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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书记对重庆不厚 作者：王宏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7 20:04:27 阅读量：514次 　　有署名为“重庆市民”的人在选举网上发表了一篇“ 薄书记对重庆不薄 ”的赞美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薄书记”的留恋与不舍，中间还夹杂着叫屈与怨气。其实，对于明眼人来说，这种瞎子摸象般的见识本是不值得一搏的，但在此中华民族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的关键时刻，此君的言论颇能迷惑一批人，故笔者不揣浅陋，放笔驳斥之。 　　第一，此君认为薄在重庆执政期间城市面貌有了极大地改观，这是薄的政绩之一。对此，笔者首先提醒该“市民”，薄早在大连执政期间就善于“经营城市”，改善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使土地升值，政府好卖地而已，当然客观上对于一部分市民有益处，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创新。笔者想请该市民注意薄的老上司，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视察大连的评价：“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作为重庆市民的您，是不是也要将眼光投向您一直看不上眼的农民兄弟呢?难道他们不是重庆人吗? 　　其次，笔者想请该君注意一下城市面貌极大改善的代价。下面是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刘海影先生的调查： 　　“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仍旧以重庆为例，2011年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则仅为1488亿元，大量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10.5%，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准。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可虑。”而谭翊飞先生所得到的2011年重庆市的财政预算执行草案也得到了同样的证据。这些证据都证明了所谓重庆市区面貌大改善是建立在“寅吃卯粮”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该君认为重庆在薄执政期间GDP有了大发展。引进外资若干，经济发展速度居全国首位如何如何。对此，笔者提请该君注意，有关部门已经发觉了重庆浮夸、虚报GDP的重要线索，请看重庆本地的媒体的有关报道： 　　“自去年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正式实施以来，我市(重庆)先后有40个单位因在经济普查和日常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被查处。今日上午，市统计局局长唐英瑜在全市统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因普法、执法力度不够，全社会依法统计意识淡薄。许多调查对象出于利益等因素，迟报、漏报、瞒报、虚报、拒报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去年，全市查处统计违法单位40个，其中行政处罚13个，通报批评1个，责令改正26个。”华龙网3月31日报道。 　　重庆的盖子还远远没有揭开，各种情况还远远没有显现，现在看到的只是重庆的自查而已，将来中央统计部分介入，会严重到什么后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作为“重庆市民”，您可能只关注自身的吃喝住行，若您真是一般市民，倒也不能求全责备。可是，您只有关注自身吃穿的眼界，就敢大言不惭的评论国家大事，这只能说您太不自量力了。 　　重庆的所谓大发展是建立在浮夸风的基础之上的。“上有好者，下必邀功”，只是这次是在工业领域，没有像60年那样饿死人罢了。 　　第三，该“市民”列举了重庆引进了多少“五百强”大企业，将之列为政绩。这也正好说明了您所在的哪个基层的眼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一个地方经济健康与否，并不是主要看引进外资的多少，而在于本土企业的多少与强大与否。 　　广东和江苏曾经多年摇摇领先于诸省，其经济增长主要靠外资，可是，外资对本地并没有忠诚感，他们只不过是看中了本地的低成本和政策优势而已。一旦地区经营成本上升，他们就会毫不犹疑地拍屁股走人。现在广东和江苏上海的大量外资出走重庆和越南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反倒是浙江主要靠本土企业，这些乡土企业对本地有感情、有责任，即便是要迁移工厂，也往浙江的山区迁移，带动了浙江山区的发展，故浙江虽然经济总量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健康的，也是省内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一。 　　而作为“重庆市民”的您，却以为这些“五百强”企业会永远落户重庆，我只能说您太天真了。 　　薄督其人，一贯崇洋，注重引进“外资”，看不起本土企业。尤其仇视民营企业家，早在辽宁执政时，就弄出了影响极坏的“仰融案”。仰融本是极有创新力的企业家，将垂死的华晨汽车打造为了产值仅次于“三大国有汽车公司”的“第四大”汽车公司，在一汽、东风、上海汽车都躺在“中外合资”的怀抱中酣睡的时候，仰融已经打造出了多款自主研发的车型。正当华晨汽车蒸蒸日上，大有希望成为中国的“丰田”时，薄督出手要将之以“侵吞国有资产”的名义拿下，迫使仰融出走美国，而华晨汽车从此一蹶不振。依靠洋品牌来支撑GDP，就像考F15来守卫国防一样可笑。“华晨”这一民族品牌的没落，薄督该首负其责。 　　无独有偶，据说在重庆“打黑”中，有600多名民营企业家被打掉，有人穿着麻衣在市政府喊冤。李俊成为了有一个“仰融”。企业家本是一个民族最稀缺的资源，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商战”的大环境下，薄如此残酷的蹂躏企业家。我倒要问问该“重庆市民”，重庆的发展有何后劲儿，等到薄入常以后，重庆的快速发展就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薄督打黑，打掉了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而不动国有企业，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党产”，名义上每个国民都是重庆国企的十三分之一股东，但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您是国企的职工，我问问您，您也对国企老板的腐败恨之入骨，您作为国企的主人，可有权利遏制吗?恐怕没有，因为现在这些国企都被有背景而无能力高官垄断，企业搞好了升官，搞不好政府财政支持，政策支持，都是纳税人的钱。其实如薄督这样的思维，并没有超过一百年前的李鸿章，这样的经营模式，洋务运动早就试验过，没有任何出路，如果您的意识形态还是在支持国企，那您就等着再一次甲午战争吧，您国企里生产的产品会再一次把中国军队扔进海里，您的子女们将再一次面临如“南京大屠杀”的局面。 　　薄督的“打黑”，是公检法宣传行政一条龙，名誉上抹黑、经济上掏空、政治上打倒，法律上判刑，律师不和政府保持一致连律师一块打，这些手段正是薄督在文革中学到的，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成了所谓的“黑打”，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将会逐步显现，我们亦可拭目待之。“黑打”打掉了重庆的企业家精神，使得民营企业家们人人自危，出逃海外，正所谓贻害无穷。 　　第四，“重庆市民”认为，薄督在职期间，重庆被外界评委“最具有发展力的城市”、“东方芝加哥”，重庆的知名度提高了，这也是薄督的政绩之一。这两年，重庆的知名度提高了是事实，外资的高唱，无非是哄着薄督多给些优惠政策而已。我想问问“重庆市民”，您久在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以为全国百姓都如您一样愚昧无知，难道你听不出总理所担心的文革余孽陈杂泛起正是说重庆的吗?重庆的“唱红”，花费少说一千多个亿，唱出了什么?除了一些文革中打手以外，有几人是真心在唱?期间甚至出了“唱红”可以治好精神病，可以让瘫痪的老人重新走路的“奇迹”，“唱红”还可以减刑，公然违背司法规范，“唱红”张悟本的“绿豆汤”，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真是遗笑大方，遗臭万年。堂堂的帝国陪都，沦为了“西红柿”，不知这等笑谈，尊驾听说过吗? 　　看得出“重庆市民”是毛风毛雨的灌溉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自然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岂不知将眼界、见识最低的民众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正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危害之一，也是中华民族重大灾难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您以“市民”自居，言外之意乃是自己作为生活与重庆的市民，比你们这些专家学者都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您最好还是多读写书，再来网上发表您的高见。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 3 月 21 日上午 9 时 ，备受关注的常熟六农民工自卫案（起诉书称何强等五人聚众斗殴案）在江苏省常熟市法院开庭审理。来自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等地的王誓华、张凯、虞仕俊、刘岳、甘元春、张磊、易延友、钟颖、朱明勇、薛荣民等十位律师出庭为五位农民工辩护。 因为法庭并非完全的公开审理，对旁听进行了严苛的限制，导致法庭外聚集了众多无法进入法庭的媒体，还有众多欲旁听者包括前来围观的外地律师和部分家属无法进入法庭。由于此前在公开审理的问题上与法院沟通时双方存在较大分歧，所以辩护律师团今天进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法院对本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开审理的规定，完全、彻底、全部公开审理。由于常熟法院采取发放旁听证的方式，将本应全部、完全公开审理变为部分、限制性公开审理，而众辩护律师认为公开审判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也将公开审判作为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而且，最高法院对此也有明确的不会产生歧义的规定。所以，法院采取发放旁听证的方式变相的不公开审理，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其审判程序是违法的。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审判，律师有责任有义务进行阻止。 为了充分有效的沟通，张凯律师代表众辩护人就此问题与法院进行交涉。张凯律师分别在法院的大门口对法院相关负责人、在刚进入法庭时对合议庭成员、审判中多 次对审判长，严正提出必须完全的公开审理。法院分别以场地受限、已经给家属发放旁听证、媒体采访需要联系审判管理处等理由搪塞。张凯律师指出常熟市法院还有更大的审判法庭，而且今天的法庭还有空位，所以场地受限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开审理的应有之义是对所有人公开特别是要对媒体公开，但是今天的法庭却采取旁听证的限制，将众多媒体和想要旁听的人阻档在法庭之外。张凯律师特别指出法庭不公开审理将导致程序违法，而一个违法的审判，是不应当进行下去的。 经过激烈抗争，法庭依然我行我素，对于公开问题依然坚持其违法做法，对审判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开”。所以，众多媒体和其他想旁听的人，不能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 在法庭宣布开庭之后，众辩护人对法庭不能完全公开审判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和抵制，而审判长对此问题强行压制，欲直接继续开庭。遭到辩护律师的集体强烈抗议和抵制。审判长多次驳回律师的抗议，并且压制律师就此问题进行发言。引来辩护人更加集中的抗议。 在对公开审判进行充分的抗议无效之后，法庭审理强行开始。带进被告人之后，律师团发现五名被告人手戴背铐，而且脚上也被戴上了戒具。宣布开庭之后，审判长让法警打开被告人的戒具，但是法警只打开了被告人手上的戒具，张凯律师马上向审判长提出，要求将被告人脚上的戒具也应解除，审判长应张凯的要求，让法警将被 告人脚上的戒具予以解除。 此后，审判长查明被告人身份。完毕后，张凯要求审判长公开审判人员的基本信息，且公开程度不得低于被告人刚才被询问到的基本信息，因为只有这样，被告人才能合理的了解并判断是否需要审判人员回避。此合法要求再次被审判长拒绝。 此后进入回避程序。五位被告人全部要求审判人员回避。需要说明的是，开庭前律师会见时并没有建议被告人申请回避，大概是被告人看到律师就公开审判问题与法 庭进行的激烈抗争之后，感觉到不公开审判将有可能导致他们受到不公正审理，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回避申请。被告人提出的理由为原审的审判长是庭长现任 审判员是其下属、没有看到亲属在场，不是公开审判，第五被告人要求所有公诉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回避。审判长直接答复不属于刑诉法第 28 条 29 条规定的回避范围，直接予以驳回。此举引发全体辩护人一致抗议。各辩护人陈述了回避的理由，以及不能由审判长直接回复的相关法庭规定。而审判长对此均不予回应。此时，易延友教授请求发言得到法庭允许，易教授提出其当事人张人礼请求回避的理由符合刑诉法第 28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即其他有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事由，即张人礼申请回避的理由是不能公开审判将有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性，对此，应当由法院院长决定。审判长采纳了易教授的意见，宣布休庭， 请院长对此回避问题进行决定。第一次休庭。 十分钟后复庭。审判长宣布五名被告人回避申请被法院院长驳回。然后宣布继续审理。辩护人继续抗议，薛荣民律师发言说他的当事人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还没有决 定。审判长回复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不符合刑诉法第 28 条第 29 条的规定，当庭驳回并不得复议。此时朱明勇律师请求发言，得到审判长允许之后，朱明勇指出， 刚才审判长在宣读回避决定之后，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申请复议一次的权利，可能是审判长忘记了吧。一片哗然。然后。审判长强行推进程序，要求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宣读完毕之后，审判长请法警将其他被告人带下庭，留下了何强一人。审判长正准备开口。张凯站起来，作了如下发言：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允许何强 脱下看守所囚服，因为一个穿着囚服的人，与一个穿着体面的人，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希望我的当事人何强穿着囚服受审，因为穿着囚服的被告人，会 影响他人、审判员、法庭对他本性是否善良的判断，我希望法庭在判决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罪之前，让他穿着体面的接受审判，保证他作为一个自由体面的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 言毕，审判长即对何强说，何强，如果你原意，你可以把套在外面的囚服脱掉。何强立即脱掉了囚服，挺胸站立。 审判长正准备开口说话。王誓华律师即发言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诉人表示反对。王誓华律师说公诉人此时无权反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辩护人在公诉人 宣读守起诉书后进入法庭调查前有权提起的程序，与公诉人无关。应法庭要求，王誓华律师进行了陈述：辩护人在公诉机关提交法院的询问证人的录音录像光盘中， 发现了警察涉嫌非法取证的行为，具体是威胁恐吓证人，在取证过程中警察明确说“请律师没用的，律师就是职业流氓，和我们警察一样”，而且明确说“人在屋檐 下不得不低头，我们办案不要真相的”等等，还在取证过程中与未婚女证人大谈夫妻生活，谈“夫妻生活的实质”等流氓话题对女证人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性骚扰。 所以，通过播放这一视频，可以证实，对女证人进行取证的警察自认是流氓，那么，由流氓所做的所有取证，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也就是说，本案所有由这两个流氓所作的至少三十七份笔录，都是非法的，辩护人要求对这三十七份证据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而且辩护人能够向法庭提供这些证据非法的线索甚至是证据。所以，请法庭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然后，是长达一个小时多的就此问题的激烈争论。总括如下：公诉人：相关证人证言要到庭审质证时才能播放；进行说明不存在非法证据；公诉人不将对该证人的该 次询问作为证据；要求法庭强行往下推进。法官：要强行将审判继续推进，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予理会。辩护人：公诉人在法庭决定调查线索和证 据之前无权发言；辩护人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并提出相应的线索和证据；辩护人或者被告人只要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法庭就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 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现在辩护人要求法庭审查非法证据的线索，法庭没理由也没有依据不予审查。 关于此问题的抗争，众律师的抗议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回合辩护人以王誓华与甘元春律师为主要抗争者，因为王誓华是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的启动由他提出，而发现和整理非法证据线索的是甘元春律师。王誓华律师更是二十多次起立抗议审判长欲强行不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在辩护人明确提出线索和证据 的情况下对非法证据的线索和证据审查都不审查就宣布不存在非法证据而欲将庭审强行推进。王誓华律师甚至以不惜、不惧被法庭驱逐的决绝，坚决的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终于使法庭决定休庭，对此问题进行评议。 下午再次开庭。审判长宣布当庭调查非法证据的线索和证据。律师依法抗争终于使法庭依法审查非法证据的线索和证据。

海伍德是谁？ 英国要求重新调查商人在重庆死亡事件 作者：陈承,宋江云,袁雪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7 9:20:56 阅读量：246次 　一个名叫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英国人，在其死亡近半年后，突然成为了关注焦点。3月26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海伍德在生前或涉入王立军事件。 　　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新闻办公室发言人26日上午向本报确认，尼尔·海伍德于去年11月死于重庆，而英国政府最近已向中国提出重启调查其死因的要求。 　　“我们向中方提出希望重新调查，是因为收到了在重庆的英国人圈子的反映，他们认为此前公布的对其死因的调查结果存在疑点”，这位发言人解释称。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表示，去年11月，海伍德被发现死于所住的重庆一家酒店。当地有关部门随后宣布他死于酒精摄入过量，并将其遗体火化。但此后海伍德的友人向英国驻华使馆提出疑虑，指出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而据本报记者调查，海伍德生前在华的工作经历存在诸多疑点——其经常使用“独立咨询顾问”的身份，在中国毛遂自荐充当中英商贸和经济活动的顾问角色，但目前并未有可供查证的突出业绩。 　　另外，海伍德生前至少在两家企业担任过“非执行董事”的职位，但其中的一家公司现任高管向本报确认，该职位是海伍德此前通过向该公司“建议”而获得的，而并未通过严格的任命程序。 　　豪华跑车驾驶者 　　与尼尔·海伍德同处在华英国人圈子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与海伍德最后一次接触，恰好就在其死亡前不久。胡润因从1999年开始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而被广为所知。 　　2011年11月1日，尼尔·海伍德参加了由胡润公司所组织的“生活奥斯卡”活动。据公开报道，该活动由音乐、美酒、价值连城的拍卖会所组成。在出席该活动后的同月，海伍德即被发现死于重庆。 　　据本报记者调查，海伍德此前还至少参与过一次由胡润公司所组织的活动。2011年6月9日，海伍德出席了胡润百富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高端人群洞察系列交流会”，并与胡润合影。 　　据胡润百富官方网站显示，海伍德是以“阿斯顿·马丁北京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的。然而据一位要求匿名的、接近海伍德的在华英国人表示，该头衔或被夸大。 　　“今天早上刚知道海伍德去世的消息，”该消息人士对本报称，“我知道他跟阿斯顿·马丁公司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他们的员工。” 　　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阿斯顿·马丁北京公司人士的话称，“海伍德并没有直接受雇于该公司”，本报记者26日亦已联系该公司试图获得进一步的消息，但截至发稿时，该公司未有任何回应。 　　不过据知情人士称，海伍德生前在多个公开场合仍十分高调地驾驶着一台阿斯顿·马丁跑车。 　　“海伍德此前在中国参加过英式赛艇比赛，他开阿斯顿·马丁跑车参加比赛，但据我所知，车的所有权并不属于他，而是阿斯顿·马丁公司的公务用车，”上述接近海伍德的人士对本报透露，“阿斯顿·马丁跑车是英国最著名的汽车品牌，所以我们英国人都挺喜欢这个品牌，由此也对他很感兴趣。” 　　“他的为人还是可以的”，这位消息人士补充称，但他拒绝描述海伍德生前的详细情况。 　　毛遂自荐者 　　同样对海伍德的言行谈吐表示肯定的，还有北京华灵四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华灵四方”)总裁沈伟。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提供咨询，以及投资咨询。 　　“我们是搞这行的，通过聊天，发现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不错，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更多地验证他的履历，”沈伟称，“他在谈吐各方面还是挺好的，我认为优秀。” 　　而海伍德此前在华灵四方所担任的职务，与其在阿斯顿·马丁北京公司的职务相同，皆为“非执行董事”。对此，沈伟透露，海伍德在华灵四方的这个头衔，是他“建议”华灵四方给他的。 　　“当时我们互相有合作的意愿，就涉及到怎么挂他的名，他说可以挂非执行董事。我们理解这个头衔就像国内的名誉会长，所以他并不从我们这边领工资，”沈伟表示，“我们跟他只是存在一种松散型的合作模式，他跟我们也没有劳动关系。” 　　沈伟进一步对本报透露，当年尼尔·海伍德是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才与华灵四方取得联系。“我们公司有个英文网站，他通过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找到了我们，并希望以独立咨询顾问的身份寻求与我们合作。” 　　华灵四方当时正开拓帮助中国企业在英国上市的业务，海伍德的毛遂自荐，使沈伟认为他对该公司在此业务领域可能有所帮助，于是双方达成合作意愿。此后，英国受到金融风暴影响，中国企业在英国上市的道路，已变得不切实际，这也导致华灵四方失去了跟海伍德的联系。 　　“后来没什么好的机会，我们与他就不再联络了，他在我们公司也没有推动过成功案例，”沈伟称，“实际上他只来过公司一次，后来至今三年多都没有来过。他广义上是公司的合伙人，但咨询公司有成百上千个合作人也不稀奇，那都是松散的联系。” 　　事实上，海伍德在阿斯顿·马丁北京公司和华灵四方担任过非执行董事外，其在中国的其它活动，显得较为闲散。 　　据国内媒体中国网报道，2011年4月，海伍德甚至还陪同英国美术评论家莱昂纳·萨默斯女士，来到画家张大千再传弟子高歌的个人美术馆参观，并留下了三人的合影。 　　死亡发酵 　　2011年11月，尼尔·海伍德在重庆死亡后，死讯一度并未引起外界的关注，甚至其生前合作过的华灵四方公司，亦不知其已死亡。直到今年2月，他的死亡随着王立军事件的发展而随之发酵。 　　英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向本报表示，英国政府已经要求中国当局重新全面调查尼尔·海伍德的死亡，并提出案件的疑点，但此事在中国境内发生，英国无权干预中国司法过程，不过他拒绝告诉记者英国具体与中国哪个部门进行沟通。 　　此外该名发言人还表示，他已看到对于尼尔·海伍德的死与中国的政治动态的猜测，不过他拒绝就此进行评论。对于海伍德之死存在哪些疑点，以及海伍德生前在中国的工作经历等，该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领事事件，涉及到他的亲人因而非常敏感，他不能向媒体透露信息。但他同时确认：“是英国政府向中国提出重新调查的要求，而非海伍德的亲人。”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在财务与法理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可信约束的地方政府将社会经济推至承受力边界，风险不断累积。能否约束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权力追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威力 　　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对全球领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追赶。由中外技术水平落差来定义的后发优势极其巨大，被改革与开发进程所解放，创造了这一奇迹。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例从50年代初的4.7%降低至1980年的2.5%；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快速上升到全球第二名，与1913年时基本相当。 　　如果说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改革的话，那么，2002年之后对外开放成为主推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出口总量十年间增长了6倍有余。出口暴增，推动沿海加工业及其相配套的产业本地化出现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浪潮，进而驱动重工业化进程快速展开。就业扩张则为城市化提供坚实基础。产业升级、重工业化、城市化互为循环，反过来强化中国经济的出口竞争力，经济增长引擎数十年来一直轰鸣不止。 　　这一过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其中，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如同中国地方政府这样的强势角色，对经济发展机会的识别、实现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一个投资项目要获得落实，必须被潜在投资者识别，投资者预期利益必须大于为实现该项目所需要克服的交易成本，否则，不论该项目的客观经济收益如何巨大，其实现机会都将降低。这种由于交易成本过分巨大而被浪费的发展机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难以起步与加速的主要障碍。 　　相反，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意愿与能力深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克服巨大的交易成本，迅速实现发展机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损益分析可简化为：收益是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土地价值与其他政府掌握资产价值的增值，成本则是各项投资与组织成本等。这样的损益考量之下，地方政府无需计较单个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例如，单就项目损益而言，城市道路、地铁、高速公路等典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难以达到盈亏平衡，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未来税收增加、土地增值等来收回投资。加入地方政府力量之后，各种资源以更快的速度被组织动员起来，经济快速起飞。 　　嬗变 　　上述机制并不难被发现，而以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2011年，各省市GDP锦标赛中重庆以16.7%的速度荣登榜首，正体现出这一模式的巨大威力。 　　重庆债务平台设想巧妙，以政府金控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的终极目标是透过天量投资实现重庆市政府的战略规划。为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金控公司及下辖的八大投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土地经营，二是金融运作。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其次，透过银行信贷、信托融资、发行债券、BT与BOT安排、直接融资等多种方式，八大投资公司将融资比例与规模扩充至最大边界。 　　旧模式中，政府被现收现付规律约束，投资规模受限于财政开支与项目未来现金流，有限的开支规模不足以支撑蓝天般雄心壮志。在地方债务平台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之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地方政府开始学习公司运作方式来经营城市。在这种创新方式中，包括财政开支在内的各类资源被整合，用于获得各类信贷资源，如此，较小的投入可以撬动数倍总资产规模。举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抑制状态的本质是资金价格低于其影子价格；透过利率剪刀差的方式，居民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金使用者输送。这种状态下，谁能获得资金，谁就能获得利益输送。在复杂的金融运作帮助下，单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 　　为主导整体进程，重庆市政府设想实施了严格的社会管理机制，努力扩大政府对全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动员能力。打黑运动作为标志性施政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迫使民间经济服从政府意志。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要么将民间经济驱逐出有利可图的行业与机会，要么迫使民间经济尾附于政府经济项目。 　　由此导致的民营经济凋敝的负面影响被激进的对外开放所对冲。依靠全方位压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积极的招商引资举措，大量外企落户重庆。据报道，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200家落户重庆。外资企业带动重庆对外开放度大增，进出口的快速增长令基础建设有了用武之地。 　　如此，在这一城市管理运作模式中，极限放大债务杠杆率拉动了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被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插上了翅膀。 　　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一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 　　风险 　　付出的代价，是地方财政的持续紧绷与地方债务的高速扩张。 　　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仍旧以重庆为例，2011年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则仅为1488亿元，大量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10.5%，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准。 　　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可虑。 　　而重庆债务状况并非孤例。事实上，天津、吉林、海南等省市的债务状况同样承受沉重压力，如果不是更大压力的话。全国范围内而言，按照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0.72万亿元，比2009年年末的7.38万亿元增长了3.34万亿元。资本市场十分忧虑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普遍预计该债务可能出现大规模展期。 　　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其考核标准注定不同于私人企业，政绩考虑会压倒经济合理性考虑，许多项目建成之日也即是亏损开始之日。作为整体计算，政府主导的投资不足以产生足以覆盖资金影子成本的内在回报率。虽然在短期内，遍地铺开的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可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但最终，当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高度时，去杠杆化过程将令经济遭遇很大挫折。 　　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曾经多次遭遇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其发生机制很明确，即政府难以抑制投资冲动，而所投资项目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重复建设与低资本回报率在政府被迫执行宏观调控措施之后迅速酿成过剩产能与巨额呆滞帐。 　　2002年之后，奇迹般地，这一痼疾似乎不药而愈，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也从2003年的25%降低到目前不足1%。其实，2002年之后的政府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并不比之前的政府更加高明，而是另两个新因素起到了防护作用：首先，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在极大程度上消化了过剩产能，其次，现代金融体系支撑下的杠杆化过程不断通过庞大的在投项目为建成项目提供需求与市场。 　　现在来看，这两个有利条件都可能接近终结。经过1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相应地，其增速有可能从过去十年年均20%以上降低到个位数。其次，债务加杠杆过程也已经接近临界点。 　　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非公开数据显示的那么令人乐观。截至2010年年底，如果汇总6.8万亿中央政府、12.4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4.7万亿国开行、2.6万亿进出口及农发行、2万亿铁道部、1.8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债务或者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占当年47万亿GDP比例约为73.9%。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政府对其他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 　　除此之外，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信贷余额高达54.8万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贷给了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目前，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50万亿，一旦在出口增速放缓、加杠杆遇到阻力等因素影响之下再次转化为过剩产能，由此导致的呆滞帐有可能轻易突破10万亿规模。届时，中国政府负债或迅速接近100%大关。被迫的去杠杆化与消化过剩产能有可能形成负向循环，并重创中国经济。 　　根源 　　对此，地方政府并不会过多担心。它很清楚，地方债务最终将由别人来买单，不管是银行还是中央政府。用别人的钱买来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美差，每个理性人都会去追求。当前体制中，中央政府掌握集中化的人事权，而在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获得极大专断权。显然，单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并不能提供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 　　本质上，考核意味着评估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内在价值。做一个类比，在股市上，上市公司业绩评估是由买卖双方的不同风险评估来完成的，博弈保证了对内在价值的尽可能精确的评估，而不是只考虑单一指标如收入增速或利润率等。相反，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中央政府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指标上。如此，作为博弈的另一方的地方政府，自然可以通过恶化其他指标作为代价来追求被考核指标的最大化。其他难以被考察的重要指标，例如，实质性的负债状况、项目投资的合理性、民众福利改善、法制与民间权利受保护状况等等，都可能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中被忽略。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不仅体现在财务上，而且体现在法理上。在政府的统治行为中，抽象而言，存在三个行为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三者的损益分析相互联系但并不相同。如果不怕过分简化，我们可以假定，中国国情中，普通民众在这场统治游戏中是沉默的背景；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普通民众的认可；地方政府首脑则是希望在GDP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显示给中央政府最好的政绩。这种格局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化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放大杠杆率的道路上无穷推进，而毫不顾忌由此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民众收入增长缓慢、国进民退、法治水平倒退、拆迁纷争等，都可以在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中找到根源。 　　最近，中央政府提出社会治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社会治理改革离不开对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重塑。政府接受民众的授权而统治，不管这种授权是通过选举而外显地给予还是继承传统威权而内生地给予。中央政府必须接受政治资源的约束，包括合法性、民众认同度等等。在中国现有国情中，中央政府遇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分享了这种授权，却并未直接分享中央政府的责任。如上所述，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的手段。 　　很明显，要治理纷繁乱象，为地方政府增加可信约束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否则，不论中央政府出台怎样的政策，其效果都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很简单，凡是有利于扩张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得到放大执行，而凡是不利于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被打折执行，累积的政策效果必然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地方政府。 　　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不约束地方政府，各种经济与社会乱象注定无法根治。举其要者，简单讨论如下： 　　治理通货膨胀：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割断了财政部透支货币发行通道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推手乃是巨大的固定投资，根本动力则是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投资冲动。 　　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巨大，如果推进以行业准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资金使用成本升至影子价格之上，几乎必然造成地方政府大面积实质性破产。同时，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即使推动金融改革，信贷资源仍将优先流入地方政府，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不足现象难以根本好转，银行业风险管理也难以从根本上确立。 　　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高额负债、对土地收入的高度依赖，其根源本非如某些论者所述源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相匹配。事实上，不论地方政府分税比例提高多少，其软预算特征注定其开支规模将超出其收入。因此，如果无法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财政体制改革走不出死胡同。 　　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压力之下，平衡财政政策理念无法贯彻，财政赤字成为常态，政府债务负担直线上升。 　　货币政策：地方政府透过压低要素价格强化的出口优势迫使中国连年累积贸易顺差与外汇占款，基础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迫使中央银行不断抬高存准率、发行天量央票、对银行系统执行数量控制（存贷比、信贷额度等），而利率水平却迫于压力长期低于影子价格水平。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失去反周期管理能力，相反，被迫伴随地方政府投资周期起舞：货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被投资规模驱动。 　　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终极动力只能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创新与适应性，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提升资本效率、创新等方面拥有比国营企业、地方政府项目巨大优势。但在地方政府垄断金融资源、强力掌控社会资源的环境中，举步维艰。事实上，地方政府越强势的地方，民企生存环境越差。 　　消费不振：如果投资构成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抽取过多社会资源，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必然受限。而没有收入，谈何消费。 　　维稳任务艰巨：地方政府对社会的强力掌控很容易忽视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土地财政之下导致的拆迁纠纷也屡见不鲜，迫使地方政府投入巨大开支维稳。这并非长久之计，也有违和谐社会理想。 　　由此可见，化解各种经济社会乱象，绕不开约束地方政府这一关。 　　改革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从法理与财务两个方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司法独立。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性原则，但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中，司法独立并未真正确立。如前所述，不难理解威权主义地方政府具有强大动力，试图不断侵蚀司法独立，以求追逐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将司法独立放在制约地方政府的层面上考虑，司法独立可以成为中央政府手中极为有效的基本治国手段。 　　基本思路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坚持党对司法的最高领导，最高法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阶段、有步骤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在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都只受上级法院约束，日常司法运作则独立完成。检察院系统仍旧由地方党委与政府领导，但回归公诉人角色，在法院面前其司法地位与其他民事行为人平等。 　　更进一步地，中央政府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政务、财务公开与透明性。强化政务、财务透明可以增加民意对地方政府的道义压力与约束。在三方博弈中，普通民众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助手，中央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善用民意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增强媒体监督功能、放大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等措施亦成必要。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同样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该考虑让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债务负责。办法之一，可以考虑将地方债务展期予以分期分批的债券化。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强大影响力，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债券并允许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则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度将被迫大为提高，其风险与价值可以透过二级市场不断的交易而得到动态评估，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将被迫付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空间不断缩水的代价。 　　为此，从法律层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 　　进一步地，应该迫使借钱给地方政府的银行承担责任。在债务展期过程中无力归还的部分信贷，不应该由中央银行全额买单。只要在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做好监管工作，这一举措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什么是“左”？一言以蔽之，政府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无限追逐，以及动用所获得的无限权力追逐政府首脑制定的单一目标，并无视个人权利、社会固有规律与生态。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左的做法除了满足政府首脑一时的贪恋与迷执之外，只会造成悲剧。改革开放30年，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防止左的错误已成共识，依靠改革开放凝聚民心民意也渐成主流，但在地方政府层面，仍旧有不少省市地区贪恋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运用，而这恰恰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最大风险。 　　应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央政府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其中，最生死攸关的，很可能是建立地方政府的可信约束。现在开始做，既十分必要，又有很大胜算，不宜再拖。 　　（本文3月9日发表于FT中文网，当时为避免过分敏感，题目更改为“地方政府竞争与债务风险”，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561。微博 http://weibo.com/liuhaiying2011 ）

為什麼特首選舉，民主派提倡白票論、流選論，最終會將梁振英送上特首寶座？這不是計數的問題，而是決志的問題。我們不必理會梁振英取多少票、唐英年和何俊仁多少票。政治鬥爭，決志者（the determined）勝於不能決志者（the undetermined）。政治家是不計數的，生意佬才計數。口裡說投白票的、要搞流選的，根本意志模糊，是可以隨時動搖而被梁振英拉攏過去的，或者到時發現投梁振英也不錯，自己也許撈到好處，便改投梁振英的。 香港資本家和泛民要打擊梁振英，就必須在梁振英成了勢的階段就馬上決志，鐵齒銅牙，宣告團結一致，投票給唐英年。只要泛民的選委出來宣告，將票全數投予唐英年，唐的氣勢便蓋過梁振英而可以爭取更多的游離票而當選。泛民不這樣做，道理好簡單：他們除了是一貫的政治潔癖者之外，新近成了共產黨的侍從。泛民也不準備執政，只樂意留在舒服的反對黨位置。 政治講的是決志。不是錢，不是票。你有鋼鐵的意志，錢和票會追着你來。過去，英國殖民者一直只教香港人做生意，做事務行政，但從不教政治。 梁振英之所以可怕，是他不服從共產黨的安排，自己決志參選，然後造勢，變成既定事實，脅迫中央支持。 梁振英以低票當選，我的預測全中。白票論、流選論全盤失敗。香港的民主黨和抗爭都是金庸小說裡的獨孤求敗，在各種機械的行動選項之中打滾：示威遊行、包圍、白票，諸如此類。就是不願意動一下腦筋，提前勇氣，做破格的聯合陣線。 民間抗爭用白票論，鼓吹流選，在策略上、道義上，沒有問題。泛民用白票論來促成流選，另選賢能，才是問題。民間抗爭強調的是理想政治與最終目標，爭取的是最終的雙普選及現階段的良好候選人，目前的是小圈子選舉，三位候選人也不及格，故此提出白票論，另行選人。民間抗爭是局外人，故此毋須顧慮過多，高舉理想政治（德文Idealpolitik）就可以了。泛民和資本家陣營是局內人，選委也是自願參選的，投白票是不合乎他們的利益的，他們的目標如果是反梁振英上台，就不能鼓吹白票論、離場抗議論，因為這會削弱決志，而令游離者被梁振英拉攏過去，改投梁振英。 在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合作運作（cooperation module）上，民間要提出白票論來作態促成流選，泛民那邊要老早就出來宣告全體投唐英年，鞏固唐英年的基本盤。民間要順便譴責泛民，泛民那邊硬着頭皮頂住，日後唐英年當選，向唐討政治欠債，民間則全部反政府，要用雙普選來討債。在才是真正的政治鬥爭術，結合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鬥爭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