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南方人物周刊: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 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 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 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 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 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 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 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 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 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 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 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 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 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 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 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 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 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 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 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 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 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 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 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 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 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 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 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 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 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 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 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 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 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 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 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 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 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 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 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 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参考书目: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回忆录》、曹聚仁 《鲁迅评传》、刘再复《鲁迅传》、朱正《鲁迅的一世纪》、黄乔生《鲁迅与胡风》、《鲁迅语录阅读小札》、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 年》、薄景昕《试论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康凌《学者鲁迅——一个建构史的回顾(1936-1966)》等) © 鬼怪式 for Oh My Media!!! , 2010/10/1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email protected]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email protected]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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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袁伟时:教育、历史、新左派和当前的改革

袁伟时:教育、历史、新左派和当前的改革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 袁伟时:教育、历史、新左派和当前的改革 答PEER挚友计划成员问 时间:2010年7月10日下午 地点: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黄传经堂教室 PEER挚友计划是一个针对中国县镇中学生的创新性夏令营,旨在解决中国农村的优秀中学生教育公平的问题。从2007年至今,项目已经持续了四期,在国内5个县,影响了超过600名农村高中生,最长的点已经持续了4年。同时,PEER计划拥有着来自全球四大洲的超过120名志愿者,他们通过网络与回访与不少县城的孩子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PEER计划夏令营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志愿者共同设计的小组讨论、团队活动与学生自主实践项目,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考、团队合作及公民意识。贯穿于我们志愿者行动的理念是在乡土中国进行博雅教育、服务学习以及合作性创新的实践。(肖可舟提供) 一、弗吉尼亚大学 肖可舟 上午甘阳老师和大家分享和交流了在中大推行通识教育的一些困难、愿景和现状。而去年11月25号在中大小礼堂,您提出要警惕一种假的或伪的博雅教育。可不可以进一步诠释一下您的观点? 袁伟时 :大家从国外回来,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其核心是自由公民教育。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大学教育成败的关键和标准。是不是能培养真正的现代公民?这是最基本的。现在国内各大学到了什么程度呢?打破了过去学苏联把大学变为高等职业训练班的框架,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多数是补文化知识的不足: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但是往往回避了一条,现代公司的法治教育、自由教育、宪政教育,这是关系到未来每一个人做人的方向,也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我认为通识教育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情况不了解,我不想具体评论。甘阳负责这项工作究竟做得怎样,我也没办法评价。但就他个人的倾向而言,我已经多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至于他能把通识教育做得怎样?他一个人决定不了中山大学全部通识教育的走向,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二、我叫殷钟睿,来自哈佛大学,我也是学历史的。昨天看了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但您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教育,那您觉得需要哪一方面的教育?如何开展? 袁伟时 :这要看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何。现在的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人是比较清醒的,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史学家。然而,多年来对过去一百多年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有意无意制造了一些迷局,也就是谎言,有些为政客们服务的清客、帮闲、文人,帮助编造了很多假的历史。 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十多年来,史学界清醒的人越来越多,做出了很多很杰出的研究。这些研究澄清了很多问题。我介绍大家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那部书会写进中国现代的史学史,他将鸦片战争的问题澄清了。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证明了多数人还是接受他的观点的。除外,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两个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一个是杨奎松,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原来在北大历史系,现在是两边兼。他最近发表了很多著作,在网上博客上能找到他的文章,很多问题提得很尖锐,而且分析透彻。还有一个叫沈志华,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很传奇,很有吸引力。他主要做的是冷战史,特别是朝鲜战争史,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历史。他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美国的解密档案和中国的档案,做出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是把过去制造的很多谎言揭穿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基本没有改变。有些中学生跟我联系,写信来。我说非常抱歉,你要了解历史,我可以告诉你历史真相,但我劝你,高考的时候还是按照教科书写答案,没办法,现实就是要做两面派,这是无可奈何的。 有些史学家,比如张海鹏这样的,居然说历史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滞后十年以上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大笑话。教科书怎么会是国家意志?所谓国家意志是通过什么途径决定的?通过了全国人大表决吗?即使有表决,也不能代表是中国的意志。所谓国家是中国,不是某一个人,怎么能说教材就是国家意志呢?你可以说那是政府的决定。但是政府决定也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它没有。滞后十年更是胡说八道。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他是受到官方信任的。那些教科书的编写者是官方信任的。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认识以及官方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维持过去的谎言。我认为现在历史教学的问题就是这样。 三.张津偲: 我在广州执信毕业,现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敢于说出真相的声音往往被淹没。您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是等待一位开明的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改变呢,还是通过广大知识分子唤起人们的良知、自下而上的改变?中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在广州住了十二年,对广州有很深的情感,您对目前广州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取消粤语播音怎么看? 袁伟时 :第一个问题接近政治学里面的尖端了,我很愿意回答,而且认为很值得回答。过去在文章中也写过,最近刚好完成一篇企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什么时候能发表出来,在哪里发出来,我不知道。 大家都说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其实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阶段。我们经历过很多专制的痛苦,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的体制,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不要将问题简单化,认为现在是个专制体制,没有希望了。这就错了。一方面我对当局有很多批评,另一方面,我认为千万要注意一条:总结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现状不能激烈改变,只能通过改革逐步去改变。假如企图通过很激烈的革命行动,推翻某个政权,代价是非常大的。 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个对话,出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到现在一些人特别是共产党的某些宣传干部,还在批评这本书,例如《北京日报》社长叫做梅宁华,我给大家的文章里的”某社长”就是他。那个人最近在他的文章里讲,有人散布”告别革命”这样的观点,等等。我那篇批评文章是对电话采访的答复,所以事先没有经过反复研究,我现在感觉,对他关于”告别革命”的观点没有答复,是个缺陷。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读懂,不理解”告别革命”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常识:现在要革命,革谁的命?矛头直指向执政党。那么能推翻它吗?不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我对共产党有特别的感情才说不能推翻,而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利益,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代价,非常沉重。这里有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明年就一百年了,按照我的观点,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中国的发展顺利得多。每一次的革命都付出很大代价。如果要很具体的讲,可以写一本书。我只介绍一个人的观点。大家听过杨小凯吗?杨小凯这个人是个奇才,他在十几岁做中学生时就进了监狱,坐牢期间他碰到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监狱里学到很多东西,出来以后,成为经济学界很有成就、甚至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物,不幸英年早逝。他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重视,叫做《历史的深思与未来的选择–中国政治随想录》。他就提出这样的观点:每进行一次革命,民主自由来到中国的时间要推迟三四十年。这个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根据就是中国历史,每次革命都这样。辛亥革命后财政垮台,之后军阀混战。孙中山说北洋政府不行,要搞国民革命,成立国民政府,结果带来的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二十多年。然后共产党说国民党很专制,不行,你叫国民革命我叫人民革命,你叫国民政府我叫人民政府,革命之后情况怎样?宪政到来没有?法治到来了吗?都没有。 大家听说过林毓生吗?他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我从1989年开始多次批评他。2004年中大八十周年校庆,他曾专门来到中大,预先声明:我这次来是奔着袁伟时教授来的,我要和他交换意见。我说欢迎。因为我一连发了很多篇文章批评他,他企图说服我。其中的交锋在于,他说新文化运动错了,是将原有的”卡里斯玛”冲破了,造成混乱,这是新文化运动企图用思想解决问题造成的恶果。我说他根本不了解新文化运动,因为它不仅是宣扬思想,还提出了制度改革;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没有观念变革是不行的。 不讲那么复杂的了。一个社会原有的秩序一下子打破了,确实代价很大,要重新恢复非常困难,所以要非常慎重。要改变这个秩序,就要先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人是思想的囚徒,他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要改变人的行动就从改变观念开始,也就是”我思故我在”。中国前进步伐不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变革不彻底。从这方面来看,林毓生的观点根本就错了。但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困难的问题确实存在,就是原有的秩序不能轻易地推翻。所以,去年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在文章中就指出,推进社会前进要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原来《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这样,一方面不断批评,一方面主张采用改革的方式。结果就遭到那些激进分子、左翼的嘲笑。用鲁迅的话来讲,这类观点是国民党的”焦大”,忠心耿耿但不得好报。他嘲笑胡适他们提倡人权,就是奴仆:”主人啊,你的衬衣脏了要洗洗”。鲁迅这个观点是错的。要革命,重新来过,代价非常大;慢慢改革,它的代价小,人民付出小,收效大。 刚才那位同学在广州住了十多年。我就讲广州的例子。2005年广州发生过太石村事件。太石村是广州番禺的一个村,村民们怀疑村干部贪污,要求清查财务,搞清楚卖地的款到哪去了,村干部就跟镇里的干部勾结起来,说他们别有用心。一闹,外国记者来采访,本国记者也来采访,各方面的维权人士也往那里跑,结果被当局定性为”颜色革命”,将那些人抓了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村庄里反对村干部贪污,这么简单的事,造成一个国际性事件。有些人为了这个事现在还在坐牢。中大很有名的教授艾晓明,当局扣留护照五年,不能出国。代价那么大。同样是番禺,去年也发生一个事,政府打算建垃圾焚烧场,引来当地居民反对,比太石村还要厉害,上千人到广州市政府上访,浩浩荡荡在广州市政府门前。而政府没有抓人,没有镇压,反而表态可以重新听取专家意见,再听番禺人的意见,重新规划,重新讨论。 另外,过去中宣部有规定,所有报刊不能异地监督、异地批评,只能给当地的政府提意见,广州的报纸如果要揭露河南的黑暗,不行;对重庆更加不行。不怕官最怕管,顶头的领导要掐你更容易,那就等于所有批评监督都不准了。而最近几年,媒体根本不理会这些规条,无论异地当地,批评越来越多,现在批评政府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是不是进步?只要有批评有监督,政府就会前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又例如预算。过去各级政府的预算是国家机密。我做过人民代表,从最基层到最高层都做过。我做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所有文件每人都有一套,只有预算一个小组只有一套。拿来看,根本看不清楚什么。我最关心的行政费用多少、公款吃喝用了多少,无从知道。而且不能认真看,不能拿回去看,只能在会上浏览。后来我干脆不看,不想看,因为看不出什么东西。现在由于人民代表提意见,广州公开了预算,各地也纷纷在公开。当然公开的程度还不够,但只要有个开头,就会逐步前进。这个清楚说明社会是不断在改良当中前进的。千万要注意历史经验,不要再搞什么革命,中国就会逐步发展,逐步繁荣。 关于广州话的问题,已经有媒体采访过我。我说了三条,第一,尊重这个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有多元的声音是一种进步;第二,这是他个人意见,不是政协意见也不是政府决定,可执行可不执行;第三,这个意见是错的,因为语言是多样的,文化的多样性是常态,而且每种语言背后都有很丰富的文化内容,想禁止一种语言的传播是绝对错误的。不等于不要推广普通话,现在普通话已经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正常的教学语言,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所以,以推广普通话为理由来禁止方言是完全错误的。 四、我是武汉大学的曾李。想请教你关于现在知识界的一个现象:一些八十年代承接了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前强调的是普世价值,现在主要强调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比如说摩罗,他以前写出《耻辱者手记》,现在写的书叫《中国站起来》,又比如甘阳。你怎么看待一些知识分子从启蒙主义从西方的普世价值到强调中国模式这样一种现象呢? 袁伟时 :任何时候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道路有所选择。知识阶层会不断分化,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摩罗会转向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个人的事情,要研究他,为什么他会转。至于甘阳,他是怎么样,我没有系统研究过,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转向。他在芝加哥大学十年,连博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拿到,所以我对这个人的学问究竟多少不知道,也不敢评论。 分化不奇怪,但要看到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前进。普世价值还有很多人在坚持,从来没有不讲。有些人讲,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到哪去了?好像没人了,不敢批评政府了,不敢坚持普世价值了。我说你错了,你根本没看中国的报纸。我看的报纸也不多,就看《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还有《时代周报》、《南风窗》,这些报刊坚持的就是普世价值,坚持自由,坚持法治。还有北京的《炎黄春秋》。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骂《北京日报》那个社长的文章,是上海的一个刊物、我不认识的一个人打电话来采访,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经我修改过发表出来的。上海是有名的思想控制很严的地方,居然那里就有人敢写文章,找袁伟时发表高见,骂《北京日报》的社长,这个好玩,对不对?这个变化一点不奇怪。去年三月《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我,发表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让一些高层的官员很不高兴。因为我在上面说,普世价值有什么好反对的,反对普世价值是跟中国的宪法相违背的,跟国际的人权公约相违背,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结果有的人就跳起来。我这样说等于指着鼻子骂他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其实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否定普世价值的。后来我学乖了,我不讲普世价值了,只说人类共同价值。到现在我还是坚持固有立场。我相信像我这样坚持的人还有一大批。 五、我是杨乐鑫,来自南京航空联大学。我在你的文章中发现你提出一个概念,现代公民爱国的基础。关于爱国这个概念,《南方都市报》有篇文章《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爱国的基础是什么,爱国到底是人类的一种情感,还只是统治者用来统治思想的一个概念?请问你对这个的看法。 袁伟时: 这里面包括一个政治常识,点穿就行了,国家和政府是两个概念。 爱国,我认为主要是一个情感问题。每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之邦都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是很自然的一种情感。但光是停留在这样一种自然的阶段是不行的,它应该提升。对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山河和人民热爱,就应该保护这个环境,不要让它被破坏掉和受难。过去的破坏真是非常惨痛,我对这点印象深刻。我的家乡小时候漂亮极了,等我经过四十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再看,原来很漂亮的小河变成臭水沟,原来茂密的山林,现在虽然经过几年恢复,已经有树木了,但很小。小河的恢复最少五十年内可能没有希望,将来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森林大量生长起来,重新挖,可能行,但最近几十年没有希望。所以山河是不能随便破坏的。另外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对中国人的命运,我想不但身为中国人应该关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关注。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努力,这是正常的。我认为爱国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爱这个山河,爱这里的人民。 六、提问:朱若辰 杜克大学 : 我们这个PEER是民间的一个支教组织,所以想问你教育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说对国家未来的改变不能寄托于它的整个钢性体制,那我们变革按照您的意思是要建立公民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就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公民教育应该怎么做。甘阳老师,他的重心就放在高等和通识教育上,但我觉得他的想法忽视了整个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且也没有很好地和高等教育衔接,所以我不认为有成功或者推广的价值。另外,我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问题里面讨论问题,而不讨论问题产生的途径,走到最后往往撞上死胡同,因为钢性结构在哪里,制度的东西改变不了。我还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关注不够。您觉得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可能对国家的方向起到什么影响? 袁伟时: 我想任何改变都要从人的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开始。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没有改革以前,我认为教育也有作用,多认几个字,多得到一些文化知识,总是好事。但,现在的中国教育实在不敢恭维。就像我最近的那篇文章《中国教育,魂兮归来》里面所讲的,它缺少一个核心思想,没有解决公民意识的培养问题。而且从国民党开始就是这样。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实行”党化”教育,要整个教育为国民党服务,后来”党化”教育受到知识分子严厉批评后,换了个说法,叫”三民主义教育”,但换汤不换药。 政党把教育作为自己的工具,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态势。现在中国教育要真正前进的话,我想应该彻底改变教育的指导思想。大学按照现代大学的要求来办。我特别欣赏温宝宝总理最近讲的一些话:大学要有办学自主权,师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不过是讲了一些常识,因为是总理讲的,我再说就不会犯忌。 但光看到这个还不行。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到中小学全面的指导思想都不对。有个年轻的妈妈告诉我,现在幼儿园连撒尿都是排队去的。阿姨讲现在排队去撒尿,大家就去了。中国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什么都讲纪律,要听话。我特别痛心的是,那些小孩在中大校园里面散步,居然都是一个拉一个的衣衫,排着队走。可能你们小时候也这样,都是这样。那么乖干嘛?我去看过美国的幼教机构,那些小家伙才不会理你这些,表面看有些乱。但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让个性充分发扬。在中国就是不注意发扬个性。社会要进步,知识要进步,一定要怀疑,要好奇,一定要有批评和批判,但中国的教育就会灌输,规定某个结论是对的,没有启发大家讨论,说这个知识可能不对,没有这样。中小学也没有教会小孩去收集材料、分析问题,质疑已经有的结论。教育要从教育学生学会怀疑开始,通过质疑、怀疑,通过讨论以后认为可信才接受,感觉到现在的观点不能说服我、现在没有解决的,将来研究解决,这样就可能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要这样才行。但现在不是这样,达不到要求,要达到要求,整个教育思想、教育方法要彻底改变。我有好些文章说这个问题。但我相信收效甚微。 鲁迅讲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说的人多了,多数人的观念改变了,总有一天制度会改变的。所以现在大家都要来做这个工作。有人讲,你不怕那些思想警察找麻烦吗?我说,思想警察也是人,你不断讲,他的观念也会变。当然其中有些很坏,会害人,但也有相当部分良知未泯,会慢慢改变。现在国内媒体都在做这些工作。你们是留学生,碰到问题就该想一想,然后再做这个工作。一个问题在美国是怎么解决,在英国怎么解决,介绍到国内来,经过比较就知道哪个办法更好。我们多做这个工作,让知识阶层,让官员慢慢改变观念。中国最困难的问题在于教育官员,让这些人观念慢慢变,中国的改革会顺利一点。 七、袁越,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我叫袁越,我们袁氏家庭在江南的一个分支本来拥有非常珍贵的家谱,不幸的是在文革时被销毁了,于是我们五年前开始修复袁氏家谱,我已经看到了初稿,虽然它的脉络非常清晰,但依然是残缺不完整的。我们在复原那些失去的历史的时候,往往即使复原了,依旧是残缺的。你是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这些失去的历史,以及失去以后又被复原、但依旧残缺的历史呢? 袁伟时: 历史是没有办法完全复原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年前自己说过的话做过事,现在要讲出来,也不一定能完美无缺地重复一遍。这是不奇怪的。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利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材料,想办法恢复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是可能的。但做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不能绝对化,不能说这就是最后的结论了,因为很可能会有新材料出现,又要推翻。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不断地肯定否定之中前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缺陷是无可奈何的,但留下很多工作让大家去做,它是值得去做的。 八、刘方舟,即将就读剑桥大学 我是刘方舟,高中是在新加坡读的。我在离开新加坡前一年,那里出了英文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我帮同学买了,过海关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觉得国内对89年或文革的那段历史,官方媒体采取的态度还是回避的。现在我们看到有关的一些材料,很多历史疑云,都觉得,它怎么会有那么大影响?为什么当时那些人那么疯狂,到底是谁的错?这些疑问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争论的氛围也不浓。您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宽容到可以讨论这些问题、而政权又不会觉得受到威胁? 袁伟时: 据我所知,《赵紫阳回忆录》有中文版,帮助赵做回忆录的是现在《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他过去是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的署长,退休后还在坚持工作,办了一本影响很大的《炎黄春秋》,是他帮赵紫阳做口述录音。 你现在看这个问题,确实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相信中国的知识阶层,看到过《赵紫阳回忆录》的,还有《杜导正日记》的,有很多,因为声音、思想是封锁不住的。通过互联网,很多资料、很多电子版都会流传进来,我收到的都不知多少,因为太多了我还删掉很多。这说明,社会在变,特别有互联网以后,整个状态在变。现在私下讨论这些问题,一点也没问题,很多人都在餐桌上交谈,这就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什么时候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谁都说不清,我们只能坚持做下去,但最后怎样,讲不清楚。 至于过去为什么那么疯狂,这个问题更加复杂,要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来解释。 人类本来是很野蛮、很愚蠢的,它要慢慢变,要发展起来,摆脱野蛮,告别愚味,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东方民族,在这方面要付出的代价更加大。我不是说东方人特别劣等,人种差,不是这样。所有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都一样,智慧、基因都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命运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命运不一样,这跟它历史形成的条件有关系。在我看来,西方民族,商业在它的社会生活里面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古希腊跟中国先秦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以农业社会为主,古希腊则主要是一个商业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一下中西社会,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更加没有民主的传统。但作为商业社会的西方,作为交换的主体,一定有权利意识。这里就有法治的问题,有契约关系的问题;作为城邦国家,也有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1215年就有了《大宪章》,中国没有。这都跟整个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的条件有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这样的局面,于是中国人、东方人摆脱野蛮、摆脱愚昧特别困难。我们只能坚持不懈地努力。中国是走得比较慢,但在第五批现代化国家里面总算占了个席位。你看看中东那些国家,非洲那些国家,还没有报上名,还在忙于”反对帝国主义”。乌干达最勇敢,将所有英国人赶出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但将资本主义农场主赶走,国家经济也破产了。所以要从整个人类的命运去考虑。 九、文卿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我很好奇,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学校开了一门专讲中国历史的课程,我以为很多中国学生不会学,但很多学姐都告诉我一定要跟着上。那个导师是个美国人。我的下一届的同学也很想上这门课。你觉得海外的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那么已经在中国成长的同学到了国外很喜欢听外国人讲解中国历史。 袁伟时: 我讲个小故事:苏联垮台了,他的中学要上历史课找不到课本,结果要从法国翻译过来。这也是人类告别愚昧的一个小插曲。过去,中国从孙中山国民党开始就歪曲历史,把历史作为政治斗争的工作。孙中山叫黄世仲写太平天国史,说是汉族反对满族的一个历史,很值得继承。其实太平天国是一塌糊涂的,他因为种族关系去歌颂,就歪曲了历史。其实孙中山讲三民主义讲得天花乱坠,骨子里最基本的还是种族观念。他当时说,中国人已经亡国了;中国政府–清帝国,所有高官都是外国人,满族是外国人,汉族那些高官就是汉奸。不但孙中山这样看,延安时候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写过一篇文章叫《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就是刽子手,帮助了清帝国,做清帝国的官,就是汉奸;不但曾国藩这样,凡是清朝的汉族官吏都是汉奸。这是很落后的观念。但当时就是这样。 这说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不断的政治斗争,那些政治人物、政治家和政客,都把历史当成手中的工具,肆意歪曲,造成今天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到国外去,愿意选外国人教的中国历史,我感觉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通常会比较客观,按照学术的规范、学术的标准来还原中国历史,所以值得去学。 不过,不要迷信”洋鬼子”,有些洋人,特别是他在做博士学位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标新立异的题目,推翻前人的结论。这个有好有不好。好是有创新,但有些会走偏了。 他们有些人现在宣扬一些什么观点呢?中国原来是很好的,白银时代不是一个落后国家,比西方还要先进,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侵略什么的,才落后了。这种观点很多,西方的一些左派们很喜欢讲这类观点。他们忘记了中西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为什么东方会落后?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基本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缺陷,到明代就发展不起来,无法自行向现代社会转型。西方也是这样,十七世纪荷兰领导世界潮流,因为它的商业发达,后来衰落了,都可以从当时的制度上找到原因。所以不要轻易相信洋鬼子讲的中国过去怎么了不起。你可以问他,为什么那时候那么了不起而后来落后了? 我认为研究历史要很冷静。李约瑟写了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史》,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原,做了很多工作,里面有不少东西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他解释不通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技术。其实三百多年前,利玛窦已经提出这样的结论。利玛窦是1610年在北京去世的,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他是1582年到中国的。在中国几十年期间,他写了一部书叫《中国札记》,其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逻辑概念。这是他的第一个结论。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这样?孟子批评人家无父无君,他的逻辑推论是怎么跳跃的?有人研究说《墨子》里面有逻辑,对,但那是萌芽状态,没有成为完整理论,而且没有传下来。而西方中世纪的教育就有逻辑教育,它有一门必修的课:辩论。这个课就要学亚里士多德时候创立的形式逻辑,中国就是没有。所以无法否认,中国的思想文化有先天缺陷。另外中国落后还有一个社会原因,也是利玛窦提出来的,他说中国人除掉哲学以外,对其它不感兴趣,因为哲学可以帮助他们做官。他所说的中国哲学就是四书五经。考科举可以做官,假如研究科学技术就不能做官,这是社会原因,他老早就提出来了。这些问题说明,中国人对本身的历史要很冷静。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最近写了一部书叫《继承与叛逆》,那很精彩,因为他是学物理学的,对中国文化了解,自然科学又有充分的基础,就有充分研究,说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缺陷。我讲这些,都是说,对外国人讲中国历史,要象对待一切学说一样,抱着怀疑的观点来看待。接受它的正确的方面,对它的某些方面也不要完全迷信。 十、提问:刘泓 哈佛大学硕士毕业 : 我今年刚从哈佛毕业。前阵子读过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他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是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过份地不强调政治,更多去讲金融逻辑和资本逻辑,导致了没有人提出人民的权益与公平分配问题。他想提出一种意义上的”再政治化”,甚至是人民运动式的,在他的解释下,对文革事件都可以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解读。不知你怎么看。 袁伟时: 我感觉很有意思。汪晖,甘阳是同类货色,都是新左派,了解中国知识阶层的人都知道的。中国知识阶层已经分化了。汪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说中国没有人再提自由民主,这当然是歪曲,因为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一直在坚持中国不断要前进,朝着现代化国家前进,成为自由、民主、富强与独立的国家,要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很多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不信去读一读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论文,那是写得很好的;90年代初,就提出公平问题了。 知识分子里面,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坚持人类的普世价值。与之相反的,有一小部分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左派,一个是国学派。这两者我都批评过,现在有迹象这两股思潮慢慢在合流。 新左派蛊惑人心的一种讲法是,我代表中国反对殖民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们说,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观点,都是在西方的情况下,代表了西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不承认那是普世的,不承认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都不想做奴隶,都想自由,都想民主,都想平等,照我的观点应该是这样,这个恰恰就是普世价值。但他们说,这些都是西方的,所以跟西方辩论是没有办法辨赢的。从十九世纪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观念都是被殖民化了,所以我们要抛弃这一套,从学术规范到基本概念都应该搞一套中国特点的全新的东西,不要受帝国主义的奴役,自己搞一套。不但思想文化领域这样,在法律、政治、制度都要有中国的一套。”中国模式”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王绍光就是这个观点,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教授强世功,这些教授们都是这样,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自己搞一套。 问题在于,你那一套,符不符合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你说西方学术规范要不得,好像汪晖那样抄袭就对了吗?讲个小故事,他的博士论文,不是被揭露抄袭吗?我没有看那个《反抗绝望》,一看就讨厌,因为根本就看不懂他想说什么,罗里罗嗦。一个人要是自己的观点是明确的,结论是明确的,一句话就说清了,弯弯绕的那些一定自己就是糊里糊涂,或者是故意制造迷雾骗人。思想就要明确。懂了就讲懂了,不懂就不懂,怀疑什么就指出来。但汪晖不是这样,将简单问题故意说得天花乱坠。他抄袭的事情,我不知道其它,有一条是铁证如山。他引了现在中大哲学系主任黎红雷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上。他在文章里先引了几句,大概一两百字,然后有个注解,说明了出处,这里没有抄袭;然后隔几行,一共抄了两千多字,不注明出处。你说这是不是抄袭?前面注明了一百多字,后面两千多字不说了,偷来了,是我的了。再补充一个背景,被抄的那篇是黎红雷的硕士论文,是袁伟时指导的。他的博士论文抄我指导的硕士论文,我一点都不觉得光荣。他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是这就叫行动,连普遍的学术规范都不要了?他的那些所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过是鼓动民族情绪来抵抗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这句话。新左派的特点就是这个。包括甘阳。我批评甘阳的已经讲过,不再重复了。新左派还有一个特点:宣扬民粹主义。把自己打扮成底层民众的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也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但是,历史上凡是造反的、凡是走向极端的,都有这样的表现。具体就不讲了。问题是:究竟谁在代表人民的利益?贫富差距,福利问题,以前就没有人提过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要不是洋鬼子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或者是故意歪曲,好象刘禾这样的,最近纠集一帮人发表声明支持汪晖。刘禾虽然是中国人,但根本就闭着眼睛不看实际。 我在九零年代曾发表一篇文章《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管窥》,里面就讲清楚了,要说自由派没有讲过人民利益问题,不关心民众福利,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人家老早就讲了,而且做了很多工作。茅于轼大家知道吗?茅先生比我厉害,不但学术比我强,行动也比我强。他就做了一个平民银行,在太行山地区搞了个小额贷款实验,了不起。汪晖做了什么?新左派哪个人有行动?于建嵘是自由派,为了关心底层,做了多少切实的工作。新左派哪一个做过这些实事?这帮人就是在鼓动民粹主义思想。中国要发展的话,假如不战胜这些倾向,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不战胜这些是很危险的。 现在不断有人讲,中国的社会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很厉害,要加薪,我都同意,但又不完全同意。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大的缺陷。温家宝总理说,今年或明年要将农村的社会福利保障建立起来,把全社会的保障建立起来,包括医疗保障。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就开始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做,虽然晚了一点,但是道路是正确的。农民退休以后,一个月可以拿到五十五块钱。我说这是良好的开端。 中国十三亿人,现在还有七八亿农民,如果保证他们在六十岁以后每个月都拿到五十五块,他有房子,自己种菜,养几只鸡,五十五就可以保证他最低的生活水平,就稳定了中国的社会,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个水平很低。再提高如何?国家的财力如何负担?台湾农民的保障是一个月六千块台币,等于一个月一千五百块人民币。但它实际是一个大城市,到现在为止只有两千三百万人,不到两个广州市的规模。广州是一千多万,上海将近两千万。要是上海变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区域,给每个农民发一千多退休金,我看也有这个财力。所以台湾很特殊,它是一个大城市地区,你不能要求大陆目前也有这个水平。现在走上这条路是正确的。所有国家都要走这条路。 新左派拼命攻,说贫富差距多大,不得了啦。(有些自由派也忧心忡忡)。我说他的数字计算就有问题。其中的秘密在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它的发展是有梯度的。目前沿海发展起来了,将沿海地区的数字跟西北一比较,差距确实非常大。西北有的省的外贸和GDP,还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个县的外贸和GDP,这样一比当然是差距很大。但怎么能这么比呢?差距大之后怎么样?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再来一次革命?或者一下子就按照发达地区的标准来发钱,行吗?财政收入都给穷人,每个人一个月按照台湾标准一千五,行不行?国家怎么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成熟的经济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就要看清楚发展的全局,敢于顶住世俗的观念。你说贫富差距大,拿出数据来,数据关系怎样,地区有没有可比性,发展的情况怎样,要详细地分析。茅于轼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马上受到围剿,但他是对的。中国一两百年乃至更长时期,没有人为私有财产充分辩护,没有人为财富充分辩护。你们在美国学习,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诺斯,制度学派就提出:为什么西方转型那么快,比较顺利?关键就是产权的保护。中国要不要接受这个经验,还是接受民粹的观念,从分配出发,大家再来个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富人缴超高税收,行吗?所以你们学习的时候,要看透,要有全局,没有全局观点就学不到。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打土豪的观念,革命的观念,太深入了,这个问题不要含糊,要看透它,特别要战胜这种民粹主义观点,不然中国将来还会出现大的反复。 另外一个比较,国学派的极端观点,说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了不起,甚至有人极端地说不要去念什么小学中学。台湾有个人在广州胡说八道,他说念四书五经就行了,小学教育是狗屁。报纸白纸黑字,他真的是这样说,究竟谁才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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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九):“病人”阎连科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病人 , 焦虑 , 时代 , 文学 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阎连科有着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但我觉得,他本质上其实是个“病人”,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中也病魔横行病态十足。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军人出身看似强壮的阎连科其实身体欠佳。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而当时他如此“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完全可以说是“动机不纯”。生长在耙耧山脉里的阎连科、在火车站搬运过煤和沙的阎连科、在大山上撬过石放过炮的阎连科极度渴望飞出穷山沟,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孩子要想“脱胎换骨”逃离土地只有读书和参军两条路。因为家穷早就辍学的阎连科高考自然无望,只能去参军了。参军并不代表就一定“回不去”,“一穷二白”的阎连科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写作来彻底地与土地划清关系,这是作家张抗抗对他的启示。他2005年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时坦言,“1979年我看到张抗抗写了个长篇《分界线》,讲的是斗地主的故事。简介上说,张抗抗通过写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忽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从那起,我开始琢磨写小说。”他在部队出黑板报、写新闻、写话剧,最终写作没有辜负他,他提了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其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1989年前后,疯狂地写作。”为了贿赂编辑发表作品,他甚至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写作再一次没让他失望,他1989年一年能发表七篇中篇小说,在1995年就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文集,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大小奖项。 得病对于阎连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认识到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开始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如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一样,疾病也成了阎连科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渠道。有人问身体疾病对其创作有何影响时,他答道:“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疾病使得阎连科的哲学观、生命观、创作观产生了很大的转变,1995年也因此成了他创作之路的分水岭。他的作品从此闪耀着因纸内纸外的疾病而分外耀眼的生命光辉,照亮了作品也照亮了当代文学。梁鸿女士在《阎连科小说创作论》中准确指出“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 这一时期他作品的主题几乎就是人与疾病的抗争。《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中的残疾,《丁庄梦》里的艾滋病……“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 梁鸿写道。疾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能选择疾病,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疾病;我们也许不可以战胜疾病,但我们至少可以战胜自己。阎连科的书告诉我们,即使疾病再严重,生命再严寒,时代再严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仍然能活得像个人,仍然能做到死时不低下头颅。《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村民对死亡的坦然让我动容,《受活》中茅枝婆对“退社”理想的坚持让我感动,《丁庄梦》里丁亮和玲玲临死前那绚烂热烈的爱情让我几度落泪。 但人性中有多少善,就会有多少恶,疾病往往也让“恶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这些“恶之花”因为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而更加“妩媚”亮丽。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了山村原有的宁静和凝固,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山村带来了春天,人心像种子一样萌动,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人们的头脑越来越油滑脸越来越油光,“疾病”也越来越可怕。《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时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对记者说。 阎连科的书仿佛就是一个摆满了“杯具”的茶几。他笔下,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不断挑战着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阎连科极为重视“疼痛感”,他说如果没有“疼痛感”对他来说就不是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疼痛中间,只是你能不能感觉到, 感觉到的多与少。不能表达这种疼痛,你的小说就可以说完全没有深入人的内心和人的最深层的生活。”这种疼痛来自于阎连科的内心与现实无法和解的矛盾。写作本是作家试图和现实和解的一种精神方式,但当作家未曾找到与现实和解的真正根据时,痛苦就产生了,这里面贯注着作家的心灵和人格。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评价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经常为这种“疼痛式写作”给读者带来的疼痛而感到抱歉,但我想最疼痛的还是他自己。他不知道对于这些时代问题导致的“疾病”该怎么办,他只能感到以“社会良心”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无能、无奈、无理、无用”。身为著名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侄男甥女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其他。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但心里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随着他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他内心越来越焦灼、焦虑、不安,越来越对知识分子和自己感到不满、失望。这种情绪充分体现在他最新小说《风雅颂》中,阎连科不讳言这部小说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象牙塔作为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可避免地沦陷了,学术腐败、官僚主义、权色交易……风雅何存,知识分子何用?书中,作为阎连科山寨版的杨科在现实面前只能一再下跪,只能哀求“算我求你了好不好。”的确,此书“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揣了一脚”。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中写道的“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缺点,而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通病。 余大师“含泪”,王主席“做鬼也幸福”,某些人生导师在平时滔滔不绝“造福众生”而在公众利益遭受侵犯时却一言不发,这些都使得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越来越雪崩、对知识分子的失望越来越“滑坡”。的确,他们不配“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连“知道分子”“都不敢当”,因为他们做不到像“分子”那样独立,他们是真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在阎连科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最善于在某种压力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很安稳的一群人”。他们该思考时“呆若木鸡”,该发声时“沉默是金”,该行动时“坚定不移”,道德水准表现得和普通人“一碗水端平”乃至更低,甚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便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革自己的命。 理想泯灭,价值崩盘,现实坚硬,知识分子到底该何去何从?阎连科对此困惑不解、备受煎熬,他所能想到的只有逃亡一途,逃回“家”中。他的近期作品中都贯穿着“回家”这一红线(《风雅颂》原来的书名就叫《回家》),他希望疲惫困顿的心灵在“家”中得到栖息、安宁。但放眼望去,“家”在何方呢?“回家”不是“治病”的良方。“我们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们已经无家可归。《风雅颂》中杨科逃往的“诗经古城”不过是个美丽的乌托邦,渴望回家的阎连科的故乡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源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父母也不在了。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他只能通过《我与父辈》这本书在记忆中“回家”。 前途茫茫,风雨如晦,夜黑如漆,我们的路到底在何方?其实,我觉得阎连科不必太悲观太绝望,他已经找到了“治病良策”,路就在他自己的脚下。他说过,“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危险的时代,但也是重新修正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的机遇。”阎连科认为,这就像经济危机到来反而是中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重要机遇一样,在纷繁的利益纷争中,作家应努力保持自身的尊严,坚持文学的理想。这样就够了,只要我们理想的灯塔不灭,尊严的脊梁不倒,那任何“疾病”都不能征服我们。 那阎连科的文学理想是什么呢?阎连科说,“每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是必须直面我们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现实,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 的确,阎连科所有的写作都与我们的土地、民间、习惯、文化相连,面向时代,现实花开。“他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阎连科的作品“满纸荒唐言”也叫现实?但也许荒诞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言“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它确实就是荒诞的。唯荒诞,才是真实。”而且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正如现实比《蜗居》台词更“露骨”。回顾一下我们的2009年,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个时代的荒诞远非小说家所能想象。“被就业、被代表、被增长”,“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不要以卵击石”等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官话,看守所里可以喝水死、睡梦死、粉刺死,被拆迁者造土炮、自焚、信“春哥”……在如此光怪陆离的时代,作家要做的就是要“剥洋葱”,通过荒诞的表象把握内在的真相。只有直面人性、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评价阎连科作品道:“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阎连科坚持的“直面土地、直面现实”的写作理想、“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胶着”的写作方向、无疑是我们那些“身体作家、青春作家”要学习的。现实不是他们描写的那样轻飘飘、不疼不痒,他们之所以轻飘飘、不疼不痒根源在于他们脚下无“根”、心中没有“爱恨”,一个没有大爱大恨的作家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先锋是一种自由》所言:“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人类的精神苦难,必须站在良知的立场上,在苦难的深渊发出终极的呼告。历代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都是对苦难有特殊敏感的人,他们坚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 阎连科骨子里其实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道德、情怀也许都是传统的,他作品中所要传承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那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这是他之所以不适应我们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原因之一,是他焦虑、失意、“有病”的原因之一,但这也正是阎连科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是他的价值所在。作家李洱赞赏道:“在浮泛、猥琐和轻佻的当代文化氛围中,阎连科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若干年来,他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慰藉几乎一样巨大。他用狂飙般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守护了人的良知、文学的尊严,又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是啊,“万变不离其宗”,时代再变也需要“根”需要“心”,需要“爱”的阳光需要“良知”的雨露需要“悲悯”的暖风,需要阎连科这样的“护花使者”。为什么中国文学年年被炮轰,和中国足球一样被人人喊打?根源就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心灵脱节,大多数作家不敢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缺少关怀,对大众缺少关心,要么献身政治要么投奔商业。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冲击力,也没有批判力与责任感,那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阎连科应该在众多争议声中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价值,意识到自己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如果他意识到这些就不会再痛苦、再焦虑。即使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有“病”又算得了什么?这反倒说明自己至少还“活”着,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在 “非常适应”中“不知不觉”地“死去”。 简历: 1958年8月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 1978年应征入伍。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并在《昆仑》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小村小河》。 1989年创作《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瑶沟系列”作品。 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6年《黄金洞》获首届中篇小说鲁迅文学奖。 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坚硬如水》。 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丁庄梦》。 2008年出版精神自传《风雅颂》。 2009年出版长篇散文《我与父辈》。 代表作简评: 《日光流年》。三年“磨”成的此书是阎连科的转型之作,也是其真正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界大家的地位。题记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份“遗言”告诉我们,在日光如梭中在流年似水中,我们不能忘了那些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寻找那些不为时间左右的内核存在。有论者评价此书“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这其实也是阎连科自己的“救赎之作”,“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 《受活》。这本“惊世之作”以怪诞陆离的故事和汪洋恣意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传奇世界,从中可以找到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密码。阎连科因此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也因此备受争议。“一个领导看了《受活》说,如果将来还要打右派的话,阎连科肯定是一个。”阎连科一直渴望从部队转业而不得,在出版此书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这份荒诞为此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风雅颂》。此书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论,“清燕大学”、“美女博导”之类意象让人“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对知识分子的“亵渎侮辱”更是让人“拍案而起”。但这可能“冤枉”了阎连科,阎连科“分明”写的是精神自传,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那些“怒发冲冠”的人反而“不打自招”了。此书绚烂、放肆、狂欢的语言倒是值得“拍案叫绝”。 《我与父辈》。“荒诞”“够”了的阎连科终于回归真实了,这部没有任何想象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是一颗钻石”,是他所有作品中表达最为世俗、创作过程最锥心刺骨的一本。阎连科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面“普通镜子”照出了阎连科自己的真实,照出了人生的本质,也触动了无数读者的灵魂,被评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 语录: 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受活》题记。 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阎连科2008年对《广州日报》记者坦言。    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 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充满欢乐的世界里,你们读我的小说时,读这部《丁庄梦》时,我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些,而只能给你们带来刺心的苦痛。在此,我将向你们表示道歉。向每一位因为我给你们带来苦痛的读者表示我的歉疚。           ——阎连科,《丁庄梦•后记》。 每次写作其实都是内心煎熬的一个过程。写作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除此之外,我已经不能再做别的什么,它已经成了我的生命和命运,我只能沿着生命和命运的轨迹走完我的后半生。以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后来是为写作而写作,而现在,则是为了生命而写作了。 ——2009年阎连科对《京华时报》记者说。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阎连科2008年回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问,“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众议: 《我与父辈》是我做出版二十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作品。           ——著名出版人袁杰伟。 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详细批判,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最终又从诗经古诗城遗址出走。这些年,我也想提醒阎连科,写作速度放慢一点,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会使写作失去从容。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我想,由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或许会重新处理自己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我期待的。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评论《风雅颂》。 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评论《风雅颂》。 评述阎连科其人其文,都用得上一个“最”字。          ——作家李洱,《阎连科的ABC》。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北大教授张颐武指出,阎连科和同 时代的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那个作家的作品能让我流那么一大滩眼泪,唯有阎连科! ——豆瓣网友寒利。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八):“祭司”贾平凹 / 2010-07-22 23:09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 2010-07-19 23:11 / 评论数( 9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六):“孩子”余杰 / 2010-07-18 16:35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五):“大师”余秋雨 / 2010-07-16 23:39 / 评论数( 15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四):“守望者”周国平 / 2010-07-15 22:06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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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十:透视八九学运 导读

译者合集十是为了纪念和反思21年前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多城市爆发的、由大规模学生与市民参加的“亲民主”请愿运动的专辑。 在这个专辑中,我们先按照21年来出现的几份重要文件综合整理出 《 “八九学运”过程逐日概览 》 ,并汇编了其中重要的标志性的文件 和宣言、声明等,少数能找到现场视频的则增加了视频链接,希望这些整理后的文档能够帮助不了解“八九学运”的读者重现为时48天的“八九学运”的全过程。 在 分析的部分,我们首先推荐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的专著 《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 赵先 生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八九学运”。他通过“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上的联系”重点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学运积极分子、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都曾经寻求过妥协之策,但运动最终以血溅天安门收场?赵先生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可以解 释国家在处理“八九学运”上的政策摇摆,他认为,政策的变动并促成整个运动的发展动态,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国家控制手段的 失效,则归咎于当时国家高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不一致。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在 他所写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为“八九学运”开辟了专门的章节《 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节选) 》,这篇 在1990年完成初稿的论文也开了以政治理论来阐释“八九学运”之先河。可惜的是,虽然在书中有所提及,邹先生尚未能够全面利用“博弈论”进一步深化这一 阐释便溘然长逝。因此在本合集中我们首先介绍了用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来看“八九学运”中的两方:政府方面和运动参与者方面,在“不完 全信息”下,由于过去已经形成的规律和习惯,都选择了不相信合作、妥协、长期对话的激进之路,双方都认为“退就是败”,并且会“一败涂地”,因此“天安门 悲剧”错过了许多可以缓和的机会而成为唯一的必然结果。 在“横向对比”《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运动 》中对比了两地学运在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限制组 织、动员的因素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以及两地学运与其他国家的抗议与社会运动存在哪些不同做出了分析 。在收集这个维度的资料中,我们发现,虽然在民间讨论中,“八九学运”经常用来和“东欧剧变”、“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是“八九学运”促使了其他 “前共产主义政府”的“良心发现”而束手待毙。但是稍微更深入一些地对比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状况,就会知道和这一结论是很不严谨深入的,我们期待着将来 可以发掘出更多这方面的 比较研究 并介绍给大家。 在讨论“八九学运”的时候,还有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是:八九的血腥镇压无疑将执政党的道义表现推到了边缘,当时国内外都有很多人都在想的是“中共还能统治多久?” 但事实却是,中共的合法性从民众感受到的最低谷却缓慢地回升了。这是为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将用一个完整的合集来讨论“八九后的中共策略调适和社会 抗议的新特征”,在这个合集中,我们只选择了一篇《 天安门屠杀的长期阴影 》作为承上启下的引子。 二十一年来,如何评价“八九学运”?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答案。 “改变世界的四十天”、“中 华 民族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最光辉的一次民主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要回答 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检验。在“八九学运”过去仅仅两年之后,李泽厚、刘再复以对话形式发表的《告别革命》在知识分子圈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批 评者和推崇者各持一辞,争论直至今天都未平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的是《 永恒的造反?中国式抗议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这篇文章将中国的抗议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待,明确地指出了“革命”与“造反”的不同。 如果把“革命”定义为大规模的使用暴力的群众运动形式,目 标在于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那么,“八九学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可能不是最辉煌的一次,在它之前就有牺牲更多的、过程更惨烈的“革命”;如果把“革命”定义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或者是邹谠先生明确提出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解”,那么“八九学运”前期出现的理智的成分:非暴力不合作、对话与协商、呼吁人权和自由的“人的觉醒”……,未尝不可看作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发轫。2089年再次回顾,想必答案会更明确。而写就这一答案的,要取决 于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何塑造属于我们的公民社会。 是以纪念“八九学运”二十一周年。 点击 这里 查看并下载《 译者合集十:透视八九学运 》 本期合集目录    I. “八九学运”过程逐日概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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