是没有参加过。应该来讲,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学期安排一两次讨论,老师根据讨论的题目分不同学科参与讨论,我的感觉来讲,是相当比重(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学员还是说真话。 姜英爽: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干部? 王利平:我喜欢的干部一是要正视真问题,敢于说出真问题,而且用理性去思考这些真问题,权力的责任感要明显地体现出来。 例如说:你在基层工作,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服从命令,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运转就好了。很多人会把所有的结果,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推给体制,实际上体制是每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个官员大张旗鼓去改革,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体制下这是不现实的。我只期望作为一个官员至少要知道,你还有良知,你还能够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能恪守底线,一步一步的点滴累积予以改变。 姜英爽:也就是说既要知道方向,还要面对现实。 王利平:对,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明白什么是潮流所在方向所在,如果这你都还不明白,那没有理想的权力,最终肯定会褪化。所以在党校那些能够说真问题,能面对困境,能思考问题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至少他能够思考问题,那些根本不思考问题不想问题的,想想多可怕。   想让官员更加理性 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   姜英爽:有些干部把党校学习当成一种上升的契机,你是如何看待党校对一个干部的培养? 王利平:我认为意义很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校,应该定义为党的高级学府,作为一个高级学府它非常注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执政能力,包括权力观的培养。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执政党要从原来革命党的思维转成真正的执政党的思维,这就是政党转型,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党校的讲坛,面对的是手执权力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党校老师能利用好这个平台,至少要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姜英爽:这是你自己努力向你的学生们所灌输的…… 王利平:对。(这是)我努力要在党校做的事。 姜英爽:你在党校13年了,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官员有什么变化? 王利平:现在官员越来越年轻,学历层次越来越高,这个是现代官员的特点。 姜英爽: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呢? 王利平:同时带来的就是他们思想的开放。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官员的开放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事实上跟原来比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在党校课堂上有很显著的特点,学员会给老师打分的,我在党校总共开了六个专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与出路》这是我今年新增的专题,还有一个是《宪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迁》,我们已经进入执政困境,我们该怎么样思考问题,还有《物权法与公民财产权保障》等。 姜英爽:我感觉你这几个课题,都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凸显的地方。 王利平:对,都是比较尖锐凸显的。我还有一个专题叫《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姜英爽:这几个课题决定了你的学生一定是感兴趣的。 王利平:事实上是基于我对问题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必须给官员讲,也必须讲清楚。所以我在报专题中是有思考的。 姜英爽:你有做过调查研究吗? 王利平:我的调查研究有日常调研,还有就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我感觉到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比较好的把握,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执政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事实上人家都讲经济奇迹,我跟官员讲,奇迹固然重要,是一种成绩的体现,但是你去考察世界各国,国家最终的崛起,持续的发展,是公民权利的崛起。 姜英爽:目前,考核一个官员的成绩还是以G D P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衡量的。 王利平:所以说在这种大家都热衷于G D P、热衷于这种政绩观的考核的状态之下,我就想让官员更加冷静、理性一些,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你在追求G D P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但社会矛盾丛生的背后是什么?是很多公权力不受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执政进入困境。 姜英爽:你面对的这些受众,很多都是当时的执法者,或者政策的解读和执行者。 王利平:应该讲大多数都是执行者,省一级党校大多数都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认真去思考。为什么呢?在党的一级学府里面,如果没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执政党不去考虑公民权利,那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的所有专题合在一起,唯一的就是要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这本身都是宪法性的义务,也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啊!对于我讲课中提到的吴萍等三位女性,体现她们面临强拆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姜英爽:你还记得当时讲课的场面吗?那一批主要是什么干部? 王利平:基层干部,就是科一级的,当然也包括省一级的一些机关里的科级干部。他们对于目前维稳的困境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因为其实科级干部在基层实际上就是亲力亲为的办事者。 姜英爽:我们在采访里面遇到的求助最多的也是上访的,维稳确实是现在基层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利平: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个镇长来找我聊天,说他们当地一批群众去北京上访,被接访的接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立即回村里,十来个人到县里去每个人买了一桶油,提回村里去了。村里其他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上访的群众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提着油回来了?他们说这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油,政府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发油了,还给我们买了回来的车票。结果那些没去上访的一听,这么好?结果也去了……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已经把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去了。   要做执政党的良心 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他们经常向你说他们遇到的困境吗? 王利平:有,特别是基层干部。很多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他们非要去上访。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观察、研究来说,现在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就被弃之不用,甚至部分公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因为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很大问题。 姜英爽:这也是执政的一个困局。 王利平:这个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高等学府不能再回避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再不去讲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不能起到良知的作用,想想看,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你这样的老师在党校是主流吗? 王利平:我真的不好说是不是主流。我只希望我的行动,我的课程,包括我的言论、话语,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姜英爽:这么说当党校的老师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利平:是,我以前在司法学校当老师,后来在党校当老师。我认为党校与高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它面对的是各级掌权者。 姜英爽:影响面更广。 王利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权力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是能影响很多事和人的。而对于掌权者来说,他的这种认识以及底线的把守,事实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强调法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我们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各级掌权者,他们内心底线的把守非常重要。 姜英爽:作为党校老师,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福利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吧? 王利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以这样讲,因为党校教师面对各级官员,你如果跟各级官员交朋友,不说谋私利吧,来获得自己发展的空间还是不难的,但是,你是用这个机会来为个人的发展做一些努力呢,还是利用与官员思想交流的机会去改变、促进官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看)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 姜英爽:你的答案肯定是后者,是吗?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我非常精心地准备我的每一堂课。   不要怕回避真问题 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姜英爽:你认为做党校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利平:我觉得在党校授课的老师,本身要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同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员听完之后才会有收获,你不能发牢骚,发泄不满,切忌切忌! 姜英爽:或者说只能点出问题的不是一个好老师? 王利平: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包括带着你发泄或者愤世嫉俗的情绪来上课也是不应该的。你要记住一点,你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人,你千万别在你的课堂中让他们感觉,你是在跟他们搞对立,好像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你要记住,在课堂上,你是在用心灵跟他们交流,你是要让他们内心有触动、震动和思考的可能性出现。党校的学员跟高校的学员不一样,高校学员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完全定型的学生,党校的学员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了。 姜英爽:他们的改变更难是不是? 王利平:我觉得你都不要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你只要强调怎么样提高你的授课技巧,(让)他的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 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真思考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执政党,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目标去发展,这才是出路。而不是湮没在琐碎的、大量的繁杂的工作中找不到方向,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姜英爽:你在讲课前的那番“允许说错话,绝不说假话”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王利平: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是在理性地探讨和研究问题,我们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每个人不是神,包括一个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不能用领导的发言稿去苛求一个教师的授课,保证不出错,这就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要解放,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这才是执政党有活力的表现。就是说,党校老师你敢这样子去面对问题,说明执政党就是有活力。 姜英爽:你当时发表那个声明时学生很意外吧? 王利平:其实,我在每个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 姜英爽:其实你并不是偏激和激进的人。 王利平:那不是。应该来讲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激情,我曾经跟同事说,当好党校老师不容易啊,你既是导演,还是剧作家,还要是演员。一来你是导演,要精心地进行谋篇布局,要想办法从心灵上触动学员,要思考这些问题;二来剧本,你的选题内容,怎么样才有震撼力;第三个,还要懂得怎么好的讲出来,就是演员的角色。所以说要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者合一。 姜英爽:你认为党校的改革和建设,应该更多注重哪些方面,更多发挥它的作用? 王利平:那当然就是要为教师授课、教学、科研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让老师的思想更为解放,以现代公民的心态去做好一个党校教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落脚点。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播种,观点的转变和革新。因为各级官员进入到体制中间去,又组成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他看成不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是不行的,你要将心比心,用人的良知,去改变他的观念,去触动他的心灵,这些干部如果观念能够不断更新,这个变化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个社会进步也是慢慢来的。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 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姜英爽:私下他们向你请教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王利平:比如说基层的干部,我现在普遍感觉到他们在治理中间是处于困境,维稳与维权的困境特别突出。 姜英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王利平:确实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干部有没有在思考?其实他们也在思考。 姜英爽:比如拆迁这些带来的? 王利平:当然包括拆迁,还有一些基层中间的一些矛盾,比如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姜英爽:那你给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 王利平: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里面,我给他们讲了几点,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之一,就是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不然人家干什么要不断去上访啊? 你首先要把真正需要维权的人维好权,那为了上访而上访的就变成极少数了。这时候上访的问题用制度化渠道把权利给维护好了,大的环境其实就慢慢地会发生变化。 姜英爽:那基层的干部能做的要做的又有哪些呢? 王利平:我现在感觉就是无力感,他能做的就是要把稳定维好。他们也感觉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是要让基层的这些干部们有个理性的思考,我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中也举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例子,你千万别把那些维权的公民敌对,不能把他们喊成刁民。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你应该理解他。 姜英爽:你在讲课中也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公民,这样才能当好一个父母官。 王利平:你讲得对,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理解好,你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跟体制发生碰撞了,就会发现,也是个孤立、无助的弱者。 姜英爽:或者说这些官员比较少意识到这一点。 王利平:对,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他回到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去考虑。他想这事肯定不会落到我身上,我才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认为这种人应该给他维下去。 姜英爽:从你了解到这些官员他们遇到的问题身上,你也发现实际上很多官员他们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平:是这样的。 姜英爽: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是比较难的吧?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说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地把那种观念扭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如果他是维权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湖北法官冯缤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感到一种无力感,但是无力感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给自己定位在,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好。我不期望明天就能发生变化,我做一辈子,我只要在这个讲台上,不断地讲下去,总会有它好转的一天,这个我是坚信的。 怕的是不争论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姜英爽:那天你的讲课甚至引起学生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王利平:对,我说,如果我们一些执政者掌权者还不能善待公民的维权,就会把公民逼上极致,就是你把制度化的通道堵掉了,你硬给他压下去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只能)以身体维权。我就说作为执政党来说,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压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化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渠道以外的情绪发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破坏性的,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结果那个公安局副局长说,不可能,这是媒体放大。 姜英爽:他认为没有这么可怕? 王利平:对,他认为没有严峻到这个程度。然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马上跳起来,如果要拆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办,现在矛盾这么尖锐,你们麻痹大意。那一幕争吵,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姜英爽:你看到这种反而觉得比较欣慰是吧? 王利平: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干部在思考,被触动,才会争辩。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什么大家都无所谓,你讲你的,我还是我的,那多可怕。 姜英爽:你怕的不是争论,反而是不争论是吧? 王利平:对,我怕的是不争论,怕的是没有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麻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触动,我想可能是我的授课技巧有问题。我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尽力去打动他们,这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没有学员不爱听的课,只有老师讲不好的课。 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党校讨论无禁区。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 姜英爽:你害不害怕说错话? 王利平:所以我说不要害怕。第一基于你的前提和出发点。只要我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这个执政党好。第二你的心态是摆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现在是功利的心态,把它当成跳板,我要去当官,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不能越雷池半步。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局,我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时常在想,我在党校能够讲到什么尺度。我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在做思想的冒险。这个冒险,需要你去冒,才知道它险不险。 姜英爽:或者说不去冒险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王利平: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一你一定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如果你连试探的勇气都没有,不仅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还会自己把自己吓死,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比如我讲课的个人声明,讲了这么多年,学员们已习以为常。 姜英爽:这是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吗? 王利平:我先给你讲清楚,我是讲真话,但我可能讲错话。讲错了话我们要理性宽容地探讨,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这个没必要,我先给你讲清楚,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讲了。 姜英爽:就是丑话讲在前。 王利平: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应该要学会智慧地生存。一要去探底线在哪里,然后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想了很久讲出来的:言论的尺度的扩展,是靠自己的言论去赢得的。 你想想看,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而且你讲一句常识都会石破天惊,都会让人感到不可想象。因为大家都不讲常识了,把自己应该讲的话都退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讲常识都会石破天惊。所以说,言论尺度的突破,靠的是言论本身。你要敢讲啊,善于讲啊,用好言论的艺术,这很重要。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党校课堂上,我也在琢磨讲课的底线在哪?合适不合适?能不能这么讲? 我在党校课堂上还讲了,党校讨论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我对学员说,你们进入到党校课堂,你们不是宣传对象,宣传是向党校之外的人,这个是有纪律的。在党校课堂里面,学员跟我实际上就是共同研究探讨问题,这个没有禁区,学员没有禁区,我也没有禁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姜英爽: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王利平:对,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阅读更多

南方周末:一个地级市的文明“大考”

2011年9月,在撤地设市的第13个年头,和全中国七十多个城市一起,广安市忐忑地迎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期末大考 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被提上日程。而今,需要所有政府部门联动的“创文”,已然是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生态示范城等诸多城市招牌中,最硬的一块。 (王建文/CFP/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一天早晨,你从梦中醒来,出门,发现天地焕然一新:小吃摊消失了、包子馒头不卖了、不少铺子关张大吉,路旁摆满鲜花,头顶红色横幅飘扬,每个街头井然密布警察和穿着红马褂的“志愿者”,像是穿越另一个时间隧道,这大概是——创文了。 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被提上日程。而今,需要所有政府部门联动的“创文”,已然是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生态示范城等诸多城市招牌中,最硬的一块。 2011年9月,四川省地级市广安,在撤地设市的第13个年头,和全中国七十多个城市一起,忐忑地迎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期末大考。 文明城市有无标准答案? 夏天快来的时候,住在广安城南老市场旁的老人邓育新收到过一张宣传单,貌似一份问卷调查,其中一项是: 您每周参加文体活动的情况:A、经常参加(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1小时左右)。B、有时参加。C、不参加。参考答案一并放送,选A。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友情提示:按标准答案填写,送洗衣粉。轮椅上的邓育新有点生气,她八十多岁了,腿脚不便,平时大门都不出,谈何活动? 创文的群众工作,从那时就开始了。 在2011年版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里,国检人员的测评方法主要是三种:材料审核、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一位主管精神文明工作的市级宣传部副部长表示,一次创文,准备的材料几乎可以堆满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涵盖几年来的工作总结,对着条款该补的补,相对容易,“最难的是人的工作”,老百姓个个都是城市形象。 于是,在一些创文之城,问卷调查开始出现。个别地方服务很“贴心”,答案都填好了,就发给老百姓签名。许多现实中的顽疾,都在问卷上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标准答案往往是最好的那个。 你对本市反腐倡廉工作满意吗?满意。 你在本市的食品经营单位或集贸市场买到过变质、过期、伪劣的食品吗?从未买到。 你对本市近年来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不良现象的评价?没有。 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问卷真正要“考”的不是答卷者,而是发卷者——社区工作人员的上级领导:如果“文明创建”调查组入户时,被访者不按这个答案打钩,影响了总体成绩,日常工作不力,市政府就能根据调查表的编号,查出辖区的负责人,予以处分。 学生们是最习惯了标准答案的一群。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是测评体系的重点之一。调查问卷设计为学生卷和家长卷。如调查问卷所说,未成年人“正处于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的整体素质”。 在某城市的一所小学,当学生们提笔填完自己的答案时,广播里传来通知:我们要对一对标准答案。至于家长卷,是直接由孩子“听写”答案,带回家让父母签名。 不过,广安友谊中学的初中生黄旭还是对一些标准答案无所适从。比如,作业一定要在1小时内完成,学校从来没有强制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而有些标准答案还是这个中学生第一次听说。 你们班的团干部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答:是。 父母给你讲解过青春期的有关知识吗? A,从没讲过 B,偶尔提到过 C,详细讲解过并一直给予青春期指导。 答:C。 而最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这个问题:你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多少? A,等于或多于10小时。B,等于或多于9小时,但少于10小时。C,等于或多于8小时,但少于9小时。D,少于8小时。 答:B。 关于这类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还附有提示说明,根据《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评测体系》要求确保中小学生休息睡眠时间≥8小时/天。 初中生黄旭不晓得,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他每天睡几个小时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据说检查组下榻在三星级天府酒店,距离友谊中学初中部仅咫尺之遥。学校对待这项任务异常严肃,大喇叭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而告之:不准闯红灯;不准乱丢果皮纸屑;不准乱跑;校外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说话;答不上问题,不要承认是友谊中学的学生;影响学校形象者请家长,重则开除学籍。 即便是已经“二连冠”的某个东部城市,应对创文复检,也免不了神经紧张,类似的通知是以短信群发的形式下达的:“同学你好,这条短信内容务必认真阅读,如果8月中旬的××市创建文明城市‘三连冠’因为专家组抽查到你的电话,相关问题没有回答出来而导致文明城市没有被评上,我校将在××市通报批评,而你也将在我校接受相关处分。” 如此,一个以工作、家庭为纽带的问责机制,在国检人员抵达以前就已上马。 “形式主义都搞不来, 咋个搞实用主义?” 国检人员的检查方法分“明查”和“暗访”,测评系统的设计者希望通过暗访,从制度上杜绝“跑部拿奖”的可能。为力求结果准确,暗访部分由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签署承诺书:不准泄露信息,不准参加招待、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准收礼金、礼品和土特产品。 再密不透风,也敌不过一座城市的“情报系统”。 中部某市在9月4日上午10点过便“未卜先知”,群发短信:国家城调队已经入住火车站附近酒店,望大家尽职尽责做好全面迎检准备。 城市的管理者往往觉得委屈:老百姓的文明素养是个硬指标,但他们文不文明,又不是领导层可以决定的。 在广安,九月初,“大考”来临,各就各位。 从市政府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乃至市文联、气象局,全副上阵。工作方式是以街道为单位,实行“大包干”,在先前几个月鏖战来的整洁市容基础上,盯防市民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闯红灯,车辆乱停乱放……这十来天,每天“早七晚十”,周末无休。一名厅级干部给下属做思想动员工作:“形式主义都搞不来,咋个搞实用主义?” 广安民警徐光远现在每次接起电话都是一长串:你好,我是哪里哪里的民警徐光远,请问你有啥子事。在“绝不拉稀摆带”的川渝人看来,这话拗口又不自然,不过没法,关键时刻,徐光远的一言一行,也代表着“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被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124条衡量指标之一。 广安防守的办法土些,城市小,遍街公务员,基本靠人盯人。守街的徐光远就时不时收到类似的电话指令:马上注意,检查组朝春天花园去了! 除了秋老虎的天气太热,站街的活儿不算太累,广安市公检法系统里的某单位,连续十来天基本不上班了,全员站街。 倒是轮上入户的同志比较艰辛。早在九月之前,各大社区的居民已被问了个遍:你是否愿意“被入户”? 据公开资料,广安市文明办编印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教育手册》5000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民须知》8万册,组织市、区机关共建单位联系社区、小区、单元,安排千名党员干部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宣讲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目的和意义。 一份工作通知显示,各入户结对人员需熟记广安“城市精神”:崇先仰圣,创业求新,坚韧求是,包容诚信;需衣着朴实,端庄整洁而不华丽,不带包,不接打手机,国检入户调查当天,不得将任何“创文”文件、资料带至结对户家中,国调前后协助结对的对象户家搞好卫生,不摆烟具,不敬烟;当国调人员到你所结对的对象户家中时,开门请讲:(热情,微笑)您好,请问找谁或有什么事,当对方说明来意后讲:请进,请坐,待国调人员坐定便从冰箱取出水果…… “打开窗户会进苍蝇” 国检一直绵延到9月中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来。调查组一走,大家便欢喜得像走出高考考场获得解脱的学生,结伴喝夜啤酒去了。 人们开始议论,中秋节不放假,因为创全国文明城市,得服从大局工作不是。肯定加班工资发得多,不少于273元。听领导说,辛苦完这几天,补休假。还好,比较人性化! 创文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采访广安当地十余名公务员。尽管“各级政府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也在文明城市考核范围的指标之列,对方一听是“创文”,皆表示不愿细谈。 有人说,从一个江边的小码头,发展到今天“举世瞩目的、在中国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中型城市,广安实在不容易。当然也不排除创文过程中有个别“粉饰”现象,那无非是,“打开窗户会进苍蝇”。 有人说,创文机制摆在那儿,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群众满意度越高得分越高,不照着做你就出局,我们别无选择。 大考一过,广安迅速恢复了以往的人间烟火。满大街的志愿者消失了,渠江边上的烧烤摊晚上又冒了出来,出租车司机吆喝着拼车,一边开,一边抱怨广宁北路一带占道停放的车,和那些闯红灯的“不要命”的行人。 原文链接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404档案馆】杀人犯欧金中,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他活着?

【404档案馆】酷吏被抓了,但不许擅自拍手称快

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音乐团体:北京酷儿合唱团

微信公众号:新华二代在德国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