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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马云面临一个选择

马云面临一个选择   温克坚   波谲云诡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将在 9.28 日揭晓,这场持续几个月的商业悬疑大片也许由此水落石出。参与控制权竞争的各方,在舆论,人情道义和股份等诸多领域展开的博弈让人们领略了商战的复杂和曲折。值得称道的是,迄今为止,这场博弈最终以上市公司章程约定的规则作为最终的裁决规则,在中国情境下人们容易联想到的特殊势力并没有显性进场,商业的归于商业,股权权益得到尊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来自不易的进步。   当然,无论在法律安排和商业文化中,产权神圣的观念都不够深入,国美案例展现出来的这种进步是否属于特例,是否还会反复,还有待观察。有意思的是,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一个类似的个案,这就是雅虎和阿里巴巴之间就阿里巴巴集团控制权的竞争,有心人士会发现,这一新的商业大片已经山雨欲来,呼之欲出。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2005 年,雅虎以 10 亿美元现金和雅虎中国的资产作价,获得阿里巴巴集团将近 40 的 % 股权。根据当年股权转让协议,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雅虎在阿里巴巴的投票权将与股权匹配,从 35% 增至 39% 。阿里巴巴现有管理层的投票权,则相应地从 35.7% 降为 31.7% 。在董事会中,雅虎拥有的董事席位将至少等同于阿里巴巴现有管理层。由于软银集团控制着阿里巴巴集团约 29% 的股份,也占有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因此理论上以马云为首的管理层即将不在董事会占有多数席位,理论上马云也可以被董事会辞退 — 当然仅仅是理论上。 从基本规则来讲,公司是股东的公司,而不是创始人,管理层或者任何其他机构的公司,作为创始人的马云或者其管理层失去对阿里巴巴集团的控制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也许是马云领导下的阿里巴巴这些年太成功了,马云主导的企业文化太强势了,很多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股权和控制权之间冷冰冰的逻辑。马云在公众传播方面的超常能力某种意义上也模糊了这种逻辑。在一个眼球驱动的时代, 马云不同凡响的商业直觉,标新立异的言论,不但成功的推广了阿里巴巴的知名度,塑造了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同时还成功的在公众印象中植入“阿里巴巴就是马云的,马云等同于阿里巴巴”等模糊的印象。但是事实是, 2005 年以后,在股权意义上,雅虎已经是阿里巴巴的最大单一股东,马云和他的管理团队变成了小股东。 当然,马云有理由感到骄傲。在他的带领下,淘宝和支付宝分别成为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的标杆,而马云作为互联网时代商业领袖的地位,正得到越多越的认同。在日前召开的第七届网商大会上, eBay 首席执行官约翰 · 多纳霍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等等都对马云不吝赞美之词。在这些耀眼的业绩和个人光环下,失去了多数股权,失去了董事会的多数席位,并不意味着马云会失去对阿里巴巴的影响力,当然更不用担心会被董事会辞退。 对于这些关注点,马云在以前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候其实也给出了漂亮的回答: 《中国企业家》:雅虎是否可能继续增持,直到绝对控股或者全资拥有? 马云: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我也不在乎这个。我在乎的是这是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公司。其实雅虎的股东也是全世界各地的。中国随着中产阶级财 富的增大,将来买雅虎股票的人越来越多,也反而可能控制雅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融合成一体了,要大气一点,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不会走到牛角尖里去。 当然,股权是可以交易的。如今马云所能掌控的资源和 2005 年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如果他特别在意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他自然可以和雅虎以及其他股东方,展开股权回购谈判,达到确保在股权和董事会的控制权。 日前坊间传闻,阿里巴巴管理层欲出价 80 亿到 100 亿美金,回购雅虎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阿里巴巴官方也证实了曾经就股权回购展开谈判,但是雅虎 CEO 重申了继续持有股份的意愿。   应该说这就是马云目前面临的基本盘面,盘面并不复杂,马云完全可以从容应对。 不过 最近来自阿里巴巴部分高管的言论,表明了表面平静之下,似乎有更多的躁动,合作伙伴间有不少的分歧,以致散发出带有硝烟味的商业谋划。站在一个局部立场,这些商业谋划也许有其合理性,每个企业,每个管理层都有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但是从更一般意义上的的商业之道来看,其中的一些做法具有十足的争议性,对阿里巴巴,马云的形象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都可能构成冲击。如果马云是认真对待他反复倡导的新商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背后的价值体系的话,他应该听一听不同角度的分析。 — 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立意。   和国美案件中黄陈双方频频出招不同,雅虎和阿里巴巴迄今为止公开对垒并不多,但是其中各方所释放的信号其实已经相当充分。 2010 年 1 月,谷歌公司因为无法接受中国政府日益频密的内容审查,而宣布选择退出中国市场,雅虎公司选择了支持 google 的立场。这个事件的道义和是非是一清二楚的,雅虎的选择也是非常自然的。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选择了沉默。但是让人惊讶的是,阿里巴巴居然特别发表一个声明,谴责雅虎的做法是鲁莽的。阿里巴巴并非不了解繁琐的内容审查体系给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障碍,却有意抓住这个事件主动谴责其大股东雅虎公司。这种选择如果不是权力机构的特别压力,那就是有意违背一般的商业伦理,通过公开化和大股东的分歧来选择向权力献媚,向雅虎示威。不清楚雅虎管理层会如何解读这种信号,但是这种讨巧和投机的做法肯定不利于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公共形象。 最近一次双方之间的口角爆发是因为在今年的网商大会前夕,雅虎香港高管宣称要在中国内地争取吸引广告主。阿里巴巴某高管回应道, “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商业或技术的财务投资者 ?” 在媒体问及雅虎与阿里巴巴网站的关系时,他描述说就像一对疏远的 爷孙, “ 无论如何,爷爷都是要去世的 ” 。 这些评论很难匹配卫哲的职业身份,一个职业经理人并没有资格来判断这家公司是否需要“一个没有商业或技术的财务投资者”,尤其是这家投资者是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时候。雅虎其实重申其一直是以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者的身份。 很显然,如果把淘宝和雅虎比喻为一对由于利益而疏远的爷爷和孙子的话,双方可以为利益竞争,但是由此期待“爷爷”的去世,这无疑是有悖伦理的。因此,该高管的说法很可能是代表阿里巴巴管理层对雅虎发泄不满。在商业博弈中,把内部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打舆论牌,未必不是一种选择,但是让职业经理人就股权关系发表偏激的看法,肯定是一种角色错位,说服力不强。 针对雅虎说他们期待淘宝和支付宝等关键资产上市后才考虑退出的说法,阿里巴巴另一位高管表示: “ 淘宝没有上市计划。 对我们来讲,非常清楚自己的业务中心和战略所在,不会为那些事受任何影响。任何股权和所谓控制权的问题,都不会改变阿里巴巴的现状和对既定战略的坚持。 该高管表示,所谓控制权之争,其核心是对中国市场,对客户,对合作伙伴的理解尊重之争。抛开上述基础,凭空讨论所谓 “ 控制权 ” 之争毫无意义。 这种说法,是对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有意曲解。所谓的公司战略,上市计划,都是基于公司控制权衍生出来的,如果公司控制权变更了,新的控制人自然可以改变公司战略,包括上市计划。因此,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根据公司现状,强调公司战略,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控制权之争则是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公司管理层如果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反而显得虚伪。 现代公司治理领域,管理层和股东之间,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博弈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如果博弈参与者都能遵循公司章程以及公众感知的商业规则,那么这种博弈其实是产权权益,激励机制,企业家能力的一种必要的调试机制,长期下去,一个企业需要兼顾的各种利益自然可以得到平衡。因此,阿里巴巴管理层如果认为和特定股东之间,无法就发展方向,公司战略形成共识,内部进行磋商,包括股权变更,管理层收购,甚至控制权转移,等等都是自然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阶段,如果其中的一方依傍权力,诉诸媒体,诉诸道义谴责,那这种争斗就变味了。阿里巴巴管理层目前所采取的一些策略,越来越多的具有这种特征。 其实,阿里巴巴高管的这些言行,恰恰反应了他们对公司控制权不确定而表现出来的某种紧张状态,也许是太紧张了,使得一些言行有失水准。阿里巴巴已经不再是一个江湖上冲杀的成长型企业,而是地位确立的互联网标杆之一,公众对阿里巴巴自然有更高的期待。也许是雾里观花看不真切,阿里巴巴高管的这种紧张感在旁观者看来其实缺乏合理的基础。雅虎在阿里巴巴董事席位的增加,并不必然是对阿里巴巴管理层的挑战,雅虎既然是一个战略投资者,和阿里巴巴目前的很多股东具有协同的利益机制,因此如果阿里巴巴目前所宣称的既定战略符合公司的利益,那么没有理由认为雅虎会因此否决这种战略。不同股东之间的分歧可以通过沟通来改进。雅虎公司也许缺乏对中国市场和客户的深度理解,但是最终业绩是最强有力的语言,在优质的业绩面前,股东之间的共识远比分歧重要。事实上,雅虎最近也表态肯定阿里巴巴管理层。 当然,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商业逻辑可能和国家安全,民族情绪所纠缠,尤其是阿里巴巴涉及的领域 — 比如金融已经相当敏感, 其所具备的社会能量已经相当巨大,因此马云和其管理团队对公司控制权的紧张,可能也有其复杂的理由。但是回到公司控制权这个焦点来看,任何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无法对抗股东的基本权利,任何能干的管理层都无法对抗公司是股东的公司这个基本原则。 有意思的是,阿里巴巴一直在倡导着新商业文明这个宏大概念。阿里巴巴最新公开发布的《新商业文明宣言》描述道:开放、透明、分享、责任是新商业文明的基本理念。新商业文明拥有开放的产权结构与互动关系。企业向社会开放,决策向员工开放,数据向公众开放,平台向伙伴开放 …… 我们坚信,开放是新商业文明创新的灵魂。 现代商业组织中,的确拥有开放的产权结构与互动关系,上市公司就是最典型的形式。不过,任何开放的产权结构都不构成对依附于产权关系而存在的股东权利的否定。雅虎既然拥有阿里巴巴将近 40% 的股份,那么除非另有约定,雅虎对这些股权的处置权是绝对的,完整的,这些股权获得的溢价也是符合市场道德的,企业管理层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表示不敬。阿里巴巴目前部分高管对雅虎股权的种种轻慢之词,并不能改变这些股权的权益,但是却间接伤害了阿里巴巴的公众形象,和阿里巴巴倡导的新商业文明背道而驰。 这也事关马云的公共形象的完整性和连贯性。通过这些年的不断演变,马云的公共形象已经从颇具争议的江湖大侠到散发着某种神韵的业界领袖,马云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推崇,马云对新商业文明的反复布道, 使得他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商业英雄。一个完整的连贯的马云的形象,不仅仅对阿里巴巴有意义,对马云本人有意义,对于这个价值混乱,躁动不安的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标杆。某种意义上,这是商业英雄们应该担当的社会角色,商业英雄们对这种社会角色需要有一定的自觉。在雅虎和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之争中,马云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规则冲突,如何演好这个社会角色,将是对新商业文明的最好演绎。   10 月份,上述提到的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合约就要生效,雅虎 CEO 也表示有意加入阿里巴巴的董事会,媒体称之为马云的十月围城,当然,这太过夸张了,归根结底,马云只是面临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 5 年以前签署的一份商业契约。 马云如果按约履行,那么他的公共形象会更加丰满,他将继续成为源自中国本地的全球性商业领袖。如果马云通过和雅虎闭门谈判,双方达成一致,马云通过回购重新获得阿里巴巴的控股权,那也可以成功证明马云的操盘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雅虎无意出让股份,而马云及其管理层有心拆解那份契约 — 阿里巴巴部分高管的言行可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侧证,那么雅虎和阿里巴巴之间可能展开一场让人眩晕的争斗。以双方各自掌握的资源,争斗一旦展开,结局将难以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里巴巴和马云将为此付出公共形象的代价。如何权衡商道,契约责任和利益的关系,如何平衡各利益参与方的关系,这些复杂的考虑,都需要简化为马云的一个选择。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同样发生在杭州的娃哈哈和法国达能的股权之争。 这场纷争如今大约尘埃落定,宗庆后先生在争夺控制权过程中,真可谓是“雄才大略”,民族主义,地方政府,司法体系,都成为他手中的好牌,最后宗庆后也赢得了对娃哈哈控制权争夺战的胜利。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这场胜利给宗庆后形象带来的伤害,给中国企业家群体带来的伤害,给中国商业环境带来的伤害,一直都存续着。 2009 年,多家欧洲商业服务机构指责中国商业环境恶化,这其中就有这场争斗的“贡献”。   由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关系不会是娃哈哈和达能之争的简单翻版,但是达能和娃哈哈之争提供的警示是,对商业契约的不尊重,终将给个人,企业乃至广泛意义上的商业环境蒙羞。从马云长期以来的言论和阿里巴巴所崇尚的商业价值来看,雅虎和阿里巴巴演绎的商业大片,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20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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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牧民借高利贷保护铁蹄马

内蒙牧民借高利贷保护铁蹄马 冯永锋 在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音敖包下,三顶蒙古包手拉手连坐在一起。47岁的宝音达来大哥,就住在中间的那一座。而左边的一座,住的是他叔叔,右边的那一座,住的是他弟弟。 2010年8月中旬的一天,宝音达来坐在蒙古包里,和他的朋友,57岁的阿拉腾一起喝茶。门口停着一辆轻卡,车厢里装着7匹马。 这是7匹“白音查干铁蹄马”。宝音达来和阿拉腾刚刚从周围的地方收购而来,一匹马,价值大概在4000-6000元之间。本来是想一气儿赶回家的,但由于天长路远,挑选、收购都不太顺利,车子又坏了,等赶到克什克腾旗府所在地经棚镇时,天已经大黑。二人只好在旗里住了一宿。赶到家时,已经是中午时分。 这是他们收购的第二批铁蹄马,头一批也是7匹,现在他们手上已经有了14匹马。这是他们能够购买的马的极限数量。为了这14匹马,他们两人向别人借了6万元。 这不是一般的借贷,这是在全中国各地都非常流行的民间高利贷。你需要急用时,随时可以贷到钱,但代价也是昂贵的,利息有的时候高得吓人;如果逾期不还,利上滚利,几万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翻成几十万元;你本来以为可以轻松一两年还完的债务,结果几十年也还不清。有不少富裕牧户,就是因为借了高利贷,结果倾家荡产。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是他们的旁边有个牧民,分到草场后,由于没有水,于是就借了5万元想打口机井来饮牛羊。可惜腾格尔(天)偏偏跟他作对,打了三口井,都没有出水。饮不了牛羊就养不了牧,养不了牧就无牛羊可卖;无牛羊可卖就赚不到现金,赚不到现金就还不了债。结果几年下来,这户人家掐指一算,他已经还给债主25万元以上,而仍旧没有还完。他一赌气,不还了,反正自己已经还了那么多。然而,债主仍旧时时来家催讨。 宝音达来觉得自己贷的钱利息不算高,才三分利,有的地方,已经高到四分五分。然而他没去算,这三分利是短短三个月的利息。也就是说,他借的6万元,必须在3个月内还清,还的时候,本金加利息,是七万八千元。6万元在3个月内,就要生出1万8千元的子息。这样的利息,即使不高,也已经不低了。 宝音达来准备拿什么来还呢?有人替他家算过一笔帐,他家一年最多能收入4万5千元。包括卖90只羔羊,一只400元,能够收入3万6千元,再卖一些牛和马,大体能够收入3万4千元。总收入大概7万元,但这总收入中,要扣除买草料买饲料的钱,以及一些其他必要的养牧成本,最后能够有4万5千元,就已经是最好的盼头。 这还得是遇上好年景,雨水好,草长得丰茂,牛羊没病,全年没什么白灾黑灾,市场行情好,才可能顺利地卖出预期中的羔羊,卖牛马。然而2010年的克什克腾,长时间干旱,自4月份到7月份,很少下雨,草返青得晚,返青之后长得也不壮旺。现在全国流行吃羔羊肉,虽然传统的内蒙牧民认为羔羊肉是没长成的肉,吃不得,吃了对身体不好,吃了对人有毒有害,可大家还是觉得应当吃羔羊肉,因此牧民没有办法,只好卖羔羊。春羔接下来,如果草情好,羔羊抓膘快,长到秋天,可长到八九十斤;草情不好,可能只能长到四五十斤,收羊的人,正眼都不看它们一眼。当然也有看的,那是到了冬天,要入春的时候,一些牧民没有草了,无法接续着让羔羊过冬,只能眼睁睁看它们忍饥挨饿。有草的牧民,会来收羊羔。在这个危难时候,羊羔只能贱卖了,否则无草过冬,也是饿死。 宝音达来似乎并不忧愁,他知道今年卖不了多少羔,卖不了多少羔就归拢不了多少钱,归拢不了多少钱,就可能无钱还债。他的两个小孩,一个在内蒙古师大上大二,一个在当地上高二,都正是花钱的年龄。 此刻他的眼中,只有车上的那七匹马。其实宝音达来家里也是有马的,有20来匹,然而他觉得那些马,都不如这7匹马来得好,来得纯,来得有希望,值得他付出所有去收购,收放养,去保护。 这可是铁蹄马啊,在内蒙排名第三名的马。前两名,苏尼特马,乌珠穆沁马,活得还算顺心,而克什克腾的这些铁蹄马,似乎根本没有人想要。 草原不要马了,草原不要骆驼了,草原不要牧民了,草原不要草原了。过去,牧民家家都要养五畜,山羊、绵羊、骆驼、马、牛,它们各有用处又相得益彰,它们互帮互助亲如一家,它们与牧民,与草原,与狼、狗、百灵、云雀、草原雕一起,构成了草原常规也最神圣的景象。 骆驼和马是最先被抛弃的,它们没有用处了。牧民骑摩托车去放羊,养马就成了累赘;又开始有传说马会破坏草原,于是赤峰市政府或者克什克腾旗政府下了通令,一户牧民只许养一匹马,而且多半是骟马,也就是阉了的公马。 宝音达来冒着触犯当地下令的危险,想把自家的牧场变成“铁蹄马保护区”,养着远远走出政令所限的数量。他冒着还不起高利贷的危险,把所有能够召唤一起来的人参与到了马文化协会中,虽然他们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最多只能借贷收养十多匹马。这是他能力的极限,也是他幻想中保护这个种群的最底线希望。他和阿拉腾一样,盼望十多匹马的骨血,能够让铁蹄马的血脉残存。 我们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在8月27日之前,给他筹集到6万元,也许就可能帮他很大的忙。(20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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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企业家们,道德赤字“还账期”已经到来!

企业家们,道德赤字“还账期”已经到来! 刘军宁   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企业家们,道德赤字“还账期”已经到来! 刘军宁 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最近翻读《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记住,声誉与正直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且能够在瞬间化为乌有。”他的搭档也曾 说过:“要赢得好的声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就会不同了。”联想到中国的情形,从最近的学历风波、紫金 排污、奶品毒素等许多事例来看,一些中国企业家很不在意自己的道德记录,甚至亲手毁掉他们在民意心中的道德信誉。 中国的道德生态一直不鼓励培育道德资产,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加上若能得到官权的庇护,逃脱的机会 甚大。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道德赤字反而有利可图,受到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无辜者和追究其责任的人士。所以,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 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 中国的改革本身没有道德正当性,也就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大开绿灯,进而也造就了大量的道德赤字与亏空。三十年累计的巨额道德坏 账是造成今天的改革陷身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正当的事业,必须在言与行上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言行不一的结果,必然是全社会道德生态的极端恶化。 作为改革产物的企业家,终将要为这些道德坏账付出代价。欠下的账,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道德的,早晚是要还的。中国社会、政府、企业都到了为道德赤字还账的 历史阶段。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清产还账,因为道德的瑕疵而带来以亿元计的资产损失。每一个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都将引爆一笔道德坏账,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资产损失。种种迹象表明,前数十年累计的道德亏空,进入了集中清算期!在可见的将来,还将有无数的信誉地雷有待起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 多的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 在中国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是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一贯性压力,一方面是民间对商业活动巨大热情;一方面是经商成就的负罪感, 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方面认为商人无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对财富极端向往。这个社会从未筑起过商业活动的道德防线。中国为什么有 1949年,有1956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当中国人肚子开始饱了,又开始反商了。商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对 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一波波仇富浪潮的兴起,中国的企业家置身于道德地雷阵中却不自知。 一次聚会,有位老板对我说,这几年我没干什     最近翻读《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记住,声誉与正直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且能够在瞬间化为乌有。”他的搭档也曾 说过:“要赢得好的声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就会不同了。”联想到中国的情形,从最近的学历风波、紫金 排污、奶品毒素等许多事例来看,一些中国企业家很不在意自己的道德记录,甚至亲手毁掉他们在民意心中的道德信誉。     中国的道德生态一直不鼓励培育道德资产,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加上若能得到官权的庇护,逃脱的机会 甚大。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道德赤字反而有利可图,受到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无辜者和追究其责任的人士。所以,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 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 中国的改革本身没有道德正当性,也就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大开绿灯,进而也造就了大量的道德赤字与亏空。三十年累计的巨额道德坏 账是造成今天的改革陷身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正当的事业,必须在言与行上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言行不一的结果,必然是全社会道德生态的极端恶化。 并 将承担越来越多的道德重拳。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风险?许多企业家们都有个口头禅:我冒不起这个险,有几万人跟我吃饭,还有我的这么大的家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要有勇 气,谁冲在前面,反正我等着搭便车。我从中看到的是懦弱、滑头和机会主义。我充分理解他们对风险的顾虑和担心。但企业家们通常是一个社会中最务实、最能解 决难题的一群人。我相信,这样的难题难不住他们。如果没有能力在对大义的担当和对风险的规避之间进行平衡,为了避险放弃大义,那么这样的企业家不是真正有 能力的企业家。许多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在大义的担当上畏首畏尾,十分懦弱,另一方面在歌厅里面员工面前豪气冲天。也许,前面的懦弱需要有后面的豪气来弥 补,这样才会有内心的平衡。机会主义的态度终将要付出机会主义的代价。企业家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此,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必须关心政体与正义, 努力造就适合真正的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 总之,企业家不去争取你的那一份,政治就会让你付出你的那一份。要想冲出道德地雷阵,企业家就要证明自己的道德正当性,就要有大义在胸,要与权力划清立 场。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企业家,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不能让人看到这种希望。中国企业家必须从一个盲目的阶层,走向一个自觉的阶层。 进一步阅读: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考夫曼编,李继宏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2010年7月。 原载于:《绿公司》杂志 时间:2010-09-17     作为改革产物的企业家,终将要为这些道德坏账付出代价。欠下的账,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道德的,早晚是要还的。中国社会、政府、企业都到了为道德赤字还账的 历史阶段。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清产还账,因为道德的瑕疵而带来以亿元计的资产损失。每一个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都将引爆一笔道德坏账,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资产损失。种种迹象表明,前数十年累计的道德亏空,进入了集中清算期!在可见的将来,还将有无数的信誉地雷有待起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 多的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     在中国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是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一贯性压力,一方面是民间对商业活动巨大热情;一方面是经商成就的负罪感, 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方面认为商人无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对财富极端向往。这个社会从未筑起过商业活动的道德防线。中国为什么有 1949年,有1956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当中国人肚子开始饱了,又开始反商了。商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对 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一波波仇富浪潮的兴起,中国的企业家置身于道德地雷阵中却不自知。     一次聚会,有位老板对我说,这几年我没干什么坏事,就是钱赚得多了点。他或真或假地把赚钱看是缺(少道)德的事。如果财富不是好东西,那把财富给别人就不 是慈善;如果财富是好东西,正当地创造财富就是最道德的行为。赚钱绝对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道德关怀。企业家要做的不是炫耀你挣了多少钱,而是展现你的道 德情操与关怀。企业家最重要的关怀(最独特的贡献)是帮助社会制造思想,构筑商业与企业家的道德基础。我没有看到企业家们有意愿有行动去为商业活动和企业 家的正当存在构筑道德防线。 企 业家们,道德赤字“还账期”已经到来! 刘军宁 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最近翻读《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记住,声誉与正直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且能够在瞬间化为乌有。”他的搭档也曾 说过:“要赢得好的声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就会不同了。”联想到中国的情形,从最近的学历风波、紫金 排污、奶品毒素等许多事例来看,一些中国企业家很不在意自己的道德记录,甚至亲手毁掉他们在民意心中的道德信誉。 中国的道德生态一直不鼓励培育道德资产,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加上若能得到官权的庇护,逃脱的机会 甚大。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道德赤字反而有利可图,受到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无辜者和追究其责任的人士。所以,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 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 中国的改革本身没有道德正当性,也就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大开绿灯,进而也造就了大量的道德赤字与亏空。三十年累计的巨额道德坏 账是造成今天的改革陷身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正当的事业,必须在言与行上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言行不一的结果,必然是全社会道德生态的极端恶化。 作为改革产物的企业家,终将要为这些道德坏账付出代价。欠下的账,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道德的,早晚是要还的。中国社会、政府、企业都到了为道德赤字还账的 历史阶段。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清产还账,因为道德的瑕疵而带来以亿元计的资产损失。每一个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都将引爆一笔道德坏账, 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资产损失。种种迹象表明,前数十年累计的道德亏空,进入了集中清算期!在可见的将来,还将有无数的信誉地雷有待起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 多的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 在中国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是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一贯性压力,一方面是民间对商业活动巨大热情;一方面是经商成就的负罪感, 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方面认为商人无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对财富极端向往。这个社会从未筑起过商业活动的道德防线。中国为什么有 1949年,有1956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当中国人肚子开始饱了,又开始反商了。商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对 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一波波仇富浪潮的兴起,中国的企业家置身于道德地雷阵中却不自知。 一次聚会,有位老板对我说,这几年我没干什      按照美国哲学家兰德的看法,商人有两类,一类是创造者,他们是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提供创意、作品与研究成果并且获得收益的人。作为创造者,他们不用牺牲 他人就能获得创造性的财富。他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生产者、创造者。他们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信仰、独立的判断、独自的收获,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远大的愿 景和务实的目标。在他们面前,每一个困难不过是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另一类是伪商人,他们是对自己的仪表比对自己的产品更感兴趣的商人,他们借助特殊关系 靠政府转移别人财富来从中获利,并且对商人身份感到自卑与羞耻。她称这些人是二手货。按照兰德的标准,中国能称得上商人的人很少,伪商人却很多。中国没有 商人的道德环境,没有多少道德空间供真正的时代英雄立足。许多本想做真商人的人被迫成为伪商人。     我以为,企业家的重要使命在于为企业家阶层、为工商社会、工商文明构建道德根基。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普遍不在意自己脚下的道德基石,不在意自己处在道德 的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存在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辩护,甚至拱手让出自己的正当性,对来自反商的、反企业家的道德抨击绝对不理 会、不设防。这么做表面看是理性的,但也是短视的。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不去构建这样的道德根基,甚 至参与摧毁自己的道德根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阶层的道德正当性只能靠企业家自我辩护与自我赋予。中国的企业家要想自己脚下立足的是一片坚实的道德根基,必 须在意愿、精力和资源上有充分的投入。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家们及其支持的思想库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应当就是为自己的 道德正当性辩护。     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赢得社会尊敬,仅仅靠炫富与豪气是不行的,这样做在效果上甚至适得其反。要赢得尊敬,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向全社会证明商业与企业家 在道德上是充分正当的,而且还要证明,中国的企业家在社会中是最明大义最有胆识的,最为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命运与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价值冷漠中完全走 出来。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能靠自己的担当赢得国人的信任,那么失去尊敬的企业家在中国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受到尊敬,正是企业家在社会上赖以立足的前 提。在目前的氛围下,私人企业就是政治前面的那个沙袋,敞开面庞与胸膛,完全不设防,并将承担越来越多的道德重拳。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风险?许多企业家们都有个口头禅:我冒不起这个险,有几万人跟我吃饭,还有我的这么大的家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要有勇 气,谁冲在前面,反正我等着搭便车。我从中看到的是懦弱、滑头和机会主义。我充分理解他们对风险的顾虑和担心。但企业家们通常是一个社会中最务实、最能解 决难题的一群人。我相信,这样的难题难不住他们。如果没有能力在对大义的担当和对风险的规避之间进行平衡,为了避险放弃大义,那么这样的企业家不是真正有 能力的企业家。许多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在大义的担当上畏首畏尾,十分懦弱,另一方面在歌厅里面员工面前豪气冲天。也许,前面的懦弱需要有后面的豪气来弥 补,这样才会有内心的平衡。机会主义的态度终将要付出机会主义的代价。企业家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此,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必须关心政体与正义, 努力造就适合真正的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 总之,企业家不去争取你的那一份,政治就会让你付出你的那一份。要想冲出道德地雷阵,企业家就要证明自己的道德正当性,就要有大义在胸,要与权力划清立 场。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企业家,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不能让人看到这种希望。中国企业家必须从一个盲目的阶层,走向一个自觉的阶层。 进一步阅读: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考夫曼编,李继宏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2010年7月。   原载于:《绿公司》杂志  时间:201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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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转载于陈光诚全家被地方警察、政府官员和社会闲杂人等严密软禁之今日。 http://nf.nfdaily.cn/ynxx/content/2010-09/24/content_16149914.htm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北京“黑监狱”专押上访民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 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 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 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 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 权力?   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 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 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 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 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 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 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 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 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 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 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 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 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 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 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 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 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 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 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 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 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 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 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 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 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 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 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 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 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 “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 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 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 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 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 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 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 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法,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 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 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 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 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O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 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 事——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 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 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 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 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 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B: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 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 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 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 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 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 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 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 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 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 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 押人员恐吓、谩骂。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 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 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 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 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让“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 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 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 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 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 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 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 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 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 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制,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C: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 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 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 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 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 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 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 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 人,他看见一个西南某少的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 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 “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 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 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M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 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 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 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 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 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 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注释:   ①:《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被辞退的女警察》。   ②:对关押张耀春的安元鼎特勤人员匿名访谈。   ③:对给安元鼎提供保安以及特勤人员招聘服务的某负责人访谈。   ④:对安元鼎匿名特勤人员访谈。   ⑤:谢其明等人《无锡18市民给新任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的公开信》   ⑥:对谢其明的访谈。   ⑦:对王品仙的访谈。   ⑧:对沈建群的访谈。   对戴月权的访谈。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安元鼎总部。    [中篇] 起底安元鼎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前传: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 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两名投资人分别是:张照华以及郑长兴。其中张照华出资 40万元,出任法人代表。①   总的来说,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却像一家五花八门且毫不相干 的“杂货铺”: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很快,两名涉猎广泛的投资人便发现,要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更专注于一条道路走下 去。2005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业务更加明确: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其注册资本 和法人代表均无改变。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 隐退,张照华在电话里不愿多谈,他说:“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把公司正常转让出去了。”②   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 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1963年出生的张军籍贯地在河北省围场县,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远县城。在清 朝康熙年间,这里被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猎场,自此,当地亦有了一个显赫的名称:木兰围场。到了张军这一代,围场荣耀已被雨打风吹去。每户人家都想着地 里土豆的收成,这几乎是农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张军的父亲参加过四平战役,并因此伤残退伍。在家中,张军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 弟,初中毕业后,张军在围场县车子村担任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被同龄人取了个外号叫:张奈贼(音,满语意为“狼”)。③   1983年后,张军开过石灰窑,但家乡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倒腾“皮货”生意的 经历:头脑灵活,人脉活络,认识的人很多,什么都敢干。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并且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待过。在十多年前,张军带着最小的弟弟外出 闯荡,留下二弟张智在家照看父母。④   张军到北京后似乎做过很多杂活,在与他最早的追随者聊天时,他还会时常透露初来 首都讨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证实的是,在2005年前后,张军就已经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员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安行业崭露头角。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 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⑤   人力资源部成立之日,张军前来剪彩,在挥动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车来 的,非常狼狈。”⑥   但安元鼎扩张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北京,当时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人力资源部大概 有10多家,而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比如陕西、河北等地也有与安元鼎有业务往来的中介机构。以老李负责的人力资源部为例,“保安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 个提成300元,通常1个月能给安元鼎输送100-200名保安。”⑥   保安公司的人员总在流动,而且流动非常快,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这 个行业诟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 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⑥   一名离开安元鼎的保安在网上写他的短暂经历时称: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调查是否 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1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流动量很大,干上3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张军接手安元鼎之初,日子艰难,赚钱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 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 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⑦   到最后,保安公司对人力成本的压榨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 “给他们招聘保安的劳务费是300元,说好是干满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以各种借口赶出去了,最后劳务费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则侵吞了这不 到十天的血汗钱。”⑥   一段时间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给安元鼎办事,他们脱离了关系。2008年,老 李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对面的村庄里新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部,没多久,张军又来找他合作。不过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张军有了私家车,并且容光焕 发。   短短六年历史,安元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 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张军也实现了对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 不久,几经股权转换变更,与之平分秋色的大股东付国有退出,张军以出资30万的金额,成为安元鼎毫无争议的最大股东(其他4名股东分别出资5万元)。此 后,安元鼎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悬殊状态,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变更注册金额为100万元,张军出资额增加到80万,其他四名股东仍保持不变。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新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 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张军甚至将这个契机告诉了远在围场县老家种土豆的二弟张智,“以前日子过得很艰 苦,2008年我哥哥他们成立护送部,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都往他们那里送,规模特大,北京有5个基地和一个总公司,上海还有他的点。”张智说。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 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 标志,臂章为“BEIJING SECUR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 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 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 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 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 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没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 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⑩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 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 了之后,抓着便往车上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 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 入为30万元。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 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仿制军队:下设一个政委、一个 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 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 跟女的谈恋爱。”⑩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 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 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 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 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 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 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 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 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   “地方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 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 跑过三亚、云南。”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 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 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 下来,能拿到三四万。⑽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 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 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⒃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 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⒄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 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 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 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 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⑩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 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 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 一笼络。”⑩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 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 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 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 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 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 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⒅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 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 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 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 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 事。”⑩   注释:   ①: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注册表》。   ②:对张照华的电话访谈。   ③:对围场县围场镇车子村、金子村村支书以及村民的访谈。   ④:对张军二弟张智的访谈。   ⑤:对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的访谈。   ⑥:对安元鼎人力资源部老李的访谈。   ⑦: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表》。   ⑩:对安元鼎现任特保人员的匿名访谈。   ⑾:对2009年两会期间参与押送贵州籍访民行动的安元鼎特保的匿名访谈。   ⑿:对安元鼎护送车司机的匿名访谈。   ⒀: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公司股权变更登记》。   ⒁: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料》。   ⒂:对围场镇刑警队、镇派出所民警的访谈。   ⒃:见记者获得的安元鼎《委托书》。   ⒄:见记者获得的安元鼎《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⒅:对张耀春的访谈。 6月,通州郊区,戴月权和另一名被安元鼎关押过的重庆访民找到了一处“黑监狱”。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内景。 北京四环附近,一处“黑监狱”。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 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 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下篇] 外包的维稳职能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 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 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 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8 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 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 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 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 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 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 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人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 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 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 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 至。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接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 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 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 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 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 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 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 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 丰厚,谁都看得见。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 (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HO一家咖啡馆,坐在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 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 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 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 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 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 “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 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 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 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 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 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 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 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 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 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的,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 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 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 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 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 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 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 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 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 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 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 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 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 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 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 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 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 “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 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 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 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 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 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力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 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 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黑监狱”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化名)视线,是在2008年左右,当时 “黑监狱”的发展已经规模化了。当时在聚源宾馆、金宛宾馆,以及丰台各地的“黑监狱”,关押着不同省份的人。   徐平说,在2003年前,访民们绝大多数是关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类 人构成:第一类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第二类也是最大量的,是随机抓的农民工;第三类则是上访人员。   “他们被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病号区。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们 说,头脑有病。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   据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 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 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 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 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 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地方政府雇保安公司设黑监狱关押进京上访者 2010-09-24 10:26   云南信息报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宪法学者:安元鼎式维稳踢开法制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 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 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吗?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 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 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 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 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 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 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 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在这位法学教授、宪法学者的声音之外,更多的现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没有身份的公民——广西合浦县前女民警张耀春目前正在各地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鉴于一再上访,且被安元鼎关押、遣送多次,当地公安局已经释放出来 信息:即将对她劳教。   上杭县的外嫁女们从拘留所出来后,捏着政法机关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愤慨不 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访,直接的后果便是劳教,她们仍表示正在为下一次的上访做准备,“要抗争,问题解决之前,上访到底。”   对于身在无锡的谢其明来说,他在等一个答复:两个月前,一个据称是北京市公安局 保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核实了他在举报信中列举安元鼎罪行的细节,此后便杳无音信。   注释:   ①:对旧县乡人大秘书的电话访谈。   ②:对林丽萍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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