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六四”事件周年日前夕，一些资深国民党立委发表政见，呼吁政府对六四明确表态，两岸不应隐晦六四。与此同时，人权团体抨击马英九见中国人权形势近期恶化坐视不救。 *表态压力* “六四”事件22年周年前夕，台湾总统马英九再次面临表态压力。6月1号马英九在政治大学时，中国大陆的一名女交换生询问他是否出席4号当晚台北自由广场的纪念会。马英九说，由于其他行程安排，他不会出席，但会4号上午就“六四”发表声明。 马英九在政大还说，关心六四不是炫耀台湾民主，而是希望大陆能宽待异议人士。他对六四的“有些感动至今不忘。” *台湾法宝* 国民党立委邱毅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回答美国之音就六四议题的提问时说：“人权、民主、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面对六四，也就是明天，台湾应该做一个清楚的表态。台湾的什么东西赢大陆？就是人权，就是民主自由。” 邱毅委员称六四事件，是“现代社会里难得一见的泯灭人权的惨案”。 *不隐晦六四* 国民党籍立委吴育升今天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并不隐晦六四问题：“我们认为，以台湾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中国大陆应该用比较开放的胸襟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六四经过这么多年，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改革，也不断在开放言论的自由，还有民间的尺度，政府的作为。大陆官方的作法，很多事情其实都已经走向开放。” *六四是沟通两岸的一个渠道* 吴育升委员接着谈到，大陆对马英九“六四”立场有误会。他说：“当年台湾谈‘六四’大陆很不解，或者不谅解，对马英九先生有很大误会。我觉得从今天来看是不必了，因为‘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的发展，无论从人民的交流，还是准官方互动，我觉得各方都可以重新调整和定义我们所认为的人权、自由、法治的民主价值。从这一点上讲，六四反而是串起两岸沟通的一个很好渠道。” *人权团体再发声* 今天上午，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委翁国彦律师说，六四惨案非但没有平反，中国大陆最近人权状况更加突出。 他说：“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不少人权事件，包括去年知名作家刘晓波先生，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就是今年初，受北非和中东地区民主运动的影响，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有茉莉花集会。” *三诉求* 他说，期间许多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受到逮捕和软禁。他们认为，面对中国大陆严峻人权状况，马英九对两岸经贸议题的热情，数十倍于平反六四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会人权团体向马英九提出三项诉求：要求中国平反六四，停止打压维权律师，以民主、人权和法治作为两岸对话和交流的基础。

北京的民主人士六四前遭打压，夏业良被警告不能参加任何有关六四的纪念活动；异议人士查建国、何德普、刘荻等人被软禁在家。而香港支联会呼吁大陆人士到香港一起点起烛光悼念。 六四22周年前夕，众多维权人士、民主异议人士遭到当局控制，受到恐吓和骚扰。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星期三在微博中透露，曾在半夜接到骚扰电话，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拔掉电话线，他说如果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让他放弃赴美做访问学者， 那他完全可以奉陪，大不了再逼死一个北大教书匠。本台记者星期五就此致电夏业良，“在微博上看到您被警告不能参加任何纪念活动。” 夏业良：对。 记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夏业良：我最近几天都不能接受采访，所以说我今天也不能接受采访。他们给了很多带有威胁的话，就是如果我违反了他们的话，就会给我带来一些问题。   北京维权人士刘荻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谈暴力与非暴力。她写道：总有人用非暴力抵抗遭到暴力镇压的例子来说明非暴力的不可行，难道暴力革命不会遭到更残酷的镇压吗？一个不允许非暴力抵抗的政权难道会允许暴力革命吗？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增加了政权进行镇压的难度，降低了参与者的风险，这正是非暴力抵抗的优势所在。此文章发出不久之后，刘荻便遭到当局的严密看管，行动受限。   除刘荻之外，北京的异议人士查建国、何德普也在六四前行动受限制。查建国提到公安的警告，“六四马上到了，你不能够接受外国采访，不能够写关于六四的文章。后来我就说，你们这些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作为公民，是可以对某一个具体事件发表自己与执政党、与政府，甚至于法律判决不同的意见，你们禁止我发声，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   查建国还说，6月4日将绝食一天，以此纪念，这也是坚持多年来每逢6月4日24小时绝食的习惯。   而在周六“六四”22周年当天，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将和往年一样举行维园烛光晚会，这是第一次没有已故主席司徒华在场的六四烛光晚会。   支联会新任主席李卓人表示，中共白色恐怖已渗进香港，他呼吁市民踊跃到维园用点燃烛光向北京当局抗议。李卓人并呼吁大陆人士到香港一起悼念，“因为国内同胞到香港比以前是容易很多，再加上现在10%的香港大学生都是从国内来的，他们来到香港就可以知道六四的真相，所以我们也期待国内同胞可以来到维园，一起点燃烛光，表达他们的感情，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香港表达意见的开放是针对所有内地的同胞，所以我们有机会也在这里呼吁国内同胞六四晚上八点钟来到维园一同和香港人悼念六四。”   香港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日前向联合国发表呼吁书，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正过去和现在侵犯人权行为。   据法新社报道，《人权观察》组织亚洲负责人索菲•理查德森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拒绝表示会放弃89年6月4日那样的军事镇压，这说明这个政权事实上还将坚持同样的残暴政策。今年2月以来中国的严控，对维权人士的关押和对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强力镇压非常令人深思，说明中国并不比22年前更有能力以和平方式对待民众的不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人权纪录就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每到这个时候，中南海就会暴跳如雷、大声抗议，这就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 阿Q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有一种精神，我们常说是“阿Q精神”。那么，阿Q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呢？当然是阿Q对真理的垄断意识。 也就是说，阿Q总是认为真理只站在他一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批评阿Q，说他伤风败俗、说他腐朽无能，阿Q总是觉得他有自己特别的“国情”，最恨别人说他头上有不光彩的伤疤，总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别人，鼓吹自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处处扬言“20年后一定又是一条好汉”。 在对待人权问题上，中共从来没有认真自我检查，莫名其妙地抓了、判了那么多为中国民主、自由事业奋斗的人，破坏了那么多自由和结社和民主的声音。人家一批评，北京就说“这是儿子打老子”。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对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具有无穷的挖苦讽刺的味道。戈尔巴乔夫当时对邓小平说：“你们看起来总是正确的。” 中共人权纪录之恶劣和这种阿Q式的自我正确意识是分不开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如果一个政权不愿直面鲜血淋漓的“六四”，至少每个人可以自己直面“六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面“六四”，我们可以更深地看到我们作为个人的软弱，同时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软弱。直面“六四”，也许与那种以权力为指向的狭隘政治无关，这只是每个人自我拯救的开始，为了防止我们与这个败坏的时代一同沦陷，我们没有理由不直面“六四”，个人学习自我拯救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学会自我拯救的过程。与以往循环不已的改朝换代不同，当我们面对“六四”的亡灵，面对民族淌血的伤口时，我们只是要寻求确定价值的实现。】     找不到可以点燃烛光的广场，只有抚摸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任何权力的涂料都刷不掉这面墙上的血污，无论时光如何推移，世界如何变迁。22年，我们的生命一天天老去，历史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止，所有阻挡历史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如同人不能让时间停滞不前一样。尽管掌权者始终相信权力万能，有权不仅能拥有一切资源，也能遮掩一切不义。22年来，这片大陆就是按这套逻辑、这条线索展开的，表面上确实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22年来，还有一条悄无声息地展开的线索，那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按照历史的自身逻辑生长出来的线索，只要中国人寻求人的正常、自由的生活的愿望仍在，这条线索就不会被掐灭、扯断。所有暗无天日的日子都会过去，半明半暗的日子会过去，恐惧战兢的日子照样也会过去。哪怕我们眼前笼罩在巨大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之中，我们还是知道什么样的价值才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 前几天看到新出的《梅光迪文存》，当年留学美国时，他与胡适之间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在信奉进化论的胡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弃旧图新、今胜于昔的历史。而梅光迪认为历史乃是人类追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年轻的梅光迪说得太好了，他对历史的把握太准了，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更不会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历史既可能从高山跌落低谷，也可能在很长的时期经历每况愈下的痛苦，甚至要面对不断的倒退，人类常常会陷入看不到任何一线希望的困境当中，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幻想注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从晚清到今天，一百多年的中国史，跌宕起伏，迂回曲折，可以证明青年胡适确实太乐观了。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人类所要寻求的基本价值是确定的，不会随风更改、随流飘荡的，比如公平、正义、真理、善……，这些价值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是确定的，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理想，所指向的都是这些确定的更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梅光迪以此来定义历史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22年的中国当代史让我们看到，权力机器尽了最大的努力，动够了脑筋，要把“六四”的那笔债在历史的账簿上抹掉，却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日子、这个噩梦始终如影随形，一天也甩不掉，可以说，从那一天起，无论掌权者还是普通国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或背对那个日子，是痛苦、是恐惧、是回避、是诅咒、是刻意的遗忘还是成功的被洗脑，或是其他什么，说到底还是逃不掉要面对或背对，“六四”始终在我们的前面或后面，在我们的黑夜和白天，每一年，每一天，乃至每一刻，那已经不是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这个民族一道裂开的巨大伤口，22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一个跨不过去的伤口。无论达官显贵、大腕大款还是升斗小民，都只能生活在这个伤口当中，或在伤口的边缘，无人能够逃出这个伤口，也无人能苟安在这个伤口之外，以为子子孙孙可以过上确定的生活。不确定的心理弥漫在整个社会，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几乎都把子女送往国外就是最大的证明，因为不确定，富人在内心深处的不安一点也不亚于穷人，因为不确定，掌权者并不能享受内心安稳的日常生活，而他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导致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常常对局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只能趟在西瓜皮上过日子，任由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都是临时的、随机的、不可持续的。在这种不确定心理支配之下，除了迷信暴力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可以依靠、可以把握的。和平变革的主动权，书写历史的主动权逐渐在强势集团手中流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社会生活能感受到的都是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确定的情绪，让善良的人们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无话可说，等到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暗哑，批评的劲头都丧失时，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将要来的将是一个什么时代？谁能知道。 直面“六四”，百年中国全部光荣与梦想、屈辱与挣扎、苦难与牺牲，难道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沉重，整个民族一次次被重新洗牌，推倒重来，一次次的翻烙饼，不计其数的非正常死亡，大量民族精华的被逆向淘汰，山河破碎，如果说今天中国还留下一点什么？能说得上来的不过是一堆钱，这钱也只是一堆纸币而已，谁敢说那是靠得住的、确定的？ 22年来，环境如何变化，压制如何细密，充满了技术性，中国人追求确定价值的努力并没有停息过，哪怕今天看起来，这条线索不是那么醒目、耀眼，它常常不在镁光灯下、媒体聚焦的地方，而且看不到它能在一夜之间扭转这个不确定时代。确定价值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相反是遭到的是践踏、蔑视和抛弃。在这个缺乏宗教关怀的民族，没有超越性的维度，从上到下尤其是权力在手的人缺乏敬畏之心，把人世间的权势、金钱当做至高的追求，为了捍卫这些到手的既得利益可以不惜代价，不计后果，不择手段。 读史早知今日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以前发生过的以后也必定会发生，人类寻求确定价值的需要不会随着时代更改，“六四”二十二年来，中国在表层上所发生的变化再大，也大不过人心深处的那种向往。二十二年前，千千万万人发出的呐喊，根源于人心。坦克可以推迟历史的进程，但是坦克不能改变人心真实的意愿，消费主义包裹的极权主义或许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主导社会，但它只能增添人心中的不安、不确定，而不能得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认同。无论物质消费主义制造的商业繁荣，还是文化消费主义带来的娱乐享受，都替代不了人类追求确定价值的动力，正是在寻求确立价值得的过程中，从希腊到荷兰和新大陆，产生了民主政体，说到底，民主首先是保障那些确定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果中国一直不愿面对“六四”，正视这一巨大的历史伤口，这个民族在绝望当中只能日益堕落、败坏下去，在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上，一个个沾了血的罪人将永远被钉在那里，承受世世代代的诅咒。鲁迅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首先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只要“六四”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还是一个禁区，触不得，碰不得，这个时代就是可诅咒的，每一个不愿直面“六四”的人也是可羞耻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同样，如果没有直面，不仅没有未来，连今天也注定将变成永远的诅咒。

──「六四」22周年感言 2011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六四」屠城，至今已22周年。22年前筆者一個預言，今日被太多的實事證明了。可以說，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均源於22年前的屠殺。筆者覺得，22年來中國政局出現三大倒退現象。 倒退一：貪污氾濫 道德淪亡 當年「六四」時，看着坦克車把學生「反官倒」的訴求輾壓下去，我就立即有種感覺：既然坦克車輾壓反貪污，那就是在為貪污開路。我當時就預感，貪污從此會一發不可收拾。這個預言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今日貪污已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在此影響下，不但貪官無所忌憚，就連小學生作文寫「我的志願」時，竟然也希望「做一個貪官」（1）。這件小事最能反映出中國社會的道德程度。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因果關係： ‧坦克輾壓反貪的學生＝用坦克來保護貪污、保護貪官，這必然導致： ‧貪污成為常態、能貪成為成功的標誌，這又必然導致： ‧全社會道德淪喪，所以出現連小學生都羡慕貪官並立志要做貪官的道德淪亡現象。 倒退二：國防軍淪為黨衛軍 中國軍隊從保國防軍淪為黨衛軍，是從「六四」開始。「六四」之前，中國軍隊的任務是保家衛國，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這從「六四」之前的《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可以看出來（除了「文革」極端時期外）。「六四」之後，中國軍隊多了一個任務，就是保衛共產黨的執政權，換言之，從對外防禦增加了對內鎮壓的功能。 「六四」後不久，江澤民在1989年12月17日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會後發表題為《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紀要，指出解放軍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軍在鞏固國家政權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要求軍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勝利完成保衛國家安全與維護社會穩定的光榮任務」（2）。這是中國軍隊要從事內部「維穩」的開端。 胡錦濤接班後，繼續強化軍隊的黨衛軍角色。2005年9月28日，胡錦濤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最重要的第一條就是「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3），這就明確地賦予國家軍隊鎮壓人民的任務。使軍隊向人民開槍成為合理合法（合乎共產黨的理和法）的做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軍隊的耻辱和不幸。中共用人民的錢養一班打手來欺壓人民，這不是大倒退嗎？ 倒退三：中共明目張膽地化公為私，掠奪人民財產 「六四」後，天安門學生的血間接促使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分崩離析。當時眼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崩潰，中共惶惶不可終日。為保自己的執政地位，不惜掠奪全國產業據為一黨私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背景。1991年，中共發表了一份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制定了整套應變策略，其中第一次提出「黨管財產」的策略（4）。 該策略的第七部分的標題是：「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明確指出「黨管財產經濟，成為所有者」。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明目張膽地要把全民所有制下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轉化為黨的私產。 它提出的理由是，「黨管財產經濟有利於維持穩定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設若黨成為龐大的利益主體，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施加各種影響，政治操作上可有較大的空間」，又說：「歷史經驗證明，在東方國家，如果沒有一支先進的、掌管一定財產的、有運作能力的部隊，穩定將無法維持，現代化將難以實現」。 在這個政策引導下我們看到歷史上僅見的大規模的財產轉移： ‧國有企業所有者：從（理論上）國家所有轉移到（實質上）中國共產黨所有； ‧中國共產黨所有：從（理論上）歸全黨轉變為（實質上）中共領導（即高官）所有。 正因為這個轉移，我們目睹這22年來高官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流失亦以每天「一個億」的速度流失（這還是1990年的統計，現在這個數字當不止此）。 這三個倒退，造成中國今天我們見到的種種社會問題。所以我說，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均源於22年前的屠殺。 1. 2009年9月1日的開學日，廣州市有媒體採訪了當地一所小學的學生，談及將來的志願時，一個只有6歲的小學生竟然答出一個「我要做貪官」的志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此事引來了不少人的熱烈討論，大部分人認為小朋友只「折射」出現實世界的「公開秘密」，也有人將小孩子的價值觀被扭曲歸咎於病態社會，產生畸形的人生價值觀。 2. 全文見中共中央轉發總政治部《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通知（1990年2月16日）。 3. 其他的是：「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撑，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見2005年09月29日《解放軍報》。 4. 當時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在黨、政、軍各系統內部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