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

權力碎片化 各唱各的調

太陽報 北京兩會結束,基本上這次會議是溫家寶的一次孤獨演出,而他的演出更凸顯中共第四代「權力碎片化」。所謂「權力碎片化」,就是雖然胡錦濤集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權於一身,但未能在中共第四代形成領導核心,孤獨的溫家寶不聽他的,薄熙來也不聽他的。 中央出現兩把聲音 溫家寶在兩會與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最不同的聲音是講政治改革,而且講到「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胡錦濤則強調「穩定是硬任務」,並要求軍隊絕對聽從黨指揮,保證十八大順利召開。中央兩把聲音,再明顯不過。 在記者會上,溫家寶表示深知解決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溫家寶說:「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我為甚麼關注這件事情,我出於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他還稱: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溫家寶的講話讓聽者感到悲情,不過,他還是沒有具體的路線圖,領導體制改革改甚麼,他說不出來。許多北京改革派學者說,起碼十八大加大民主力度,是應有之義。但是,溫家寶沒有提出。 胡錦濤在參加西藏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走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確保西藏社會大局穩定。他在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這兩個「硬」是他的基調,也是其他常委的基調。 習近平在參加新疆代表團審議時說,做好新疆工作不僅是新疆的事,更是全黨和全國的事。他強調,要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特別要加強對西方敵對勢力、東突分裂勢力滲透破壞活動的防範打擊,加強對民族宗教事務的管理,確保社會持續穩定。 而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恐怕是直接和溫家寶唱反調。去年兩會,他首次提出「五不搞」,包括不搞私有化、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聯邦制。這次,他在面對近三千名人大代表時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語氣較以往更為強烈、自信,實際就是封了高層體制改革的門。 古呂

學者解讀溫家寶中外記者會問答

Facebook Twitter 分享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這是溫家寶擔任總理期間的最後一次中外記者會。 中國總理溫家寶周三(14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接受中外記者提問,涉及很多外界關注的話題,包括「文革」重新發生的危險,以及公開批評被稱為「新左派實驗室」的重慶市現政府。 著名社會學學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採訪時說,這是溫家寶近幾年關於中國政改和社會問題的講話中最具體、最誠懇的一次,其中的內容信息值得多層次地解讀。 相關内容 中國11屆全國人大5次會議閉幕 溫家寶:中美合作比對抗好 溫家寶:重慶須反思王立軍事件 溫家寶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關於中國政改的提問時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承認文革回潮的危險 中國大陸人現在已經不那麼經常地提起文革,尤其是中國政府,多年來更是盡可能地迴避提及文革,而溫家寶總理這次的講話,是近幾屆中國政府最高層領導人首次公開承認,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可怕的、潛在的文革回潮危險。 丁學良教授認為,中國社會因貪污腐敗、貧富不均和官員專權等導致的民怨和社會衝突越來越尖銳,在有識者呼籲用加大多元政治民主化和自下而上的制衡來應對社會矛盾的同時,也有人認為,只有用毛澤東的治國路線才能解決目前的社會衝突。 在學者們越來越擔心中國社會出現用文革式的心態、手段和政策來對付社會矛盾的可能性之際,溫家寶的答記者問則證實了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也看到了這一威脅。 警惕左派更左的建議 而溫家寶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出的關於重慶市前副市長王立軍事件問題時的態度,就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顯示了中國高層權力之爭白熱化、毛派和左派失敗的象徵。 丁學良教授不贊同這種解讀,他認為儘管出現了王立軍事件,儘管溫家寶現在批評薄熙來領導的重慶市現政府,但並不能說明試圖用文革方式來解決當今社會矛盾的毛派和左派已經完全失敗,這只能說是對他們的一次重大打擊。 他說,王立軍事件暴露了重慶市的真實情況,而且說明「新左派實驗室」的重慶模式不僅在全國無法推廣,就是在重慶實行,產生的後果也很可怕,因為連掌管重慶所有警察和公安權力的最高長官王立軍都因此被逼上主動的、自殺性的極端道路。 丁學良教授在較高評價溫家寶總理周三的這次答記者問的同時警告,要警惕左派們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決中國社會矛盾衝突的可能性,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只會把中國引向絕路。BBC

溫家寶吟詩 或成絕響

(中央社記者翟思嘉台北14日電)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過去常引用古典詩詞回答問題,形成「溫氏風格」。今年是溫家寶最後一次在記者會上發表談話,他以「負軛的老馬」自喻,雖「謠諑不斷」但不為所動。 溫家寶出生於農村中的書香世家,祖父是校長,父母都是教師,溫家寶自己也曾教過書。因此,文學底子深厚的溫家寶常在公開場合出口成章,不僅外地記者吃足苦頭,許多當地記者也都一時不識真意。 2003年是溫家寶上台後的第一個總理記者招待會,當時新上任的溫家寶充滿幹勁。他在會上以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自勉;在今年的記者會上,他也再度重申「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溫家寶在2004年的總理記者招待會形容自己當年及未來的工作時,用的是毛澤東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和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溫 家寶引用的還不僅中國古詩詞,2005年的總理記者招待會,溫家寶在回覆印度記者提問後說,「3千年前,印度有一篇著名的古詩叫『奧義書』,可能是梵文, 我把它演繹了一下:願我們同受庇佑,願我們同受保護,願我們共同努力,願我們文化輝煌。不要仇恨,永遠和平、和平、和平」。 2006年的總理記者招待會,回答美國記者關於網路的問題時,他說「我想先引用兩句話,一句是蕭伯納說的,『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句是你們美國的老報人斯特朗斯基說的,『要講民主的話,不要關在屋子裡讀亞里斯多德,要多坐地鐵和公共汽車』」。 2007年溫家寶在總理記者招待會回答日本記者關於中日關係的提問時,溫家寶引用「管子」中的「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表達要求別人必先做好自己、避免禍亂關鍵在於消除人怨的暗示。 溫家寶在第二任期的2008年總理記者會上說,5年前他剛上任時說過「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5年後他要再加上「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示決心。 2009年溫家寶在金融海嘯的背景下,於總理記者會時稱「信心比黃金和貨幣還要重要」;他也說,「莫道今年春將盡,明年春色倍還人」,期許「中國和世界都會變得更好」。 2010年的總理記者招待會,溫家寶聚焦民生,他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並籲「記者多到中國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看看,你到那裡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中國」。 溫家寶也在會上突顯溫情,他說「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沉思和起伏」。 在2011的總理記者會,溫家寶再度拿太陽做比喻,表示政府要建立民眾信心,「信心就像太陽一樣,充滿光明和希望」;而在提到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時,溫家寶比喻,「通貨膨脹就像一隻老虎,如果放出來就很難再關進去」。 今天上午的最後一次總理中外記者會上,溫家寶形容自己是一匹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鬆套。 他也說,在擔任總理期間謠諑不斷,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令他感到痛苦;他在最後一年仍將「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永遠和人民在一起。這句語出自漢朝黃石公的「素書」。 溫家寶在談到台灣時引用台中詩人林朝崧的詩句「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有趣的是,這相對冷門的詩句不但讓在場媒體紛紛探問,溫家寶在引用時也一度舌頭打結。 溫家寶2003年在大陸全國第10屆人大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擔任第10屆總理,2008年在第11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連任總理。1010314

記者會冗長 溫家寶答敏感問題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黃季寬北京14日電)大陸總理溫家寶今天在全國人大會後記者會上,針對王立軍事件、藏僧自焚、吳英案及政治改革、社會正義等敏感議題回答詢問,時間長達3小時,是他總理任內較長的一次。 中國大陸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上午閉幕,隨後舉行中外記者會,由溫家寶回答媒體詢問。記者會從上午10時50分開始舉行,一直到下午1時50分才結束,時間長達3小時。 綜合全國人大新聞工作人員及大陸官媒記者說法,溫家寶擔任總理舉行的10次人大會後記者會中,今天不見得是時間最久的一次,但肯定是時間比較長的一次;而去年的人大會後記者會,不到下午1時便告結束。 由於今年是溫家寶最後一次舉行人大會後記者會,前往參加的中外媒體人數眾多,上午7時過後就陸續有人前往人民大會堂前排隊,試圖佔到較佳的攝影位置及座位,晚到者只能選擇非常偏僻的攝影角度,文字記者更無位可坐。 在長達3小時的過程中,王立軍案是溫家寶最後一個回答的問題。因此,在他回答前,不少外籍記者一度議論紛紛,以為前面有人問到藏僧自焚問題後,主持記者會的人大新聞主管「不會去點想問王立軍案的記者」,私下搖頭不已。 記者會尾聲,當路透社記者問到王立軍案時,在場許多因記者會時間過長的顯露疲態的媒體記者,精神立刻為之一振,趕忙動筆記錄及攝影。1010314

“打哈欠、打瞌睡与表决的人大闹剧”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媒观察人大会议,《世界报》认为是“每年上演的一成不变的议会闹剧”;《商报》则看出代表们利益分化,意见分歧。 《世界报》3月10日这样描述人大会议场景:”这种马拉松式的宣读文件,让人民干部中即使政治上最清醒者也感到疲倦。最迟1小时后就有人悄悄打哈欠,这有感染性,其他人把头埋在讲稿里就不再抬起,…… “翻页的噪音像一个柔声的闹钟,将打盹的人从打瞌睡中叫醒,迫使他们翻到下一页,然后接着瞌睡。这个瞬间,伺机偷猎的摄影师们按动快门。 “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打哈欠照片,就像这个年会本身一样成为仪式。总是3月初,总是同样地点,按照同样程序开始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 该报认为,”北京每年上演一成不变的议会闹剧,他的座右铭就像是德国每年新年必看的节目’一个人的晚餐’内的台词’每年的程序都一样’,不仅是不合时宜而已,就像中国这个崛起的现代世界大国管理其政治决策过程一样。同时也是中共领袖再一次对其精英发表他们仍未成年的声明。 “领袖指望代表们聆听让人疲惫不堪的格式化套话,将近10天之久。这5000名委员和代表如今不再是官僚干部,而是各省领导、顶尖科学家、将军、银行家或公司老总。 “他们的一些决策今天牵动着全球股市,其日程表一般都已排满到几星期之后。上海的胡润研究小组发觉,其中147个代表名列中国1000个最富的千万富翁之中。 文章调侃说, 北京的社会主义人大会议来自上个世纪,堪称”人大打盹,原地兜圈。” “世界上最可怕的假议会” 《商报》专栏作家泽林(Frank Sieren)3月11日认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北京的假议会里,许多议员诡计多端。这个有着将近3000个成员的议会,虽然不是按照西方的意义投票,议员们还是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尽管代表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人民大会堂两厢小厅和大会宾馆里,就不可控制了。” 文章说,代表们为政府的措施争论,”来自出口业集中地区的代表想要帮助欧洲,从而支持中国的出口客户。来自贫困省份的代表们则主张经济援助,就像2008年危机时一样。在环保问题上,也有类似对抗的立场。……” 作者写道:”代表们的利益格局多么不同,从收入结构上就表现出来。传统的工人、农民代表现在有了来自暴发的财阀竞争。70名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共有资产900亿美元,比较起来,美国国会70名最富有的议员总共还不到40亿美元。贫富之间的鸿沟也在分裂这个议会,为激烈的讨论提供足够的引信。 “农民代表着眼于共同富裕,新富们主要想更加富有。二者都受到微博用户这个中国的推友们监督,看他们是否带着过于昂贵的手表或手提包。最终是代表们衡量政府,看哪些表述尚未写进文件,然后就乖乖表决同意。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通往公开的势均力敌表决的中间站。尽管如此,代表们还是有着些许自豪的,全国人大今天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假议会。” 报摘: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茅台与公权力的“同盟”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學者倡中共分派 展政治競爭 政協閉幕 決議無提政改

香港明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昨日閉幕,大會決議中隻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有身為中央智囊的政協委員透露,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分歧仍然很大,難以達成共識。內地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建言,中國可以從中共黨內派別公開化開始,逐步形成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昨日全國政協會議閉幕,表決通過本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關於改革部分,決議中僅提及科技體制、財政金融、行政體制改革,隻字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和難點,中共內部在具體路徑上仍存分歧,離共識有較大距離,但他拒絕透露具體爭議內容,「這個問題我們還在內部討論,不太好公開,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也可以說到很重的程度。」 智囊認黨內路徑存分歧 曾經採訪趙紫陽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昨日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可從中共黨內派系公開化切入,逐步開展政治競爭。楊繼繩表示,從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期間,中共已出現派系政治,但並未把派系公開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動作」。他說,應該從黨章中對黨內派別法理化、規範化,制訂遊戲規則、競爭原則。 溫總提政改視為契機 楊繼繩說,總理溫家寶近年頻頻提及政改的表現,就可以看作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契機,「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說一樣的話。不一樣的話不能說,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江胡政改停步 寄望習班子 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改前景,楊繼繩表示,習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更有利的政改條件,一來因為江、胡兩代領導人主政期間,政改幾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鄧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當迫切;二來,民營經濟發展、民間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於政改的條件。楊繼繩說,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身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錦濤一代的「平民官員」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改革也應該更有優勢。 楊繼繩認為,中國目前的土地財政、國企壟斷、勞資糾紛等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政治體制中找到原因。楊繼繩表示,制衡一個權力,一定需要一個相等的權力,「就像抓頭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樣」。因此,中紀委等反腐機構都不是制衡權力的最終答案,遲早需要做到憲政民主。 中宣部元老指烏坎是典範 中宣部前新聞局長鍾沛璋前日對本報表示,權貴謀取私利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發展是不行的,要站起來,要努力」,需要領導人和人民一同推動。他表示,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證明,群眾推動跟領導人開明結合起來,才有這個結果。 劉洪慶、陳子凌、林迎、麥俊、郭家靜、何曉勤 北京報道

政治犯條款? 修法引爆爭議

台灣 聯合報 正在召開的中國大陸人大會議,會內、會外出現了新焦點,那就是修法之爭。這次會議提交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上星期四提交大會審議後,先在會內出現程序性爭辯,之後外界出現了激烈的反對和要求暫緩審議的聲音。十四日如何交付人大表決,受到關注。 刑事訴訟法在大陸有「小憲法」之稱,因為直接關係到公民的基本權利、規範並限制政府機關的行為。修改刑訴法,本意是希望整個社會法治能走向民主化和科學化,並且更保護人權。 但這部經過多次審議的法律修正案草案,提交審議後就有爭議。首先有政協委員聯名提出意見,因為政協的議程安排只討論半天,而且是短短兩小時,這怎麼審議? 提供給人大代表審議的時間稍長一點,但也就僅僅四小時。 更嚴重的是,有代表認為過程有違立法法。因為重要的法律修正案,事前要提交代表審閱,現在提交代表的草案文本和一月發給代表的不是同一文本。如果證明兩分文本有出入,就可能違反立法法。而媒體記者則被阻絕在審議的大門外。 對社會來說,更大爭議在於內容,特別是第七十三條的修改條文,此屬新增條文,爭議部分內容是監視居住,對涉嫌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可在指定居所執行,除無法通知的,應在廿四小時通知家屬。 這條與兩岸正在洽商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也相關,照條文之意,台商只要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就可不在廿四小時通知家屬之列。一旦大陸將國安範圍無限上綱,台商的人身安全將無保障可言,必須加以釐清。 目前社會上反對的聲音一天天增強,網路上也充斥了批評聲浪。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就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建議稿廿五條,在提交審議前一天,已以掛號寄至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內容指刑訴法關係到每個人的自由與安全,出於普通人的恐懼與憂慮,出於法律人的責任與理想,必須表達意見。 其他法律界人士的反對聲音,也相當強烈。著名法學家何兵在評論中說,必須廢除刑訴法草案異地監視制度,因異地監視實質等於羈押,這些異地羈押場所將會失控。他呼籲人大代表「一定要擦亮眼睛,防止被騙。」 律師陳有西說,七十三條很明顯會成為一個「政治犯條款」,在中國大陸民主法治進程的較量中,很可能以後會有人為此流血。通過惡法,將讓人民和國家付出長遠代價。

慎防大陸不保八的短空效應

台灣 聯合報 上周全球股市陰霾滿布,深受大陸經濟成長疑慮及歐債危機波折再起的牽動,周末雖傳出希臘換債協商達標的好消息,暫時緩解了希臘違約的壓力,但中國大陸調降今年經濟成長目標至百分之七點五的「不保八」政策信號,依然是懸於市場心頭上的利劍,時不時地提醒著大家:小心為上。 經濟成長目標對採行計畫經濟體制的中國大陸而言,儘管一向是從低訂定,並正隨著大陸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大而日受國際重視。因此,當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周在年度「兩會」(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保持長達七年的百分之八經濟成長目標下調到百分之七點五時,著實讓市場受到不小的驚嚇,歐美亞股市幾乎全線重挫;雖然依據歷史經驗,投資人通常可以得到實際經濟成長率必會高於成長目標的結論,但仍然擔心這項調整存有不尋常的意義。 這項下調出現很多的解讀,基本上可歸納為三項:第一,由於年底是中共第十八屆全代會政治換屆的重大時刻,現行胡錦濤、溫家寶主導下的胡溫體制,預訂將由習李體制──習近平與李克強接手,這次兩會既是為胡溫體制收尾,更是為過渡到習李體制的啟動,「維穩」是重中之重,下調目標是要寬解追求成長的壓力並預防可能的政策暴衝;第二,除被動回應「維穩」需求外,下調也有主動宣示經濟施政重心由成長速度轉向成長品質的意義,以騰挪更多的資源於經濟成長的調整工程上,讓大陸經濟成長具有長期可持續性;第三,前兩項解讀雖屬中穩長多,卻難掩下調形同證實大陸經濟高成長期即將結束的短空,尤其是在大陸經濟硬著陸疑雲重重之際,此一宣示實已預告今年經濟成長減速之勢,股市挫跌反映的正是對短空的憂慮。 市場是該要擔心的;根據上周六最新發布的統計,中國大陸二月份對外貿易出現高達三百十五億美元的逆差,雖說只是一個月的統計,也或有季節性因素,但此數至少創下十二年來單月最大逆差的紀錄,仍具體反映了出口需求減弱的疲態,而出口與投資是推升大陸經濟成長的兩大動能之一。事實上,與經濟成長目標連動調降的目標還有出口成長率,今年訂為百分之十,僅有去年實際表現的半數,但今年前兩月出口增幅還不到百分之七,連既定的目標都難保,出口熄火的勢頭可能比預期還嚴重。大陸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即坦言,今年可能是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大陸對外貿易最困難的一年。 大陸外貿擴張的困境,主要是起源於整體國際經濟復甦緩慢,這產生了兩大影響:一是直接需求的減弱,由於歐洲是中國大陸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歐債危機不解、歐洲經濟持續衰退,大陸外貿也就難有起色;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屏障,美國經濟雖然漸漸好轉,但也因此更重視工作機會的保有,打著公平貿易的旗幟大打貿易戰,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反傾銷及反補貼的最大目標,使出口成長舉步維艱。 受此情勢牽動,人民幣匯率恐成為北京保有出口雙位數成長的重要法寶,上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成長不保八宣布後連貶四天,看似為擴大浮動區間熱身,實也隱含人民幣緩升甚或止升的訊息,進而將對大陸發展內需的經濟調整形成新的變數。因此,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不保八雖是短空,但這樣的短空效應若超乎預期,則也有可能反過來干擾中穩長多的基調,攪亂既有的政策布局,因而需要嚴密監控。 台灣外貿與大陸經濟具有高連動性,大陸經濟成長減速,台灣必會受到衝擊;兩岸產業當前的垂直分工模式,更加大了大陸出口熄火對台灣經濟的波及效應。行政院主計總處即估計,大陸經濟成長率若真的減少○‧五個百分點,則台灣將減少○‧三個百分點,可見衝擊之大。因此,政府切莫輕忽此波短空效應,及早應變方是上策。

當「兩會」成為改革對象

香港文匯報 今年全國「兩會」,適逢前所未有的改革氣象,代表委員們敢講真話,針砭時弊,放言改革,正在催生新的問政生態,令人們不禁暢想:當「兩會」本身成為改革的對象,中國將會怎樣? 媒體跟蹤提案 催促部委積極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很多議案提案受到政府重視,得到積極回應。但同時,也有不少委員對政府有些部門的提案回覆不滿意,不買賬。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黃日波表示,政協委員有關民主監督的提案,有的沒有回覆,有的回覆含糊。連政協委員、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正部級)張國寶也坦言,對於提案,真正能夠辦成並落實的其實並不多。一些拿到提案的部委大多「打太極」,說說就完事了,最後能辦成事的還得靠國務院。他說,今年的政協會議是本屆最後一次會議,自己本想認真做一份提案,但並不能確定提案最後能否辦成。委員們的直言,無疑凸顯了改革提案辦理程序的緊迫性。  有關部門聽命國務院,順理成章;而政府行政順應民意,更是天經地義。如果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從提交備案、內容披露、部門回覆到辦理結果,全部過程都置於公開、透明的流程中,接受媒體的跟蹤和公眾的監督,那麼在民意的直接參與中,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有些提案或許不必等到中南海推動,職能部門的辦理便會從消極應付轉為積極解決,進而提高參政議政的時效和質量。  政府高官與新聞媒體在記者會上的熱絡互動,都是每年「兩會」最搶眼的亮點。其實,從制度設計看,「兩會」真正的主角是代表委員和政府官員,一對主角的直接對話才應是「兩會」的最大亮點。通過制度化、常態化的交流平台,圍繞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官員接受民意代表們的直接詢問和質詢,並未超出現行體制下的預留空間。在今年「兩會」的多場政協提案協商會上,政府官員與委員們面對面的溝通和解釋,其熱烈程度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大看點。 事隔13年 「質詢」或恢復  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應如此,詢問和質詢是人大對「一府兩院」實施監督的法定形式。事實上,在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時任冶金部部長的唐克就「上海寶鋼工程建設問題」接受5個代表團的代表質詢。2000年,32名全國人大代表就煙台「11.24」特大海難事故質詢交通部,時任交通部長黃鎮東前往遼寧代表團駐地接受詢問。遺憾的是,此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質詢」不再,恍若隔世。  值得關注的是,在今年人大會議上,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胡偉武、湖南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江等代表建議,明年「兩會」議程加入「質詢」環節。他們認為,監督就必須交鋒,監督越嚴,對官員越好,而質詢可以有效及時監督官員。他們的「質詢」倡議,已經贏得很多人大代表的積極響應。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今年「兩會」雖然已接近尾聲,但是過程閃耀改革亮色。當然,人們不能奢望一次「兩會」解決所有改革難題,但在代表委員們的努力下,本次「兩會」已經為問政平台本身的發展嵌入了變革楔子,並有望為今後新一輪改革攻堅夯實民意支點。也只有這樣,作為本屆最後一次大會,今年「兩會」才能少留遺憾,不負改革的時代召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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