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王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3日  10 版） 　　我开车不爱按喇叭，聒噪烦人。但如果车子在路上趴窝了，不想烦人也得烦了。要是遇到更烦的事，比如困山里了，饥寒交迫，唱《国际歌》也不管用，怎么办？ 　　4月3日晚北京理工大学等39人在北京房山猫耳山迷路被困，警方和消防等300多人进山搜救成功。7小时后，警方又接报警，有17名北京回龙观社区网的驴友在门头沟灵山被困，警方再次施救成功。两次营救都有直升机助战，共56人。 　　这是现代故事。远古时若有人困山里，那时没有手机，可能放条狗或老马下山求救。古时民风淳朴，钱算个球。 　　当社会渐渐发达，人们的社会关系日渐紧密，便出现了领导，比如乡绅、长老，他们是以自己吃盐的数量以及貌似正直的做派获得领导地位的。乡绅当领导是不拿工资的，至于逢年过节给领导送个猪头，那是孝敬。遇到哪位困山里了，一声招呼大家就呼啸上路了。有时候为了某个具体的项目，比如修路，乡绅也会号召各家出钱，但这是专款专用，一事一征。 　　有强人盐吃得不够数，自家形象也不佳，但就是想当领导，于是便结伙用暴力强迫大家承认自己的领导权。有了领导权第一位的是要收费权，有政治就有经济，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公狮子不捕猎，但它从来不缺吃的，自有母狮子为它服务，这就是政治，是经济。 　　以今日的说法，这强人是黑社会。如果住在山里，他们就是土匪，是强盗。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黑社会和土匪并不都是罪大恶极的，比如梁山好汉，人杰地灵呢；比如《让子弹飞》，奔共产呀。土匪收了钱，也不是嘛事都不管，比如有人困山里了，找到土匪，兴许他们也会帮忙的。尤其是当外人来骚扰时，当外族来侵略时，他们必定要出头的，且不怕流血牺牲，不计成本。那时候，我们就不叫他们土匪了，而是爱国人士，是开明乡绅。 　　解放了，黑社会和土匪消亡了。如果有人困山里了，不要指望土匪来救，而要依靠党和组织。秋菊生孩子，就是村长代表组织召人把她扛出去的。孩子胜利地来到人间，热泪盈眶，感谢谁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但毛主席老人家住在北京，老远老远的，怎么谢？扛猪头过去早就馊了。只好遥拜了，毛主席也就心领了，这其中没有直接的钱的往来，也没法计算成本。 　　改革开放，要数目字管理了。1980年开始收缴个人所得税，月入800元起征。31年后，起征点变成2000元。后来大家发现，交给政府的钱不止是个人所得税那一点，睡在床上喝口凉水也在缴税，还有费，吃盐越多交钱越多。钱交得多了，不能都打水漂吧，机会终于来了，当困在山上唱《国际歌》依然饥寒交迫时，便想到了政府，政府便派来警察，热泪盈眶…… 　　下了山才知道，一架直升机飞3小时油费近万元，两次营救共动用了5架次，这得好几万呢。要是再加上总共500人的费用，这得多少钱？56个人一辈子缴的税和费能抵消这些成本吗？何况之前之后这56个人都已经并还要继续麻烦政府呢。这数目字实在不好算。有喝道：驴友们拿钱来！ 　　拿多少？其实现代社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警察施救费用已被公众一笔买过单了，而不必在具体救助时再核算，这类似商业保险赔付的大数定理。所以在处置汶川地震和利比亚撤离时，政府不具体核算成本，飞机军舰到处跑。 　　施救驴友与救援汶川地震和撤离利比亚有共同点：被救者不违法，主观无从预料困境。某日我开车上路趴了窝，有警车过来拖车150米到路边，要收200块钱。咦？警察不是纳税人养活的嘛，怎么纳税人遇到困难找警察还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小作坊。后来全国人民都认为警察这样做不妥，于是大部分城市都取消了拖车费。 　　不计成本的一个极端例子是美国前总统海外捞人，卡特和克林顿都曾干过。想想吧，在美国请人搬个家还得付费，如今劳动前总统大人出面，还搭上了飞机和保镖，反倒分文不出。这是什么游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请个大人不花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为了解决农民工打工难的问题，这个云南沾益县劳动局的副局长“自降身份”， 隐姓埋名，前去义乌的各家企业卧底，了解农民工们的真实生存工作环境—— 陈家顺 本报记者　李润文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3日  10 版） 　　这段时间，陈家顺突然成了沾益县的“形象代言人”。10天内，他前后去了两次北京接受采访，这让这个云南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有些意外”。 　　从外表上看，这个43岁的男人，衣着随便，头发凌乱，窝坐在一张破旧的、似乎随时可能歪倒的转椅上，实在够不上做“形象代言人”的条件。 　　但原本不为人知的沾益县，确实因为这个局长而声名远播。四年来，陈家顺为了给前往浙江义乌务工的老乡们找到好的企业，不惜“自降身份”，五次到企业卧底。消息传开，他瞬间走红网络，引来网友们一面倒的“好干部”、“好官”的好评。 　　“这是我的职责，本分的事儿。”他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事实上，给老乡们找到好工作，确实是他的本职工作。在他的名片上，曲靖市驻义乌工作站站长、沾益县劳务产业办副主任、沾益县人力资源和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义乌工作站站长，四个职务自上而下占了名片一大半面积，都与外出务工有关。 　　2004年，云南沾益县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确定为该县的七大支柱产业之一，原本在乡里当中学校长的陈家顺，被借调到劳动局出任就业中心副主任，开始组织乡亲们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打工。 　　但前三年，“情况很不好”，政府刚刚把老乡们送出去没多久，很多人就回来了，有些人甚至比当地政府官员“还早到家”。回来的人，都说外面不好挣钱，有人甚至说“政府在骗人”。这种现象日益蔓延，有时候，一个偌大的行政村，连一个愿意外出打工的人都找不到。 　　每次乡亲们“出征”，沾益县县委书记、县长都亲自送行，出征仪式搞得轰轰烈烈，可效果却很差，这让陈家顺压力很大， 　　2007年春节过后，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带队，陈家顺随行，一行人专门到长三角考察劳务市场。一圈下来，考察组分析认为，义乌中小企业大大小小3万多家，企业对员工素质、年龄都放得宽，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文盲，也不管是18岁还是50岁，只要能干活，就能在义乌找到工作。这很适合沾益县。 　　于是，县里决定在义乌设立劳务工作站，陈家顺担任站长，专门负责劳务输出工作。他主要负责三项工作，考察核实用工信息；组织护送务工人员；推荐安置就业，跟踪服务维权。 　　说是站长，实际上是“光杆司令”。刚到义乌，陈家顺便首战失利，考察推荐的厂子，老乡们不满意，当年的返乡率，高达60%。 　　回顾起这段失败的经历，陈家顺总结道：“情况不明主意多，好心办了坏事。”毕竟，他以副局长身份去考察企业，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这会影响农民工对我的信任。” 　　这不得不逼着他去“卧底”，他的想法是，“只有和农民工一样在企业干，才能真正全面了解情况。” 　　可他在一家大食品厂“潜伏”了一个月，却半途而废。 　　在这家企业，他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考勤严，迟到5分钟扣5元钱，迟到15分钟算旷工，旷工3天算自动离职，连工资都结算不到，二是请假难，生病请假要医生出具证明，三是辞工难，辞职找不到人，工作时间也长，有时甚至长达14个小时。 　　沾益县的经济支柱，原本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对于习惯了在“土里找生活”的村民们来说，在家时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他们不适应现代化工厂的工作程序，不习惯被人管着，干不下去，自然也不奇怪了。 　　这下子，陈家顺算是找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他又找了一家食品厂，卧底了一个月，他发现，这家企业管理相对宽松，加班时间也不多。 　　“卧底”之后，他介绍了22个老乡过去，结果在他意料之中，没人中途跑掉。这些人春节带钱回家，还带了更多的人来到厂里。 　　有了这一次成功经验后，他开始了有计划的“卧底”。 　　2008年9月，县里来电话，有一批50多岁的老民工来义乌找他打工。这些农民收完庄稼，卖了耕牛，拖家带口过来，一辈子没出过门。他们只能从事种植、养殖方面的工作，当地种植业不需要人，只好找养殖场。 　　“如果找不到好工作，对他们的打击会很大。”陈家顺说。 　　于是，他找到了当地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卧底”，取下400多度的眼镜，找了一套破旧的工作服，让自己更像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养殖场老板一眼就看出他不像养猪的，“太斯文”，他告诉老板“干得不好不要钱”，老板最终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留下试用。 　　那段时间，是陈家顺最艰难的时候，“看到猪粪就觉得恶心，饭都吃不下”，他硬着头皮坚持，干了20多天，正好县里领导来义乌，他只好提前回站里。 　　“家里有事，老婆孩子在家，需要回去。”面对他的辞职理由，老板承诺，老婆可以带过来，安排孩子在义乌读书。最终，他推荐了一个人顶替他，才得以脱身，他走后，老乡向养殖场老板泄露了他的身份，“他是我们劳动局副局长”。 　　老板大为称奇，并表示，只要是陈家顺介绍来的人，一律可以进养殖场。几天后，11名老民工从火车站下车，直接进入这儿务工，现在，仍有15个老乡在那里打工。 　　去年春季，云南大旱，他带着老乡到扬州开拓劳务市场，在皮鞋厂和老乡们一起工作了一个月，结果，120多个人，一个都没跑。 　　“我都能干下去，你们没理由干不下去吧？”这是卧底时，陈家顺常给老乡们说的一句话。 　　做思想工作，正是陈家顺的强项。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途，一位农民工打来电话，说不想干了，准备回家。 　　“人要自强自立，除了父母，没有哪一个人能一辈子呵护你，不能遇到困难就让，形成习惯，你这辈子就完了。 　　“成功的路有两条，做事做好，做人做好，失败有好多条，为什么要走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 　　“我明天让黄主任去看你，带两盒药给你，这是从云南带过来的。” 　　十多分钟的电话，陈家顺就这么劝说这个农民工留下来，继续工作。 　　在县里出来打工的农民中，陈家顺的威望很高，“你跟着他打工，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有人这么评论陈家顺。 　　但这种威望，是他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今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他还在下乡寻找可以出门打工的剩余劳动力，初一那天陪父母在家过年，初二又出发了。 　　连续四年，陈家顺在沾益和义乌两头跑，直接带来的有七八千人，间接带来的有一万多人。跟他打工的人工资也逐渐提高，去年保底1500元，今年保底1700元，夫妻两人打工一年可以拿到3万多，有的甚至可以拿到4万余元。 　　去年，仅是劳务输出这一项，给县里增加了4.5亿元的收入。投资少、见效快，劳务输出已经成了县里效益最明显的支柱产业。 　　“现在我已经不用再去卧底了。”陈家顺坦言，工作站网络格局基本成形，他还在老员工中设立了信息员，信息员负责搜集核实用工信息，关心员工生活，调解矛盾。 　　到底调解过多少劳务纠纷，陈家顺已经不记得了，只要老乡们没错，他就一定能让民工拿到钱，“我把劳动条例一条一条给老板讲，他们也是要面子的人，实在不行就去劳动监察大队，都能解决。” 　　如今，在整个义乌，陈家顺已经打造出了一个初步的“产业工人培养计划”。一家当地企业已经答应，免费为县职校提供20台针织机，并派人培训学生，另有四家企业也和县里达成了合作意向。 　　一家企业慕名打来电话招工，陈家顺底气十足，要求保底工资必须达到1700元，并提出要求，“不但要培训他们的技能，还要培训他们的职业思想，这样才能长期干下去”。 　　“我品德也不高尚，本来我是不想来的。”陈家顺自嘲说。 　　当初，县里动员大家报名到义乌驻站，有21人报名。但陈家顺没报名，因为孩子还在上初中，需要辅导。可县委副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说工作站需要一个“做事踏实，稳重办实事，有沟通能力的人”，让他必须去。 　　三年来，他每年都打申请报告，想回县城去。每次，领导都让他再坚持一年。2010年，陈家顺在日历上记下回家的日子，年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只在家里呆了47天。后来，站里事务越来越多，需要一个女工作人员，当老师的妻子也被派了过来协助他工作。 　　归他直接领导的只有三人，包括妻子李凤仙和县里的两位工作人员。三个人一年工作经费仅为8.5万元，可每个月光电话费就1000多，吃饭坐车得自己出钱，起初配了一辆车，最终局里缺车，又被他开回了县里。 　　可他依然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立足义乌，拓展扬州，辐射长三角。”从椅子上直起身来，陈家顺一副运筹帷幄状。 　　但面对自己简陋的工作生活条件，他又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在义乌市劳务市场五楼，一间十几平方米散发着霉味的办公室，水泥地面，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一张皴裂露着白点的人造革沙发，两把转椅，一个几乎没什么东西的文件柜，两部漆面斑驳的手机和一台旧电脑，这就是陈家顺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办公室后的卧室内，除了一张高低床，一副灶具和一些衣物，别无他物。 　　这天中午，陈家顺决定请记者吃饭。他大步流星地带着记者，走了两三里地，到一家路边简陋的小饭店吃火锅。他热情地邀请记者点菜：“这顿算我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图1：为了寻找心中的“桃花源”，曾经的北大教师王青松夫妇遁入深山，一住十几年） 记者◎贾冬婷   摄影◎蔡小川 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十几年，90年代初抛下一切，携手同是北大教师的妻子张梅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在王青松眼中，外面的世界走着一条和他相反的道路。当两者渐行渐远，他还能够和这个世界再次对话吗？ 遁世者 3月19日，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接到一个电话：“我是王青松！”声若洪钟，曾经熟悉的信阳口音让唐师曾猛然回过神来，这是他消失多年的北大国政系79级同学，在37楼432室住他下铺一年半的大哥。十几年来，他杳无音信，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出国了，出家了，自杀了…… 唐师曾记得，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90年12月。他当时要去巴格达卧底，等待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本刊记者说，临走前女朋友不放心，去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请人给他算算命，没想到来人正是王青松，他当时在北大、清华很着名。他看了半天，说：“车祸不断，但无大碍。”后来果然灵验。 打来电话第二天，王青松就现身了，还带来“特供”的野鸡蛋、芹菜、羊肉、羊油、红豆、黑豆、大米，给因战地采访健康受损的唐师曾补身体。每一粒豆子、大米，都是妻子赶着骡子碾出来，他再用担子挑出大山。而这消失的十几年在王青松口中则是“桃花源”式的隐士生活——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后的一次入山让唐师曾很震撼：在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方圆2500亩，只有王青松和妻子、儿子三人风生土长，和泥筑屋，开荒蓄水，耕牧种树；无电、无电视、无网络……唯一购买的物资是食盐。 在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是个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北大哲学系89级汤一介博士第一名未读。同学们也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这一切都抛弃了。 （图2：从“文明”到“蛮荒”，王青松一步步越走越远） 在国政系79级的58人中，22岁的他以河南信阳机要干部出身的“老大哥”形象出现，一来就被任命为团支书，在学校的形象也是一板一眼，西装革履，哪怕从宿舍到教室几步路，脚上还穿着拖鞋。小他6岁的唐师曾在《我钻进了金字塔》中调侃：“他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脸烫脚悠然而睡，天长日久犯了众怒。先是有人在门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码到一盆凉水。人多势众争强斗狠，最终将学校发给每人一个的方凳同时翻过来，48条腿一齐朝上码在地上，我身居上铺负责拆管灯憋火，黑灯瞎火摔他个鼻青脸肿。即使面对如此暴力的恐怖活动，他也不急。” 比王青松还大几岁的张南舟对本刊记者说，王青松当时有个外号叫“幽灵”，因为他学习特别刻苦，老独来独往地不太和同学一起玩。“他老去看书，跟清洁工阿姨混熟了，图书馆座位再紧张，他也有专用座位。” 即使在一个班同龄人中，王青松也能隐约感觉到门第和阶层的影响：“唐师曾爷爷、爷爷的哥哥都是戊戌变法时期就进入京师大学堂的，我爷爷、爷爷的爷爷都一辈子耕作在黄河边30公里处，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考入北大像是“羊撒腿在山里跑”，如饥似渴地读书既是精神需求，也是出人头地的现实考虑。 进入信阳地委机要局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机要局反而不要干部子弟，怕社会关系多互相传信息。一段古汉语没标点让你看一遍背下来，还有记电话号码，我一天能把500个电话号码对号入座。”机要干部的训练让他应对北大的学习和考试易如反掌。“当年笔记最全的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现在的文化部部长蔡武，但蔡武没记下来的，我能记下来。考试前，我就把可能考的题目全背下来，看到试卷一股脑地答，出来同学对题，我脑子一片空白。” 报考北大时，他犹豫是考国政还是法律，问当时同事，同事说：“你看是检察院上我们这儿汇报工作，还是我们到他们那儿汇报工作？”王青松一下子恍然。不过本科毕业后，他发现法律系好找工作，又转而报考了法律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青松的人生转了弯。因为老家离白马寺不远，他从小练过武，到北大后又爱读老庄，在1985年“气功热”时，开始在北大气功协会教授气功。其同学说，这是他一次极其成功的投机。因为气功后来由热转冷，王青松对这一段经历轻描淡写：“80年代是思想的一个启蒙期，气功也是文化热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我创立的‘生生至一’健身气功后来特别火，去大庆、武汉、新疆等地讲课。”他当年的辉煌让老同学也很意外。唐师曾说，他本科毕业后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有一天，他听说学校请来一位“石松大师”传授气功，那大师一口气下去，政法大学上千人满地乱爬。他闻讯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石松大师”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喊：“散开，来人是我同学。” 气功为王青松带来了声名，还有财富。当时的“石松大师”成了北大气功协会的明星，后来法律系看他影响大了，让他为系里创收，在外开设一周气功班，每人收费10元。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梅也是当时来气功班看热闹的学员之一，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比他小12岁，他在人群里一眼看到她就说：“气质好。” 1990年后气功被整顿，让他一下子从顶峰跌落，在学校的境遇也急转直下。“当时，我报考哲学系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名，学校竟然不予录取。第二年转考法律系，依然。”正好有一位英国国防部长夫人劳伦西娅辗转前来咨询她丈夫竞选首相的事，他和张梅陪了7天。临上飞机时已经成为朋友，劳伦西娅不断冲他说：“Cutoff！”劝他把这些弟子的牵连都切断。他说，那时候感觉自己像个风筝，被几万根线拉着，永远也飞不高。另一方面，他觉得对气功已经研究透彻了，气功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内心需求。“那时的学员登记名册就有15万本，和各种名人的照片四五千张，决定进山时，全烧了。” “我后来也不断问自己，如果读了北大的博士，会不会后来的路就不同了？妻子张梅很坚定，‘你内心里总会走到这一步的’。”王青松说。他觉得隐居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内心的关注，而现在的社会大方向则是向外看。他愿意知行合一，把向内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实践，回到山里看看古书，养个儿子。而驱使他们一步步远离人群的一个引子，只是“为了呼一口新鲜空气”。他说，1993年他和毕业后到北大英语系任教的张梅结婚后，分到了未名湖畔镜春园74号的一处房子。日日绕未名湖散步，有一天却看到夕阳余晖下，北大西校门的南隅两柱巨型的黑烟，遮蔽了半边天。那是首钢，两人默默走回家。“从1985年起，我们就不再喝北京城里的水了，吃的蔬菜也是学生从香山送来的。后来从自家院子里辟出块地自己种菜，现在那地的轮廓应该还在。”唐师曾还听说，那个时候，他们连醋都是自己用酸枣酿的。王青松买车早，当时堪称贵重的轿车副驾座位都被拆了，专放两个从郊区运水的水桶。 “从‘文明’到‘蛮荒’，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走得太远了。就像鸟，越飞越远，出自寻觅的本能。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王青松说。1989年开始，他们就搬离北大，在香山附近租房子，假期住在更远的远郊。1994年，搬到北京与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区，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租地10亩。去北大上一次课要坐5个多小时公交车，耕地也无人照管，于是妻子张梅在1998年毅然辞职，而他则在2000年后脱离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从此与世隔绝。 山中10年 从北京一直向北，高速路走两个小时，路两侧的风景越来越开阔，远处的山峰隐约可见。下了高速再开10公里则是狭窄的乡村公路，农田、水库，稀落的房舍。直至一个山沟里的村庄，是一段铁门阻挡的碎石子路面，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王青松从这里面的深山里走出来接我们。他说，里面的路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除了他们一家和工人，没有外人进入，是纯天然的世外桃源。而往外每走一层，都会多一层辐射；林间小路，碎石路，沥青路，高速路，县城，城市……每进一个人，也多一层污染。他这些年平均每月才去一次县城，一年才进一次北京。出来一次，“自己带饭、带水、带被褥，即便这样，回来胸口就得不舒服3天”。他敏感地闻闻我们身上的味道，“你们刚才坐的车司机抽烟吧？” 眼前的他全然没有当年西装革履的模样，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两手老茧，那辆拆了副驾驶放水桶的白色桑塔纳依然在用，车里已是一片狼藉。不过，他满面红光，头发又黑又密，对这些“外物”统统不以为意，甚至视作独一无二的勋章。“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外在，吃什么，穿什么，没看到内在。一个富豪同学看到唐师曾博客从广东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他的照片后大哭：‘你怎么成这样了！你缺多少钱我都能给，不能让你们一家这么受苦。’——我听得出，他身在高位濒临崩溃的压力，而他不知道我内心里有多富有。” （图3：王青松请了十几个工人开荒耕作） 通了柏油路的村庄下，他手一挥说：“这路边是我初期来这里承包的20亩地，种了些花生、玉米、柏树……”村里的一所房子是他岳父的老房子，他和妻子1994年住过一段。里面散落着他们俩最后的社会化印记：北大发的写字桌，两把80年代时兴的花布单人沙发，抽屉里有1997级“行政法学试题”。床上铺着一大张托新疆学生买的纯毛毛毯，“当年花了3500块钱，现在要1万块了”。衣柜里，有当年爱漂亮的妻子张梅留下的衣服，蓝色西装上衣，红色羊毛大衣，当年还有一件皮夹克，专门从新疆厂里定做的。“20年后看着也不过时啊。不过妻子扔得很干脆，既然种地用不着了，还留着干什么呢？” 虽然已经废弃，这所房子仍显得比周边要宽敞、气派一些，看上去建造年代也更近。不过，也正是因为新，它很快被王青松夫妇放弃了，又每年花300块钱租下了前面一栋村民眼里的“破房子”——青砖，木窗，土墙，泥地。“我们觉得这些和人本性相融。比如青砖和红砖相比，红砖的工、木、火都要费一倍，为什么古人要用青砖呢？我觉得是它气场更收敛。我们也更喜欢白纸糊窗，玻璃反光反而不美。如果屋里搁一盆水在窗沿上，玻璃窗下的水会结冰，纸窗反而不会，老百姓都知道，玻璃不挡寒。” 两个北大老师不教书反而到村里来种地，而且还有这么特殊的“洁癖”，村里人都觉得王青松夫妻是神经病。为了寻求更宁静的栖息地，他们走向大山更深处。“有一天放羊到这片山沟里面，觉得这儿真是为我们准备的。荒山没人承包，我们就把这2500亩都租了下来，租50年还不到20万元。”王青松说。 走在山石夹道的林间，朝阳的一面山坡上树木已经有了绿色，山沟里溪水潺潺，深山里随处可见未融的冰雪。这片天地虽然开阔，但由几列南北纵深的山脉构成，少有开阔地可耕作、建屋。王青松说，这里在1976年前曾经耕种过，当年有23户，70多口人，还有一个小学老师带着十来个年龄不一的孩子。他们承包后，耕地的轮廓还在，就在那基础上开垦了40亩耕地，种上了玉米、高粱、小米、大豆、芹菜、白菜，还有一些桃树、杏树、枣树、苹果树……凡是北方能种的全种上了，主要是自己家的粮食需求。沿途还见三头猪，几十头黄牛，几头骡子，数百只黑山羊……这些牛、羊主要是为土地施肥，骡子耕地，鸡下蛋，牛、羊、猪吃一些粮食，他们一家只吃一点羊肉和野鸡肉。王青松说，这些作物、牲畜构成一个纯天然的生态链。 讲课多年的王青松喜欢列举一些形象化的故事。“比如我们家的三只小黑猪。普通的猪按标准3个月要宰杀，一般能长到450～500斤，而过了100天，就长不那么快了。这三只猪是我去年10月份买来的，按说春节就可以卖钱了。春节后我一称，最大的猪只有150斤，剩下的两只分别是80斤和68斤，加起来也就150斤，就是因为没用催肥农药，纯天然地饲养。我喂到今年底，人家已经循环交易了4次，每次每只重量是我的3倍，这样整个成本相差十几倍。”他总结说，这可以看出喂猪的根本目的差异，一个是为了健康，一个是为了赚钱，后者正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公式。“我们把动物当人养着，不过这种方式不可能大规模发展，考虑到成本，市场价10倍以下的价格不予考虑。” 王青松说，这山里唯一的污染，是偶尔飞过的飞机，还有外来的人。他雇了十来个工人帮他干活，绝对不能晚上住在里面，平时不能抽烟，吃过、用过的东西每天要全带出去。他甚至觉得：“工人第一年在里面工作是带入污染的，应该给我钱。第二年劳动和污染相抵，第三年污染没有了，我该给他钱。前3年我们互不相欠，我应该3年后再给他们工钱。” 里面的耕地禁止农药、化肥，车辆不准进入，每一担物资都是他和工人们挑进挑出的。王青松说，他们要挑砖进入，再担羊粪出来，每担100斤，他这10年也差不多挑了5000担了。他曾经试过，普通工人是35～40分钟，少于30分钟的可以拿到两块钱奖励。而他的记录是27分钟。而妻子张梅则创下了拉磨最快的纪录，因为她每天推磨，这些年足足推了几万斤粮食。这种将身体运用到极点的纯体力劳作让他们体会到快乐。“我们的精神和意志是经过锤炼的，用10年践行这一斯巴达克式的人生实验。” 走走停停两小时，15点多才到王青松家附近。狭窄的羊肠小道一下子豁然开朗，平缓的山坡上几栋房舍。王青松7岁大的儿子王小宇兴奋地呼喊着飞奔过来，带我们上山。“我跑得像风一样，跟羊一样快！”他拉我们先去看羊，100多只羊呼啦围上来。“它们在催我带它们上山了。”王小宇解释。他说，这些羊每一只都有名字，他就是它们的“山羊司令”，他还任命几只羊为“爱军书记”，替他维持众羊秩序。他有男孩子天生的对打仗的好奇心，不过，山上没有“对手”，他就自己将羊群分成两军，各派一将领，让它们互相抢占山头，天天打架。他从3岁起就开始每天放羊，“山上特危险！小石子呼啦啦一踩，脚下生风”。说起来一脸兴奋。 妈妈张梅迎上来。她是大学同学们当年艳羡王青松的原因之一，一看她年轻时就是个美女。现在虽然天长日久风吹日晒，皮肤粗糙、衣服破旧，但眼神格外清亮，有一股坚定豁达的气质。她正在晾晒唐师曾妈妈送的旧衣服，她说，这些外面来的东西要仔细洗好几遍，风吹日晒几天才能穿。洗衣服、洗手、刷牙，都不用洗衣粉、肥皂、牙膏，而用草木灰、皂荚等替代。她给我们端来自己做的桑葚汁、玉米饼充饥，筷子是用秸秆制的一次性筷子。吃饭就在屋外石磨边的平台上，除了他们一家，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进过他们住的屋子，因为“污染太严重，三天散不尽”。 （图4：10年间妻子张梅只出山两次，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存折挂失。儿子自出生基本没出过大山，与一群黑山羊为伴） “因为学校评职称，我5年没评上讲师。后来要求教师学电脑，我最反感机器，干脆就不干了。”不过她还记得学生当年对她温柔的心意。“一个女孩子整天黏着我，‘老师，我从来没见过你笑，不过我觉得你的心在笑’。我离开学校，她还折了纸鹤给我，‘祝愿老师能生一个男孩’。”这些关系都要切断，包括父母想进山来看她，也不让，“现在想想太残酷了。当时觉得，在精神上也是为他们在做好事”。至今父母面子上仍过不去，别人问起她，就说：“出国了。” 张梅说，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当时，王青松已45岁，她已35岁，属超大龄，他们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张梅不想去医院生产，王青松担心她高龄难产，想去医院旁边租个房子找人接生，万一有事还可以送医院，但她坚决不让。怀孕遮掩不住后，他们要求进来干活的工人们保密，不说出去年终多给100块钱。“因为议论多了会污染孩子。”最后王青松自己接生，母子平安。2000年进山以来，张梅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存折挂失，办完后马上回来。 天气好的时候，从他们的屋外可以看见蜿蜒的司马台长城。“这片山，我半天走能走完一遍，你们要走两三天。”王青松说，但他们并不觉得大，“如果可能，我们还想去更大更远的地方，比如神农架”。 （图5：在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曾是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 回归之路 “一个多月前，王青松在东面山里放牛，儿子在西面山中牧羊。晚上20点我到家，仍不见他回来。他急了，转身向茫茫的深山飞奔而去。深夜才在一个高山顶上找到他，他和羊群裹在一起，茫茫地注视着山外面的世界。他说：‘不怕，我是山的儿子。’” 如今，儿子7岁了，张梅拿“人大版”的小学一年级课本教他，每天三节课，语文、数学，英语。“单位时间内的学习效率，可达城里学校儿童的1～3倍。美术音乐因为没老师，比城里孩子差点。”张梅说，他半耕半读，上午学习，下午放羊，智力之外，体能也比城里孩子强。他们重视国学教育，让他大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孩子应该像一朵花一样绽开，而不是拿爱去捆绑他。”张梅说。 不过，王小宇生下来基本没出过山，没有电视网络，只有收音机接收信息。看到儿子见到外人的兴奋劲，王青松说，他作为父亲觉得很内疚。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回归社会教育，是不是应该和社会交往？王青松觉得，这也是儿子的权利，以后的路，要由他自己选择。这成为王青松现在准备回归社会的最重要原因，为儿子开设一个与社会交往的绿色通道，一开始可以一个月去一次北京的学校，慢慢可以增加。或者，他们也可以办一所自然学校，为有这种需要的孩子们服务。 另一个原因，是现实的经济制约。当年进山，他们大约花去350万元，来源有张梅讲GRE的报酬、编教材的收入，王青松在社会上讲课的积蓄，河南老家卖房款，还有朋友、学生的资助50万元。到现在，基本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经济拮据。要维持正常运转，至少需10名农工，每年费用25万～30万元。王青松希望把他们的无污染农产品推销出去，“不过，至少是市场价的10倍以上”。他还想要写本书，他觉得在僻静山林反而看事更通透，“冲着诺贝尔奖去的”。——“这里面可积聚着我们的全部经济力量和精神力量，10年啊。” 不过，当年他们离开时非常坚决，彻底切断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与父母亲朋。甚至到村子里与村民相处，也处处不适应。最终促使他们离开村庄走入深山的导火索，也是因为他们看不得村里人害怕猫头鹰的叫声，踩死三只小猫头鹰。而王青松觉得，村里人也眼红他们占据了山林资源，甚至为此让他们交山门口的“买路钱”，不交，就把入山的路用铁门挡住了。如果一步步走出来，他们还能适应这些复杂关系吗？ 这次出山来唐师曾家，王青松感受到网络的神奇，通过校友录与20年前的同学们交流。“从面容能看出来，同学们都老了，从身体到精神都有退出江湖的迹象，而我正相反，修养20年正蓄势待发。当年系里长跑比赛我跑第三名，现在比我肯定是第一。” “我是多年来停在一个地方不动的人，他是周游世界的人。”王青松觉得他和唐师曾两人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他将唐师曾作为重回现实世界的入口。“有那么多旧有秩序要打破，我放弃的社会也要重新适应。不过，我觉得走入山林10年，回归社会3年应该够了。”王青松说，他这次回归也是为了以后还能继续他们的“桃花源”生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三联生活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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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 Kizuna-情谊纽带 Thank you for the Kizuna. (谢谢您给予的情谊纽带) 今天是日本3.11地震整整过去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个月里，地震、海啸、核泄漏，这一系列的灾难让全日本人民经受了莫大的考验。在这一个月里，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以各种形式来帮助、支持日本政府和民众，共克时艰，走向重建。 今天，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人民日报刊登题为《纽带》的文字广告，向全世界提供支援的国家、地区和个人表示感谢。 我国遭受史无前例的大震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众多宝贵生命逝去，尚有15万余人不得不过着避难生活。 在被地震后的海啸洗劫一空的地区，曾经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食物，甚至于联络中断。此时海外朋友们的援助，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勇气。 一碗热汤、一条毛毯，给处于寒冷中的身心提供了一份温暖。搜救队奋力地在街道的瓦砾堆中找寻同胞。医疗队忘我地为受伤的身心提供治疗。 时至今日，我们还不断收到世界各方的无数的鼓励和祈愿。全世界朋友们所给予的情谊纽带，使我们大受鼓舞。对于予以大力支援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还有您，我要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重建工作业已拉开序幕。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我们仍在全力以赴以使其稳定下来。 日本必能重生、复兴、更加繁荣昌盛，依靠国民的潜力与国际社会的协助，一定能够实现。届时将报答世界各方人士的温馨援助。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万众一心、投身重建。把对朋友们的衷心感谢化作希望，再次道一声谢谢！ 菅直人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见真情)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人民日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政治管理的要求是还权力以规范，社会管理实际上要求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秩序。当社会组织起来，有对权力的需求的时候，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处于一种谈判、妥协、协商的状态，这才叫“管理”。 大学精神围墙的倒塌 官僚治下的北京大学，与全国大学行政化的处境一样，注定要经受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戕害，这一点可以被最近不断得到的消息佐证。 北京大学愚人节那天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一张A 4纸贴出公告，将拆除该校南门古典建筑群，16-18号三座老楼面临不保。南都记者看到，吊车进入校园，周围大树已经被砍倒。  根据北大王选回忆录，这些半包合的建筑群，是由李瑞环带领（的施工队）按照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路建设而成。一进南门便看见青砖灰瓦的宿舍区，它们多是三层高的中式硬山坡顶建筑，以半围合的院落布局，散落在林阴大道两侧，洋溢着一种斯文而质朴的校园气息。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也曾撰文舍不得北大南门的第一记忆，新京报等媒体2007年开始便跟踪报道南门16-27号老楼的拉锯战。  作家霍达在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这样描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楼： “她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二十七斋’：这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没有琉璃瓦，而是和砖墙一色儿的灰瓦。楼前的草地上，青松苍翠，垂柳扶疏。她想记住这儿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连成一排，难分彼此，而且松树、柳树哪儿都有，记住这些等于没用。幸好，她发现了这一排‘斋’的墙上都写着号码，她住的这座楼上标的是‘27’，才放心地招呼罗秀竹，顺着楼前的路往北走。” 在这上面，取而代之的将是北大的学工部办公地点 而北大学工部最近推出的“会商制度”，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微博上一条北大自毁老楼的消息，立即引来上千的转发评论。北大的会商制度消息推出之后，翻译界泰斗级学者陆谷孙也在微博上以“会商，该怎么翻译”加以讽刺。经济学者赵晓对于北大“思想偏激”罪讲了个故事。有个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图书馆里写了一个“重口味”的故事：儿子跟后妈乱伦，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乱伦……你说这学生是不是“思想偏激”，应不应该受到校方“学业会商”？幸运的曹禺，没有活在如今的北大校园，他的故事叫《雷雨》。 不难想象，失去几十年老树荫蔽的学子，将会得到的是阳光的灼晒，而抹掉了历史记忆以及会商制度，会不会让这一切糟糕的无以复加？其实，已有评论表达出类似的悲哀：“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刘军宁语）”因为不断的加速度下滑，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高校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其即将面临的衰竭的窘境，是大家关注北大会商制度的真实原因所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校方要创造一个制度对学生进行会商，但对大规模拆除老楼的行为，就显得是那么粗率，为何不能让学生参与会商学校的重大决策？会商，究竟应该是谁主导的会商，应该会商的又是谁？ 高等教育“失去的十年”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对南都记者表示，他一直强调中国没有所谓的“一流大学”。  回顾起来，199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至少对于北大来说是这样。由国家层面主导完成百年盛典之后，随之而来的高校大合并以及扩招，开启了高校大跃进的序幕。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包括合并之后的消化，因为偏大求全带来的教育质量的下降，学费的上调以及就业形势的恶化。这是一个看不到赢家、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受损的游戏。 另一方面，掌控高等教育的权力开始深入高校，这只有形之手所能产生的威力正在逐步显现。远隔重洋的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施密德特公开撰文直指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用“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的比喻表达对中国高校“官本位”的担忧。北大会商制度以及对自己历史建筑的残酷无情，使得这种担忧已经没有任何回转可能的幻想空间。在中国的大学中，权力的逻辑似乎要比官衙走得还更远。 曾经的“教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成为权力治下的样板工程。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佼佼者”，包括退休下来的校长都一样享受副部级待遇，配奥迪专车。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另外与全国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现在的校长周其凤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 正如张鸣所言，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招牌，原本也没挂在门上，向衙门方向一滑，当然就会像官场，只是，十几年下来，能滑到什么程度，早先都还想不出来。现在事实已经滑过了头，比官场还像官场了。中学物理有一个概念，叫做重力加速度，凡是物体下坠，都受这个加速度的支配，越坠，速度越快。 张鸣担忧，大学再不改革，再过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据记者了解，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有没有可能，北大只是最后一家而已？ 接下来显然需要一场激烈的抗争。仍以北大为例，北大官方不认同这种舆论负面评价的，就在舆论认为北大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北大官方曾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上公开宣布，过去10年是北大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学校经费、学生规模、论文发表数、成果数来看，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从大学精神分析，则可能是最坏的时期，而北大的这种情况，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在熊教授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中，行政化、功利化、泡沫化加剧。 就在会商制度被社会舆论质疑之后，北大还为此进行了一些争夺话语权的行动，在他们眼中，好像长期以来北大负面新闻不断，是因为公关工作不到位，媒体宣传争取不够主动的结果。学工部负责人还在官方主流大报如光明日报等以谈话体的形式表达了会商并非管制，而且效果良好，并提供了有位同学因为网瘾主动寻求帮助的案例。这些应对舆论的反应模式，与地方官僚机构已并无二致。 高校蜕化的几个因素 我们不妨再粗略地勾勒一下权力之手是如何扼住高等教育咽喉的。 官本位对教育的影响，首先就是让高校变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王国。孙志刚事件曾在北大三角地论坛、一塌糊涂论坛吸引数万人同时在线讨论。随后的北大校园BBS整顿事件在2005年闹得沸沸扬扬。很快，各地的高校纷纷模仿，拒绝学校外的社会人员浏览内部平台。信息的流通在高校与社会之间流通的渠道被切断。原有的高校与社会之间在公共事件中的互动，越来越难以看到。直至有一天，北大不允许社会人员进入，而最富象征意义的三角地也被拆除，媒体的几声呼吁也不能丝毫改变最后的结局。  高校自身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学工政工系统充实权力与教师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张力，高校的领导者越来越多从这些系统内进行提拔，而原有教师系统的提升空间则相对受到挤压。同时，在学生之间同样出现了分裂。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言，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细致描绘了这种局面： “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在会商制度中，学工部要掌握每个人的情况，同样要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告密的文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对思想自由的戕害可想而知，就是这次的“会商制度”，在北大也有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他们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同时，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本来担负社会流动、实现代际平等的功能在迅速萎缩。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蔡鸿宾教授曾经对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的背景做过调查，他发现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的一个趋势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入在下降，农村学生的比例2003-2007年的数据都不到10%.而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农村学生的比例近50%.现在是10%，而农村人口至少是60%. 中国如何避免社会固化，或者进一步说，如何寻找社会进步及深化改革的动力，将面临着新的难以预测的问题。官本位治下的大学，正在迅速地让其自身与社会同质化，理想主义的种子会因为大学的官僚化变得稀缺，也难以再聚集。而本来，大学是有自己的自主性以及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大学因为自身的传统和人文精神，可以聚集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一起通过学术训练磨砺，在获得职业能力的同时，对社会政治公共生活保持着参与进入的能力。 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7/73/7736debbc2c6bca5/Blog/813/cd4ac2.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