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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 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原文： Learning How to Argue: Interview Ran Yunfei 发表：2012年3月2日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摄影：张彦（Ian Johnson）】 冉云飞是中国最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在呼吁中国效法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拘留。没有任何审讯，他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去年8月。有趣的是，公诉人驳回了警方正式起诉冉云飞的要求，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证据。而警方拿不出更多证据，直到今年二月初，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冉云飞就职于政府经营的《四川文学》出版社，他常写一些关于中国古文的文章。他也是一位写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作家，其中包括《古蜀之肺——大慈寺》，关于一座地方寺庙的详细历史。这本书在他去年被拘留后就发表了。但在他的博客里——在那儿他常常打擦边球，文字幽默而夸张——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冉云飞在中国海外流亡网站上匿名呼吁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并写道中国需要改革，否则只会落得和北非国家一样的下场——陷入无尽的混乱。（他的推特账号（@ranyunfei）已有57000粉丝，在中国只能用虚拟个人网络或代理上推特。而他的另一个博客——中国允许开放的新浪微博，已有7万粉丝。） 最近，47岁的冉云飞一直在关注言论自由和中国需要变革的道德教育。他生于一个农村小镇——现在属于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他是一名土家族，土家族是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在他四川省西南部成都的家中和他聊天。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去成都学习文学开始，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 伊恩・约翰逊 ： 自从你去年被拘留，一直有传言说警方认为你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有关系。当然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革命，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效仿北非的抗议活动都没有。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 冉云飞 ： 他们担心的是网络。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常与人交往的人。他们问我是不是和王军涛（音）（著名的天安门动乱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异议分子领导）保持着联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和任何人联系。我只是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国保（国家安全局）最后还是相信我了，只是刚开始不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串通起来的。 你在监狱里做了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像《圣经》一类的书是禁书，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反政府的。但他们允许我阅读所有我想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们不知道古文里也有些（颠覆性）思想。但他们不懂得古文，所以他们允许阅读这个。 有趣的是，经历了所有这些麻烦事之后你还能保住在国营出版社的饭碗。怎么可能呢？难道政府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你的方式？ 不，钱对于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几乎不去工作。这是一种管理技术。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不用直接和你接触；他们借你的个人关系和职责向你施压。比如你有一个好老板，你也欣赏他，那么你就可能连累到他。他们会让老板来处置你，然后老板又来问你……总之，你能怎么办？他们会说：“喂，冉云飞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们来询问你，告诉你你所做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会觉得，好吧，我怎么能害了他？ 不能辞职吗？ 不能！他们会一直付你工资并告诉你你是体制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除了北京以外，四川是全中国政治异议分子最多的地区。四川并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不是最穷的；四川也不像广州那样靠近香港而有更自由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说来话长了。四川有一种茶馆文化——这些地方适合政治性集会。在中国并非许多城市都像这样。这里几乎处处都有茶馆，人们在里边见面聊天。茶馆里边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袍哥文化（一种类似黑帮的组织，以前代替政府法律法规管理日常事务）。人们习惯了独立思考，不受政府左右。同样，我们离北京很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甚至这里的国保都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不久前刚写了一本关于一座寺庙的书，寺庙就在街上。大慈寺有一个人声鼎沸的茶馆。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冉云飞 著】 我在去年被拘留前就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然后就开始印刷。但当时我被拘留之后出版社拒绝发表这本书。我就把这事和国保说了，他们说：“你虽然被拘留了，但还没定罪，你可以出版书籍。你现在还不是罪犯，你有权利出书。”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和出版社说说？”他们说：“不行。我们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什么的，不能给出版社打电话。而且，那会把他们吓个半死！但你可以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书就出版了。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网上出售。我们印了5000本，我已经卖掉了2000本。他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卖书，但除非你自己问他们要，否则你买不到。书可以买到但没有途径。 那是一本做工精制的关于寺庙历史的书，包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 是的，我描述了解放后那些僧人是怎么被攻击然后划成右派的。一个僧人是右派！简直是胡扯。但那就是事实。就说了这些，我也不会偏激到非要揭政府的伤疤。只是陈述事实。这就是我写书的风格：真实，清晰。 为什么你选择写一座佛教寺庙？你是信徒吗，佛教还是基督教？ 不，不，不，但我确实和基督教有些渊源。我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地方教堂的牧师朋友，我受过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自己不是信徒，也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我懂得灵性的价值。这点我并不否认。但共产主义者确实毁了宗教。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看看西藏。我告诉过国保：”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让他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你们没有信仰所以你们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愤怒和悲伤。你们跑去寺庙挂上毛泽东、江泽民或胡锦涛的画像，这就过分了。这是不对的。想想吧。难怪他们要自焚。” 那么你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你却很尊重宗教。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更好地发展，那么一定需要信仰。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我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那是“好人做的好事”。但这不对。非政府组织和教堂一样有必要性。那些没登机的教堂都是公共空间。现在在中国可能只有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了。 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书。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材料都是些如何爱党的东西——当然只会导致精神危机了。 为什么？ 他们教你崇敬的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他们的那些模范英雄都是假的：王杰，刘文学，赖宁：假，假，假。所以当他们教人道德的时候，用的工具却是捏造的，完全的虚假。之后学生们知道了雷锋是假的。他这个人的确存在，但那些事迹都是编造的。这是毁灭性的——毁灭了所有你所教的东西。人们会感觉没有事情是真的了。这样他们还怎么教道德？不可能。问题是他们没有底线。社会也没有底线。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则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而那些骗你的人就是统治你的人。 你是如何与之斗争的？ 你必须学会如何争论。中国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逻辑清晰地争论。他们不知道如何争论，通常都以咒骂对方作为结束。 像艾未未那样？ 老艾表现得过火了。就像那个《环球时报》（一家批评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中国报纸）的家伙。那个编辑辱骂艾未未，艾未未就把那人的电话录音放到了网上。那是不对的。你可以辱骂我，但我也没有权利公开你的私人谈话。这个国家令你愤怒，但你应该对政府或制度愤怒。不要毁掉自己的原则，你不能用毁掉自由的方式保卫自由。中国许多讨论的重点都是怎么让对方愤怒至极：“哈哈哈，你死定了，等着瞧吧！”“（我）拧你的鼻子，吐你一脸口水。呸呸呸呸呸！”这是辩论吗？不是。 那么你的新书是如何写这一点的？ 我正在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这两个黑木头柜子里装满了教育材料。这些东西有的是清朝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还有建国后的。我从大学、小学、军队、佛教徒学校、监狱、农民扫盲运动中都收集过材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写的书会分为两卷。你会从中知道（教育的方式）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有哪些变化，哪些没变。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和定性分析上的——比如说，在教育材料中一个字究竟有什么变化。 你观察到了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现在政府说是30万人（被杀害）而日本人说远远不到这个数字。一些日本人甚至不认为那是一场屠杀。他们说：“好吧，如果那是一次屠杀，请拿出死者的名单。你们30万死者的名单在哪儿？”政府没有什么名单，甚至3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事实。70年后也他们只有1万人的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 就在前几天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着不能够讨论南京大屠杀；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能讨论它！简直太荒谬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根据东京战争罪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已经宣布为一场犯罪。从法律上说已经讨论过，它已经存在。所以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你可以从学术上讨论，但法律认定它是事实。”这才是他们反击日本人抵赖应该采取的方式。他们应该说：“你们的官员不应该否认国际论坛法定成立的事实。”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显得克制却坚定。而他们却说，不要讨论它。禁止讨论。但是你应该去讨论死了多少人吧。他们不在乎。 这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教育材料中这些处处可见。你会看见共产党是怎么利用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国民党也这样。两党都喜欢夸大国家的重要性，都不谈个人或权利，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生的。在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教科书里充斥着民族主义。但两党之中，共产党把历史歪曲得更严重。他们一边教你爱国主义，一边描述外国人如何毁灭和侵略了中国。这是为了让人产生愤怒感和羞耻感，认为只有党才能拯救你。 人们在说今年可能是改革之年。高层领导将在秋季换届，似乎这些官员认可了改革的需要。上周《人民日报》上有大篇幅社论都在呼吁更多改革。 我也看见了，但你要明白《人民日报》上总是会有些这种文章给知识分子们虚假希望。他们在谈论改革。甚至《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他们是看见了问题所在，但我怀疑这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改革。 但好消息是博客和网络冲破了共产党的信息垄断。所以改变的确在从草根阶层慢慢发生，但多年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老外，你可以住在这里，学会使用筷子，学会流畅的中文，但你可能不会明白中国人在想什么，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地区。如果你向一个普通人询问敏感事件，他们的反应可和你的反应大不相同。你很难想像他们的恐惧感。你可能被驱逐出境，但这儿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国的话语系统需要被仔细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假话的）平行语言系统，这和真话有同等的地位。你必须学会分析在这种不自由的国家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唯一途径。 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可以改变两件事，我会选言论自由和教育中立。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事，中国会有巨大改变。1949年以前我们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更完善的教育。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控制比共产党要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更优秀——即是专家也是公知。而现在学者专家发表的都是垃圾，公知也不公共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都看不起学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叫做“教兽”。你仔细想想，日本人可以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只为政府服务。他们是御用的。真相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标准工作都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做的，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发表过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价值的文章吗？我昨天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日本人都为南京大屠杀做了他们唯一做的好事，你们还敢说你们爱国？” 然后每个人都骂你吗？ 没错！他们说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但我只是我自己的走狗。 ——伊恩・约翰逊之前在NYR博客采访了长平、廖亦武和杨继绳。 2012年3月2日，上午11：15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干什么别人不愿意鼓掌你非让他鼓掌？ 作者：汪洋 来源：京华时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1:13:38 阅读量：264次 　　昨天上午，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一段有趣的讨论。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关于政府放权 　　放权需要法律突破 　　昨天，钟南山在发言时提到，截止到去年10月，广东各种社会组织有30535个，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不太搞得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 　　前一天，广东省长朱小丹提出正在着手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下放一部分政府权力，目前各个政府机构正在上报可以减免的审批项目。对此，钟南山提问，“哪些可以报上来?哪些不可以报?是个什么角度?是看利益关系大不大，还是下面接受程度大不大?有没有实行的可能性?” 　　汪洋对此表示，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哪些项目适合放权。委员会里包括专家、已退休领导等。“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规定了部门有什么权力。各部门说，我们也愿意放，但规定是这个权力是我的。”他表示，有的法律规定使部门利益法律化。“我们最近正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从法律上突破。” 　　政府体制改革肯定要搞 　　钟南山听到汪洋的解释后，提出可不可以不依靠中央突破，采用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当年十五大的时候，谈到股份制的性质问题，其他省里觉得是很新的概念，其实广东省早就这样做了。” 　　汪洋称，目前的政府体制改革和当年的改革不同，因为当时触动的主要是自己的利益，而现在部门放权搞得不好会影响到中央各部门，“广东带头做，其他省都学，你们该怎么办?” 　　钟南山表示赞同，政府的转型确实不只是广东的事。“那怎么变呢?是从上而下，还是先在有的地方搞一些试点积累经验?” 　　汪洋表示，“搞肯定要搞，但是要有一些能够跳出部门利益的部门有个话，这样我们的改革放权可能会顺当一些。”汪洋表态，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解决。这是好事，如果有的部门比较开明会允许我们先行先试。彼此沟通，以后更好一点。”他表示政府放权，要改法才行。 　　□关于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需法律支持 　　在小组发言上，汪洋表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有法律保证和支持。 　　汪洋回忆，他曾在访问新加坡时，问到转型经验，所有人都告诉他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人才。目前，围绕转型升级、培训人才的法律法规是不健全的。 　　除了法制建设外，还需要加强执行力度。“如果说5-10年前是外国人要求我们保护知识产品，现在是我们自己要求。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严厉打击，转型升级就会落空。” 　　质疑国产产品取洋名 　　“东莞如果不转变，那就会成为广东的希腊。”汪洋以东莞举例，东莞是传统发展模式典型代表，而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资源原材料涨价等原因，很多企业难以为继。这也影响到村民收入，很多村现在只能靠借债分红。 　　汪洋认为，村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好，不愿意忍受转型阵痛。“都不愿意承担阵痛，就可能带来长痛。” 　　同时，他也质疑，为什么明明是国产产品，偏偏要取个洋名。汪洋认为应该培养对国产品牌的自信。 　　批急功近利政治现象 　　汪洋认为需要建立科学政绩观，他批评急功近利的政治现象，“每个人都想我就做几年，这几年不要速度掉下来，排名不要掉下来，不愿意做长期工作，不去做基础工作。” 　　他举例，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江苏的发展后劲足，就是因为长期教育做得好。“我曾经和外国机构讨论过，为什么研发机构放在长三角没有放在珠三角，答案是珠三角大学生供给还可以，硕博就不够了。” 　　□关于会风改革 　　大家站在底下心里都在骂 　　广东团在昨天的会议讨论中还屡次谈到改善会风的问题，广东省人大主任欧广源建议，会议应该简化。 　　汪洋接过话题，建议不要专门介绍领导，“有的时候主持人一个个地介绍，领导们还要站起来一个一个地鞠躬，太麻烦了，广东的天气也不好，一些室外的活动，大家站在底下，其实心里都在骂。但是这件事情要领导自己说，你不说，别人不敢不介绍你。都不介绍了，慢慢就会形成规则。” 　　他还批评了开会前带头要求鼓掌的现象，“干什么别人不愿意鼓掌你非让他鼓掌?”另外，他认为，过多的会议纪念品也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