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山

自从2012下半年新政府开始进入人们的讨论之后，寄希望于新政府改革的人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到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连原来改革的成果都保不住了。 与人们心情相对应的则是舆论的收紧，虽然新任主席习近平也释放一定的改革信号，但社会倾向却整体左转，许多文革的语法逐渐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而经济上的抽风更是让人心焦。以房价为例，老政府控制房价失败，新总理李克强在未上台之前就信誓旦旦要解决房价问题，可是，房地产市场不仅不领情，反而在新政府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大幅上涨，新政府上台后则是失控性的暴涨，令新任领导感到措手不及。 那么，这一切背后的逻辑在哪里？中国的改革还存在吗？ 本文试图从中国的政府结构角度探讨现在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并非是铁板一块的集权制，而是一种可以称为诸侯制的特殊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状况杀死了改革。 最近半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妨从房价开始谈。 去年下半年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观望阶段，这种观望不仅表现在开发商层面，也包括地方的各级政府，他们由于不知道新领导的心思，不敢做出头鸟。 然而这种观望到去年下半年就结束了，甚至没有维持到11月份的党代会。原来地方政府已经从新领导在地方任职时的作为，就分析出他们在上台后会怎么做了。 比如，新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以建立了一座空城和改造了一个片区著称（关于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我的另一篇文字《李克强的执政观》），并受到了提拔。所以，他的思路是：借助大型房地产项目和城市改造工程，倚重开发商，试图寻找一个都能赚钱的空间。即：政府卖地赚钱，开发商卖房子赚钱，两者只要能合作把房价炒高即可。最后留出一点利益来给拆迁的百姓，不让他们闹乱子。 这种模式由李克强参与创造，并在地方政府的探索下日臻成熟。现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打着再造新城的幌子，引进大型开发商建造大型城市综合体，将地皮价值炒高，高价卖出房子。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对其他地方的土地捂盘，让人们除了买炒高后的房子，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买廉价房子。 地方政府认为新总理的执政思路跳不出这个框框，只要李克强一提城市化和改善城区，地方政府随即可以用上述方法开始炒地皮，表面上满足新总理的“改革”冲动，但实际上还是继续炒地皮和分享土地盛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在新旧政府交替未完成就开始上涨了。 新老交替后，李克强果然提出了要让人民安居，城市化改革要重质量等，这些口号都很符合之前地方政府的预期，他们早就料到新总理会这么干，于是在预期得到实现之后，房价继续冲高，并出现了失控的局面。 另外，所谓的国五条明显是一次政策失误，这次失误更多是延续了前任总理的方向错误，也进一步起到了证实作用，证明新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得到了信号的地方政府更加恣意妄为。 可以说，在新老交替的时候，都是地方政府扩权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对中央政策加以发挥，为自己谋福利。 与地方政府的肆无忌惮相比，中央政府此刻却出于半失控状态。其原因有几条： 第一，新人上台不久，还没有抓住足够的权柄。当然，他们可能永远抓不住足够的权柄，就像他们的前任一样。只是他们由于刚上台，更显得手忙脚乱。 第二，他们接受基础教育都是在文革期间，那是形成人世界观的时期，所以这两位新人一方面带着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搞运动很了解，而对于行政知识却有很大缺陷。 第三，这条在本文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即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诸侯制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状况失控的情况下，两位新人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从文革时期的经验出发，一方面搞党内整风，另一方面开展运动式的治理，以期震慑地方权力。 但这两方面都不足以震慑地方权力，因为整风和运动都只能对少数人进行打击，绝大多数人都是安全的，更何况地方官员联系千丝万缕，谁遭殃了其他人都会保护他。 另外，中央政权本身由于条条分割，各负责一摊，也无法统一。比如，一直抓意识形态的刘云山由于轻车熟路，恰好利用机会进行扩权，他利用两位大头目运动式的思路和民族主义倾向，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国梦活动，成为了重庆唱红歌的全国版。 综上，这半年的中国政治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中央的运动式思维，地方政府乘机扩权，部委也更加蛮横，让人们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在讨论完这半年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放长视角，看一看形成这乱局的背后原因：中国的诸侯制政治。 中国社会是诸侯制，存在着多级诸侯和多重盘剥 人们曾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而现在实行的制度也是中央集权式的。 集权制的最大特点是：官员由上级任命，下面无法把他选掉，他对上级的命令唯命是从，对下级则不理不睬。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官员并没有对上级唯命是从。除了一些重大问题之外，在处理日常事情时，他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只对自己负责。更多的时候，他的利益是和上级的利益不一致的，是排他的。 比如，以上海市为例，最近几年房地产调控是热点，中央政府屡屡下发狠命令控房价，但效果一般，在上海，房价仍然涨得一塌糊涂。为什么？ 答案是：作为一方诸侯，上海并没有去执行所谓控房价的命令。它只是装作去执行，而实际上则继续设法抬高房价。比如，当中央要求增加土地供应的时候，地方表面上附和，并看上去增加了土地供应，可增加的供应大都是商业房地产，而对于住宅建设则暗中减少供应，以达到维持房价的目的。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希望房价下跌，是因为他的地方政府收入大头要来自房地产。这个利益和上级并不一致，是排他的。 总结来说，所谓诸侯制，有如下几个特征： 1，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是民选的，他们从理论上都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2，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却又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比如，上海市政府只在重大问题上表面服从于中央，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拥有自决权，甚至不惜与中央对着干。 3，当中央下放权力时，不是把权力给了民间，而是地方政府攫取了这部分下放的权力。 4，当中央试图收权的时候，地方政府会把丧失的权力转嫁给民间。 5，这样社会的政治互动不是在民间和政府之间互动，而是在两级（甚至多级）政府之间互动。 简单一点说，就是民间经济受到两方面的盘剥，这两方面都不受民间控制。 中国的情况还更加复杂，还在于： 1，中国的诸侯不只是两级，而是多级的，从中央，到省，再到区、市、县、乡，每一级都可以按照小暴君的方式行事。即便违背了中央的旨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也很小。 2，中国不止拥有地方政府这样横着的诸侯，还有各个部委这样竖着的诸侯。每一个部委也都是一个小暴君，拥有着不受制约的权力。 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就是一个排他性的诸侯，工信部的一把手只是部级干部，从表面上看低于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但在对通信产业的管理上，工信部的领导却具有着绝对权威。 从理论上，总理、副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门有权力插手通信产业政策制定，但在实践上由于知识和信息的隔膜，这些人却没有能力插手这个行业。所以，到最后的情况就是：虽然国务院有资格制定通信产业政策，但实际上政策却被工信部的内部人垄断了。 工信部内部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滋生出强大的利益群体。如当年工信部（及其前身信息产业部）力推的TD标准，就是因为有一群内部企业可以通过政策瓜分大量的扶持资金，并希望通过政策优势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他们绑架产业的结果，是使得中国的通信产业一直处于不开放和落后的状态。 而最近，他们又忽悠着新总理做了批示，开始对TD LTE押下了重大赌注，其方法也是如出一辙，最后一定是对关系企业和利益群体有利。 所以，中国的横向诸侯和纵向诸侯交叉在一起形成网状，留给中央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不能称为一个完全的集权制国家。 诸侯制下的猫鼠博弈 在诸侯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由来已久。 文革时期，毛感觉到了诸侯的制约，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它，这与现在新王的感觉是一样的，新王也试图通过一定的运动（但不要到文革那么大）来打破这种束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诸侯制下，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央和诸侯这两极中，任何一极想搞改革，都会受到另一极的制约。 比如，如果诸侯（比如广东省）想改革，那么中央政府会担心局面更加失控而加以否决，中央政府希望做自己能够控制的改革，而不是走向更加失控。 而如果中央想搞改革，而由于诸侯的千差万别，利益各不相同，它的改革措施会被各级诸侯一一化解，换成对它们有利的内容。 当两极诸侯缠斗激烈的时候，他们的扩权冲动就只能向民间开刀。比较常见向民间开刀的做法表现在经济上，中央扶持央企，诸侯扶持地方国企，部委还会扶持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行业企业，他们设置了一道道障碍不让民营资本进入。 当中央假装改革，要求向民营资本放权的时候，诸侯会乘机向前冲一冲，把利润拿走，避免流落民间。而中央想把权力回收一点的时候，诸侯们首先保证自己的关系企业不受损失，结果中央的收权会引起下面民企叫苦连天。 从前王和前总理时期，诸侯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弄得里外不是人。前总理呼吁改革的时候，诸侯连动都不动，人们于是认为他是在作秀。前总理要求中央放权的时候，诸侯们乘机坐大，更加不听话了。前总理试图加强控制力，避免地方诸侯将经济过度透支，诸侯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骗他，糊弄了事。 比如，当年前总理要做教育改革，在诸侯们的参与下，教育改革变成了撒钱改革，即中央政府做的只是增加经费，达到4%，至于经费怎么花，都是诸侯们说了算，于是关系企业大发财，清华的博士生导师都成了身价上亿的生意人，而打工子弟仍然上不了学。 在这样的制度下，做任何改革都变得非常艰难了。 改革是否还有可能？ 之所以形成诸侯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和诸侯这两个级别的官员都不需要对下负责。 他们都不是民选的，都不用去听民众的呼声，民众谁敢对抗他们，诸侯们甚至可以让对抗者消失而不受到惩罚。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弱势群体，才能让中央和诸侯的博弈保持平衡，因为它们博弈中吃亏的一方可以从这个永恒的弱势群体身上找平衡，多拿一些。 当民众叫得厉害的时候，中央和诸侯都想迫使对方向民众让出一定的利益，而自己却并不想出让。比较典型的是1994年的税改，朱相的改革措施是逼迫诸侯把一部分税收利益让给中央，由于诸侯暂时吃了亏，就开始炒地皮，从民间经济手中多抽一些血。中央由于在前面沾了便宜，到这时看地方政府的抽血行为，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人们还在指望1980年代的理想，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时，我却认为，已经不可能指望出现那样的改革了。 以后的改革大部分只是两极之间的博弈，与民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万一有一小部分真正的改革，可能出现在以下方面： 1，如果中央权力持续走弱，可能会在地方诸侯中出现一两处改革派。但目前地方诸侯的权力还没有足够强，尚需观望。 2，如果中央想做实质性的改革，必须绕过诸侯这个层次。比如，如果要做户籍改革，不能在诸侯层次上过多讨论，那样的话又会形成教育改革式的失败，把实质性内容换成皆大欢喜的饕餮盛宴。要实行户籍改革，必须由中央直接宣布任何限制户籍的行为不合法，把权力直接让渡给民间，让民间去和地方诸侯形成有效博弈。但我不认为目前的新人有这样的魄力。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继续在诸侯制的双头结构中颠簸，直到支撑不下去。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梦”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来的，在2012年的11月底，在参观一个有关中国复兴的博物馆里面谈到，要恢复中国的伟大就必须要有“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怎么样强大起来，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跟着党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观念当时是习近平从美国偷来的，美国一向有“美国梦”，美国建立国家以来这个梦已经几百年了，还在坚持，这是她的理想。 习近平提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觉得党的危机很大。在今年3月12号中央政治局内部一个谈话，感觉到共产党遇到很大的危机，如果不赶快有所动作的话，恐怕就要亡党亡国了。所以他一定要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要打老虎、打苍蝇等等。用意当然是很好，可是到底怎么实行，又是怎么个结果就是很大的问题。 在习近平提“中国梦”以后，今年3月17日就是人大闭会那一天，李克强召开记者招待会也大谈“中国梦”，一方面是支持习近平，一方面也表示他有决心有信心进行政治改革之类，但是这种说法就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两期大陆的反应很有意思，第一期是第一批的杜导正老先生，他是办《炎黄春秋》的，党内批判中共很有力的人，但还是党员，他听了李克强答记者问非常满意，认为他从容不迫也没有文稿，当面答复一千多个记者，说的东西都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人民为主题，说的话好像很有诚意，所以他很感动。他希望李克强能够执行他所说的话，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像李锐老先生像何方老先生都是90岁以上的人，联合他们一块写信支持他。 但是另外还在《明报月刊》有一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写的，他把“中国梦”的来龙去脉讲的很清楚，最基本的他认为“中国梦”最基本的东西，潜台词就是跟着党走个人才有希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最后跟着党走中国才有出路，中国有了出路个人才有出路，这是章立凡先生的判断。我想他的判断也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他对李克强的答记者问评价就没有杜导正老先生那么高。 第一他认为李克强的集体的语言太弱势，这种动作在他看来是掩盖一种不自信；第二他觉得绝大多是的问题都安排给官方的媒体和所谓友好的媒体，不会提为难的问题的。而且他基本上认为没有真正面对政治改革、反腐败、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农民失地、强拆房屋以及房价等等实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只是提到，表示一个理想。所以从这一方面说，李克强的说法好像还是陷于一种空谈。但是杜导正和章立凡两位先生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真正要讲为政，不再多言，不是说话，而是要实行，实行什么呢？就是实行1982年他们自己的定的宪法，不管他好坏，有没有缺点，照字面意义实行过来，这已经就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可是在这一点讲恐怕也做不到，所以他讲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失望的，比较悲观的。 另外我们要看看习近平所谈的反贪官到底是诚意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讲他很有诚意，也可以假定李克强是有意要改革，可是我想他们受到的限制非常大。最近在《纽约时报》我就看到一篇报道，报道四个北京的居民，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举着许多标语支持习近平打贪官的运动，结果这四个人遭到毒打，被逮捕起来了，居留在警察局。到底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他们支持的很简单，标语是贪官、裸官不杜绝的话，中国梦只是白日梦。这是老百姓的声音，如果不把这些贪官、裸官都抓起来，不解决掉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改革的问题。他们提出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官员的财产到底怎么样？这个在习近平3月12日政治局内部谈话中也提到，29年了早就有一个规则定下，国家的官员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经济来源申报给国家，然后发表出来，让人知道他有多少财产，这是很普通的，最起码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也承认29年来始终有阻力，有干扰，根本不可能实行。 现在老百姓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知道现在贪官成千上万的，等发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就拿着外国护照，把钱早就汇出中国，然后跑到外国去享受他贪赃得来的大批金钱。所以老百姓提出要查所有的贪官是不是拥有外国护照，拥有外国护照应该追求到底，所以从这种种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于习近平扫除贪污是非常支持的。可下面的人对于习、李所提出的东西并不当回事。如果真正当回事，就不可能抓这四个居民，三男一女，而且把女的打得流血满面。所以这种种可以看出来中国要想扫除党内腐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看到刘云山的那个报告，也是最近刚出笼的，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有8千3百万党员，70%就是5千多万是不合格的，还有许多是应该开除的。第一，党员不合格那就是他犯了种种罪行，有种种犯规的地方，另外更坏的就是贪官，这些你要想动也是动不了，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不合格的党员仍然在党内。 换句话说，他要清理这些的话就是清理整个共产党，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真正清理成功了，那么就是整个换了一个党了，完全面目一新了，等于是一场革命。所以包括刘云山这样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感到无奈，那么你可以想象共产党如果想改革有多么困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初探中国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听到的是一句平淡无奇的“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这句旨在提高中共党员道德素养的口号是在去年12月份提出。 我在本周的“中国来信”(Letter from China)专栏中写道，此类政策或运动或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为了树立政策制定者的个人权威，以确保从上到下的党员的忠诚。 在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笔名颇具诗意的“午夜听蝉”详细描述了上述理念，他说共产党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去年12月23日在北京的一个共产党建设和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上曾就这句话展开论述。位高权重的刘云山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 如我在今天的“中国来信”写到的一样，这个新运动是在4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正式宣布的，它被归功于新任领导人习近平。 一如他的前任，习近平过去曾警告称，腐败和其他“道德”问题可能会威胁到党的存亡。这一运动似乎是在尝试解决该问题。 在12月的文章中，“午夜听蝉”引用了“古人”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这一运动是必要的。 他写道，“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名评论员说，其目的就是在新领导时代振奋各层干部的精神，并对他们进行净化。文章并未透露作者身份，但该网站刊登此文的做法本身就给予了这篇文章以权威性。 和习近平一样，“午夜听蝉”似乎也把党的道德问题看成威胁其权力的真正风险，尽管他不断地把这个想法归功于刘云山。 他写道，“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刘云山这记警钟敲得很及时，很有必要。” “午夜听蝉”写道，“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更理应时常‘照镜子、正衣冠’，扪心自问究竟能力够不够、观念新不新、作风实不实、业绩优不优，从而知不足而奋进，切实为人民用好权、履好职。” 《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在近期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建议非常普通，也无伤大雅。”而中国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这一点领导人们也承认，“但对中国八千万共产党员来说，这个来自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要求，未免令人不寒而栗。” 王向伟写道，这一信息的真正意思是，“整肃你的行为，否则就由党来整肃你。”但问题在于，这是一次真正的道德运动，还是习近平用来巩固党内个人权威的方法？亦或两者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