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农民工老王的中秋节           王克勤   崔克亮     时间： 2005 年 9 月 18 日，中秋节 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某建筑工地 人物：王承修 性别：男 年龄： 65 岁 职业：农民工             9 月 18 日 ，中秋节。 在被人戏称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建筑工地”——北京。 我来到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平西府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王府医院建筑工地。与这个工地上 500 多位民工中年龄最长的老王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中秋夜。     中秋节：“两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吃到肉”     “你真来看我啦！” 65 岁的老王一眼认出我来，他接过我手中的月饼带我走进他住的“棚子”，此时是傍晚 18 时。 众多的农民工正陆续从工地回到“棚子”里。“今天放工早。”老王告诉我。 不久，工地上开饭了，老王打回来了属于自己的中秋节“节日食品”—— 4 块月饼、 2 个苹果、 2 个梨、 1 瓶啤酒、约小半碗炒粉条、还有稍后工友带回来的小半碗辣椒炒肉，但肉已经很难找得到了。 “两个多月了，这是我们工地上第一次吃到肉。”老王高兴地告诉我。 他说，年过完他就来了，到这里已经大半年了，天天吃的是粉条、土豆、豆腐、茄子，主食总是馒头。 直到此刻，我才从老王这里知道，曾经我多次路过他们的工地，也多次看到傍晚时分，众多的民工们在马路边上或蹲或坐，人人手捧一个搪瓷缸，盛着一些白菜、土豆什么的烩菜就着馒头吃着。原来他们已经是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点肉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们蹲在马路边上吃饭时，根本就没有在乎过路上的风尘与汽车的尾气什么的。 当然，这个中秋节的“节日饭”除老王外，其余的 500 多人都在饭堂边上的一个空地上“会餐”去了。我看到，所有的民工都席地而坐， 7 个人围成一圈便算一“桌”，菜放在地上、人坐在地上。从“会餐”回来的工友那里得知，每一个工友都得到了老王所领到那些食品，另外，每“桌”还有一瓶白酒、一碟水煮花生。可能是这样盛大的“会餐”非常稀少，我看到在“会餐”场地有人在不断拍照。 工地上有一个专门为工友们开的小杂货店，我为老王买了些猪头肉、啤酒、白酒什么的，在“棚子”里陪着他一起喝了起来。     老王的“家”     老王，名叫王承修。是来自河南省泌阳县的农民。 喝了点酒后，老王的话多了，他乐呵呵地指着他住的“棚子”对我讲：“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比其他工地强多了！” 这个用石膏板搭起来的“棚子”，约 15 平方米 ，屋子里放着 4 个那种钢管焊制的高低床，把个不大的屋子摆得满满当当。所有的食品放在他们用木板自己钉出来的小桌子上，老王以及其他的工友们分别坐在床上或自制的小橙上。 众多的蚊子围着我们，我发现临时焊制的铁门上开着两个足球大小的洞，再往前看，发现正对的窗户整个就是一个窗户架子，基本是一个全开放的窗户，难怪被舍友称为节约得够“瓷实”（非常扎实的意思）的老王也买了蚊帐。 老王的床在一进门的右手，我看到床上铺着那种几元钱一张的竹席，席的下面铺着那种黄纸板，老王说“直接睡在竹席上太硬，从商店里要的纸盒子，铺上睡起来软多了。” 床上还放着一床军绿色的棉被。有工友告诉我“这是为我们民工开的那种商店里买的，一床被子也就 20 多块钱。” 我问蚊子咬不咬？老王笑着回答说，哪有蚊子不咬的呢！蚊子咬也没办法。 我问夏天热了怎么办？老王指着蚊帐上边挂着的一个小风扇说：“它还起点作用！”工友们告诉我，这种小风扇一个 8 元，好一点的 12 元。“我们民工只能用这个，其他的用不起。” 当北京酷暑到 40 度高温的时候，我与我的同事们坐在办公室开着空调还嫌热的时候，辛劳一天的老王和他的工友们却只能苦苦地煎熬着。 在这间屋子里还住着 3 个人，一个是老王同一个县来的工友，只比老王小 3 岁，是工地上专门负责捡钢筋头的工人；另一个是来自云南的小伙子，我看到他左脚大拇指包扎着，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是前不久施工时，钢管从楼上掉下来砸坏的。我问有没有休养，他说，没有。有工友反问我：“休息了谁给发工钱呀？”。还有一个 30 岁不到的河南农民，看上去更像一个 40 多岁的人。 老王他们这间房由于住着他以及另一个 60 多岁的工友，因此安排的人少一些。我看到其他的房间每个都是 8 人。 像老王他们住的这样的“棚子”在这个工地有好几排，大约有五、六十间之多。老王的这间“棚子”门口写着“ 27 ”的字样。                               老王的工作     老王是这个工地的勤杂工。 “大家对我很照顾，让我干轻松的活！”老王满怀感激的对我讲。他乐呵呵地说“俺是羊群里的老驴，年龄最长的一个。” 每天早晨“天一明就起床，吃了饭就上班。”老王的劳动工具是：两轮小推车、铁锹、扫帚。他的工作是每天把马路上、工地周边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垃圾及时的打扫、清理干净。这些垃圾只要有工程车、运输车通过就会形成，他必须不断的打扫与清理这些垃圾。 一位年轻的工友告诉我，他们每天早晨大约 5 时许就得起床了，吃过面皮汤与馒头后，便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一般一直干到中午 12 时，午饭是烩菜馒头。下午是 13 时 30 分开始干活，到天快黑时下班，晚饭是菜汤馒头。 老王对于这里的吃住都非常满意，他不断说“老板不赖，给我们包吃包住。” 对此，有工友插话说：“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凡是包吃包住的工地，工资就低了许多。”老王也认可这一点，他说，他出一天的工，工钱是 30 元，刚来时只有 28 元。一般下雨时是不能出工的，“好好干，一个月也就是二十六、七个工”，据此，我发现老王每日天亮出工、天黑下工，每个月的总收入也就是 800 元左右。 工友们告诉我，每个工报酬 30 元的小工，在整个工地上能占到三成到四成；有一定技术的钢筋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40 元；木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45 元；水暖工、电工、瓦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50 元。                                老王为甚来打工     65 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远走他乡做建筑工人？ “俺家里穷啊！没钱过日子，没钱给儿子娶媳妇。” 老王的家在河南省泌阳县沙河店镇崔楼村，是豫南干旱的丘陵山区。“种的全是旱田”虽然一年有两季，但是“种地不赚钱”。夏粮小麦与秋粮玉米产量都在每亩 600 斤左右，整个折算下来也就是 600 多块钱，而现在化肥、农药等农资“非常贵”，整个成本占了大头。因此种田只能是维持一家人的吃饭。 老王之所以出来打工，因为他目前“上有老下有小”：其一， 91 岁的老父亲还在世，与他生活在一起，他得负责养老；其二，最小的儿子 24 岁了，还没有结婚，要娶媳妇得花钱；其三，老大与老二两个儿子的孩子都与老王在一起生活，当爷爷的他想让孙子们生活能好过一些。 其实，老王家里出门打工的不是他一个人，他的老大儿子目前在海南打工，给人家开拖拉机，每月可以赚到 1000 元；老小儿子目前在郑州打工，“挣多少钱，我不知道”；老二儿子目前在村里养猪，“日子过得最紧张一些。”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老王撇下只比自己小 3 岁的老伴来北京打工。                          老王最大的心愿：“没给家里寄回一分钱”     晚上 8 点多了，喝了几杯的老王有些兴奋了，于是我试探的问他你想不想老伴啊？老王说“咋个不想呀！没法呀”“不给结工钱，你回不了家啊。” 老王及许多工友告诉我，他们来到这个工地“大半年了，没有结过一次工钱呀。” 工地也偶尔给他们借支 50 或者 100 的临用钱，但一直没有结工钱。 我问老王多久没有与家里联系了？他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今天是中秋节，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说着我拿出手机，让老王报村里的电话号码，老王坚决不打。 我感到十分纳闷。 我问老王，为啥不打？ 老王说“打电话说啥呀？来大半年了，没寄回一分钱，对不起小孩。”“没给家里寄钱，没脸见人呀！电话打了不好说呀！” 一方面老王结不了工钱觉得愧对家人，另一方面老王为了节约每一分钱，省吃俭用。我请老王抽香烟，老王抽了两根后就不抽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旱烟杆来，告诉我“这个省钱”。 他的舍友告诉我：“这老哥哥过日子真是个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 老王穿的上衣是一件泛白的甲克衫，裤子的颜色与工地上的灰土一样，他行走在工地上，看上去就是一个整体。光脚蹬着一双旧皮鞋。 对此，老王说“人老不嫌赖”“老家伙了，买什么衣服啊！捡到什么穿什么，人家不穿的，就是咱们穿的呀！”他说这些年没有买过衣服，前两年买过，是为自己买的“古衣”（死亡后穿的衣服）。 对此，他总结出了这样一句穷人哲学“是饭充饥，拾衣挡寒”。 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老王对于许多问题依然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能做到出口成章。 晚上 21 点了，应该是他们休息的时间了，我离开老王的“棚子”走出了工地，老王一直送我到路口，看着远处华灯灿烂的城市景观，老王又突发感想“长安城虽好，不是久恋之地”“俺是农民，这里不是俺的家啊！”    

中国目前有2.5农民工。其中1.3亿在城乡之间漂泊，宛如候鸟。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每年仍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涌进城市寻梦。 在全国人大中，他们的代表有三个。平均每个人背后站着8000万直接利益关联人。 今年两会，这三个代表将带着极度疲惫和殷切期盼从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谢幕。 这份孤单和沉重表明，农民工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到工资福利再到社会保障。 而阻碍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壁垒。 目前，这道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天堑，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呼声。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基于2043位农民工调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短工化”趋势，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     中国目前有2.5农民工。其中1.3亿在城乡之间漂泊，宛如候鸟。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每年仍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涌进城市寻梦。     在全国人大中，他们的代表有三个。平均每个人背后站着8000万直接利益关联人。      今年两会，这三个代表将带着极度疲惫和殷切期盼从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谢幕。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     这份孤单和沉重表明，农民工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到工资福利再到社会保障。      而阻碍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壁垒。      目前，这道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天堑，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呼声。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基于2043位农民工调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短工化”趋势，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动状态。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然而，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社会—阶级特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频发的劳工群体性事件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出农民工在当前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从调查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显著高。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实当中用工单位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榨取劳动者黄金年龄段，偏好具有弹性的短期雇佣，是导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一个制度因素则是2008年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制广泛推行的影响。     “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这对于个人、企业或者社会整体而言均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首先，“短工化”令员工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以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难以保障，造成劳动纠纷激增、各类“野猫式罢工行为”频发，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其次，过于频繁的工作流动无法促进技术养成，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企业培训投资，熟练蓝领技术工人需求难以满足，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三，“短工化”的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乏积累和延续性，机会空间锁闭，难以形成向上流动的稳定预期，对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正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这场痛苦的博弈必然造成劳资双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升级的巨大隐患。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