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来源：南蒙古时事评论 2011年5月24日 在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 有蒙古人大中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蒙古族市民数千人在盟政府前举行抗议示威，声援西乌旗蒙古族牧民。 另外，其他锡林郭勒盟各旗的蒙古人为了积极声援西乌旗蒙古族牧民的抗议，在赴锡林浩特市途中被政府军警拦截在途中。军警完全封锁了通向锡林浩特的各个路口，封锁了市区的主干道路，以防事态的扩散。...

国新办：关于“内蒙古牧民为保护草原遭运煤车碾死”一事，请各网站加强管理，及时删除有害新闻跟帖，网站论坛、博客等互动环节不推荐、不讨论。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内蒙古异见人士哈达于1995年“因言获罪”被当局判15年监禁，应该在2010年12月出狱，但由于哈达一直未答应当局的条件，以至没有释放。目前妻子和儿子也在今年被当局正式批捕。 现年57岁的内蒙古学者和异见人士哈达，1995年时因倡导保护濒临消亡的蒙古语言文化，呼吁政府修正民族政策，因言获罪。当年12月10日因“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被判处15年的监禁，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也是《内蒙古之声》杂志的主编。 2010年12月10日是哈达刑满释放的日子。在他释放之前，他的妻子新娜被警方抓入看守所，他的儿子威勒斯也被当局控制。记者接通了哈达妻子新娜亲戚的电话，询问哈达一家的情况， 记者“新娜和她的儿子都被拘留了, 你们知道她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新娜亲戚：“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但是具体说是都是有事儿。” 记者：“你的名字是？” 新娜亲戚：“您不用知道名字了。我就是她的亲戚。” 记者：“你们家里面的人是不是可以去探望新娜和她的孩子？” 新娜亲戚：“去过，就是过年之前去过，以后再没去。工作忙现在没时间去，再一个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想看就能看，也不让随便看。” 新娜的亲戚说，在哈达15年刑期满了之后，当局没有让他回家。 新娜亲戚：“他应该是去年12月10号到时间了。” 记者：“他们有没有给原因呢，为什么哈达没有出来？” 新娜：“理由就是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清楚，后来给我们解释说他还判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和巴图说，最近他和新娜的妹妹娜拉接通了电话，哈达目前的身体很差，当局向他提出了一些条件，哈达拒绝屈服，当局就逮捕了新娜和威勒斯，以他的家人作人质来向哈达施加压力： “那是两天前我们跟新娜的妹妹叫娜拉通了话，她告诉我们新娜和威勒斯，就是哈达的太太和儿子。他们俩于1月17号已经被证实逮捕，他们以前是在拘留所被拘留，完了转为正式逮捕。哈达的情况，哈达现在也是在一个秘密监狱里。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有一个秘密监狱里。” 恩和巴图说，最近一个时期，哈达不断在秘密监狱中进行绝食抗议： “他接到新娜和威勒斯被捕的消息就抗议绝食。绝食很多次。最长的时候是半个月。最后当局就没办法只能叫新娜的妹妹娜拉去给哈达做做思想工作。就吃了点饭。但是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绝食。她说哈达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差。他现在就是一点都跟当局不合作。不签字。当局让他们签字，承诺出来以后不要跟媒体接触。不参加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或者是非法活动之类的。” 恩和巴图说，他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有关当局早日释放哈达和他的家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抽调 315名厅级干部和 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邢云介绍说，自治区党委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专项行动作为今年维稳的首要任务来抓，量化了工作目标，分别制定了4个工作方案，并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推进。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组成四个督查组督导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全区共排查发现重点地区588个，现已整治367个，挂牌整治15个。在乡镇、苏木和村、嘎查建立起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工作站，由司法所牵头，组织人民调解员、维稳信息员队伍，做好民族矛盾和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由公安派出所牵头，组织群防群治人员、治安信息员做好治安防控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把三项重点工作细化分解，纳入责任目标。自治区党委把维护稳定工作在干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信访联席办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制度。各级各部门通过层层强化领导、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把各方面力量都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 通过前一阶段的推动，全区三项重点工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矛盾问题的底数基本摸清，取得了初步成效。 内蒙古每月维稳费5千万。一年维稳费就是6亿元。内蒙古人口只有2413.73万。全国的人口在13多亿，是内蒙古的人口的约60倍。那么，全国每年的维稳费大约360亿元。 这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上述维稳费，是专项费用开支。不包括日常开支的维稳费。日常的维稳费用，包括安全部的特务的办案费用，公安部的国保大队，国保中队的办案费用，等等。这些日常费用，起码是上述专项维稳费用的几十倍！ 可以预测，随着中共对内蒙古蒙古人的压迫和剥削加深加重，中共的维稳费用将会快速增加。维稳费用，是压垮中共政权的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政权的财政危机即将来临。 中国的“维稳费”超过军费、教育费、医疗费 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也是出现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 中国权力结构对社会进步的阻挡愈演愈烈。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富过度集中，国富民穷，国进民退，使社会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悬殊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保障不足，内需拉不起，经济无法转型；第二，权力腐化不仅无法阻遏，且遍及全部权力机构和权力家族，卖官鬻爵，什么都是钱权交易，进而渗入到社会细胞，败坏社会道德和人性；第三，权力压制自由和人权己到了蛮不讲法讲理的地步，完全无视国际公义呼喊和各国政府的谴责。 中国的迫迁、上访、人权侵蚀、警权膨胀、司法堕落，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等等泛滥成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谈论至今，每次人大都被记者提起。今年两会期间，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今年中纪委第十七届五次全会正式将官员财产申报搁置，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可见整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本无意推行阳光政策，让官员财产数目公开袒露在公众面前。 据今年三月六日《明报》报导，中国今年用于国内保安的预算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此数字是从政府财政报告中计算出来。该报导说，去年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公安部分为一千二百八十七亿元，超出预算百分之十点九，较上年大增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加上地方支出，全国用于公安的支出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今年再增百分之八点九，便是五千一百四十亿元。查阅三月十六日正式公布的《二○○九年预算执行与二○一○年预算报告》，去年国防支出四千八百二十九点八五亿元，今年国防预算五千一百九十点八二亿元，那末，今年的公安预算比去年军费更高，与今年军费几乎相等。《南方周末》也报导：中国去年投入「维稳」的人力、物力都比二○○八年更多，这对地方财政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光是辽宁一省，去年维稳费便是二百二十三亿人民币。 目前全国约有二千万公安和一百万武警，为了调度方便，武警已加强信息化。其实，除了预算中明列的公安费用之外，还有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费用也该归入维稳开支。 反观中央用于教育支出，去年仅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三九亿，今年为二千一百五十九点九亿；医疗卫生支出，去年仅一千二百七十七点一四亿，今年为一千三百八十九点一八亿，同维稳费相比，显得多么可怜！ 今年中国维稳费用5140亿人民币，持平于军费预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这个视人民如大敌的国家里，13亿人民的力量已经抵过了全球所有军备力量对其的冲击！ 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觉得自己渺小吗？还有什么是无法实现的吗？！ 中国维稳成本敲响警钟 中国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并构建一个极为昂贵的国内安全体系，以至于部分专家和官员称，该体系抽走了其它领域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可能威胁执政党统治之事，当局都力求扼杀在萌芽状态，包括一些听起来很小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去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 报告指出，在这种维稳模式下，威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一直被回避或拖延解决，这让社会崩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当前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在电话中说道，中国为维稳调动的资源“极其庞大”，却陷入“越是维稳就越需要维稳”的恶性循环。 当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维稳模式现在还能奏效。但许多人质疑，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于本周五召开，北京街头已经提高了维稳行动的级别。中央最高领导层将利用此次会议研究制定“十二五”计划，规划重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的一党制模式和经济增长还能避免下层民众向当局发出重大挑战，公众对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仍觉得足够满意。但中国一些专家和官员担忧，展望未来，尤其是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转弱时，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表示，几届领导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稳定”幻象，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近期北京一次讲座中就指出，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于巨大，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生地方层面的更多动荡。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0/10/5.html

7月本应是水草丰美的季节，但记者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采访时看到，绝大部分草场牧草长势不良，有的甚至还处于草场返青时的状态。满达拉图嘎查（村）牧民斯日古楞告诉记者：“这些年草场退化严重，即便正常年景，和30年前相比，牧草的高度、密度也大不如前了！” 经过近10年不懈的治理，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大为好转，但与上世纪70年代初比，没治理过的草原产草量只有以前的一半；而经过治理的草原，产草量也只达到了以前的3/4。 过度放牧 生态恶化 每头只牲畜的平均草场占有面积从170亩左右降至14.6亩。 在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草原，一座座白色的沙丘披上了“绿纱”，繁茂的灌草植被锁住了滚动的沙丘。就在10年前，这里还是草原退化、沙化加剧，沙尘暴频繁发生的另一番景象。 历史上的苏尼特草原曾经水草丰美，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常年干旱少雨，加之超量饲养、过度放牧，沙化日益严重，草原生态逐步恶化。 据统计，苏尼特左旗1999年牲畜达到198万头（只），是解放初期的10倍。与1949年相比，锡林郭勒盟1999年牧区人口增加了3倍，牲畜头数增加了10倍；每头只牲畜平均草场占有面积由170亩左右降至14.6亩。锡林郭勒盟的大部分地区，正常年景牧草基本被“啃光剃净”。 许多人不明白，千百年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何近年会出现过度放牧呢？ “首先是人口激增，造成草原负荷加剧；其次是牧区收入单一，近年科技投入不足，品种改良滞后，单产下降，牧民只能靠增畜来增收。”内蒙古发改委副主任杨崇义告诉记者，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自然因素的影响。干旱少雨、鼠虫害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草原生态不断恶化。二是人为因素影响。超载过牧、过度利用草原以及滥开滥垦滥挖等现象屡禁不止。三是草原投入严重不足。经测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级财政投资草原建设的资金每亩不到2分钱。 矿产开采 “致命诱惑” 露天开采不仅毁坏草原植被，也严重破坏了地下水资源。而当地干部说：“总不能让我们守着金山饿死吧？” 乌珠穆沁草原是内蒙古最好的草原之一。如今，各种各样的重型运煤车辆穿梭往来，留下一道道车辙，仿佛是草原上的道道伤痕。 内蒙古草原遍地是“宝”，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铜铁、石油、天然气以及稀土等矿藏。在工业需求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内蒙古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矿产开采和冶炼基地。 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的伊敏河露天煤矿是我国目前正在开发的大型露天煤矿之一。据专家介绍，仅规划开采的一、二露天矿占地4.95万亩，每年鲜草产量减少近万吨。如按矿区总体规划，占用草场20多万亩，牧草将减产4万吨。据调查，一露天采掘坑附近亩产鲜草由200多斤减至170多斤。 露天开采破坏的不仅是草原植被，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地下水资源。近年来，呼伦贝尔7大河流全部出现断流。 此外，草场土地征用后，原来放牧的牲畜将转移到周围草场，加重周围草场载畜负荷量，加剧草场退化。 面对工矿开发和草原生态保护的矛盾，地方领导也很无奈。上级部门对地方干部的考核，GDP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对内蒙古这样一个资金、技术、人才都不占优势的西部内陆省区来说，不依托矿产资源开发，要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无疑十分困难。 对这种开发，当地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做“点上开发、面上受益”，意思是每转移一个牧民，就相当于缓解了将近1平方公里的生态压力，而建成一个环保达标的现代化4×60万千瓦燃煤电站和与之配套的年产1100万吨原煤的露天矿，占地只有5平方公里左右，但每年可实现工业增加值20亿元左右，同时可直接或间接吸纳上千名牧民转移就业，相当于1000多平方公里草场得到长期有效保护。 西乌旗的一个干部说得更直白，“当各地的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时候，总不能让我们在草原上守着金山饿死吧？” 垦草种粮 愈演愈烈 开垦者每户年收入5万―30万。2009年内蒙古开垦草原案件947起，居各类草原违法案件前列。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草原开垦之风，也成为草原生态恶化的主因之一。 通辽市扎鲁特旗曾是草原肥美的地方，随着科尔沁草原的退化，扎鲁特旗已成为“科尔沁最后一块完整的草原”。但就在这里，当地一位嘎查长（村长）介绍说，1996年以来，该嘎查70%以上草场先后被开垦，总开垦数达到了5万亩。开垦后的草原对外承包第一年租金达280元/亩，随着土壤被风吹走的程度加重租金逐年递减。种玉米一般耕种6年，土壤的70%以上即会被风吹走，变成白干土；种绿豆一般只用3年，土壤的70%以上就被风吹走了。 虽然草原在大面积消失，但开垦者的收入却十分可观，每户年收入5万―30万不等，少数能达到60万―70万元。 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院院长杜文告诉记者，内蒙古草原脆弱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草原的生态极易遭到破坏，要想恢复，至少需要30年，而原始生态系统、植被种群和植物多样性的恢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开垦草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草畜失衡的局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和国家各种惠农补贴的落实，很多人都有弃牧从耕的计划，草原开垦之风愈演愈烈。2009年内蒙古开垦草原案件947起，居各类草原违法案件的前列。 为遏制草原开垦之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各种开垦草原行为，纠正以牺牲草原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 牧民增收 越来越难 大面积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后，牧民较难适应新的生产方式。饲养成本增加近2倍。 牧民为何想弃牧从耕？答案令人心酸。作为草原的主人，牧民正在因生产生活成本剧增、牲畜减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不适应等诸多因素，增收困难，生活压力加大。 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最为脆弱的浑善达克沙地，昔日一片片沙化的草原重现绿色生机。在正蓝旗桑根达来镇敖力克嘎查牧民孟庆银家，记者聆听了一位普通牧民近10年来为保护草原生态而作出牺牲的故事。 2001年，锡林郭勒盟确定孟庆银所在的嘎查为首个移民点，要求全嘎查整体搬迁到10公里外的桑根达来镇近郊。孟庆银和其他100多户牧民，卖掉所有的牛羊，搬迁到距桑根达来镇1公里处的移民村。按照政府的规划，移民们开始养奶牛。习惯了放牧的他，没想到养奶牛“比伺候老人还难”。这些年奶牛市场起起落落，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孟庆银说，刚搬来那几年，心里特难受。自家原来的1000亩草场光网围栏就投入2万多元。当年着急搬迁，牛羊低价处理，99头牛才卖了8万元。 锡林郭勒盟生态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包艳梅告诉记者，近些年来，自治区大面积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牧民为了草原生态的确牺牲得太多。从统计数字上看，内蒙古牧民人均收入高于农民收入，但由于牧区地处偏远，气候寒冷，牧民消费支出远远高于农民，实际纯收入呈递减趋势。 同时，由于惠农惠牧政策不平衡，牧民的转移性收入明显低于农民。而随着饲料价格的上涨，饲养一只羊的成本从2002年到2009年增加了近2倍。目前，内蒙古牧民人均债务余额达484.5元，户均贷款额为2万元左右。 惠牧新政 期待已久 “草原夜袭队”何时休？尽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5月初，记者在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草原采访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羊倌们通宵放羊，早晨七八点钟，吃饱的羊群从牧场回到羊圈，开始一天的圈养生活。 原来，从2002年开始，国家在京津风沙源项目中增加了“禁牧舍饲”项目。但项目补贴到2008年结束，牧民享受不到相应的补贴。没能力圈养的牧民便把牛羊偷偷放回刚刚返青的草场吃草。禁牧期间草原监管部门查得紧，牧民们只好晚上偷偷放牧。 牧民哈登巴特尔算了一笔账，他家200只羊、20头牛，在春季休牧的45天时间，大概需要3万斤饲草料，折成现金少算也有一万元。“去年遭受大旱，打草量严重不足，如果不偷偷放到牧场上，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牛羊饿死了。” 对频频出现的“草原夜袭队”，绝非“牧民只顾眼前利益，不懂得禁牧的长远生态意义”这样简单，牧民要维持生计，羊要果腹，圈养缺乏有力支持，出现偷牧现象并不奇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毅认为，近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出现严重的沙化退化，绝不能片面地归罪于牧民。保护草原生态并不仅是限制牧民放牧那样简单。 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格日乐图雅嘎查支书朝鲁孟认为，牧民为了国家的生态安全贡献很多，国家及相关部门应研究牧区特殊规律，制定对牧区的特殊扶持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牧区建设。 目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均已进入规划末期，但京津风沙源区还有严重荒漠化土地1.7亿亩亟待治理，退牧还草工程还有1.1亿亩建设任务待安排。“建议国家今年尽快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二期规划编制工作，并在京津风沙源工程二期规划加大禁牧舍饲力度。”内蒙古发改委副主任杨崇义说。 其次，希望国家尽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加大禁牧、休牧、轮牧的补偿力度，并根据不同的草原类型条件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 此外，通过补贴来加速推动畜种改良。牧区牧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饲养牲畜，牧民要想增加收入，必须依靠提高牲畜质量和改善品种来增加收入。2009年，国家安排的良种补贴资金用于牧区的仅有绵羊补贴1157万元。 一些基层干部还建议完善牧区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扩大保障范围，应保尽保。同时，逐步建立牧民养老保险制度，为牧民解除后顾之忧。 (本文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