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薄熙来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据4月10日新华社报道，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薄熙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其交中纪委立案调查。由于有故意杀人嫌疑，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勤务人员张晓军也被送交司法机关受审。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务实派将薄熙来彻底从中共权力中心剔除的果断行为，引起了政改支持者和中共党内右派的一片欢呼与认同，人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报以更大的期望，希望中共能借此契机尽快地在政改方面有所作为。而薄熙来的落马自然地向关心中国政改的人士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究竟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开放有什么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改就一帆风顺了？ 拿下薄熙来对启动政改有利 薄熙来被排除中共权力核心之外，表明北京改革派在党内进一步掌控了权力，改革派和自由派实力增大，党内改革思想可能成为主流。以薄熙来为旗手的新左派在中共权力中心的失势，为政治改革扫除了一大障碍和铺平了道路，阻止了社会可能的倒退和文革悲剧的重演。但是，这不等于中国的政改就一帆风顺，指日可待了。 中共在政改上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和挑战 即使中共高层改革派大权在握且有意立即进行政改，然而他们却面临着几个难以对付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是，政改从何处入手或到底要改什么。如果政改不从平反“六四”，开放党禁报禁和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等入手，那中国的政改就失去了意义，就不成其为政改。而平反“六四”和开放言论自由等措施又是中共体制的大忌和致命伤，一动就会伤筋动骨，就需彻底改制。 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魄力来接受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从平反“六四”来看，中共直接面对着如何定义“六四”、追究镇压责任人和重新解读集会结社自由等宪法所允许的公民权问题。 如果北京政府将“六四“定性为合法的学生及公民运动，那公民集会请愿表达其政治诉求的活动就是正当的，镇压该运动的责任人就该受到法办，学生和市民实现政治民主的要求就应得到落实。这样，中共就得真正开放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与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就将面临一个接受公民公开批评和监督其言行的事实，就不能再搞一言堂和一手遮天，就得接受人民议政督政乃至参政的诉求，一党独断的政体就难以为继，整个体制就得脱胎换骨。 其次，虽然薄熙来被拿下了，新左派遭到重创，但左派势力在中共党政军中仍然有其基础和代理人，且在民间也有一定的拥护者群。这些左的力量和思想对政改仍有很大的阻力。再则，除左派外，即使在改革派中，持彻底政改态度的人也不一定占多数。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他们在严控舆论和封杀异议分子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都不容许任何异议和反对声音的存在。党内各派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现存体制，政改对他们来说或许就只意味着失财丢权。 另外，在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上，中共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或者还是党内权大者大的问题，北京至今是无法正面回答的。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当权者说了算，党和政府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等人治或专权现实，根生地固，难以改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这些对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大的挑战。不真正实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不解除党禁报禁），不最终停止对政治和异议人士的迫害，不改变党大于法和政大于法的人治现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前途，就只能是徒有虚名，就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政改需要诚意、勇气和魄力 尽管问题和阻力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改就完全没有可能。只要北京的改革派真有诚意从根本上进行政改，能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就象处理薄王事件一样），下决心改变中国现存的集权体制，中国的政改就有前途，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从二十多年前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变到今天缅甸的改革中可以看到，由集权制度到民主体制的和平及平稳的转变是完全可能的。关键的是，只要统治集团中的要害与实权人物自身愿意或要求转变，顺应民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个政治制度和平而有序的转变以及朝野之间的和解就有可能达成。 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启动，启动后又能走多远，就得看北京的掌门人有没有或者有多大的诚意、勇气和魄力了。但愿，未来中共高层中能涌现出真正敢于改变专制历史和创造民主未来的大无畏者来。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按键 tougao@bbc.co.uk

无知和偏见   文章指出。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钱不能买来一切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应该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