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VOA | 纽时曝温总家族财富,鲍彤吁温总出面澄清

— 纽约时报周五发表长篇报道,详细谈到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的巨额资产。这篇文章主要提到了温家宝的妻子、两名妻弟(小舅子)、儿子,还有温家宝的弟弟和母亲。报道说,这些人控制的资产至少有27亿美元。   *温家宝母亲成为巨富?*   纽约时报先发了英文稿,又把中文稿刊登在了自己的中文网站上。文章说到了温家宝的母亲:“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曾是华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曾被送去养猪。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温家宝总理说,他的童年被打上了“穷苦、动荡和饥荒”的印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总理母亲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一项对中国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由于中国在此报道出来后封闭了互联网上相关查询,在中国百度搜索引擎查阅有关资料已不得要领。不过,VOA记者还是查到了唯一一篇关于“杨志云”的文章, 是人民网在2009年1月8日刊登出来的,题目是“温家宝早期家史:爷爷终身从教铸就教育世家”。这篇文章说,“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于1921年,‘曾 用名杨志云。’”。还有网民说,温家宝的母亲叫杨秀兰,不叫杨志云。 *温家宝妻子:张培莉?张蓓莉?* 其二,温家宝妻子的名字。纽约时报是用的张蓓莉Zhang Beili。而海外维基百科和许多中国网站都用的是张培莉Zhang Peili. 在中国百度查询,“张蓓莉”有1万3千8百多相关目录和资料,而张培莉有1万7千两百多。 *温家人中谁富有?* 另外,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小舅子等许多亲戚,都在温家宝任职期间变得“极其富有”。文章后面提到了温家宝(70岁)张蓓莉(69岁)夫妇的儿子温云松、儿媳杨小萌、女儿温如春、弟弟温家宏、妻弟张剑鸣、张剑鹍。 *温家和泰鸿公司* 报道说,杨秀安(温家宝母亲)拥有1.2亿美元,杨秀安持有的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注册地址在总理的故乡天 津。”那么,这个泰鸿公司背景如何?报道说,该公司现在是由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43岁的段伟红女士“负责”。段女士对纽约时报说,她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 但随后她“承认自己是张蓓莉的朋友。”。 纽约时报查到了段伟红女士的研究生论文。该论文和公司披露的信息说,2002年,在中国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6500万美元购得了平安 3%股份。“5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37亿美元。”报道说,“过去10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 前同事。” *张蓓莉:成功女商人?* 纽时报道说,张蓓莉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 报道没有具体谈到她拥有多少资产,但是说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亲戚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10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家宏,投资恒大获益300倍?*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掌握着2亿美元的资产。但报道对温家宏的背景着墨不多。海外的多维网曾刊登方应看的文章(2012/7/6)题目 是“奇才温家宏 8年收益313倍”。文章说,温家宏2001年以3750万元收购恒大地产的16.35%的股权。2009年恒大上市,温家宏退出恒大。“16.35%的 股权,按照恒大上市后市值705亿计算,相当115亿。3750万的投资收益理论上达到313倍。” *温家和戴梦得公司*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了张蓓莉的两个弟弟:张剑鸣和张剑鹍。报道说,1993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1994年张剑鸣和张蓓莉的两名同事以个人名义购得该公司的80%股份。而该公司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公司则是由她的小叔子温家宏所控制。 *温家宝儿子温云松* 报道用不少篇幅介绍了温家宝和张蓓莉的儿子温云松。报道说,经过调查,该报认为温云松“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报道说,即使在其太子党同辈 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CCTV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成立的新公司合作。”近年来,温云松还和好莱坞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 洽谈。” 报道还说: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桥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基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学校“正在建设中”。 报道说,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不过他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针对自己丈夫的商业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温云松在北京理工大学得到工科学士学位。后来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取得材料科学硕士学位,在美国西北大学得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0年回国。纽约时报报道 说,在以后的五年里,他和别人“一起成功打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家族。” 报道说,2005年,温云松和西北大学一群中国同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窜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目前,该公司 管理着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2010年,温云松离开该公司,但很快就另起炉灶。中新社报道(2012 2月21日),温云松将担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 纽约时报说,他们通过调查得知,温家这“27亿美元”中,大约有80%是由杨秀安、温家宏及其妻、张剑鸣和张剑鹍、温云松妻子等人拥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共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 *温家宝女儿女婿置身事外?* 报道在一开始提到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但最后并没有交代温如春和丈夫刘春航到底拥有多少资产,甚至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香港苹果日报(2010/7/18)报道,刘春航,40岁,是中国银监委统计部主任兼研究局负责人。他是温如春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鲍彤:希望温家宝出来澄清* 1989年前曾和温家宝在中办同事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温家宝能够站出来澄清事实,希望有关传言是“子虚乌有”,或 者说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是正大光明所得。他说:“对温家宝先生我一直有很好的印象,当时他是我的同事,我对他很尊重。我今天仍然希望,这些事是子虚乌有, 是假的;或者有关情况是真的,不过,他(温家宝)是按照合法办法取得,或者他的家属也是按照合法办法取得。” 鲍彤说,中国的制度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所以谁腐败都不奇怪。“我相信,如果我现在还在这个制度里做官,我也一定是个腐败分子,不是可能是个腐败分子。” 鲍彤说,温家宝当年是“勤奋工作的年轻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运动和学生绝食事件,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广场看望绝 食学生,就是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的。 *温家宝对家族敛财知情否?* 纽约时报援引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报道援引在上海的一家美国公司的一名出生中国的高级主管的话说,“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纽约时报还说,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 *洪磊:NYT报道“污蔑中国”“别有用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谴责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他对记者说,这篇报道的意图是“污蔑中国”,“别有用心”。   不过,北京的独立学者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抱有信心:“前两天明镜网已预报此事,所以我没有感到吃惊。既然纽约时报要报,那么它是要负责的,报纸应该对报道的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核。我想这些材料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 香港明镜新闻网说,纽约时报的长篇文章“非常细致”,其内容是对温家宝形象的“毁灭性打击”。报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说,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的传闻由来已久,温家宝可能代表了“中国500年来最富有的权力家族”。 *张同新:应利用机会让官员公布财产* 张同新是北京人大教授,他对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内容并不知晓。不过他说,即便调查报道指称内容属实,也要把握两个尺度:“我感到要划出两个线来。第一,这些财富的取得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第二,温家宝本人对这些巨额财产的形成有什么关系?” 张同新还说,中国司法机关以及中共党的纪检部门应该出面核实确认外媒披露的上述内容,这可以为中外舆论长期关注的中国党政高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提供 一个契机。他说:“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问题要得到纪检机关的确认。我认为,纽约时报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中国党和政府的注意,看看他们采取什 么态度吧,要是真正对全民负责的话,倒是应该对有关情况予以澄清,向全国人民公布。现在是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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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莫言:1989年后不再相信共产党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八九大街网站创始人之一,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曾经多次向法国读者介绍莫言的新作,并且亲自采访过莫言,哈斯基本月12日就莫言获奖发表文章标题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曾经吃碳灰的作家。 文章开门见山的写道,中国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张扬的诺贝尔奖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称呼莫言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时显然是有意遗忘目前依然被关在狱中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十二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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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杂志 |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要求平反六四 意见上报政治局

     据港媒的报导,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韩启德、蒋树声联署提出“六点呼吁和建议”。体制内的多名高官希望中共高层能在“十八大”之前,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修正。      2012年中共“两会”结束后,在总结处理各代表、委员提出的提案、建议和社会遗留、积压的问题、事件时,1989年“六四” 问题被提出,并上报中央政治局。据港媒的报导,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韩启德、蒋树声联署提出“六点呼吁和建议”。体制内的多名高官希望中共高层能在 “十八大”之前,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修正。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联署提“六点呼吁和建议” 据《争鸣》杂志的报导,在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路甬祥(中共党员、人大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教授、中科院院士、工程院士)、韩启德(中共党员、人大党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蒋树声(民盟中央主席)联署提出呼吁和建议,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共有六点: (一)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定性性质作出修正,对当年绝大多数参加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学生、职工等的愿望、诉求应予作正面肯定; (二)以时间已超越了二十年作法律解释,彻销当年有关通缉令; (三)因事件受到牵连、受到处理或受到非正常对待、定性而出走、外流的学生、学者、职工等,准许回国、回家,包括探亲、旅游、学习、工作、经商或定居; (四)因当时情况,护照已被注销的,按公民正常规则补办发放; (五)回国后以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正当的权利和活动,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 (六)就“八九”政治风波事件,要较全面、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精神为主导向社会公布事件真实情况,以总结汲取对事件及处理教训所付出代价。 据知,这是在本届人大副委员长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有关“六四”政治风波事件讨论,第一次是2008年5月初。 政协副主席提“五点建议”   在全国政协党组会议上,白立忱政协副主席(中共党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提出五点建议: (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本着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就毛泽东建国的功过及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罪责在全党作一次总结性评分结论; (二)在全党全国展开“以法治国”、“以法治党”、“以法施政”的宣传、教育,确立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平民百姓是平等的; (三)立法通过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干部要如实申报个人、配偶及子女财产、经济来源等有关法例,由各级人大和纪委负责监督; (四)郑重考虑,就1989年春夏期发生政治风波事件的定论作出修正或纠正,就事件中无辜受到伤害的人士及家属列作首要工作解决好; (五)整顿、加强司法系统建设要列作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省、地二级设立隶属司法系统的上访接待部门,解决长期积压、增多的案件。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会议上,黄孟复(中共党员、民建中央成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钱运禄(中共党员、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万通等,在总结政协工作和对议案处理回覆工作时,都呼吁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就“六四”政治风波事件性质作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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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转载自: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6期    2012年4月19日 Technorati Tags: 廖亦武 , 武文建 Technorati Tags: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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