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重庆日报』今天头版发表题为“违法违纪不得人心”的评论员文章痛批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对重庆改革发展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该报以“身败名裂”、“可耻”，“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不齿”来形容薄王事件。并使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大快人心，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违纪违法不得人心”来表白忠心。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套很夸张，丝毫不留余地，非常绝对的遣词造句正是中共在文革期间广泛使用的词汇。 北京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严控舆论的程度，香港『东方日报』引述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过去只有1971年的“林彪出逃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央才出现全力动员各界表态支持的举动。显示薄案问题比想像严重。 重庆当地盛传，当局已经下令，禁止全市党员干部再提薄熙来早前主政重庆的政绩和口号。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4天发表批薄文章，『人民日报』在短评中称，“不管谁犯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实施，任何犯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都没有擅权营私的特权，谁都不能存一丝刑不上大夫的侥倖”。 中国当局以官方媒体批薄稳住局势，对此，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记者联合会则发出新闻表示，对中国当局审查媒体报导薄案的做法表示失望。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办公室指出，像薄熙来这类的案件“媒体有责任报导和调查”，而不是仅仅“重新刊载当局所公布的资料”。  

旅居欧洲的华人继续悼念方励之先生。六十岁的六四工人领袖陈忠和先生和四十岁的八九学生汤志敏女士，认为他们是受方励之影响的不同群体的两代人；呼吁海内外人士努力，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方励之先生魂归故居中国入土安葬。 四月六日，被誉为中国的萨哈洛夫的著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方励之先生的去世，在欧洲华人中引起的悲痛和悼念仍在继续。关于方励之先生的去世，记者采访了八九年时的工人领袖陈忠和先生，和八九年时的学生运动参加者汤志敏女士。   陈忠和先生在八九民运后受到迫害，后又在九八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而坐牢七年，去年流亡荷兰。他对记者说，“听到方励之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于八九六四来说，他是属于灵魂式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看到方励之的名字就看到了六四。所以他突然去世，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也感到非常的悲哀。”   对此，陈忠和先生回忆说，“六四能够那么大的规模地发展起来与他的熏陶和启蒙是密不可分的。方励之先生当时实际上是属于体制内的人物，什么都不用忧虑的情况下，他能够大胆提出要求中国的民主走向，特别是对学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当然很多工人也听到看到他的讲演的内容，所以实际上也受到他很大的启发。六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他在全国都有影响。”   汤志敏女士，在荷兰出版过《流泪的天安门》一书回忆六四，关于方励之先生对她那一代人的影响，她说，“我自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期在北京上学。我一直认为，这个阶段是中共建政以后在大学校园中最最有生气，最最有活力的几年，正好我赶上了。那个时侯方励之先生把人权、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带给了我们这代人，这些被共产党教养的一代人身上。以致在最后我自己走向了天安门广场，无意之中，并不是非常清楚这场运动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卷入了，我走上了，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汤志敏女士认为推动对于六四的记忆和反思，推动学运是对方励之先生最直接的悼念：“我有个想法，我总觉得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像方励之先生这样的人，作为牵头人，作为中国的一代思想领袖，他这次在中国的清明节和西方的复活节之间去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四月份五月份九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的学生运动的黄金时间，他在这个时期去世能够对促进中国人，以及世界对于六四的反思和悼念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此，汤志敏女士更进一步提请人们关注，在悼念方励之先生的时候国内传来的一个要求：“在这个时候，正好从国内传来，一些人希望海外的民运人士能够放弃各个派系间的误解，共同努力让方励之先生的遗体能够回国安葬。”   为此，汤志敏女士与陈忠和先生共同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尊重中国人的传统，立即允许方励之先生魂归故乡中国入土安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众23公里长跑纪念六四、悼念胡耀邦方励之。 香港民众星期天（4月15日）举行长跑活动，纪念八九民运，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星期天是胡耀邦病逝23周年，此次长跑纪念活动全程共计23公里。 参与者从香港城市大学起跑，途经每年六四烛光晚会的举办地维多利亚公园，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地，以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楼作为终点， 长跑在早上8时45分开始，寓意八九年（香港人称8时45分为“八点九个字”）。 在起跑前，民众默哀一分钟，向胡耀邦、六四死难者以及日前在美国逝世的民运重要支持者方励之表示哀悼。 抵达终点后，代表在中联办门前摆放民主像并献花。 香港警方在中联办外架起金属路障。有记者因不满采访安排，与警员理论。

作者 小青 西藏喇嘛频频自焚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不少西藏维权人士和汉人知识分子以及异议人士均呼吁喇嘛不要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也呼吁各界关注藏人问题。最近，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在前哨再次发表文章分析喇嘛自焚事件，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为各位摘录安琪的文章。 无知和偏见 文章指出。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钱不能买来一切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应该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周四发表文章说，薄熙来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领导层最严重的分裂。 对薄熙来和他妻子的指控似乎正好向那些早就想把他拿下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借口。 中国政府4月10日宣布薄熙来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经济学家》的文章说，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监禁过两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对两人的指控都是贪腐。然而比起他们两人来，薄熙来在中国政坛是个更重头的人物。他更有魅力也更受人欢迎。同时薄熙来还有“纯正”的家庭背景和党内强有力的盟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薄熙来引发的斗争格外不寻常。 《经济学家》观察到，即使在3月15号薄熙来被免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仍有许多人相信薄熙来能保住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至少到今年秋天的十八大。文章评论说，中共领导层在沉默了4个星期之后才对薄熙来解职有了某种说法。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共产党高层领导在如何处置薄熙来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     《经济学家》的文章分析道，薄熙来党内的对手显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如此彻底的将薄熙来清洗。不过他们面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完结。 在中国政治中，薄熙来受到“新左”势力的拥戴。他们认同薄熙来花大钱搞公共福利的做法，也认同薄熙来对国有企业的偏好。 文章指出，中国总理温家宝屡次提到的政治改革出现突破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领导层担心十八大权力交接前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影响稳定。 不过至少可以令薄熙来的敌手们松一口气的是，薄熙来的倒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反弹。上个月重庆有两个老人打出了支持薄熙来的标语，结果很快被警察带走，而后释放。4月6号，北京当局封闭了几个发表文章支持薄熙来的左派网站。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用列宁主义式的老调，要求人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经济学家》的文章最后评论说，批评薄熙来的人总是指责薄熙来试图打压迫害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那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的人似乎也并不容忍任何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