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我们做事不可好高骛远；我们的习惯不可近于虚浮浪漫，我们要从普通的实际的生活和事情中，去求经验和常识；徒然耽想着理想的高远的事业，而忽视普通的实际的事业，不是我们青年应有的态度。” “你看现在无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机关，差不多都是一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却先有一本很厚的报告，看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这不是骗人是做什么？！即此可见现在政治上的事情都是假的！极其所至，非到亡国不可。” ——《蒋介石1887-1975（自述）》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令年过不惑的师永刚欣喜而又不安。 　　出乎师永刚的料想，由他牵头编选、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上）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两岸三地极大的关注。先是香港《文汇报》以“大陆一字不删出版《蒋介石自述》”进行了报道，接着台湾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此书出版的消息。有媒体就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甚至提出“这种取态可作为改善两岸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内地不少读者也对该书评价不错，赞赏该书“有突破”，“往前走了一大步”。 　　“其实，这就是一个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简明读物，目标群体是那些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的80、90后。”师永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筹划此书的时候，并没想到会引起今天的过度解读。”他坦言一些读者的评论甚至令他有点“心惊肉跳”，“蒋介石就是那么一个人，一直在历史里放着，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他。” 　　 “只删不改” 　　“我们做事不可好高骛远；我们的习惯不可近于虚浮浪漫，我们要从普通的实际的生活和事情中，去求经验和常识；徒然耽想着理想的高远的事业，而忽视普通的实际的事业，不是我们青年应有的态度。” 　　“你看现在无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机关，差不多都是一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却先有一本很厚的报告，看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这不是骗人是做什么？！即此可见现在政治上的事情都是假的！极其所至，非到亡国不可。” 　　“真的难以相信这样的话会出自蒋介石。”在转引了上面这两段话之后，网友“灰灰”一连在自己微博的评论后面加上了几个感叹号。作为典型的80后，“灰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没有翻看《蒋介石1887-1975（自述）》，估计有不少人会和他一样。 　　事实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自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刻印在上个世纪大陆人印象中的蒋介石面孔单调而呆板：“反动派”、“蒋匪”、贪污腐化的“四大家族之首”。1975年蒋介石病逝于台北时，中国新华社刊登报道就如下：“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而许多年轻一代的人对蒋的认知更是“符号化”：因为是宁波人，嘴里骂着“娘希匹”成为了蒋的标签；因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蒋又成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典型；因为曾经出入十里洋场与上海颇有瓜葛则被视为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者”…… 　　师永刚至今都记得一次他跟内地的一位朋友提及蒋介石谈信仰时，朋友脸上的表情。“那绝对是惊异外加些许不屑，朋友根本不相信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也会有信仰。” 　　“归根结底，蒋不过是一个被打败的人而已。”师永刚承认蒋介石有不完美的一面，但是“蒋氏一生，无不刻下现代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他肯定也有“真实、世俗、人性化、人间化”的一面。 　　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多面的历史人物正是师永刚这位《凤凰周刊》主编一贯坚持的做法。2006年，他就出版了《雷锋》一书。在书中，他利用300多幅鲜为人知的图片，展现了雷锋 “时尚”一面，将雷锋从“固有的一个道德符号、固定词语与国家伦理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曾经的时尚青年、潮流先锋：——雷锋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开拖拉机、提着彩色的藤编篮子照相、发表文章、穿皮夹克戴手表、在天安门广场骑在摩托车上照相…… 　　“在我看来，每段历史都是不完整的，后人需要来做历史拼图，尽量把一个完整的人物图给拼出来。”师永刚特别强调，《蒋介石1887-1975（自述）》坚持的基本态度是“笔则笔，削则削。不烧香，不媚俗”，删减意识形态、政治方面对蒋的刻意描摹或有意误导，试图以蒋氏自己的语言，还原真实的蒋氏人生。 　　而对于网上那些认为这本书具有“颠覆性”的意见，师永刚自己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蒋介石1887-1975（自述）》仅仅是“从新闻人角度编选的关于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简明常识读本”，只是给大家打开一个“针孔”，让大家了解到了一些曾经被遮蔽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而已。 　　记者就注意到，除了上面摘录的这些段落之外，不少读者还特别提到了蒋介石辛亥革命那年率领敢死队攻打杭州城时，其母亲给他“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的留言，以及蒋介石关于修身信条：“一个人缺少了人格，无论有怎样大的能力学问，只是增加作恶的工具，一定不免于失败。以后最重要是为事择人，不要为人找事。为事择人，才能因人成事！为人找事，必至以事殉人！”等。 　 　语录形式的“蒋自述” 　　从已经出版的《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上）看，该书有“蒋介石词条”外加“盐商之子”、“自述?青春”、“革命者”等十一卷。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书中采用了语录形式，收录了蒋氏谈青春、谈革命、谈信仰、谈治军、谈治国等不少言论，此外还精编了数篇蒋介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公开演讲。 　　采用自述的形式，这是师永刚在一番考察后的体验。 　　当时师永刚特别留意到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大陆游客到台湾，最想去的地方，不是日月潭，而是蒋介石的故居和陵寝。这也让师永刚的台湾朋友不解，他们觉得“大陆人对蒋介石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情感”。 　　可是，师永刚后来才发现，大陆民众对蒋介石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他的陵墓什么时候迁回慈溪”这类事情上，似乎并不关注蒋介石这个具体的人。 　　鉴于此，2008年师永刚决定出一本真实反映蒋介石思想和言论的书。而又因为2005年曾编著《蒋介石画传》，师永刚相对深入地关注了蒋介石的作品和言论，他发现，“蒋介石写的东西比我写的介绍他的东西要好多了”。于是，新书决定采用“自述”的形式。 　　而采用语录体的创意，则是源自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人—秦孝仪所编辑的《蒋介石嘉言录》。秦孝仪长期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蒋介石嘉言录》是一本在台湾很著名的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岛上人民都要熟读，学生们还要背诵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语录》是大陆人民耳熟能详、倒背如流的。由此可见，一边有什么，另一边也要与之相对应地有什么，蒋公退守台湾后，但在内心中仍然没有放弃在和他此生最强劲的对手的无形较量。”师永刚说。 　　有意思的是，2006年台湾作家和政论家杨照曾将《毛主席语录》引入台湾出版。当时，反响也很大。“不得不承认，两岸对历史的了解不对称，两岸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不对称。我们要做的就是弥合这种不对称。”师永刚曾向相关人士透露，这也是他出版《蒋介石1887-1975(自述)》的初衷。 　　其实，在该书当中，读者还能在不少地方看到师永刚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的地方。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曾在一篇演讲中也提到，作为“一生的对手”，对于他们二人“我们过去对他们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但如果能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则能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让历史书时尚起来的优势与困惑 　　师永刚多次提及，“该书付梓历时三年，送审书稿花去一年”，如今终偿心愿，算是“修成正果”。 　　这或多或少得益于大陆整个出版环境的改变。当时代周报记者向国内著名的蒋介石研究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提及此书的出版时，他就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蒋氏的思想与各种文集，曾经难以进入内地。师永刚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出版的关于蒋介石及民国的书籍超过一百本，最初主要用作供批判。90年代之后更为客观，突破了过去的一些教条，但仍有局限。一直到最近，内地才慢慢形成蒋介石书籍的出版热，而蒋介石及民国类的研讨会越来越多—而台湾岛内则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蒋”时代关于蒋介石的研究在台湾是显学，而伴随着八十年代蒋氏家族退出台湾政坛，蒋学研究逐渐消沉。 　　值得一提的是，比较于不少蒋介石的研究性和传记类著作，为了吸引读者，尤其是80、90后的年轻读者，该书突破了传统传记类书的叙述风格和叙述手法，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语录体＋画传＋杂志”的设计构思风格。 　　师永刚试图让这本书变得“时尚”起来的用意明显。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脉络，借以了解历史。该书运用章节体的形式，把蒋氏的人生分为几个大的阶段，又用简洁的杂志体方式，把每一阶段的重要部分加以展示，配以整段的原版语录及独家图片，使阅读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变得轻松便捷。 　　“如果读者对蒋氏有充分的好奇并有充足的阅读时间，那么，这种最新的阅读形式，可以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以图文并进的方式收获想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大块的阅读时间，读者随便翻开书的任何一页，也不存在着连接不上、信息零散的困扰。”在师永刚看来，把严肃严谨的内容轻松化，把人物传记鲜活化，把历史拿来趣读，是《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与众不同的地方。 　　对这种取悦读者的做法，不少学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心一些没有经过历史充分考证的东西会“惯坏了读者们的胃口”。2010年，杨天石先生就特别提到当时很多关于蒋介石的著作都是低水平重复，有的甚至是胡乱编造，没有可靠依据。“这样的书出多了，把读者的口味都给吃坏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历史学者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特别提到，“《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一书尽管用到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的照片，但实际提供的独家照片几乎没有，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该书只能算是蒋介石言论的摘录，标题上用‘自述’有误导读者之嫌。”据这位学者介绍，台湾还真的有《蒋介石自述》这一本书。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孔祥生出资近亿元修建的汾州府文庙 汾阳煤老板六亿投教育 　煤改过后，山西煤老板如何转型，一时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吕梁汾阳市，一群煤老板组成的转型协会，却不约而同投向了公益事业。4月15日，汾阳职教中心在汾阳市东关村举行了奠基仪式。这项总投资6亿元的教育工程，由该市“退役”煤老板全资修建。在当天的奠基仪式上，出资方代表孔祥生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把职教中心修建成汾阳市教育事业的样板工程，真正做到让老百姓满意放心。煤老板投身见效慢的教育事业，得益于一年前成立的“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和汾阳市政府作出的巨大努力。为了把煤老板手中巨资留在当地，汾阳市市委书记王志强号召他们做一个有名气的富人，并以汾阳的历史文化名人朱之俊为例，“汾阳历史上富人很多，但留下名声的，唯有修文峰塔的朱之俊。”在这一号召之下，当地十几名煤老板热血沸腾，纷纷将钱投进了公益事业。目前，汾阳众多煤老板已经确定资金15亿元，用于投资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诸多产业。 　　 15亿捐给政府 　　在奠基仪式结束前，与会嘉宾拿起铁锹把土铲进挖好的大坑。 　　和一些嘉宾的例行公事相比，孔祥生的动作显得特别专注。他用力将铁锹插入黄土，缓缓铲起，把黄土撒入坑里后，还要扶扶眼镜，向坑里张望，然后再慢慢地重复。直到所有嘉宾都转身离去后，孔祥生又铲了两大锹土，才拍拍双手，大步走开。 　　这个预计投资6亿元的项目，由孔祥生等几位“煤老板”共同出资修建。建成后，可容纳6000余人，远景规划500亩。其中一期占地30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预计投资4亿元。 　　距离奠基现场千余米外，是2008年7月破土动工修建的汾州府文庙，投资者正是孔祥生，出资近亿元。 　　据了解，汾阳现有4所中学，两所在县城，两所在农村，由于年代久远，建筑规模小，容不下多少学生就读，致使不少学生离开汾阳去读书。职教中心建成后，将改变汾阳人才外流的窘境。 　　而这只是汾阳众多煤老板投资非煤产业的其中一部分。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有7名企业家投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总投资5亿元；7名企业家投资兴办第四高中、第五高中、市职教中心、民办学校等教育事业，总投资5.23亿元；2名企业家投资兴建汾州府文庙、汾阳王府等文化产业，总投资1.1亿元；2名企业家投资改建市万人体育场，总投资3000万元；1名企业家投资兴建汾阳广场及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应急避难场所，总投资1.9亿元；1名企业家投资五星级开元国际大酒店，总投资1.4亿元；1名企业家投资绿色食品产业，总投资5000万元。 　　煤老板退出产业后的这笔资金投入公益事业，与当地政府的努力有关。 　　针对汾阳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汾阳市委书记王志强曾指出，投资不足，是导致汾阳发展速度不快的主要原因。如何引导这笔资金，并为当地转型发展服务，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孔祥生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的发起人，与王志强座谈几次后，孔祥生与他的同伴，决定把钱留在汾阳。“造福汾阳百姓。”孔祥生说。 　　“我们投资的15亿中，一大部分是要捐给当地政府，就不打算收回成本。” 　　 有钱了，还要有名才叫富贵 　　打动孔祥生及他的朋友们，让其心甘情愿地将15亿巨资投给无回报甚至亏本的公益事业，是汾阳市委书记的一句话。 　　座谈会上，汾阳市委书记王志强还搬出了汾阳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明末进士朱之俊，理由是他倡议集资建成汾阳地标建筑——中国第一高的古塔，在当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志强的提议，在孔祥生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像朱之俊一样，做一个有名气的富人。”是王志强对汾阳煤老板的一句忠告。同时，他还专门请这些老板们吃饭，鼓励他们在汾阳投资，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并承诺政府分期回购这些投资。 　　孔祥生投身煤矿十余年，对“煤老板”这个身份已经极为痛苦。 　　孔祥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开煤矿的日子是在害怕中度过的，“什么都怕，怕官员、怕村民、怕出安全事故、怕记者，每天就是请客吃饭送礼，应付各行各业的人。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但那会儿压根要不起这个强啊。” 　　事实上，煤老板在迅速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钱有的是，但过的却是富而不贵的生活，挖国家的资源饱了自己的腰包，人们恨你、看不起你。”外界对于煤老板的评价，孔祥生非常厌恶，不仅在生产生活中低人一等，甚至精神上也低人一等。 　　 “做一个有名气的富人” 　　即便山西煤改过后，手握巨资的煤老板们下一步该 “走什么路、从什么业、做什么事？”一时无所适从。无论楼市、股市，还是各投资行业，无不借此题材炒作本行业将因此受益多少，纷纷以此为卖点吸引眼球。一时间，山西煤矿主的囊中之物成为全国追踪的“香饽饽”。 　　孔祥生对此极为反感，“都是炒作”。 　　孔祥生说他挺佩服王志强的，“他发现了汾阳发展的缺陷和根本问题所在，也了解我们这个群体的想法。” 　　2010年初，由汾阳24位煤老板联合组成的“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成立，这是山西煤改后首个集体亮相的转型组织。 　　汾阳市对 “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的成立，亦给予大力支持，并在全市工业经济大会上专门下发了 《关于促进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集中上马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和产业政策允许的项目。对经合法审批程序批准上马的大项目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以1000万元投资为起点，每投资1000万元奖励1万元。对高新技术项目，按常规项目的3倍标准奖励。 　　政府的尊重让孔祥生有了底气。改行的煤老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段时间，有人找到孔祥生，要给他工地上送水泥，说自己是某局的。 　　“你要是正常的生意，没准我还会和你做，一开口就说是什么什么局的，我就告他这生意不做了。要在以前这生意肯定就包给他了，但现在我做的是有益人民、问心无愧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拿职能部门的身份来压我呢？”孔祥生说。 　　 吕梁教育中的煤老板身影 　　在吕梁，煤老板投身公益，以求和善于乡人的事例，并非起于汾阳。 　　中钢集团董事长袁玉珠、柳林富豪邢利斌、前山西首富贾廷亮，这些鼎鼎大名的富豪都先后斥巨资投入教育事业，民间资本在吕梁教育事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1988年，袁玉珠设立中阳县教育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随着山西中阳钢铁集团的不断发展，袁玉珠的捐款越来越多，从2005年开始，中钢更是包揽了中阳县全体高中学生的学费。 　　2007年，贾廷亮投资4亿元新建的吕梁高级中学开始招生，在谈到办学初衷时，贾廷亮说，“我小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机会上学，从赶驴贩运货物起家，然后炼焦、开煤矿、建电厂，经过近30年打拼，有了几十个亿的资产。这既沾了党富民政策的光，也靠了吕梁丰富的煤炭资源。吕梁是贫困老区，孩子们上学难。教育是基础，孩子是未来。我就想把挖煤炼焦赚的钱建所高标准学校，让孩子们身居吕梁山，也能享受优质教育。” 　　 民间资本进入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巨资打造硬件、高薪聘请名师、给予优生各种优惠补贴，不差钱的煤企将金钱的力量在教育事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招来不少非议。 　　前几年，吕梁某煤老板投资的学校花大钱从当地公立学校挖教师、挖学生，优秀教师学生纷纷出走，一度使当地公立学校面临无师可用、优秀学生断档的窘境，严重影响了公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直到有关部门的介入，挖墙脚乱象才得以缓解，“挖人可以，但不能在一个学校集中挖，可以分专业在各个县市分别招聘，招生也最好招应届毕业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好好打磨出成绩。”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如果搞乱秩序，那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学校。”对于乱象，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的态度十分明确。 　　但和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还是有着不少的优势。 　　“在激发教师、学生活力方面，公立学校受限于体制明显不如民办学校。领导不敢放手去管、去干，局限性很大，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但体制灵活的民办学校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干，效果反而更好。” 　　不可否认，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介入教育事业，在对公立学校造成冲击的同时，也给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两者之间形成竞争后，更有助于教育的发展。 　　对于民办教育的未来，成锡锋还是持肯定态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并不一定有智夫，拿钱激励短时间内可以奏效，但长期以往还是要形成循序渐进，在有钱做支撑的情况下，不断完成自身内部管理建设，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山西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他们是仅仅弄个外国身份，还是要把大部分甚至全部财富转移出去，殊难料知。 【财新网】（记者王虎） 中国市场遍地黄金的岁月正在褪色。在过去30年里赚到巨额财富的高净值中国人群，正在忙着离开这个国家。 今日（4月20日）早间，由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高净值人群）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 报告显示，中国人的财富还在增长，富人数量仍在膨胀。2010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高达62万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在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50万人，预计2011年高净值人士数量将达到59万人。 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考虑移民。其中，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者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一些数据大致可以印证这个调查：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而近来的新闻不断强化着一个事实，中国内地的富人已经成为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房地产市场上的大买家。 与此同时，富人开始收缩在国内房地产上的投资，纷纷转战海外。报告表示，促使这一人群考虑移民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中国的移民热虽持续了好几年，回望过去却仅仅是发酵期。未来10年，财富向海外流动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富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他们是仅仅弄个外国身份，还是要把大部分甚至全部财富转移出去，殊难料知。■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新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特立独行”是个褒义词，尽管常被颠覆误用。百度百科特立独行词条：“特：独特；立：立身；独：独自；行：行为。普遍形容人的志行高洁，不同流俗。” “特立独行”上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来自王小波代表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把褒扬人的形容词给了一头猪，是对那只猪的溢美，也表达着他宁做“特立独行的猪”，也不做“顺从荒谬的人”的决心。 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14周年。这么多年，无数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在所有纪念他的理由中，很少有人提到，作为特立独行者的王小波的存在，对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给无数中国人带来巨大实惠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多么必要。 一个选择从体制内自我放逐、孜孜于文学创作、最终几近“贫寒”的作家，与利来利往的市场经济，能扯上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有关系，真正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社会，还绝不能缺少特立独行者。某种意义上，对特立独行者的容忍，是检验市场经济社会成熟度与纯粹度的试纸。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脱胎自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之所以被马克思判定为“革命”，是因为它从封建宗法式的经济与社会体系内，将 “人”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人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必要前提，也是市场经济运行后的必然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人的 自由，就谈不上市场经济的建立；不能使人自由，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无自由，不市场。按经济学家米瑟斯的说法，自由主义乃是市场经济之魂。我们几乎无 法找到在专制的国家里培育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例子。 对“自由”可以有极宽泛或极狭窄的定义。就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层面而言，“自由”至少可以包括以下涵义：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意志自由(包括言 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律制度，无一例外，都保障国民的以上自由权利。市场体系的三大核心内容：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都有赖于享有以上权 利的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就不可能存在现代劳动力市场；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建立现代资本市场；没有意志自由，劳动者就不可能有无穷无尽的创新能力， 不可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 鸦片战争炮响，中国便不复能自外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五个大支柱构建而成：现 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难得出结论，这五个支柱，要么有赖于劳 动者的自由权利，如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要么致力于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如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要承认是市 场经济，就不能拒绝自由权利的主张。 在中文里，“自由”一词是借用，《后汉纪·灵帝纪中》：“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原意远较今意狭窄。但中文中不是没有更接近“自由”的语汇，比 如“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四字的分别诠释，可以很自然地与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意志自由相对应，中国古代对“志行高洁”的追求目标，实是现代社会公民 的标准像。革命老人徐特立以“特立”入名，他们付出巨大代价所求索的，不正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吗？ 如果不想让“特立独行”与“自由”的联系流于文字游戏，另一个问题就不容回避：如果“特立独行者”所指的是那些在“独特”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乃至冲撞了主流社会习惯的道德、习俗律令，这还是应该被容忍的“自由”吗？ 自由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具体的自由边界只有靠那些走得比其他人更远的特立独行者标示。简单地说，他们能走得越远，社会的自由度就越高，就越有 利于市场经济发挥其最大的创造性与生命力。正是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特立独行者的存在，才使我们庸常但实在的市场经济生活得以维持，生生不息。 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异端。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王权传统浓厚的大陆国家，对勒庞这样的极右势力，也只能通过选民的选票遏制。什 么样的社会才会真正恐惧特立独行者？看一看万历之于李贽、教会之于布鲁诺就知道，市场经济的对立面、宗法式经济的主宰者，最不希望他们赖以存在的严密社会 控制被特立独行者扯开缝隙，让无论经济上、法律上还是精神上都不独立的人们看到更远的风景、更多选择的可能。 会有人问，过分容忍特立独行者，会不会导致群起效仿，终至无法无天？这是杞人忧天。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恰是最能体谅他人也最具宽容精神的人，他不会要求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只有对专制者才有实在的价值。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与封建主义交锋、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提出三个方面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法治，建立法治国家， 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专制的出现；在经济上建立生产与消费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秩序，即市场经济；公民有自由选择道德标准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发展。正 是自由主义的主张，使得市场经济成为一种现实的经济体制，没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庇护，市场经济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式。拥抱市场经济，就必然不能拒绝与之一体 的其他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信，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不能驱逐特立独行者，还应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理财一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