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身材单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站在法庭上锁的铁栅栏里，作为被告人，他缓缓展开手中的一块黑布，那是一个黑头套，他双手撑开，举过头顶，向身后展示。旁听席上，顿时传出了哭声。   　　也许他没有时间了，无论是否能走出河南省新蔡县，还是艾滋病感染后生命的期限。他的名字，谐音是“添喜”，这个名字，几乎成为他生命中辛酸的反讽。这个受过 18年教育、有6年访龄的23岁年轻人，哭着做出了最后的陈述：“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希望事件发生的源头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我是无罪的，我选择上诉。”   　　2010年9月21日，田喜故意毁坏财物案开庭审理，这是一张让新蔡县领导和卫生部信访办都不陌生的脸——脸上有一些红褐的斑点，脸颊消瘦，尽管刚刚大学毕业，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中年人。曾经的屈辱和酸涩，似乎都写在了过早衰老的面容上，一如他曾对父母说过的：“一个60岁的老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家就他输过血”   　　“你家孩子就是用脑子用太狠了！”邻居们老开田喜的玩笑——这个已经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三天两头还是感冒发烧，淋巴结肿大，成天病着，没有好过5天，贴膏药，输液……母亲陈明贵说过：“我说田喜呀，咋那么多事，成天的病！”田喜开玩笑说：“妈唉，你就要钱不要人。”   　　虽然老喊脑袋发胀，眼不得劲，田喜还是舍不得请假，夜里去输液，“他在班上考了第三名都哭哭啼啼的，最低都得第二名。”孩子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高中最后一年，脑子胀，眼模糊，早晚拉肚子，老发低烧，母亲只要摸到他手心里热，不要三天就得去找医生，“母亲记得有个检验科的医生还说：“咦，这孩子的血相咋恁高吔？血相 2000多，是不是败血症？”   　　母亲琢磨：“他太瘦了，我给他买个皮球，叫他去练习练习。”   　　最后，田喜的病竟是在无意之中水落石出的。2004年7月，县上卫生防疫站和血站普查艾滋病，母亲说田喜咱去检查检查，反正是不要钱，有病了咱就早治，没病了咱就早防。   　　母亲带田喜去检查的时候，孩子父亲田德民说“咱家咋会有那病！”   　　1994至1996年，田德民都在古吕镇新华街道居委会工作，帮助统计卖血的人数，凡是这三年有过卖血史的，都要通知他们去县卫生防疫站检测血液。田德民那时未曾想过，这跟自己家有什么关系。   　　母子俩一起去检查的，结果是母亲没有孩子有———“我们一家就他输过血！”父母这才认定———田喜是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   　　输血，那还是1996年，田喜在古吕镇一小上学，刚入三年级。打闹的同学推了他一把，头上磕了一个包。   　　母亲记得，“孩子哭着回来了，我摸着他头上的大包，看也没有淌血，想着孩子睡一会就好了。”   　　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轻微脑震荡。需要输血。母亲回忆，“当时就把我吓晕了，我说咋能给孩子磕恁狠呢？”当时刚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两年的朱焕春医生(现驻马店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说，给孩子输血，孩子恢复得快些，要不耽误他的学习。   　　田喜当时住院花了1000多元，因为学校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当时保留了全部的治疗收费单据，为田喜赔偿了600多元。这些收据显示，从1996年3月5日到3月12日，作为治疗的一部分，9岁的田喜接受输血4袋，共800毫升，费用总额为272元。   　　艾滋病检查结果出来，是2004年7月，田喜刚刚结束高考。孩子的声音撞着父母亲的耳朵，从前他说，“我下决心，要在全年级拿第一名”，有一次真的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满分900分考了860多分，他回来说：“我终于实现我的梦想啦！”……   　　“我尊敬的张英才老师，我即将和你永别了……”田喜开始给亲戚给邻居给老师给同学写遗书。虽然他的分数是528分，却连学校都没有报。   　　“孩子当时不吃不喝，经常哭，夜里不睡觉，写资料，写遗书，写了撕，撕了写，反复地。”他写了遗书，夜里偷偷地不睡觉，母亲到外头看看，说：“田喜，你咋还不睡觉？”孩子哭，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母亲还问他，你是不是心中有人？他说，有。   　　2004年9月，田喜得到了一张编号为896号的“新蔡县艾滋病人员证明”。病一检查出来就要吃药，药是县卫生防疫站开的，两个月后，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田喜合并有乙肝和丙肝。   　　同年11月1日，17岁的田喜跟随本地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访，为了寻求合理的赔偿和救助，他第一次在卫生部信访办登记。   　　这时候他才慢慢知道，新蔡县是驻马店市继上蔡县之后的另一个艾滋病高发县，2004年4月，卫生部公布了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包括上蔡县、新蔡县等 (新华社2004年4月6日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境内出现兴办血浆产业经济，1995年国家整顿血浆市场，其后不久河南血浆艾滋问题曝光，已祸延之后的一两年，而医疗临床用血或许更为久远(详见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   　　“只有上学一条路”   　　挣扎着，田喜又想着上学了。   　　他说：“妈，现在我也没有钱瞧病，我坐着等死，也是要死。我长大了干活没有劲，我只有上学一条出路，我不上学就没有出路了。”   　　2005年，复读了3个多月后，田喜以508分被北京城市学院录取。   　　当时父亲田德民要去送他，孩子不让送，“那还要掏路费，省下钱给我，我还能上学用。”   　　去北京之前，田喜存了几十张奖状，刚刚得知病情时，他就让母亲把奖状都裱了起来，带在了身边。他对母亲说：“妈，我要是以后有了意外，这些奖状你还可以留下来做个纪念。”   　　田喜上大学之后的事，都是他后来一点点告诉家里的。   　　去了北京的学校，他不能参加军训，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了实话，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体质弱，受不了。老师也劝过他，上学吃力，身体恐怕支持不了，田喜坚持要上学。老师说那你就不能住集体宿舍，你长期吃药，肯定要引起同学们的怀疑，要是知道了，对你的压力更大。老师帮他联系了现在住的房子，那是一个9平方米的地下室，距离学校十几分钟路程的昏暗地下室。母亲后来到北京看病，他连住处都不让去瞧瞧，“他给我说那屋里只能住一个人，我知道他就是怕我们看见难过。”   　　田喜每年的学费是1.4万元，新蔡县政府共从县财政提款3.9万元，支付了学费的80%，田德民每次去领钱，都写下“艾滋病人生活补助”收条。田喜生活费和看病都是自己掏钱，后来母亲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扫地，一个月有50元钱。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时开始，父母在心里悄悄做好了这个准备。上大学之后，田喜买了一部手机———他对父母亲说过：“我的手机只要还响着，就证明我还活着。我的手机要是断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诺基亚手机，不带**，用了好几年，已经都破破烂烂的，看不出啥颜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这部手机从没有断过，24小时开着，母亲任何时候打都是通的。   　　在电话里，田喜哭过，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确确实实难受狠了，他就说：“不要说了……”伤心地挂掉，不再跟父母说。   　　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为在北京上学，田喜目前户籍身份证件均注明为北京市。2009年毕业以后，父母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钱。田喜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份求职信，除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还写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为700元。   　　朋友曾问起工作的事，田喜说，“……没人敢要。”   　　今年春节，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从外地回来，母亲就说，咱照个全家福吧。田喜把母亲给他买的西装翻出来穿上，那是上大学之前买的，花了70元钱。照片上只有他紧抿着嘴角，旁边写着“SWEET EVERY DAY (甜蜜每一天)”。   　　孤独维权者   　　陈向阳(本站注：或为程向阳)在一家艾滋病民间组织工作，他是五六年前在一次会议上与田喜相识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瘦，但精神很饱满。”之后，他两次接到田喜关于河南艾滋病友求助的电话。陈向阳始终感慨的是，“田喜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好，但每次都不放弃帮助病友的机会。”他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绝望消极，而田喜始终表现得积极向上，“我只能说，我敬佩这个年轻人。”   　　曾在民间组织工作的祝丽被田喜叫“姐”，认识之初，细心的祝丽就发现，田喜去哪都随身带着自己的保温杯、自己的床单，吃饭时用公筷夹菜———“有一段时间，他好像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祝丽曾收到很多田喜发来的短信，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好，但短信写得“语言特别美”，“心里特别孤独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问祝丽：“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联系记者报道吗？”祝丽说：“能。”他一下领来了10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丽后来转到北京记者站工作，田喜又帮助她联系采访了许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命运，田喜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大约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来到祝丽所在报社的办公室楼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冷，风又大，这个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里边的T恤衫，上面隐约写着“我是艾滋病人”，祝丽赶紧把他拉到了楼上。   　　“田喜说想公布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劝他，他泣不成声，说，‘姐，我真是太绝望了。’”那是祝丽印象中田喜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后来他再说类似的话，总是带点笑，有点玩世不恭的，“我总隐隐觉得，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他是准备迎头痛击的，尽管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种仇视，是掩盖不了的。”   　　祝丽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组织里做志愿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独，“除了倾听，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即使田喜有意无意地对别人说，“我有个姐，在香港做记者！”祝丽听了，也只沉默着，“这有点孩子气，可也许是田喜保护自己、和别人斗智斗勇的一个办法。”   　　在网民“老虎庙”的印象中，田喜是孤单的，“向来不凑热闹，我行我素，因此我们最初对他的几次劝阻均告失败。”   　　不同于其他访民，田喜早就不屑于递材料，“他要做的是直接与官员对话。”这样的对话要求有很多次，目标从河南驻马店的新蔡县，到省里，后来就到了北京，他成了卫生部的常客。   　　2010年4月8日，国家卫生部办公厅特为田喜印发了一期《卫生信访信息》。其中提道：“田喜的高考、求学和寻求就业之路发人深省，这样的患者在赢得自尊的同时也应当得到他人的尊敬，也是同类人的一个范例。目前，在田喜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谁能向他施以援手？”   　　这份《卫生信访信息》由卫生部办公厅报送各部、厅，各级卫生局，同时也抄送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和新蔡县人民政府。“老虎庙”记得，田喜接到这封《信息》如获至宝，马不停蹄连夜奔回老家，递给了县上。   　　牢狱之灾   　　田喜的小学老师李素萍已经61岁，时隔十几年，她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控制能力，“你就是孩子在他身边打呀，闹呀，玩呀，人家就稳如泰山，在那好好地学习，下课了，我说，你回去玩玩吧，锻炼锻炼身体，他就笑笑——我不是说他超常，他的控制能力特别强。还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也曾私下对田德民说，“我看到的田喜，想法很好，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孩子，很有抱负的孩子。就是现在我也无能为力，看到田喜写的材料我也掉泪，我就是无能为力……”   　　网友“老虎庙”记录，田喜曾被拘留两次。田德民回忆，2009年12月18日，田喜被新蔡县古吕镇领导接回，在家被36人轮流看管。   　　据田德民说，2010年7月23日，在北京的田喜突然接到新蔡县县委书记的短信，大致如下：你是大学生，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你回来我们会解决你的问题，星期一你到我办公室找我。   　　7月23日当天，田喜就回来了，到7月26日，星期一去找，书记不在，8月2日早晨8点，田喜又去找，等了半个小时，县上办公室的人说又去开会了。当时田喜回来后“十分气愤”，对父亲说：“这个领导是在拖我。我谁也不找了，我到医院去。”   　　作为当年输血方的新蔡县人民第一医院，14年来从未给予田喜任何赔偿。   　　于是，田喜去找医院院长李俊洲。   　　“李院长，我来想找您谈谈我当年在医院发生的这个事故。”   　　田喜后来给父母亲回忆，李俊洲当时说，这事我不当家，确实做不了主，你去找县领导，这是社会、政府造成的。   　　田喜非常气愤，觉得“他就是在推脱责任”。李俊洲当时就要关门走，田喜把他办公室的电话、传真机等给摔了。   　　事后田喜对父亲说：“我不找他，找谁？去找县长？找大官也找不着，找小官也找不着，找谁都找不着，谁都不管这个事。”   　　8月5日早上，田喜又去找李俊洲，他悄悄地把钉锤带走，只给父母说了一声“我去找领导。”   　　田喜说，李俊洲锁着门不让进，敲门没有人吭声，他就用钉锤把门的扳手打掉了。8月6日，田喜又用竹签或是牙签塞住了李俊洲办公室的门，“他不让我进，我就天天把他的锁眼塞住。”   　　8月6日下午，田喜被当地派出所拘留。   　　8月7日上午，他被释放，他的家人收到了新蔡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暂缓的处罚决定书。   　　8月8日，李俊洲到家里来看望田喜“我确确实实做不了主。”   　　田喜和母亲商量，“看来应该给李院长送点礼。”母子俩分三次将礼物放在李俊洲家门口，没有人开门，母亲找了半截砖头，砸门没有人应，就把一个铁钉钉进了锁眼。   　　8月17日，田喜被从家里带走。8月21日，他已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关押在河南省上蔡县看守所。8月26日，检察院依法起诉他故意毁坏财物。   　　9月21日，案件开庭审理，法官问田喜对事实是否认可，他说，8月14日我没有砸门锁，但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律师梁小军问，当李俊洲不理你，要你找上级解决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田喜回答：我觉得这个人麻木不仁。   　　检方宣读了公诉词，认为田喜构成犯罪，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在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时，田喜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字——那更像一个最后陈述：“在这次损毁他人财物的事件中，我知道自己是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愿意为个人的冲动行为付出代价，但我是无罪的，我选择上诉。”   　　之后，法官宣布休庭，评议后再择期宣判。   　　10月18日，新蔡县法院通知田喜的父亲，案件的宣判继续押后一个月。   　　最后安排   　　时隔14年，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大夫朱焕春已经不记得当年9岁的病人田喜。那时，他刚刚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两年。提到输血感染艾滋病，朱焕春沉默良久，才说：“今天，追问我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提起诉讼被拒到站在被告席上，田喜也走过了6年。2004年11月，他曾经前往新蔡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以“政府解决，不立案”为由拒绝。2005年、2008年，他又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立案申请，同样遭到拒绝。   　　在地方政府、部委与法院之间徘徊了6年之后，23岁的田喜甚至已经把自己余下的人生作了安排：“若是中途出现意外，愿意将遗体无偿捐给地坛医院医学实验所用。”   　　这是让母亲感到最难过的。在看守所里的田喜，并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想念他的。   　　在年历画上，母亲留下了两张妈妈拥抱新生儿的油画。婴儿皎洁如月光的身体，妈妈安宁而忧伤的眼睛……田喜不在身边的日子，他的母亲无数次凝望墙上这两对母子，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怀抱着健康的初生儿子，他张望这个世界时明亮的双眼，他童年时笑起来的灿烂，他高考后一次又一次伏在小桌子上掉着眼泪写遗书的模样，他去北京上学时平静的面容，他永远不关的手机在深夜里响几声就传出的声音“妈——”   　　在田喜被拘留的日子，母亲没有忘记为门前的几盆太阳花浇水。那是容易养活的一种花，母亲说，只要一点阳光，它就能活，在到处是煤渣、尘土、柴草棒破败的巷道里，它几乎是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生命。在深秋十月阴郁的天气里，它萎缩着花瓣，依然等待着盛开的阳光。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自意见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各地动物园和其他公园立即停止所有动物表演项目。对此，部分公立动物园锌嗾府拨款不足，自负盈亏的野生动物园等待林业部门的安排，市民游客则希望不要“一刀切”。 部分公立动物园叫苦拨款不足 据了解，目前国内多数公立动物园从筹建到日常运营均由国家拨款。“动物园是一个公益性单位，全国的动物园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靠门票来维持生存。如果没有动物表演，对市民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原因，如果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更遑论动物保护。”南昌动物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长久以来动物园拨款不足，如果取缔动物表演，动物园经营将受到冲击，除非政府给予较大财政支持力度，或者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记者从武汉动物园了解到，该园已接到相关通知，园方正在按通知要求研究相应整改措施。但是停止动物表演的具体日期暂时还没有确定。此次住建部《意见》指出，将加大动物园资金投入，但并未出台相应的拨款措施或标准。 “私立”动物园等待正式文件 与公立的城市动物园不同，目前国内多数野生动物园靠营业收入自负盈亏，而动物表演更是最吸引游客的“亮点”。如果3个月内取消动物表演，有拨款的公立动物园尚且叫苦，那么这些野生动物园会面临多大的经营压力呢？据报道，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真要执行，恐怕野生动物园的经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报道，香江野生动物世界目前有大象表演、飞禽表演、白虎表演、花果山表演等四大表演场馆，每天上演着多场动物表演。同属长隆集团旗下的长隆大马戏(与香江野生动物世缗邻)的表演场大得惊人。据报道2007年长隆大马戏年收入已过亿元。如果取消动物表演，那么单单一个长隆大马戏就损失不少。 对于住建部新发出的通知，云南野生动物园有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住建部所出台的这一规定是针对城市动物园，因此云南野生动物园是否该执行此规定，还有待国家林业部门的具体安排，最后决定是否有新的调整。 深圳野生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相关负责人昨日均表示暂未收到相关文件，等接到正式文件后，会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在接到通知前，表演会照常进行。 深圳野生动物园面临新挑战 昨日见诸报端的住建部通知，自然引起深圳媒体的关注。 作为深圳惟一一家动物园的深圳野生动物园，深圳市野生动物园的设计、建设，跳出了国内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笼养模式，各种动物可以在开阔地带自由活动，使它们回到原来的生态环境。整个园区划分为三个区域，即食草动物区、猛兽谷、表演区。表演区内有动物瞭望塔、动物表演场、水族馆、猴山、杂食动物馆、美洲鬣晰馆、猿猴村、中型猛兽馆、熊猫馆等，每天各座表演场馆均安排多场精彩的动物表演，特别是每天下午40 分钟大型动物广场歌舞剧《百兽盛会》，吸引着众多游客。 记者昨天在采访中了解到，自深圳野生动物园开开放式动物园之先河后，国内陆续问世了近30家野生动物园，但近年来大多经营亏损纷纷倒闭，仅有番禺长隆、上海和深圳野生动物园等三四家动物园经营良好。野生动物园由林业主管方面审批，以往传统动物园则由城管局审批，属于多头管理。现在动物园均已经企业化，作为企业就要考虑生存问题。尤其是深圳野生动物园通过改制已经由国有变为民营。昨日，该园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家都在观望，通知精神刚出来，还要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但对于以动物表演吸引游客赢得门票收入，来维系园区动物的饲养、维护及人员的开支的运营方式，一旦取消动物表演，无疑对于包括深圳野生动物园在内的国内动物园，是一场生存上的大挑战。 游客认为叫停不应“一刀切” 住建部的《意见》发布之后，记者在动物园采访了多位游客。他们对“一刀切”地封杀所有动物表演却持有不同意见。 带着孩子从四川来深圳旅游的刘女士说，早就听说深圳野生动物园的表演很好看，特地带着孩子前来观赏。“如果动物园仅仅是把动物关在笼子里展示，可能就缺少了一些趣味，那样的话动物园对孩子的吸引力就会小得多”刘女士说，“通过适度的表演可以展示不同动物的特性，比如猴子的聪明、狗熊的笨重等等，可以帮助孩子很快地了解动物”。 还有游客表示，动物表演如叫停，家长只能通过图片或更抽象的方式，向孩子们描述精彩的动物表演。也有多位游客表示，如此精彩的动物表演，只要保证安全、不虐待动物，应该保留下来，取消很可惜。 长沙市民则表示动物表演也有好的方面，据一位胡姓游客表示，因为动物表演可以增加运动量，开启动物智慧，增强动物的免疫力。另外，动物表演还能增加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促进人与动物的和谐。 《意见》摘登 各地动物园和其他公园要立即进行各类动物表演项目的清理整顿工作，3个月内停止所有动物表演项目。 动物园和其他公园内严禁开设野味餐厅，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禁止非法销售野生动物产品。 禁止将动物园、公园动物展区、动物场馆场地或园内动物以租赁、承包、买断等形式转交给营利性组织或个人经营.

 2010 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峰会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这次峰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 “促进全球技术产权交易，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为主题。来自联合国相关部门、政府机构、专业单位和相关专家共同应对南南国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技术、资金、专业知识问题，提出用技术产权交易的方式降低碳排放。 技术交易减排 “两全其美”     实现碳减排，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项目。此时，技术产权交易平台能派上大用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需求，也面临着环保问题的压力。但技术、资金等往往是限制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否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记者看到不少双赢的例子：泰国与越南稻壳板技术交易、中国与贝宁黄麻纤维绿色技术交易、越南汽车城项目等，都通过南南所的运营，成功实现了技术转移与经济发展。比如，在中国与贝宁黄麻纤维绿色技术交易中，我国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培育出的新型的黄麻品种，可以在荒地、盐碱地、低洼湿地和干旱地上大量种植，使废地变良田，吸收二氧化碳，改善环境。通过南南所的牵线搭桥，该项技术被引入非洲，建设了 “绿色黄麻产业园区”，既改善了当地环境，还吸纳了当地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员就业。在这次峰会上，非洲国家贝宁、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举行了签约仪式，表示将进一步扩大该技术转移的应用面，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有关方面指出，相比购买碳交易量这一减排方式，选择一个 “绿色”项目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拥有广泛资源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可以给相关地区、企业提供足够的选择。比如，本次会议主办方之一、南南技术产权交易所即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和国内多家机构合作设立的，南南所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 23个国家建立了25个工作站；截至2010年9月，交易系统项目挂牌量累计超过1600宗，其中发展中国家挂牌数量接近80%，累计成交金额13亿美元。     与此同时，技术产权交易平台还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同样缺乏资金、技术、能力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技术转移机制这一 “技术+资金”的新型产业协助机制再次为上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下专设有南南全球环境能源交易平台，主攻清洁技术。通过南南系统的电子信息平台及相关配套服务，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 “造血”机能，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打破 “单方面游戏规则”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南南峰会上，首个由中国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体系正式发布。据介绍，根据这一标准测算的碳排放量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这也为通过技术产权交易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实现碳补偿提供了有效依据。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全球低碳市场的兴起和碳交易的活跃，碳金融有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碳交易市场必须首先制定一套完整的、有公信力的、适合中国的碳减排标准体系。     在此前的国际碳交易中，项目认定、减排流程、核算方法等标准都由买家制定，卖家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往的买家是清一色的发达国家，卖家则是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碳交易称之为 “一个由买家单方面制定的游戏规则”，言下之意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标准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中国、印度等一级碳交易市场达成的每一笔交易，价格都比在欧洲的二级交易低一半以上，导致 “倒卖”碳减排项目成为一种 “灰色”新兴行业。     和其他行业一样，碳交易领域的标准之争也是利益和市场之争。新发布的中国标准无疑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体系包括章程、碳减排技术标准、碳交易标准、登记注册核销流程、调解与仲裁规则等。通过 《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审定与核查的碳减排量具有国际权威性，为国内外市场所认可。另外， 《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在碳减排领域也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标准，体现了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科学的国际高水平的碳减排标准。更重要的是，凭借这一标准，将有助于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以提升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不过，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尚处于激烈博弈过程中，有关碳排放的标准之争也不可能随着中国一方面的标准体系制定而告一段落。因此，作为承担碳交易重要环节的技术产权交易平台、进行碳排放量测定盘查的中介机构，依旧有责任承担起总结经验、分析数据，完善标准、更新标准的责任，使中国的碳交易拥有最新的“尺度”。 小心无序化竞争 “拖了后腿”     虽然技术产权交易能为碳减排出一臂之力，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关人士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不少机构都看中这一方式，导致信息重复、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规范和整合现有的资源。     业内人士坦言，以环境能源技术为主要交易产品的机构逐渐在国内出现泛滥之势。一方面，这些机构的项目大多同质化严重，重复建设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产权市场以及排放权有属地性的特征，地方性壁垒与封锁难以支撑碳市场的交易流通。在实际运作中，部分交易机构的成交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迫使部分机构为了生存，改变了原本碳减排的设立目标，将主营业务改为与碳排放权交易关联度不高的 “边缘”项目，甚至是与碳交易没有直接关系的投融资业务。     从目前碳市场的供求双方来看，供给方包括项目开发商、减排成本较低的排放实体、国际金融组织、碳基金、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咨询机构、技术开发转让商等。需求方有履约买家，包括减排成本较高的排放实体；自愿买家，包括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准备履约进行碳交易的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后，则担当了中介的角色，包括经纪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机构。此外，还包括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起设立的“气候组织”等，在世界范围内充当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但不论是哪个领域的机构，专业性强始终是交易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专家指出，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交易机构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需要高端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无序化的竞争将直接影响碳减排与技术产权交易间的关联度。对此，有必要规范相关交易机构的行为，实现交易方式统一化、规范化，既能避免恶性竞争，也能提高中国碳减排的专业水准。

卢思骋，中国NGO天津会议系列活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总协调人。该活动由GCCA(全球气候活动)组织资助。卢思骋曾担任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总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2010年10月，卢思骋被评选为香港2010年度十大杰出青年，这是由国际青年商会每年颁发的奖项。 孟斯：评价一下这次NGO的整体活动，亮点和问题各在哪里？ 卢思骋：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共有60家中国NGO参与，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多样化、合作紧密、活动最密集的集体亮相。 我们在8月初才知道会议将在天津举办。在不到八周里，中国NGO准备了20多场活动，发出了《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不仅把大家原来的计划放在一起，而且整合了一些活动，如世界自然基金会、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手举办了关于企业创新的边会，还举办了山水、道和、乐施会、绿色江河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边会。 我们的活动赢得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肯定。如来自GCCA(全球气候活动)的同行说：“这次中国NGO的活动，比起过去任何气候变化谈判举办地的当地组织活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斯：协调组织中暴露出来中国NGO的主要问题是？ 卢思骋：问题很多。最大困难是对气候变化的认识、经验很少，所以虽然竭力展示出了很多东西，但是真正的参与不够，弥合公众参与和政策倡导之间的鸿沟做的不足。 首先看出平时工作还不够扎实。中国NGO促进公众和政府的改变有过成效。如2004开始倡导空调温度不高于26度，到2007年，国家发布了通知，规定所有公共建筑物空调温度不高于26度。无车日也是另一个成功的案例。但2004年倡导以来，多少人参与了这一活动？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都没有统计。再比如，很多NGO倡导换节能灯、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太阳能和风电的路灯，但没有对效果、数量的统计。中国在这些方面有没有值得推广的经验、技术？我觉得NGO还可以做很多具体、扎实的工作。 我们虽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范围、公共参与的深度、持续性都不够。在南南合作方面，也缺乏交流，可以说还是局部的成果。 我们这次也重新发现本地NGO做的很多工作，在边远地区做的案例很好。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的林地项目、芜湖生态中心的垃圾发电项目。但好的实践还远远不够。 孟斯：气候变化谈判很复杂，中国NGO跟踪谈判方面做的如何？有多少人做这方面工作？ 卢思骋：本地NGO参与谈判的能力还很薄弱。中国本土NGO能跟进谈判的不超过5个人。在本土NGO中，没有一家有全职跟踪谈判的人员。 中国本地NGO必须学习谈判知识，忍得住熬人的功课。不能指望没有下功夫就要求影响力。 另一方面，这也关系到民间气候保护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定位。中国环保圈很容易有一种“二分法”思维，认为在社区实干的是扎实的工作，而诸如跟踪、分析谈判则很遥远。但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地方上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国家某些鼓励或抑制政策所致，政策不变，再多的个案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时也和国际谈判大环境有关。 比如公众在社区里反对建焚化炉，表面是社区的问题，但实际有全球的因素。为什么中国要建那么多焚化炉？这与全球消费行为增加、垃圾产生有关，也跟发达国家淘汰焚化技术、因此焚化企业要寻找新市场有关。比如海南岛现在受水灾影响的人，难道不是之前气候变化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的受害者吗？ 所以本地问题和国家政策、国际谈判是连成一线的。但现在中国NGO的问题把这些点割裂开，没有建立联系。 孟斯：中国NGO在宏观政策、国际谈判方面工作很少，是否与他们对自下而上的影响力没有信心有关？ 卢思骋：我觉得没有关系。从26度、无车日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NGO的行动可以带来国家政策的改进。近几年我们看到政府与NGO携手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空间越来越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天津与NGO见面时说，中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行动，希望NGO能发挥重要作用。他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能够经常和国内的NGO交换意见，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一些监督意见，也希望我们能经常进行一些对话。 许多案例也证明这点。比如马军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推出的水污染地图，基于信息公开，让更多公众参与进来，也使政府推动信息公开的初衷得以更好的实践。 孟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NGO的一个作用是连接公众与谈判，比如将公众呼声转换成对谈判的推动。但即使是去年哥本哈根会议NGO的大量活动，也没有影响谈判结果。 卢思骋：压力的效果不一定体现在当下，有时是埋下影响的种子。哥本哈根从是否达成协议看是个失败，但从公众教育看却是空前成功。现在很多媒体开专版、专栏，民间对气候变化密切关注。 有些批评说中国NGO在哥本哈根是走过场，没有什么实质参与。这也许的确是一部分事实，但不迈出这样的第一步，就不会走出第二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没有哥本哈根会议，也不会有这次“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系列活动。 孟斯：你担当这次中国NGO系列活动的协调者，有什么压力？ 卢思骋：有两个担忧驱动我承担这份工作。第一，这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第一次开在中国，如果中国NGO不能克服各种分歧和差异，让国际NGO和媒体看到我们有意义的参与，那么我们参与未来的气候变化活动，在机会和空间上都会有影响。第二是国际社会很多不了解中国国情，因此它们表达意见时的方法未必会恰当或有效，一旦引起一些过激的反应，恐怕会影响中国NGO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议题。 孟斯：协调NGO的活动，是否要跟政府充分沟通？ 卢思骋：这次天津会议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么高规格的联合国会议。而1995年中国几乎没有NGO，这次则是有60多家本土NGO活跃在场内外，国际NGO不少于两三百家。这是历史性的，对于公民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里程碑。 为此我跟有关部门有很多沟通。很大程度有赖于我过去工作中，同有关部门建立的个人信任。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 　　过去：银川“新公民”，对“有学上，上好学”的期盼 　　清晨的银川，公立学校门口停满了各种汽车，穿戴整齐的小学生们在父母殷殷期望中，穿过宽阔的操场，走进明亮温暖的教室，开始新的一天。同一片蓝天下，在城市边缘农民工子女学校简陋的校舍里，这些城市的小“新公民”们正在用冻的皴裂的手艰难地写字。另一些孩子，在市场、工地或一家人蜗居的出租房里，继续着他们没学可上的童年。 　　接受义务教育是儿童最基本的权利，这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而从调查中了解到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情况看，他们的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保障。在银川，30 多万农民工中，6-14 岁的学龄儿童占3.6%，达1 万多人，而其入学率只有12.5%，也就是说，87.5%的农民工子女是无学可上的。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 　　现在：孩子们的乐园，新公民学校的新气象 　　“作为农民工的子女，我们做梦都盼着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在一所漂亮的学校学习。如今，我们梦想实现了！”六年级的尚昊龙的发言，道出全校1300多名学生的集体心声。2010年10月20日上午，银川市兴庆区新公民小学(兴庆区二十四小)在和煦暖阳中举行隆重的揭牌仪式。 　　这是新公民学校大家庭的第九位成员，南都公益基金会以200万种子基金成功撬动政府3164万元(不包括征地费用)建校资金，建成这所专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目前，学校共招收3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320人，其中农民工子女学生有1238人，占在校学生的94.3%。 　　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而言，新公民学校的设施和条件是他们曾经不可企及的梦想。银川市兴庆区新公民小学占地42亩，建筑面积9800平方米，宽阔的校园里有新建的教学楼、办公楼、操场、人工草坪…… 电脑室、多功能厅、图书室等大多只能在公立学校看到的先进设施也一应俱全。 　　“我们的娃娃能上这么好的学校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学校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帮的都愿愿意帮！”家长兴奋地表示。校的总务主任苏老师提到，开学前学校需要摆置课桌椅，都是热情的家长们过来帮忙完成的，忙完连水都不肯喝一口。 　　家长的欣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政府强有力的利民惠民政策。除了各级政府对新公民学校的巨额资金投入之外，兴庆区还逐步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费、借读费和农村学生的课本费，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纳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范围，实现了义务教育的一视同仁政策。“银川政府堪称贯彻教育法，实施教育公平的典范。”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学校揭牌仪式上说。 　　然而，与希望工程仅仅关注学校硬件建设不同，新公民学校更聚焦于办学模式创新等软环境的建设。作为“新公民计划”的子项目，新公民学校核心愿景是“汇聚各方力量，建构公益性学校，使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创造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为特征的公益办学新模式，构建政府、社会和学校合力办学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很多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投入不少，但由于公办学校的“大班额”压力和“洼地效应”引发的顾虑，仍然力有未逮。为了从长远角度解决问题，打造公益资源平台是值得探索的道路。 　　银川新公民学校在这一点上有了新的突破。揭幕仪式上，社会各界为学校捐款达123万元，南都基金会的种子基金起到了预期的撬动作用。除此之外，由华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尚君发起的“新公民小学爱心传递基金会”与学校一并揭牌，这将发展成银川新公民学校吸引社会资源的长效平台，具有相当的实际价值和创新意义。而新公民学校的非营利性、公开透明财务制度、校董会独立管理等特点将为社会募资提供良好条件。 　　而新公民学校带来的新气象还远远不止这些。以“唯真、爱人、乐知、自胜”为核心价值观，新公民学校志在探索适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其公民概念的明确，使公民意识深入了孩子们的精神，他们不再是城市的边缘人，而是这个城市的新公民。从教育内容上而言，新公民学校将针对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大、家庭教育薄弱、社会融入困难、初中后教育的出路困难等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例如引进在香港和其他发达社会行之有效的学校社工体制，从孩子所处的全面系统出发，挖掘自身潜力，改善家庭环境，链接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新公民学校将珍视流动儿童的特点，从他们的优势出发，培养他们独特的能力体系。例如，银川新公民学校将通过“新公民少年园艺师”、“西北手工艺术坊”等校本课程，注重孩子们动手能力和坚毅性格的培养。同时，学校还将大力推行教师发展计划，提高教师的素质和待遇。 　　新公民学校银川之路在社会的强烈需求及大力支持下正式启程。这是新公民学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的道路更加开阔，我们的信念也越发的坚定。这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对孩子们的期待。银川温暖的秋日阳光里，是孩子们更加灿烂的微笑。 　　“很多伟人，他们的童年有过迁徙的经历。农民工孩子，现在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社会不要排斥他们，要接纳、关心他们，让他们很好的融入城市，也许多数的孩子可能发展不如城市的孩子，但是里面的精英，将来有可能成为我们中国的伟大人物。” 　　–徐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