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黃文廣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 兵：家庭回憶錄》一書4月26 日上市前，《出版人週刊》將此書評為2012年春季10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列為2012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排為春 季推薦10本書第二名；《圖書館期刊》列為10大關注回憶錄之一。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 陽報》等多家媒體刊出書評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美國華人作家黃文廣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完《紅小兵：家庭回憶錄》草稿，又以一個半月修改作品、黃文廣告訴《新史記》，其實最煎熬的不是創作過程，而是醞釀過程，他曾有兩個多星期幾乎夜夜失眠，許多往事歷歷在目，各種情緒不斷湧出，有的是內疚，有的是氣憤。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黃文廣 ） 黃文廣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會更有共鳴。” 黃 文廣表示，對於在七十、八十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 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 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文革”時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我 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 西。我20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的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下一本書談文學啟發 目前已習慣用英語思考、以英語寫作的黃文廣，認為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還簡單。“英文適合用來寫具體的故事，而不是用來描述華麗、張揚的事。”但用英語寫作、主要瞄準英文讀者市場，就必須在某些地方多作些一點解釋，好讓不了解中國背景的讀者更能享受故事。 黃 文廣對《新史記》說，如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準備出中文版，他將加入一些華人更能理解的部分，並刪掉一些英文書中的段落。他說，他將從頭改寫，如果純 粹把英文翻譯成中文，並沒有太大意義。“中文版的目標，是記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不過中文版的推出還在商議之中。” 黃文廣：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簡單。（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曾 獲2007年筆會翻譯基金獎的黃文廣，譯作可見於《巴黎評論》、《哈波斯》、《亞洲文學評論》等刊物。他將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時，也不會一字一句翻譯，而 是會進行改寫，他說，中英文的寫作思維非常不同，翻譯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並不是英語能力好就能當翻譯的，譯者本身必須是個很好的英文作家，才能正確、流 暢地將作者的原意表達出。 黃文廣目前正在構思第二本書。他對《新史記》透露，這一本將講述自己如何受到文學啓蒙。書中人物之一是一位比他大10多歲的女孩，喜歡寫作，喜歡外國文學。 在 第二本書中，寄宿學校也會是個重點。“現寄宿學校在中國很普遍，我想講當年在寄宿學校的故事，通過故事讓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特點、年輕人成長過程。”與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樣，黃文廣不打算從政治角度寫下一本書。不同的是，第二本書會是自傳體小說，而不是像第一本，百分之百是真實故事。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是個由風水觀念帶出的故事，黃文廣在書中花了許多篇幅描述祖母、父親、親戚與鄰人對風水的態度，他自己則是年紀越大越相信風水。“雖然有迷信成分，但不必去追究到底是真是假，我不會特別在意所謂奇蹟是否發生。” 黃 文廣對《新史記》說，他對風水的“相信”，是認為它對活著的人確實有存在的意義。“葬禮、婚禮都有各種各樣的儀式，特別是葬禮，要披麻帶孝、嚎喪、祭七七 四十九天，對在世者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慰藉，也是很必要的過程。”黃文廣說，當人們行各種儀式時，就寄託了哀思、緬懷，覺得對於死者盡了些責任，放下 內疚。“就好像祈禱，當人無助時，總希望找到一個依靠，讓人抱有希望、解除心理負擔。” 黃文廣在書後提到了西安快速的城市化。這樣的轉變有正面意義，也有負面功效，過去三、四年回一次西安的他，如今每年都回去，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每回西安一趟，黃文廣就越對自己的根，感到驕傲和瞭解。 不 過，西安的負面轉變仍在持續。黃文廣對《新史記》介紹，西安給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遺憾的是，他每次回去都深深感受到西安在現代化、物質化過程 中，主要是金錢、功利取向，許多中國文化的標識，遭遇被剷除的命運。“例如祖墳，它是相當神聖的，是一個與家族根源連結的東西，但現在中國人一心往錢看， 把過去相當優秀的東西給拋掉了。” 黃文廣感慨，海外的人拼命尋找自己的根，國內的人卻破壞這個根。“現在到法國去，可以找到1800年代的紅酒店，但到大陸去，找不到百年老店。不過，追求發展和保留傳統之間的問題，是每個國家都會遇到的。”黃文廣對此也很無奈。 身為一位海外華裔作家，黃文廣認為自己得以從外部世界去看中國的過去，且看得更清楚、更客觀，同時可擺脫一些太過激情的情緒，但挑戰是如何讓自己的故事打動這些處在不同體制和文化下的讀者？這是黃文廣持續學習和努力的目標。（《新史記》第7期）

王立军知道向中央告状没有用   温家宝很早就讨嫌薄熙来，尽管胡锦涛和薄熙来在「崇毛」和「唱红」方面有共同语言，胡锦涛并不喜欢薄熙来。至於习近平，隐隐约约地感到，薄熙来是他的潜在竞争者，当然也不喜欢他。   在 中国「党天下」的大环境中，皇位继承虽然不再像朝鲜金家王朝那样世袭，但「太子党」有一种权力继承的「优先权」，薄熙来「根红苗正」，温家宝与胡锦涛总感 到自己比「太子党」矮一头，不喜欢薄熙来，又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习近平尚未登基，不可能单独起来弄掉薄熙来。一个重庆「独立小王国」的首领，北京的「中央 皇权」就只能忍着他胡作非为。   中国政治的「成功者」往往心毒手狠，薄熙来的父亲薄 一波早就有名。一九八六年时，邓小平已经不喜欢胡耀邦了，但要把一个总书记拿掉，总要有点「说法」。一九八七年一月，薄一波主持「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 会」，心地善良的胡耀邦，被薄一波几下就打翻在地。薄熙来与他父亲薄一波相比，青出於蓝胜於蓝，现在这一代，「心毒手狠」似乎无人能比得上薄熙来。   重 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薄熙来「打黑」运动中，是有力的执行者。凡是被薄熙来盯上的人，不「黑」也是「黑」，不想死也活不了。尽管中国名义上是统一国家， 重庆「独立小王国」的「皇上」就是薄熙来。凡是薄熙来定下的冤假错案，谁想翻也翻不了。王立军在海伍德案问题上，还有底线，不认同薄熙来的做法。当薄熙来 不信任王立军时，王立军左思右想，想不到任何办法能够逃出薄熙来的手掌。   王立军知 道，他向中央告状没有用。如果向中央告状，中央早有薄熙来的「线人」和「保护伞」，今天告状，明天他就会在重庆被薄熙来整死，而且是真正的「死」。即便王 立军找到胡锦涛本人，胡锦涛完全相信王立军的话，胡锦涛对薄熙来也会「不作为」。按理说，王立军在重庆是「死」定了，但聪明绝顶的王立军竟然想到了「美帝 国主义」，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状」。这一下，胡锦涛「不作为」也得「作为」，胡温习三人联手，薄熙来的命运发生了大逆转，从云端跌到万丈深渊。   胡锦涛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倒薄」之所以如此困难，有三大原因：   一是「毛泽东思想」名义上仍然是今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权威」，毛泽东的许多政策被抛弃了，但没有从根本上「非毛化」，不少人以为可以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中找到抵制「两极分化」的出路，在这一点上，胡锦涛与薄熙来不谋而合，胡锦涛实际上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二是，薄熙来是「太子党」中既能干又野心勃勃、敢作敢为的人，而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总是小心翼翼、奉行「不作为」政策，胡锦涛长期的「不作为」实际上纵容了薄熙来。   三是中国的最高权力，为「九人常委」分割，公检法没有制衡，司法权集中到一个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政法委」手中。在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有分权制衡，但最高行政权力是不容分割的。而「九人常委制」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多头专制政治」。   儒家学说：「天子」由「天」惩罚   在 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上，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制」。薄熙来式的「独立小王国」，与春秋战国时期当然不同，北京有把省、直辖市的领导人随时 调动的权力。许多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与「土皇帝」差不多，只是与薄熙来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来自焚的二十多位藏人，实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申诉自己心 中的不满、冤屈，他们一没有可能到成都美国领事馆，二没有王立军的地位。在中国各个地方，受了冤屈，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十三年前的「六四大屠杀」 铁证如山，赵紫阳、天安门母亲却无处伸冤。王立军事件对中国人心震动之大，是因为王立军独自一人做出了改变一个人口超过台湾的地区的政局，并影响到未来中 国政局的大事。   公正、正义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之所以重要，在於没有公正、没有正 义，就是没有光明，就是黑暗的国家、黑暗的地区。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联邦制国家，地方的不公正、不正义，中央或联邦仍然有办法去调节。这次北 京解决薄熙来问题，就是在中央无能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严重的不正义的一次意外「调节」。问题是，如果强势的薄熙来成了「皇上」，中国全国更严重的不公 正、不正义，就无法调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努力，终於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发 生薄熙来式的「唱红打黑」和王立军事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当全国普遍没有社会公正、没有司法正义时，调节的方法就是革命、政变或非常手段。   在 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天」的权力高於皇帝，儒家把皇帝叫作「天子」。「天子」有权惩罚地方诸侯和文武百官，而「天」通常用「革命」、「政变」、非常手段惩 罚「天子」。儒家告诫皇帝要实行仁政，提倡「贞观之治」，就是说，专制独裁也要有限度，超过限度，「天」就要对皇帝实行惩罚了，这个惩罚的办法就是「王朝 更迭」，新的王朝代替旧王朝。说实在话，中国传统儒家的办法实在笨，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不仅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的结果，也是儒家要「天」来惩罚皇帝，要用 革命、政变、非常手段调节全中国普遍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司法黑暗，而不能跳出王朝循环。   薄 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他想步秦始皇、毛泽东后尘的想法，在今天中国，完全是行不通了。据说，薄熙来事发 后见到周永康，周永康说，这就是「命」。因为今日中国的「皇权」如此衰落，加上当朝「天子」胡锦涛「不作为」，对定位「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这样 的人，就只能靠「天」惩罚了，王立军是代「天」惩罚薄熙来的人。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严家祺， 《争鸣》

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胜利出逃美国大使馆，是震动北京政府的人权事件。陈光诚对总理温家宝的三条要求，完全符合法律，温家宝没有理由拒绝和不予理睬。全世界都在看着，这是温家宝实施阳光政治的机会。 几天来，又是中国网络异常繁忙，“谣言”膨胀的时段。不要说“陈光诚”，“瞎”，“盲”，就是“CGC”，都遭遇秒杀。但是，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依然在全国不胫而走：被山东省临沂地方政府长期禁闭、残酷虐待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神奇性地逃脱迫害者的魔掌，在网友帮助之下逃进北京美国大使馆了。 此逃馆远胜彼逃馆 今年十八大年，”逃馆”成为流行语。2月6日，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成都逃馆，全国人至今还被罩在政治阴霾之中，陈光诚北京逃馆就发生了。陈光诚逃馆不需要当局解释，全国人民一片鼓掌、欢呼。 中国形容作恶，有民谚：”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孔夫子家乡的狗官，在陈光诚身上体现得无以复加。并且依靠对陈一家的欺辱迫害，依靠暴力对待声援陈光诚的各界人士，常年捞取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应该质疑的是，全世界都对这桩极其恶劣的人权事件，予以强烈的道义关注，唯独北京政府长期以来置若罔闻。 中共高级官员王立军，一旦面临厄运，精密策划逃入美国领事馆；盲人陈光诚选择深夜翻墙出逃，躲过层层保安封锁线，趟过河流，摔了几百个跟斗，获得网友救助，选择的”百分之百安全的地方”是北京美国大使馆。在笔者看来，”逃馆”除去爆炸性与戏剧性之外，更多的是让人百味杂陈，悲从中来。前总书记赵紫阳，无端被中共软禁十五年之后，郁郁而终；因”六四”事件被判刑七年的鲍彤先生，出狱后一直被软禁，至今十六年之久；难道中国就是座大监狱？ “逃馆”的意义，最能说明当下中国人权的真实现状。 陈光诚选择温家宝问话，是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 27日下午，有不少中国人都通过相关的渠道，看到了陈光诚三问温家宝的讲话视频，让人们也看到了在荡荡乾坤、朗朗晴空之下，在中共大言不惭地标榜中国人权是最好的时期，陈光诚及其家人是如何遭受惨无人道的殴打与迫害的。 陈光诚告诉温家宝：施暴者居然能多次扬言说，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就是不用管法律怎么规定的，不用任何法律手续，你能怎么着？当地政府对待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盲人，如临大敌，常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限制人身自由。参与对陈光诚实施迫害的，仅县公安、刑警，以及县、镇干部就有90–100人左右。2008年，专门为陈光诚的花去的维稳费用已经耗去三千多万，当地官员声称现在两个三千多万都不止了，就这还不包括到北京到上层贿赂官员的钱！你有本事你在网络上说吧！ 陈光诚告诉温家宝，这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长时间地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践踏法律，是打着党的旗号在疯狂行事，还口口声声说都是党让这样做的。 诚如陈光诚所问：温总理，这一切不法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就应该给民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咱们对此展开彻查，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那么，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您继续这样不理不睬，民众会怎么想？ 温家宝又会怎么想？ 凑巧的是，也就是公开陈光诚成功逃馆的同一天，4月27日，他口中”敬爱的温总理” 正在波兰的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 对于当年纳粹的暴行，温家宝高调维护人的尊严自由，说这是人类历史刻骨铭心的一页，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它告诫人们，那些曾经发动过战争，对别国和人类造成灾难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人类！ 温家宝说得都对，但是就在他治理下的中国，罪恶和人权灾难正在发生，正在继续。一个不尊重人权、不能自我反省的国家又在世界上出现，正是中国。 作者: 鲁直人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鲁直人，北京作家，长期供职媒体，专注于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人物写作。在台湾出版有专集，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 德国之声

不得已的选择 也许，将薄熙来事件限制于刑事范围，中国共产党认为不仅可以避免中共传统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也可以避免暴露党内高层争权夺利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共政权，突破六四事件造成的国际困局之后经济获得大发展的中国，于西方受经济危机重创的时机，不仅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合法性，还力求通过“中国模式”的建构和推销获得世界的倾慕。薄熙来事件所揭示的正是中共权力更替的非制度化特征，中共实际上仍然未能摆脱极权革命党权力至上的历史轨迹。这一局面，使得中共不得不作出以刑事案件处理薄熙来事件的选择。 不过，问题是，这一企图掩盖问题实质的选择，却将中共内部贪腐的一面，黑暗的一面，衣冠禽兽的一面更加凸现了出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淡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共有史以来的权力斗争均是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展开的。毛泽东以正确路线自居，将其对手统统打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然后置于死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又以错误路线的罪名将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赶出权力中心。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难以立足，路线斗争批判运动也难以获得民众认同，但是，上述中共领导人均是背负着错误路线的十字架走下一党专制的权力场的。 失去意识形态的护身符 何谓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即是所谓意识形态分歧。长期以来，无论党内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以路线斗争之名掩盖权力斗争之实，可以使权力斗争获得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在全部传播工具均为一党控制的时代，获得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不仅获得了政治的合法性，甚至也获得了道义的护身符。然而，问题是，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将薄熙来事件的刑事案件性质公之于众，既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崩溃事实的承认，也将社会注意力引向对国家高层人士道德人格的关注。在一个缺乏任何透明决策机制的体制下，在一个民智已开的的现代社会，在一个信息传播已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时代，舆论有权质疑，薄熙来及其家人可以杀人越货，可以男盗女娼，可以无视法律，其他高层人士，是否也是他的同类？舆论长期呼吁，包括总理温家宝也多次提倡的阳光法案为何迟迟不能出台？ 对于中国的当权者说来，将薄熙来问题大事化小，即使会将党内贪腐的一面大白于天下，但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这一选择可以避重就轻，可以苟且偷安，可以回避事实，可以拖延政治改革。但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选择将进一步加强在现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缺乏价值指向，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谎言肆虐，造假盛行，诚信不彰的现实。

除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容忍底線。 文/周克商 薄 熙來是胡溫當政後第二位以非正常狀態去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系中央委員會之常設機構，自中共五大將中央執行委員會仿蘇制改組為中央政治局之 後，歷屆中央政治局，均有成員以非正常的狀態去職。此前的中執委也是易人頻繁。易言之，自中共建立之後，不論建政前後，其內部的高層政爭從未止歇。 在 一個以尋找敵人、崇尚鬥爭而起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中，綿延不絕的政爭才是他們的常態。每一屆中央政治局換屆前夕，都會成為中共的敏感時刻。回首中共建政後的 所謂三代交班，毛澤東先後撤換劉少奇、林彪兩位接班人，鄧小平鬥倒毛澤東的第三位接班人華國鋒之後，又撤換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接班人。只有江澤民向胡錦 濤交班時尚稱穩定，但也是半交班狀態。 由此可見，在中共建政後的六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實現過一次全面的、穩定的、和平的政權交接。十七大立習近平、李克強為下屆後備，望去已無懸念。此次薄案，卻再次為原本可能的和平交接平添變數，再次上演腥風血雨的宮廷內鬥。故理解薄案之關竅，仍需從中共政爭之角度。 當 局通報薄案以後，論者咸以陳良宇與之比較。然則，陳良宇案及較早前之陳希同案，其性質遠較薄案為輕。兩陳罪名均為貪腐及經濟犯罪，這乃是中共政爭中較為常 見之罪名。兩陳下台，純係利益之爭，不涉路線之爭。利益之爭，政治手段解決即可。路線鬥爭，則牽涉中共的生死存亡。顧之王明、博古、劉少奇、胡耀邦、趙紫 陽、胡啟立諸人，即以路線鬥爭而下台。 薄 一波於十七大之前半年去世，人走茶涼，薄熙來在十七大後調任重慶。這是第一例以局委兼重慶市委書記的任命，在政治局的歷史中極為罕見。薄熙來在十七屆政治 局中，也頗顯孤立之態。到任之後，唱紅打黑被稱之為「重慶模式」。此種民粹道路在六四後尚屬首次，其動作幅度之大、輿論吹捧之密，罕見罕有。 平 心而論，在以維穩與保持現狀為目標的本屆政治局中，薄熙來的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效。在經歷了毛鄧時代的強人政治、江澤民時代的凡人政治之後，胡溫時代或可 稱庸人政治，保守而不思進取，以維持現有格局為政權之最高目標。而同時中國又人心思變，泥沙俱下好過一潭死水，在很多人的認知裏，變——即便是唱紅打黑， 也比維持現狀要好。這就是重慶模式——如果有的話——得到很多人認可的原因。 再 說重慶模式，從政左經右的實現途徑來看，重慶模式與鄧小平模式並無二致。重慶的發展模式與中國大部分地區——包括廣東——的發展模式都一樣。唯獨唱紅打黑 是其新內容。如果薄熙來十八大如習、李那樣鐵票入常，他大可不必費勁折騰這種在高層不得人心之事。薄熙來如此折騰，只能說明他對十八大入常並不抱有信心， 但同時又缺乏強有力之同盟軍，唯靠一己之力，以超常之態，訴諸意識形態、訴諸民粹，才有可能出現一線生機。 唱 紅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部分，但唱紅，第一個得罪的人就是胡錦濤。這件事要這樣理解：唱紅是傳統紅色意識形態的表現，重慶唱紅，胡總怎麼辦？跟著唱？那到 底誰是老大？如果胡總不跟著唱，那麼左派人士會不會抨擊胡總拋棄傳統意識形態？在唱紅的那一刻，薄熙來已經將胡錦濤置於不左不右、動輒得咎的尷尬位置。 其次，打黑涉及的官員，多半是前市委書記賀國強、汪洋的人馬。在整個政治局內，薄熙來已經得罪了三个人，這尚不算國務委員孟建柱。廣樹政敵，並非生存之道。他的折戟沉沙，早已注定。薄熙來在渝近五年，胡錦濤從未到過重慶。由此亦可見到胡對薄之態度若何。 除 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 容忍底線。溫家寶在人大會議答記者問時的語氣，已經明確暗示出，這並非一般的政治利益之爭，而是政治路線之爭。薄熙來的政治路線被暗指為文革路線。 當 然，更為重要的是，薄熙來確曾與軍方某些高層聯繫緊密，甚或引起常委之注意，懷疑其有擁兵謀位之舉。2月8日、9日兩天，薄熙來在十四集團軍駐地昆明考 察，該軍系薄一波之子弟兵。加之此前在胡出訪之時在成都軍區組織軍演，都是極為犯忌之事。對常委會而言，倘若此時不加以懲處，後果難以設想。 薄 案發後，解放軍報連續半月刊出九篇軍方高層表態擁胡之評論員文章或者署名文章，澄清其與薄案之關聯，並表示「團結一致，緊密圍繞」之類，顯見是為了撇清及 表忠。姑且不論薄熙來是否真有擁兵謀祚之心，但至少常委會已然如此認為。否則軍方不必點頭如搗蒜一般。各省書記也都表忠斥薄，為三十年來之首次。 上次地方及軍隊表忠，是在鄧小平及胡耀邦發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時。當時的目標是兩個凡是，對此文表態表忠，即意味著擁鄧反華（國鋒）。再上次表態，則是林彪墜機後。然則，薄熙來此事遠較這二者更嚴重。 鄧 反華之時，手中牢牢控制軍隊，華毫無實權。林彪墜機後，其黨羽軟弱無力，無法反撲。而薄熙來，則上承父輩之軍隊資源，下求黎民黔首之民粹聲援，而且，從中 共的正統意識形態、從出身、從政績、從人望，薄大有遮天之能，其力道與聲勢，遠遠蓋過華國鋒與林彪。這才是胡溫諸人必置諸其死地之肇因。 回到新華社關於薄案的通稿，該文特別強調薄夫人涉嫌殺人。於是乎，薄案就與刑事案掛钩。這在法律、黨紀與道德、人情上，都將薄至於窪地而不能翻身。不論薄的黨羽力度再大，亦不能令乾魚眨眼。我認為，薄案可謂中共建政六十年來之最大黨爭，即基於此。 （作者為北京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