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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再上演的高官作法自毙故事 作者：十年砍柴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2-3-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13:56 阅读量：1785次 　　“作法自毙”这个成语今人常用，查其源头，应该是典出《史记·商君列传》。2400来年，这个典故一再被人使用，说明在中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作法自毙的故事一再上演。 　　商鞅是卫国公室之后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称为卫鞅。到了商鞅这一代，由于是旁系子孙，家庭已经破落了，流落到异国，给魏国相国公叔痤当门客。此人不甘心久处人下，少年时刻苦向学，史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学说，走的是李悝、吴起的路数，和后世“法治”辞相近而意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而限制官家权力为基础，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别是君主进行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临死前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以为老相国病得厉害，说胡话了，没当回事。商鞅逃过一劫，跑到相邻的秦国。不久，深得秦孝公之大用。商鞅如何取悦于国君，《史记》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写。商鞅在用言辞打动孝公后，对秦国的宠臣、他的朋友景监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为人性、造福更久远的制度。但是，他向国君介绍三代时尧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这样做太难了，需要数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于是商鞅再次拜见秦孝公时，就开了一张见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药“药方。 　　这剂猛药，就是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切入点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赏取信于民，这便有了著名的“厚赏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则采取严酷的刑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颁布严厉而明确的法律;奖励军功;鼓励农桑;推广郡县制。其中有一项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坏，即“告奸”，鼓励民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获得官府奖赏，而知情不报者则连坐。另一些内容则得罪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他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用法律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如以军功而不是以出身定爵位，敢拿贵族开刀。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按律法处罚太子，太子是继承人，不能受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这个威慑效果很明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这种做法，是霸道而非王道，历代儒家多不持赞成态度，但是很管用，过程、手段是否仁厚、文明、合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目的高于一切，这种“成功学”对国人影响深远。 　　等到秦孝公去世后，当年被商鞅侮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当初被他判处刑罚的太傅公子虔向国君告发商鞅谋反。———谋反这类罪名是个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是收拾政敌的最佳武器。秦惠文王未必不知道当初商鞅那样做是为了秦国的强大，但是，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已达到了，商鞅已无什么价值了，再说啦，他得安抚旧贵族，顺便报自己的私仇。———于是，商鞅必死无疑。 　　商鞅又重复当年从魏国逃走之故伎，然而，这回他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在逃离秦国边关前，想住旅店，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拒绝了这个逃犯。商鞅叹息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的来由。后来他逃到魏国，魏国恨他当年打败了魏国，不得拒绝收留他，反而把他遣送回秦国。他被秦国军队杀死在渑池，秦王下令车裂其尸首以示众。 　　如果说商鞅上演的是悲剧，那么两千年以后的许显纯则上演了闹剧。 　　许显纯，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女儿嘉善公主的孙子，他爷爷是驸马，典型的皇亲国戚。中武进士后，进入锦衣卫当军官。武进士远不如文进士有含金量，而锦衣卫是安排勋贵子弟的重要地方，《明史》说：“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因为锦衣卫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逮捕任何人，不需要事先取得刑部的同意。可以将嫌犯关押到诏狱———即天牢中，也可以对嫌犯不进行公开审讯。———-如此的机构，必然演变成权力极大、人人闻之色变的特务机构。到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政，他投靠在魏忠贤门下，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算是锦衣卫这个机构的二把手或三把手。当了特务头子后，他惟魏公公之命是从，成为迫害“东林党人”的主要打手，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采、夏之令都死于其手。 　　崇祯帝即位后，掀起了为冤死的东林党人平反高潮，许显纯当然会作为平息民愤、安抚冤死者家属的“祭品”推向前台。刑部公审许显纯时，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旁听人群中走出，用锥子将许显纯刺得鲜血横流。———本应维护法庭秩序的刑部大员为了“政治正确”，对黄宗羲这种行为也听之任之。许显纯虽承认自己参与迫害，但搬出王朝法律中“八议”中“议亲”“议贵”条，申明自己的祖母是公主，可以免死。———然而，崇祯为了收拾魏忠贤和他哥哥天启帝造成的残局，树立新政的威望，也顾不得他姑奶奶嘉善公主的这个孙子了。最终诏下，许显纯被斩。 　　商鞅是制定“恶法”的人，许显纯是执行“恶法”的人，两人最终也死在“恶法”之下。

重庆这门政治课 作者：周兆呈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2-3-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19:16 阅读量：5389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城外城 　　3月15日，可能是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节目历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天。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次日的政坛“平地惊雷”，一整天的震荡之后，人们将视线放到暴风眼的中心地带，仔细琢磨那块天地的变化。拜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所赐，重庆卫视的新闻传播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地方台的镜头里依次出现的面孔，都成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这些跨国的观众群里，也包括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最近和几位拿奖学金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80后、90后学生聊天，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聚焦在重庆的变化。他们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功课之外，就是不停地上网，搜索各类网站，也流连于不同媒体之间，看消息、跟进展，比较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虽不至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却也忽然发觉自己和同学们很久没有如此关心政治了。按他们的话说，真没想到故事的背后充满了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一夜之间境况突变的残酷。 　　8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批人，在政治经济的盛世中长大，未曾经历过惨烈的时代。不像70后以及更早的两代人，或切身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或亲身经历了80年代末期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对政治斗争的感悟，不仅仅是从小说、影视和回忆录中获取，也埋藏在生命的深处。相比之下，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文革记忆，也直接跳过八九，对中国最高层政治权力的风风雨雨，一片朦胧，缺乏直接的认知。 　　说起来，这其实是种进步。意味着这一代的人，不是在斗争中长大，而是在繁荣中成熟。他们生活与成长的氛围是一个急遽发展、喧嚣蒸腾的环境，没有大的政治与经济波折，历史的动荡多由教科书和纪录片拼凑而成，他们更追求张扬自我个性和价值，与那些正年富力强、占据社会主流阶层的上一代相比，他们政治上更为单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与感受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敏感的，在跌宕起伏的政治剧情下，他们可以迅速成长。越是波云诡谲、起伏突变，越能够锻炼心智、启发视野。寻找和搜索信息的得心应手、网络平台上的娴熟操作，以及群体交流、广为传播的技巧，更可以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课营养——因为，重庆事件不仅将是中国政治学的经典案例，也将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影响着准备参与其中的人们。 　　重庆卫视3月1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一小段并非首播的某白酒商业广告，迅速被外界放大成为标榜“无广告公益卫视”的重庆卫视在政治形势改变之后，要进行转型的标志。骤然被置于放大镜下的重庆，无论是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都会引起不一样的解读。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外界一厢情愿地在政治谜团下，视之为一夕变天之后对过去高压的强力反弹。 　　此次变局，牵涉的是个别人事变动，引发的却包括对中国未来路线、发展理念的对立与分裂。这一方面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但另一方面，这些分裂的争论方式，却再一次突显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和面对彼此思想体系的差异，并没有形成解决的方案。理性辩论的空间不足，对非我阵营的异议思维，宽容对话、互相尊重的空间并未形成，标签化、成王败寇的传统性思维，仍然广泛存在。彼此之间的暴戾之气，或许是因为文革的余毒犹在，也或许是多年来社会等级差异、公平不足、资源分配差异的不满情绪造成，或者两者皆有。 　　为追求政治制度的进步而对重庆模式叫停，然而在处理重庆事件的过程中，透明度有限，地方官员拼命学习贯彻、统一思想、表态效忠，随后是一系列的清理前任痕迹，这些传统的政治作为，无法体现出政治理念的进步。 　　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重庆事件的起伏，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现实的政治教育。重庆事件撕开了中国政治路线斗争、权力分配的更残酷一面，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矛盾、贪污腐败等社会议题，而是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风云激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或是没有经历过类似他们的兄长辈、叔伯辈经历的那么多且复杂的政治风波，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

作者： 夜宵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一 他几乎是吼一样地说出了那句话：“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吓了我一跳。 二 他是我的舍友。我们是高中生。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 关于这个，我有一些看法。虽然不都是自己的，但通过思考，也成为了我所坚持的一部分：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道，“我们永远不能确定那些力图压制的意见都是谬误，即使我们确定了它的谬误性，想要压制它仍然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当下中国缺少起码的言论自由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的言论不自由，反对的声音禁不止，历史中的有些真相也不能得到普遍的认知，不然“和谐”也不成其为和谐了。 我最近刚看完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其中有一些话表达了以我的能力无法说明的观点。比如“官员应是坚忍不拔之人，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气候下生存。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一个民主的政府足以经得起社会风险与变革的考验”等等。 三 在我把这些话给他看了之后，他用了两个字形容我：愤青。 我愣了一下，从没想过睡在我对面的兄弟是如此想法。我想到了五毛，便说：“相比五毛，我更愿意做一个愤青。”其实我刚说出这话我就后悔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愤青，也不相信他是真五毛。不料他问了一句话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什么是五毛？” 在解释了一通之后，我们的讨论总算得以继续—— “难道赞美几句共和国就是五毛吗？”他说。 这样的反问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未这样想过，也不认为赞美可有可无。就像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一样，赞美是必要的教育方式，但是赞美过多，溺爱过度，好孩子也会渐渐迷失自己，辨不清方向。当下的中国，缺少的就是那样能够骂醒执迷不悟者的批评的声音。暴露阴暗面，要求我们走到阴暗的角落，不让刺眼的阳光迷离了双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干嘛这么煽动？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 徐友渔用“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来形容中国民主建设的缓慢，“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争取言论自由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搞乱共和国也绝不是我的想法，相反，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希望祖国能够更好更强大。 而且，我也不认为言论开放就会造成不稳定。如果言论自由带来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腐朽、美帝的阴谋，就让它流入思想市场，接受人们的检验。如果确实是错误的，它自然会被历史的洪流卷走，为人们所淘汰。“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 “你只会喊口号，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措施吗?” “不限制就行了。” (冷笑)“不限制，能再具体点儿吗?” “这还不够具体?好吧，(我有点着急)你看你的《环球日报》，我读我的《南方周末》，分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给媒体足够的开放空间，不事前限制，不让它们因为恐惧而自我审查。” “不可能。” 四 对话到此基本就结束了，再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以上凡是没有加引号的，我都没有说出口。因为当时我被那句“搞乱共和国”打倒了，思路也没有了，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卖国贼，后来才觉得自己多么的傻。“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叔本华如是说。 不过，没有“搞乱共和国”，就后面的具体可行的措施而言，我也觉得我说不下去了，我确实无法为共和国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这都受到我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 我感到有点忧虑，为我的舍友，为中国其他的学生，也为自己。他们没能被我说服，我也没有能力说服他们。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这样形容中国人：“他们始终在混日子。这个思想简单的民族想的只是生存，我们德国定义如此之高的人权，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们明天能得到什么。”对于现代化的中国，启蒙仍是未尽之事业，我也时常迷茫，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像美国“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学生们那样，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把求职、事业、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请告诉我，我们不是在破坏共和国，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 (我知道一五一十有许多知识分子，所以我来到这里，来寻求指点，寻找支持。学生浅薄，读的书不多，文笔混乱，视野也很有限，敬请见谅。) 参考书籍： 《批评官员的尺度》安东尼•刘易斯 著 《与时代同行》徐友渔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