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2011年06月09日 18:24:25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中共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刘清扬当时发表了一封致沈钧儒、章伯钧的公开信，申明于公于私完全与张申府脱离关系，全文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衡山章伯钧两先生钧鉴：   　　近见“观察”五卷九期所载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其内容言词荒谬，思想堕落，实足证明他对政治的认识，已完全违背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独裁及争取真正民主的革命原则，尤其对于内战的诬蔑谬论，竟以人民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战争为“不仁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正当此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空前胜利，使反动的蒋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张申府竟发出如此荒谬绝伦的呼吁，不知是何居心？他既如此背叛人民甘心为虎作伥，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民主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夫妇关系，今后更必竭诚拥护本盟过去一年来曾经发表的三个重要文件内的各项主张，并与本盟诸同志忠实合作，誓必追随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全国民主人士之后，为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而努力！谨电奉陈，表明寸心。并致人民解放胜利的敬礼！   　　刘清扬　十一月十五日[８]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褵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广搜博览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罗素致张申府函(1920年)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９]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革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１０]；“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１１]   　　对于革命，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１２]“迷恋现实，必无革命之可说。脱离现实，革命也必失其根据。”[１３]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１４]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1981年5月，张申府(中)、张岱年(左)、张崇年(右)三兄弟合影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１５]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１６]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１７]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１８]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惟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１９]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革命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２０]。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２１]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２２]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   　　——————————————————   　　[１] 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3页。   　　[２]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３]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第81页。   　　[４]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9年与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并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创办了“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等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3月，因受法国当局与中国领事馆的迫害，随张申府、周恩来等人转至德国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任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3年底回到天津。1924年1月1日，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妇女日报》，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刘任该报的总经理，邓颖超等为编辑。1924年4月中旬，奉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1924年6月，随李大钊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她虽然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但仍连续为妇女运动再奔波。 “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任主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与张申府、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领导了著名的北平“一二· 九”学运。1941年 “皖南事变”后，在香港、桂林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逝，享年84岁。   　　[５]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６]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00页。   　　[７] 张申府：《生之反映》，《所思》，第110页。   　　[８] 新华社：《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　刘清扬严予斥责》，1948年12月26日。   　　[９] 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所忆》，第66页。   　　[１０] 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70页。   　　[１１]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39页。   　　[１２]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52页。   　　[１３]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63页。   　　[１４]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10页。   　　[１５]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94页。   　　[１６]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6页。   　　[１７]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1页。   　　[１８]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4页。   　　[１９]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102页。   　　[２０]雷颐：《“仁”与“科学法”——漫话张申府》，《所忆》，第191页。   　　[２１]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62页。   　　[２２]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83页。   　　  上一篇：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下一篇： “以伪证伪”无助于还原历史 阅读数(509)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05日 18:07:15 　　“以伪证伪”无助于还原历史（足本）   　　——“中苏密约”伪造文本源流考   　　   　　香港《开放》七月号刊登了《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一文，作者署名铁流。不久朱宗康先生在网络上发信力争作者名份，铁流先生亦声明自己不是作者，于是《开放》网站将作者名字更正为朱宗康。遗憾的是，朱文引用的所谓来自“前苏联解密档案”的中苏“十九条密约”，其实是伪造的。   　　 一  1950年中苏秘密协定的真实内容   　　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除《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两个公开协定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全文如下：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这个秘密协定产生背景，是谈判期间（2月6日）国军战机袭击上海。中方要求苏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条件是签订一个秘密《补充协定》，意图乘机将东北、新疆变成苏联势力范围。中方被迫接受，但要求将苏联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列入，以示对等。当时中方要求公布《补充协定》，但苏方坚持不得公开。事后毛泽东曾多次表达对《补充协定》的不满，认为“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满洲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   　　上述秘密协定内容，冷战史学者沈志华的《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已收录。同时可参考维基百科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词条。沈志华根据其搜集的大量前苏联政府档案，已经做了公开披露和详尽的研究。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的背景、争议及妥协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可参考《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除上述一个条约三个协定外，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十九条密约”。   　　 二  伪造文本来自网络   　　我曾为此致函朱先生，指出“十九条密约”是伪造的。他也承认所引文本来自网络，但坚称密约的存在，并出示了从博 讯网下载的《中共党刊证实：中苏1950年确实签订卖国“秘密协定”》[2]一文，其中所谓的中苏“十九条密约”内容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看罢不禁哑然失笑。该文发表于2010年9月26日，其中所谓十九条“秘密协定”内容，转载自海外法 轮 功的大 纪元网站，题为《震惊：中共毛周卖国密约曝光 原文在此》[3]，发表日期为2010年9月17日，该网站的公信力如何，则无须我置评。   　　博 讯称：中共党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证实了1950年中苏十九条秘密协定的存在。刚好论文作者栾景河博士是我的前同事，文章以前就读过，根本不存在十九条秘密协定的内容。这篇论文前后共发表过两次，博 讯引用的34个注释的版本，是栾博士于2003年“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会议上提交的同名论文[4]；另有一24个注释的版本，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不是博 讯所说的第3期）。博 讯将栾博士的论文与大 纪元的所谓“十九条原文”嫁接在一起，以增加作伪的可信度。   　　 三  伪造文本的前世今生   　　经检索，“十九条密约”在被大纪元、博 讯发布以前的更早版本，是2009年1月12日聚友博客的一篇博文[5]，此时尚未经过“学术化”加工，但已形成十九条文本。   　　这个所谓的“十九条密约”，其母本皆出自20世纪50年代伪造的冷战时期宣传品。其中包括1947年5月“哈尔滨协定”十三条[6]、1948年12月“莫斯科协定”七条[7]、1949年12月26日“中苏协定”十三条等等，收录于靳宗岳著《史达林征服世界阴谋的解剖》。作者靳宗岳说，前两份文件1949年8月16日中央通讯社发自东京，后一个版本为1950年7月16日中央通讯社报道美国对华政策协会所公布的“中苏协定”。   　　这三个文件的共同特点，即发布者均为国民党喉舌中央通讯社，消息来源据称都来自国外，均无可质证的同时期证据材料，实际上只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阴谋论”宣传品而已。其中前两份文件，曾收入台湾学者吴相湘的《俄帝侵略中国史》和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此外再无国内外研究者引用。张玉法先生还健在，可以向他质证，我相信如果他的书再版，上述引文也不会保留了。   　　其中第三个文件，即所谓“中苏协定”十三条，是当下流传的中苏“十九条密约”的直接前身，内容如下：   　　一、苏军驻防中国以应付第三次大战。   　　二、中国海空军基地交付苏俄，东北各港口交苏军使用。   　　三、由中共负责征服东南亚。   　　四、中国军队应置于苏联统帅之下。   　　五、中国设置海军交苏联管理。   　　六、中苏以货易货，中国土产，特别是粮食，应尽量输俄。   　　七、苏联在中国享有特别贸易权。   　　八、苏联享有东北铁路管理权。   　　九、苏联控制中国的矿权，包括整个中国领土。   　　十、苏联在中国划定若干居住区，苏联人民有自由居住权。   　　十一、中国将内蒙新疆西藏让予苏联。   　　十二、中共应征发劳工一千万人供苏联使用。   　　十三、中国应设法减少人口一亿人。[8]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所谓的中苏“十九条密约”，如苏军在中国驻兵，中国军队指挥权交苏方、内蒙、新疆、西藏主权、减少人口一亿人等等内容，在所谓“中苏协定”十三条中均已存在，可以说“十九条”是“十三条”的扩展本。   　　 四  伪造文本的荒谬之处   　　所谓的中苏“十九条密约”，内容荒诞不经。   　　第三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将军事指挥权拱手让人的。当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后来苏联也未在华沙条约组织之外，再搞什么国际红军。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毛泽东一贯以人口众多自雄于天下，减少一亿人口的方案不符合毛泽东的人口观。1949年建政之初，中国人口政策仿效苏联提倡多生，树立多产妈妈为“英雄母亲”，人口增长迅速；有人举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后果，来倒推这一条的存在，落入了毛时代“动机效果一致”的“阴谋论”怪圈。大跃进的国策错误导致大饥荒，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不是预定的阴谋。   　　第十七条“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共自“二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均主张联邦制和民族自决。1949年秋起草《共同纲领》时也曾设想仿效苏维埃联邦制。后来李维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认为不符合国情，于是决定废弃，《共同纲领》及后来的历次宪法文本，均采用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此“十九条”号称1950年2月达成，距《共同纲领》通过仅4个月，居然出现“建立内蒙、新疆、西藏共和国”内容，显系作伪。当时毛泽东还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军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斯大林的回复是：“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9]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外交其实都是交易，任何主权割让也都是买卖而不是单方赠予，统治者不会无缘无故做对其利益共同体不利的事。正如沈志华所分析的，毛泽东在中苏条约谈判中争取主动，放弃了事实上已经失去的外蒙主权，为新政权换取其他好处，令斯大林颇感意外。   　　“十九条”中诸如中长铁路、贷款、口岸使用等内容，系将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配套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的公开内容，当作秘密条款窜入了“十九条”。   　　 五  “以伪证伪”无助于还原历史   　　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有一些很极端的思想，   　　一曰非此即彼：例如毛粉认为后毛时代不好，就以为毛时代一定好；国粉不满意中共治理下的中国，就以为国民党时代一定好。右愤中有些人在毛时代受过迫害，对网络流传的任何批毛资料，坚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允许对其真实性有任何质疑，否则就是“立场问题”，相当于某领导提倡的“政治正确”。   　　二曰不择手段：强调目标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百年中国的党派政治，皆由会党政治演化而来。自以为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以往党派斗争惯于以谣言相互抹黑，都是在奉行“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信条。当前网络流行“以伪证伪”，诸如“邓颖超日记”、“杨尚昆日记”、“老同志谈话”等，均为其同类手法。伪造的“中苏密约”出炉后，一些网友发帖质疑其真实性，结果成了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攻击“右派造谣”的证据，弄巧成拙授人以柄。   　　三曰党同伐异：“和尚不亲帽儿亲”，只讲派别，不讲是非。凡是“自己人”说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不同意“自己人”观点的，都要打压。个别网友以左派网站指责“十九条”作伪为由，反证“十九条”是真。这种思维模式，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式逻辑同出一辙。   　　还原历史的前提是真实性。我曾提示朱宗康先生，既然他说“十九条”来自“前苏联解密档案”，就该“谁主张，谁举证”，结果他提供了一篇来自网上的伪造文件。有朋友建议他了解一下沈志华先生的观点，我也在信中附上了沈先生的论文，并提醒他：“沈志华先生长期是一位体制外学者，曾独立搜集了大量的前苏联档案。”但朱先生的回答是：   　　你提供的沈志华先生的证据是不可信的……沈志华先生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观的收入，他难道为了这关系到共产党声誉的证据而做出不利于党的事来吗？他要不要保住家庭和可观的收入？   　　除了像我们这些被中共关押和打压达五十多年之久，已经把生与死置于度外的人，才说出被共产党隐瞒了几十年的真相，也只有那些没有被中共控制的国外正义感人士，才会发出对毛泽东和中共滔天大罪的谴责。而在大陆谁敢对共产党说声“不”字？谁敢对共产党做出不利的事情？   　　沈先生是共产党员，你一定也是共产党员，在中国要混到一个教授或历史学家，起码首先要成为党员，成为党的自己人。共产党员能提供不利于自己党的证据吗？   　　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不会信任信口雌黄的人。长期以来，沈志华先生和我均为独立学者，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是对我们的污蔑。看来朱先生挨整多年，不知不觉被体制同化了，一副苦大仇深、舍我其谁的革命者气概，信口开河搞起了诛心之论。此类党见加派性的极端思维和抹黑手法，如果不是故意为之，就只能是被长期洗脑的后遗症。   　　多年来，目睹一些朋友在遭遇历史巨变后，思想言行从此定格，成了某个逝去时代的活化石。对此，我只有表示惋惜。   　　2011年7月28日 风雨读书楼   　　 参考文献：   　　【附件 1】 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   　　【附件 2】 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附件 3】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附件 4】《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附件 5】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附件 6】栾景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注释   　　[1]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2] 博 讯网：《中共党刊证实：中苏1950年确实签订卖国“秘密协定”》，2010年9月26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0/09/201009260441.shtml   　　[3] 大 纪元：《震惊：中共毛周卖国密约曝光 原文在此》，2010年9月17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9/17/n3027279p.htm ;   　　[4]栾景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http://jds.cass.cn/ztsjk/xscg/2010/11/15/9999.html ;（PDF版下载）   　　[5] 鱼.子：《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认真看唷）》，2009年1月12日，MySpace 聚友博客。 http://blog.myspace.cn/e/403441649.htm   　　[6] 所谓“哈尔滨协定”内容如下：一、苏俄允诺在外交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苏俄中共全面合作，发展东北经济。三、中共承认苏俄对于东北陆路与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利。四、苏俄允许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五、苏俄允许将日军投降缴交或掳获之日军武器装备，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六、苏俄允将现在东北由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让中共使用。七、中国红军在东北局势紧急时，可取道北韩退入苏境。八、苏俄军队一旦遇国民党军队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时，应秘密协助中国红军作战。九、苏俄允许中国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十、中共应对苏俄提供有关国民党及美国在中国行动的情报。十一、中共应以东北产物包括棉花大豆以及其它战略物质，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俄。十二、苏俄协助中共，夺取新疆的控制权。十三、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驻扎，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有研究者指出，这个所谓协定签字者中的谢觉哉和彭真，当时都不在东北）。   　　[7] 所谓“莫斯科协定”内容如下：一、中国领土内的矿权，应优先给与苏俄开采，组织中苏共营的中华商业公司。二、苏俄可以在东北和新疆驻军。三、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红军应和苏军并肩作战，由苏俄选派最高统帅。 四、建立共同的中苏空军。五、远东共党情报局设在中国。六、一旦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共应选派远征军十万人，劳工一百万人助苏。七、苏俄在最近期内，装备并训练中国红军十一个师。   　　[8] 靳宗岳：《史达林征服世界阴谋的解剖》，转引自： http://go.paowang.net/news/3/2005-05-18/20050518223118.html   　　[9]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上一篇：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237)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