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中选网上历史学者章立凡的博客文章回顾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准确说法应该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况且，“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就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每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会出京沿途宣讲，大造舆论扭转形势，你别说，这法子还真是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71年最后一次 “巡视大江南北”，一路上不断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当年也被称之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凡是发表了重要讲话的主要领导人的“南巡”，往往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话说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了他所自称的一介“平民”，但却仍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平民”。而在此之前几个月，震惊世界的89“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了倒退，不仅如此，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舆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的这场六四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多拉之盒，曾经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因为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90年10月实现统一；而一年之后发生的“8.19政变”则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一个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国内那些否定改革的人们也趁机打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并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在国内外这种政治气氛之下，邓小平亲手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岌岌可危，甚至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机。此时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的邓小平，两位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已经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绩。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 从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文章又说，在此次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始终陪伴左右，显示出他的抗争已经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够迅速扭转中国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果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作出积极响应，随后“南巡讲话”又被整理成为中央二号文件下达，并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回首历史，在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记录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如今，“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2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15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繁荣的背后，则是极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究其原因，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通篇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可以说，当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重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了89“六四”之后遭遇国际社会空前孤立的难关，缓和了国内外种种矛盾。这固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但从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却是严重的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综上所述，章立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这在无形中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事实上，中国执政党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就是在与自己为敌。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也就很难自我修复。总而言之，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又在利用维稳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是最缺德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一边以国家主人作为假想敌，一边又在用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则无疑是最愚蠢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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