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河底|一名被拐女性的自述
我在2004年生下了女儿,他们终于觉得没法再抓我回去了,于是上法院告我,要我付抚养费。尽管我说是被迫的,被打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强暴生下的孩子,但没有证据。法院不采用“一面之词”,而那个男人有村支书开的证明,说我们是“自由恋爱”。
阅读更多发布者桥 | 2 月 4, 2022
我在2004年生下了女儿,他们终于觉得没法再抓我回去了,于是上法院告我,要我付抚养费。尽管我说是被迫的,被打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强暴生下的孩子,但没有证据。法院不采用“一面之词”,而那个男人有村支书开的证明,说我们是“自由恋爱”。
阅读更多发布者桥 | 2 月 4, 2022
这种大规模人口拐卖,不仅仅是当地人因为贫穷而野蛮的风气,才有了人口买卖市场,更重要的是这种违法行为能够成功与当地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为这种违法行为合法化提供便利条件分不开的。
阅读更多发布者大号冲塔 | 2 月 3, 2022
我们志愿发起“农村精神障碍女性关注小组”,希望能在共同关注时事和学习法律政策的基础上,汇集更多资源,持续关注和帮助那些仍深处困境中的农村精障女性,使她们获得应有的人权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我们的初步计划方向包括:个案线索发掘、资料整理、政策倡议等。
阅读更多发布者不忘初心 | 11 月 28, 2020
阿云能做到的,是不让孩子看到自己哭泣或者和丈夫争吵。“我小时候也是缺爱的人,所以我不想我孩子也缺爱,我要让他们知道,妈妈很爱她们。”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朵后浪 | 11 月 28, 2020
在方洋洋的故事里,最令人难过的是,她并不是无人关心,但没有人能够真正保护她,也没有人提供给她真正有用的帮助。村民们提起这一悲剧,难过和愤怒之余,感慨最多的是方家父母“老实”,没有力量和强势的男方家对抗。
但比起身处结构性不公下的个人,警察、村委、妇联……这些对反家暴工作负有职责的部门才是真正应该被问责的对象。在这起案件中,这些部门几乎是缺位的,既看不到他们对预防和制止家暴所做的有效工作,也看不到他们对居民的反家暴意识教育方面有所行动。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