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1905年，威鲁逊的一份天文杂志上就说，英国奴威鲁兹和伯顿萨西鲁学校的学生们在操场上玩时，看到一只很像猫的巨大生物飞来，在学校上空盘旋。 由于它飞得很低，很容易看清，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只猫。 据报道，那只“飞猫”体长3米，长者4只脚，翅膀黑黝黝的，飞行速度大约每小时30千米。 在1933年6月，一个住在英国萨马斯城名叫比斯·克利菲斯的人也声称她发现了“飞猫”。 她说，这只猫曾潜在她家的马圈里，长相十分奇特，毛色黑白相间，从肩处长出一对翅膀。 当它发现有人走进它时，它就张开翅膀飞起来。 据称，克利菲斯还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地的奥克斯福特动物园。 园长弗兰克·欧恩赶到现场时，那飞猫有出现，最后他们用网把它捕获。 “飞猫”在动物园里活了一段时间后死去。 1966年6月，一只长着大翅膀的猫出现在加拿大的一个名为阿尔菲列特的小村子里。 据说，这只猫呈黑色，从天而降，把鸡、鸭、鹅撵得到处乱窜。 有一天，“飞猫”曾经追赶一位当地居民。 目击者声称，这只奇特的生物还曾落在地上，一跳一跳地跑；它的胡须、耳朵、脑袋都跟猫一模一样，只是长着两颗约2厘米的獠牙，眼睛发出暗绿色的光，还长着一副35厘米长的翅膀。 当地人射杀了这只动物，并送往兽医实验室验尸。 主持验尸的兽医说，所谓的翅膀不过是一团毛。 但这一结论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说自己看到过这种长者翅膀的猫。 1975年12月，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人们也捕获过一只长翅膀的猫，长相与其他猫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多了对20厘米长的翅膀。 近年来，在中国的湖北、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出现长者翅膀的猫的出现，但这些被发现的猫的翅膀比较软，都不会飞。 6月9日，缅甸果敢惊现“飞猫”。 当地人说：这种会飞的猫不能往高处飞，只能朝下飞行。 其皮毛有极强的保暖功能。 可惜的是，这里没有保护稀有野生动物的意识，这只再也飞不起的珍稀动物，被人穿上绳子弄死了…… 此新闻绝对真实，内容和照片均是公吴草原先生提供。该先生又名刘陈作彦，他不但是《果敢周报》主编，还是果敢一把手白所成的媒体顾问，一个长期生活在缅甸的中国缅甸问题专家。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如果以共产国际对中影响来划分中共党史，则可以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为界划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完全受共产国际左右时期；后期则是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影响乃至于自立门户时期。就前期而言，共产国际支配遥控中共的有两拨人马，这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派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学生派。 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1930年3月初，南昌起义失败后潜伏在上海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同年7月5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应邀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7月16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会议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李立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求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结果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了这一计划，并指出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该停发这一决议。由此可见，此时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心目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制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 就在三天后，即7月2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米夫，同时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一并召去谈话。谈话的内容，主要应是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此外，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斯大林在听了周的汇报之后，非常重视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并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就是国内党史文献资料中常提到的”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这个经斯大林认可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周恩来此时俨然成为斯大林政策在中国的正确代表。 针对中共党内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机关中出现的盲动，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分别发去指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举行罢工和暴动，另一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纠正中共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8月上旬，周、瞿先后动身回国，并先后于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国内之后，分别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同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际关于停止在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 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并说”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 自此，周恩来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31年12月进入苏区后，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并全力支持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政策的有力推手，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被毛泽东取而代之。 再来看看王明。王明的资历并不显赫。直到1925年，在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时，才因在武昌积极参圳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而被吸收入党。他的发迹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其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中大校长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亲信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杀害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这两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曾有过合流趋势。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的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二人对抗战多有一致看法，诸如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视，对中共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的运动战方式等等，这些主张与毛泽东政策相左，因而很快招致打击。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而周恩来则经此整肃和后来的整风运动打击，完全放弃了在中共内部的独立地位，成为毛泽东忠实部下。 而毛泽东所以能战胜周恩来与王明这两拨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其根本原因，居然也在于共产国际对他的青睐——具体说来就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个人的支持。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鼓动力的讲演，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 毛泽东重返政治舞台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季米特洛夫这个口信，毛泽东要战胜周恩来和王明这两拨共产国际代理人，取得中共真正领导权，近乎是痴人说梦。 也因此，毛泽东对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里，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0年代，毛泽东公开称赞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说他比较谨慎，是个好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此等等。对同一时期的斯大林的评价则截然两样。毛泽东甚至把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发生的右倾错误，也归罪于斯大林。明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但毛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还说：“‘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并非一概而论。谁对他和中国党好，谁为他和中国党办了好事，毛心里是有杆秤的。 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取得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以后却与共产国际渐行渐远，共产国际对中国影响也告式微，最后还酿成建国后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完全分裂乃至兵戎相见。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择校费最近被热议，好像这个话题去年议过、前年也议过，明年可能还会被好事的媒体在同一时期准时议及。据广州一位政协委员说，他十年前就关注此事，并忧心如焚上书当局，只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十年之后，择校费依然活得好好的，身价还看涨，而热议择校费的人最后都只能选择乖乖把钱交，再也找不到热议的温柔。路人皆知择校费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其根源在于教育局们对于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历来嗤之以鼻，长期热心制造各类重点，把一堆学校当成白菜一样弄成三六九等所致。有了三六九等的学校顺理成章就有三六九等的择校费。有了择校费的好处，教育局们就能活得肥头大耳，所以必须维持这个三六九等的局面以方便继续择校费的非法收入，一、继续向重点学校倾斜教育资源；二、不让你民间自主办学，并用公共财政聚集教育资源打压民间办学力量，限制学校的供给。总而言之，挤压市场，让大家只能往三六九等的陷阱里面钻。 除了择校费，教育局们坐等发财的机会简直多如牛毛，小到教材、大到学校建设，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局们制造了一座大山压得国民喘不过气来。在中国，岂止是教育局制造一堆让国民头痛不已的问题，几乎中国人每一条可以自由选择、发财致富的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假李逵”挡路，等着不劳而获摘果子。我们看看其他局是怎么捞钱的。 环保局 常规收取费用：环境影响评估费；污染治理资金；排污费。 捞钱手段 一：利用负责审批、发放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便利收受企事业单位贿赂； 二：以单位名义向被监管单位索要好处费； 三：在主管一些环保建设项目时利用工程发包、设备采购的权力收受承包单位贿赂； 四：利用发放、减免环保治理资金贷款的权力收受下级环保部门的贿赂； 五：用假发票套取现金、贪污公款、环保资金，甚至用于贿赂，私设“小金库”。 工商局 收费项目：企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工商管理费和会费、企业年检及各种检查费用。 捞钱手段 一、许多小商小贩每年所缴纳的空有其名的管理费以至于工商管理费、物业管理费和房屋摊位租赁等乱七八糟的费用，竟然比税收要高出很多。 二、只要你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或年检，你就必得毫无选择的被迫缴纳有去无回的所谓会费，首先要满足于这些登记监管特权部门以权谋私和中饱私囊的欲望； 三、年检之际，巧设名目，以收取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 工商局实为名副其实的收费局，其乱收费是中国目前企业各种乱收费中最为严重的；工商局在乱执法方面的主要表现是有油水的地方抢着执法、没有油水的地方躲着执法。 城管局 前身为“城管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事业单位。后来，城管部门逐渐纳入各地方的行政编制，成为行政机构“城管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 城管局一般情况下不是捞钱，而是赤裸裸的抢钱。 城管对城市市容市貌、占道摆摊、乱搭乱建等影响市容的现象进行整顿治理，因此收费、罚款范围很广，凡是让他们看不顺眼的皆可扑上去咬，此外没收物品，处分被没收物品，暴力执法，便衣执法，打砸抢等也是家常便饭，但是基本上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所以，城管普遍存在执法违法现象。 城管的汉语拼音“chengguan”，英文“liveried dog”，意指穿着特殊仆人制服的狗。网友归纳：中国城管是我国秘密发展的准军事化组织,平时管理城市,锻炼游击战术;战时可编入正规军。是一支可冲锋,可侦察,可游击,能吃苦,能忍耐,能奋战的优秀后备军。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称:中国城管队伍是一支具有强大潜力,能单靠一辆破面包车或皮卡就能全天候作战的可怕准军事组织，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国税局，地税局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具体内容包括：将税种统一划分成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建起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体制，并分设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收机构进行这个纳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国税负责征收的税种：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委托海关代征）；4．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5．出口产品退税；6．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所得税；2002年1月1日以后新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许可证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缴纳的企业所得税；7．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8．证券交易税（未开征前先征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印花税）；9．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0．个体工商户和集贸市场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11．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12．车辆购置税；13．燃油税（暂未开征）；14．中央税、共享税的滞、补、罚收入；15．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的其他有关税费。 地税负责征收的税种：（不包括已明确由国家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地方税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屠宰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筵席税，城市集体服务事业费、文化事业建设费、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 结果很明显，中国成为税收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是税负负担世界第二的国家。一般来说，实行分税制度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作为支撑。如果民众没有对立法、执法的有效建设和监督权力，实行彻底分税制只会带来官本位下的腐化和短期行为，使地方经济受到损害。因此，在法制建设不太完善的国家和时期，设想实行彻底分税制，是行不通的。中国有特色，纯属例外。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局，下面的这些局在堵路捞钱方面也不是省油的灯：招商局，经济局，商务局，建设局，审计局，统计局，会计局，财政局，民政局，公安局，国安局，林业局，农业局，畜牧局，水产局，劳动局，就业局，社保局，医保局，银监局，技术监督局，土地局，卫生局，药监局，粮食局，移民局，海事局，水务局，水利局，房产局，城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局，物资局，文体局，计生局，发改局，经管局，交通局，物价局，教育局，司法局，规划局，园林局，公用局(原来还有工业局，防治工业局，冶金工业局，煤炭工业局，轻工业局等等)大大小小130多个。捞钱的手段基本上大同小异，先堵路，然后逼人留下买路财，每过一次需另外交钱。各局秉持三个理念：不为人民服务，只为人民币服务；不依法办事，只搞突击检查和抽风运动；平时养猪，长肥之后宰掉分赃。 据一个调查机构对200个“贪官样本”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腐败分子有5种最常见的敛财方式，分别是批项目、要贷款、提官职、个人事务(如婚丧嫁娶)、做假账。方式很老土就是管用。只要你跟这些局、这些官打交道，保证能让你患上难言之隐。中国人虽有360条路，但条条道路都有“城堡式”的难解之局。 （来源：凯迪网·猫眼看人）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按：此文的分析鞭辟入里，主要观点我十分赞同——“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特推荐阅读。 本文由若干问答组成。每一条所涉及的论题都比较艰深，所以，其答案也是线条式的。不过，将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的真实模样。 1、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什么问题？ 在中国，真正自信地活着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也不敢讲。稍有反省意识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空虚、失落、恐慌和焦躁的情绪之中，并且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物质刺激来充当精神慰藉。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很多人即使有了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佛教徒等，一旦遭遇现实，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沮丧。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认同西方文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呢？其实原因再也简单不过！因为中国人的人格是空洞的。或者说，中国人没有人格。或者说，中国人没有“内在自我”。由于没有“人格担保”，所以，中国人害怕真实的世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心灵的牢狱之内。或者，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突破社会的包围圈。事实上，由于“无我”，中国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紧张关系的时候，神经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人即使移民海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据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要搞“窝里斗”的。因为在中国人那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无意识”。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中国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那个老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中国人甚至想做奴隶都艰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在中国，你想“做人”，等于是向全社会发出挑衅。而心安理得地“做中国人”，则“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就是，“皇帝轮流当”。在中国，小孩子都知道做皇帝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包括农村家庭在内，中国人从小就得接受这种帝王崇拜的“洗礼”。儒家更是声张“内圣外王”的所谓理想人格。事实上，中国就有数不清的皇帝，李光耀说中国各省的诸侯是“小皇帝”。以此类推，中国的无数村长都是“皇帝”级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权意识支配了整个的社会心理。有了特权，“做中国人”的“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例如，可以无端制造罪恶，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自己人；可以过一种不费力气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可以尽情地做坏事，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干大坏事；等等等等。 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社会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比较分析了。 2、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完全相反的社会类型。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人性”。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马克思说中国是“木乃伊”，这些都是隐喻，指的是中国人尚未从混沌的人性中走出来。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人有人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这是一个完满自洽的循环，它们是彼此观照的关系。因此，谈人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就人性说人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我们谈论现实，如果不能结合历史与未来，现实就仅仅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缺乏加工的材料。 很显然，中国人的人性是断裂了的。中国人接不上这个“动物性——人性——神性”的循环。所以，就连人性，中国人也无法将其彰显起来。以此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相较，前者的确很难算“社会人”，而只能看作“自然人”。这不是妄自菲薄，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要呼唤人性”？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的人性尚未觉醒！ 人性不能觉醒，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走下坡路，社会只能趋向溃败。因为人性向下，就是动物性畸长，而神性荒芜。一个动物性发达的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喝、消费。我们不难发现，外来物质文明灌输到中国越多，中国文化就越垃圾。当今的中国人，在胃口上越来越大，而在精神上越来越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与世界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我们才有拯救自己的决心。 3、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社会制度，中西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4、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用权利概念来考察中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背性。例如：【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弗里德里希在其所著的《超验正义》一书中写道：“整个西方宪政史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而全体中国人的导师孔子则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因此，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般都认为，个人才是目的，如果把最终的价值归属国家，那就是“偶像崇拜”。在西方，世俗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世俗权力就是信仰本身。 【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中国人用的是“夺天下”的方式，天下一旦夺得——不管凭借什么方法——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而在西方，权力是公共的，而且公共权力不过是私人让渡个人权利的共同契约，更重要的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保护私人权利。权力来源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差异：中国是集权，西方是分权。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人身依附性；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契约性。同时，它还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不同：西方是个人自治、公司自治、社会自治，中国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自治。 【在社会属性上】西方是公民社会，中国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只有血缘和宗法关系，所以中国也不会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依据契约精神组建的社会，所以，西方是契约社会，公民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等，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 【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西方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西方人的生命形态丰富多彩。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身份，而且都是积极主动的。但中国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十分单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黑格尔说得更好一些，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跪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皇帝。 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有哪些？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社会有无理性与信仰的文化因子。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还表现为：有无公私分离，有无社会正义，有无公民社会，有无民主法治，有无个人产权，有无公共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单从社会意识上分析，就是有无公共精神。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公共权力。所以，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私分离，也因此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在呼吁“公共性”问题。金耀基说：“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 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梁漱溟则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我”的中国人，就连“私”也是没有的。例如，中国人的不自由，与没有私有财产权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应该“私”的地方也无法真正“私”起来。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6、到底谁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化？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由于没有民主，所以，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固化。正如林语堂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所谓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进入“体制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无法创造社会性的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牛虻，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社会的吸血虫。中国社会的奇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应该享有特权，而且，每个中国家庭都在砸锅卖铁地培养着这样的下一代。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等说教，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虫群体。中国“读书人”的变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态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尤其是“读书人”自身，应该进行痛彻的悔悟。 中国文化的失败，就失败在“读书人”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人格追求。林语堂说道：“这些人（指所谓‘中国的学士们’）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地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大地的乳汁被用来滋养那些寄生虫。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只不过是养肥了寄生虫们自己的家庭。” 中国当今的“社会精英”之所以没有社会变革的动机与动力，是因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这种体制之内，他们享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逍遥法外！这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是所有缺德的人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中国的“仁政”、“德治”都是毁灭人性的说教。所以，治国必须依靠法治。法律应该高于政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点，林语堂也说得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是：帝王崇拜、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 那么，有无解救之道？当然是有的。中国人要争取的，还是做人的资格问题。即，中国要好起来，首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必须获得“人格”。关键词是“人格”。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格？又如何争取人格？这是一个本文没有交代完毕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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