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同情张召忠胡锡进 卡扎菲政权垮台了，利比亚成了庆祝的海洋。并且，这种快乐已经传遍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在庆祝胜利。尽管还没有确切消息说卡扎菲被抓住或者被击毙，但卡扎菲的命运已经基本注定。我们只需稍微可耐心，就能听到大快人心的消息。 也有少部分人很郁闷——卡扎菲的那些粉丝。就跟希特勒有粉丝一样，卡扎菲这种人渣也是有粉丝的。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竟然有部分中国人甘心做卡扎菲的粉丝。 第一个，当然是那个著名的小丑张召忠。2011年8月7日CCAV《今日关注》节目中，张召忠断言：利反对派斋月结束前攻入首都可能性较低，说不定卡扎菲的寿命比萨科齐和奥巴马还长。8月21日晚上，在CCAV军事频道上，张召忠又说：“卡扎菲已经坚持了5个月了，我认为再坚持到明年这个时候也是不成问题的。”话音未落，卡扎菲政权已经覆灭。 张召忠丢人不止一次两次了。当年他力挺萨达姆，认为美军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结果是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国人民解放军；美国人民解放军抱怨说，伊拉克军队投降太多，延缓了美军前进的步伐。看到败局已定，张召忠恬着脸说：萨达姆会像个军人一样战死，结果是美军俘获萨达姆。看来，张召忠和那个坚持不懈为他提供舞台的CCAV一样，俨然是个反向指标，挺谁谁死。 在电视上进行表演的是张召忠，在报纸上进行表演的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在网络上进行表演的是司马南。胡锡进、司马南与张召忠的表演太类似了，不值得再拿出来批判。最近在微博上又窜出一个自称“陈国庆院长”的人，需要被揭露一下。此“院长”疑为疯人院院长，他的原话是：“事实证明，伊拉克人民今天已经感慨，宁要暴君萨达姆，不要今天的民主，今天的伊拉克民不聊生。在微博上支持北约侵占利比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到过伊拉克、利比亚，都是梦想民主的分子，兴许是根本不了解国际政治的人，真是可笑。有人骂我支持独裁，有人说中国目前也是独裁，这分明就是政治文盲或政治流氓的口吻。” 此疯人院院长的话，逻辑混乱，且颠倒黑白。1，说伊拉克人民“宁要暴君萨达姆，不要今天的民主”，分明是把伊拉克人民当成跟他一样的“宁要独裁，不要民主”的猪了。2，说支持北约的人“绝大多数没到过利比亚”，废话，全世界有几个人去过利比亚？中国那些卡扎菲的粉丝不也同样“绝大多数没到过利比亚”？陈国庆的屁话没有任何意义。3，“今天的伊拉克民不聊生”已经是赤裸裸的造谣了。事实是，伊拉克人民迎来了民主选举，伊拉克财富开始被多数人共享而不是被利益集团侵占。 他们这些人造谣诽谤已经是习惯行为，他们居然把利比亚人民感谢法国的标语公然翻译为“抗议法国轰炸”： 我很同情张召忠们。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在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时代，他们却选择了去支持每一个专制政府、每一位独裁者。于是，他们的痛苦就如同黄河之水连绵不绝：苏联解体了，他们如同死了亲爹；东欧集权政府陆续垮台，他们如同死了舅舅；阿富汗、南联盟、伊拉克，一各个集权政府被英勇而伟大的美国人民解放军给消灭了，张召忠们开始散播“石油阴谋论”，然而，战后的伊拉克，却把一块最大的招标油田交给了中国公司开采。中国公司厚着脸皮竟然也就去开采了，张召忠们假装没看见。 每当正义的军队向专制者开火时，CCAV的水均益们、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们总是渲染：平民又死伤了；老百姓又上街支持暴君了；妇女和儿童又被送到医院了；欧美和平组织又游行了……可惜，他们这种诽谤无法改变专制者被消灭的命运。 张召忠们、胡锡进们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个倒下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词汇，谁沾上谁倒霉——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被处决、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被国际法庭羁押至死、伊拉克的萨达姆被绞死、埃及的穆巴拉克正在被审判、利比亚的卡扎菲已经站在地狱的门口……张召忠们、胡锡进们一次次像死了亲爹似的悲痛，累坏了身子、哭瞎了双眼。何必呢。 并且，张召忠们、胡锡进们涉嫌诋毁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政府。物以类聚，他们整天在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上散布支持专职者的言论，分明在暗示“咱也是专制”。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人人享有选举权、人人有言论自由、网络上从不删贴、税收很低、房价也很低的国家，是和谐社会。 与普世价值为敌，无疑是丧心病狂。 甘心与专制者为伍，无疑是自寻烦恼。 在20实际末期和21实际世纪，越来越多的专制国家走向了自由。苏联人民自由了，东欧人民自由了，阿富汗人民自由了，伊拉克人民自由了，突尼斯人民自由了，埃及人民自由了，利比亚人民自由了……自由、民主已成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螳臂挡车者，将被正义的力量碾得粉碎。 链接： 《石油阴谋论：蒙羞的是中国人》 《二战如果在今天，CCAV会如此报道》 《卡扎菲的覆灭，与你我关系重大》 《张召中如何评价利比亚战局？》

性与晚清宫廷 傅国涌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 溥伦 ，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原载《新京报》2011年8月20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转帖：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张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24日 在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判断对错标准是什么？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会认为，是否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愿是一条重要标准；而现代政治中，为了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治理者则应该转变观念，上述标准中的统治阶级应该也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替换。 政府因社会而生，但高于社会，主要负责处理社会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公共事务，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满意。但是作为独立个体而言，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难免会有个体利益的考虑，政府满意应运而生。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经常会出现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的不一致，从而引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民主就是一种权衡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之间的重要机制，尤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民主更是一种纠错机制。 虽然在民主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在集权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但是民主机制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及时纠正错误，而在集权条件下，由于民主的缺乏，正确的决策也往往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打破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且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对于政府的某一行为而言，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民主能够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长期而言，作为一种选民的评判工具，民主则是任期制政府的风向标，是国家政策部署的导航仪，一旦某一任期的政府或者某一项政府决策偏离了轨道，其长期执政就会遭遇民主危机。 以我国的村民自治为例，在村委会选举中，民主的纠错功能得以充分彰显。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政治表现出好人政治和强人政治的特点，并且两者之间相互循环。所谓好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怀揣民心，但未必有能力替老百姓扎扎实实办点事；所谓强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作风强硬，但未必真真切切替人民群众着想。于是，普通村民在每次的村委会选举中，往往都会在好人和强人之间重复博弈，这一次的选举往往就是对上一届的工作不完全满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能人政治开始兴起，即能为老百姓踏踏实实服务的人逐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如果说民主是一项村民自治的重要原则，那么，是否有意愿和是否有能力则构成村民在选举中的两条重要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创建政府，是为了服务群众，而唯有将群众真正纳入到政府治理当中，社会满意才可能最终实现；只有民主落到实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2011年8月19日，91岁的许良英先生在北京中关村家中，去年，方先生为他90岁写的文章转帖如下 转帖：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方@@ 许良英先生九十岁了。我同许先生相交为友，至今也已三十六年。我在中国生活时，同许先生往来不少。但交往的内容却相当简单，大多围绕两件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及人生。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大学已招生上课，我上普通物理，一开始就说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1]。然而，当时的文革舆论，对爱因斯坦大批判还没有停。爱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爱因斯坦的小传被总结为一句话：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2]。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组，它由一位学者兼党棍牵头。文汇报上有整版的李柯批判文章。幸亏爱因斯坦早得死，不然，按当时的气势，可能会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动权威纸高帽游街，因为爱因斯坦于1922年到过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学者大都不买上海大批判的账。轻视他们，就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轻视他[3]。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开。我和我的科技大学同事在合肥，也开展了宇宙学研究，尽管不时有洋洋得意的军乐队骚扰。 许良英先生则在系统地编译爱因斯坦的文献，物理学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都有。我早知道许先生也是物理同行，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碰过面，不认识。一则因为许先生长我十六岁，朋友圈子不相交。又因许先生于1957成为右派后，失去科学院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离开了学术圈子。 我和许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一个字。一天，我的科技大学同事解俊民教授问我，binary应当如何译？他说这是许良英先生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上看到的，原译为双谱线。我想，如果是爱因斯坦文章中的binary，一定是指双星。一查原文，果然不错。用双星光谱的时间变化可以证明，不同颜色的光在宇宙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它是支持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有名的观测。应当提到，这项观测是前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先生（1905-1978）在法国里昂天文台任职期间做的[4]。后来，我写信告诉许良英先生binary的译法。许先生说他接到信时非常高兴，就写信邀请我去见他。 此后，凡我有机会去北京，就会去看望许先生。他那时还没有恢复科学院的职务，正式的身分仍是一个回浙江老家务农者。他一个人住在位于八面槽的商务印书馆。他有一间不太小的办公室，堆满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用的资料。许先生的编译爱氏文献，始于1962年，即他还在浙江务农种田期间。我在八面槽，看到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三卷收共有爱氏的论文、讲词、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许先生如何为中文版的爱氏三卷集工作的，我是一个目击者。直到1978年他才复职，被委托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 爱因斯坦文集很成功，不仅一扫上海大批判为爱氏戴的纸帽子，而且成为一时之启蒙。它对70年代末的平反改正也有推力[2]。 1978年秋，中发55号文件，即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文件，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按此文件，因右派和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自动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 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在桂林的三天会议中，微观物理学思想史并不是中心话题。会议组织的溶洞芦笛岩游，也有许多人不去，因为地洞或山洞只能引起对黑暗的岁月的回忆。讨论会的实质热门话题是55号文件。 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其中不少人同我类似，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作为人生信仰。问题是，要不要接受按55号文件恢复的党籍？这成了桂林会议的会外会的一个中心议题。 有人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有人不赞成。 许良英先生无疑是会外会的一个中心。因为，在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中，他的经历最完整。早在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领导地下党，随后又当过十多年的底层农民。许良英先生的基本态度应是最值得参考的。 许良英先生的意见是接受恢复党籍，入党以改造党。 我也接受了许先生的意见。后来的发展证明，许先生主张的道路，入党以改造党，在中国不通，或还未通。但对比战后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的结局和结局的方式，就会有对许先生的主张的历史应验概率，有一个结论。 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大潮时，许先生的故事就更多了。只讲一个秘密。1985年底，我几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安徽省委已向我暗示了，只等中央纪委书记王鹤寿来合肥正式公开宣布。主要的自由化罪行是我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幕如下。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科大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秘密是，浙大开放改革演讲中的许多观点是许先生的。而且，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而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哪怕在浙江，许先生的浙江话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说的是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下里巴人。所以，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麼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是许良英。 许先生的其他故事。留待他95岁，100岁时续写。 本文的目的是祝寿。至此，还没有写一句颂赞语，谨借如下两句为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赞天地之无穷兮，颂人生之长勤。 2010年7月，Pescara [1] 见文革复课后用的物理教材，后出版为力学概论（1986） [2] 许良英，在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上的书面讲话（1994） [3] A.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 10. 1954 [4] Tcheng Mao-Lin，Annales dAstrophysique , 4, 97, 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