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刘军宁 二 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古希腊 伊索 在政治上，保守主义是保守与扩展自由的政治哲学。在投资上，保守主义是发现与保守价值的投资哲学。自由与价值分别是保守主义在政治与投资领域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哲学是追求智慧的，而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于对各种事物中的价值进行判断。因此，价值论（axiology）也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论探讨什么是价值，研究如何对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进行分类，还争论价值究竟是内在的、客观的，还是外在的、主观的。价值在投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价值”把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其他投资理念区分开来。所以，价值投资不能不谈价值。 在哲学和伦理学上，价值所代表的是那些对人类重要的东西，是可欲的，有效用的，价值反映该事物中好的、善的内涵。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常常是财富的同义词。价值与道德判断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含价值多的事物，常常被认为是好的、善的事物；含价值少的或不含价值的事物常常被认为是不好的、甚至是恶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与对善的判断异曲同工。 然而，在投资界，价值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据我所见，还没有人，包括那些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中的价值，在投资哲学的意义上进行过深度的、系统的探讨。要探讨投资哲学，进行价值投资，就不能不去深究价值及其意涵。进行价值投资，需要以对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为前提。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哲学的视野对价值进行深度的挖掘。 从事投资的人，尤其是从事价值投资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这个概念的。而且人们把这个概念的源头通常与价值投资的先驱和大师格雷厄姆与巴菲特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概念的真正源头要追溯到人类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古希腊的柏拉图。内在价值是柏拉图在其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最早把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在其《理想国》第二卷中，作者安排他的老师、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肩负这样的重任：厘清正义的本质，并为正义的内在价值辩护。作者一再提醒读者，《理想国》作为对话录，其对话的目的也是在于为正义的内在价值辩护。 在哲学上，内在价值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他者的存在或需要。如果一个事物其自身的好处与其所能给他者带来的好处没有关系，这个好处就是该事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是对他者的价值，因此又称使用价值，工具价值是一个事物所能给他者带来的好处。比如走狗对猎人只具有工具价值，如果打猎用不上了，或不需要打猎了，走狗就失去了价值。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再比如，帝师可以帮帝王出馊主意。一旦不需要了，帝王就要“清君侧”。一个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其自身就是值得拥有的，而不必作为获得其他东西的手段，如珍贵的藏品。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许多东西既有工具价值，也有内在价值。比如说，一个好的企业，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独立于外部投资者的，但是其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时具有使用价值。 由于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分野，有关什么是价值的两大门派也因此产生。一派是客观价值论（theory of objective value）。这种理论与内在价值的概念有关，因此亦称为内在价值论（intrinsic theory of value）。它认为价值是内在的，包含在其自身中，价值是由生产的过程和所需的成本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异劳动所决定的。在民间，传统的看法也认为，辛勤的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能创造价值，所谓“勤劳致富”。另一派是主观价值论。这种理论与工具价值的概念有关，这种价值论认为一个物体的价值不是内在的，而是由价值判断的主体决定的。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人其可取程度是不同的，如中国所说的“敝帚自珍”。 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是对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保守主义投资哲学认为潜在的投资对象具有其独立于他者的内在价值，但是不认为这种内在价值是由其中所凝结的一般化人类劳动决定的。艺术品投资就是很好的证明，没有人会根据艺术品中凝结的无差异劳动时间来决定是否收藏。具体地说，对价值投资者而言，价值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而且要由主观来判断投资对象的价值究竟有多客观。例如，价值投资者对内在价值给出的经典定义是：一家企业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折现值；同时，内在价值是估计值，而非精确值。这就是说，折现值是客观的，但是估计值是主观的。如果对这个定义提出以下问题，如：什么叫估计值？谁来估计？如何估计？折现值的计算公式是谁发明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投资者的主体有关。 保守主义的价值论告诉我们，在投资领域，财富不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产物，而是正确思考、正确判断的产物。保守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不管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如何，价值都不是物品自身拥有的特质或外在的特征。价值反映了人与物品的关系，而人类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对物品的价值进行判断。亲和保守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经济学家门格尔认为，价值是人类对物品的重要性的判断。这一看法，对价值投资的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公元前600多年，古希腊的另一位圣哲用一则简单的寓言讲清了价值与价值投资的道理。这个人就是伊索。他讲述了一个二鸟在林与一鸟在手的寓言。我们不妨把这里的“鸟”看成是内在价值，把鸟藏身的林子或灌木丛看成是公司。在手的鸟是到手的价值，林子里的鸟是通过投资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林子里面究竟有多少鸟？所要投资的公司里面究竟有多少内在价值？获得这些鸟或价值的成本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取决于投资者在调研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或费用，而是取决于投资者的正确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伊索告诉我们，所谓价值投资，就是去做价值判断，去对投资对象中所含的财富的正确判断。 保守主义的价值论证明，正确的思考能转化为财富，对价值的正确判断就能带来财富。投资机会存在于价值高于价格的潜在投资对象中，价值高过价格越多，投资机会就越好，潜在的价值回报就越多。价值投资的奥秘，就在于对潜在投资对象所包含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即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就是要回答一个投资对象有多好，其中有多少内在价值？追求价值就是追求正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结果是什么就不用说了。或正确或错误，或得到价值回报或失去价值回报。所以，保守的投资者总是去致力于发现更多的价值，等待更低的价格。 所以，正确的判断才是价值投资者的关键。在投资界，每个投资者都为追求更大更多的价值回报而相互竞争。价值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价值判断力的竞争。在这个世界上，正确的判断力是最稀缺的，在投资界更是如此。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与作者联系。）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公认为是继丘吉尔之后， 20世纪英国另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保守党人。   撒切尔夫人拜相组阁之初，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被讥为“欧洲病夫”，经济、政治、国民凝聚力都已出现严重危机。撤切尔夫人蝉联三届首相，主政十一年，以严谨、自信、绝不妥协的态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高强度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回归小政府理念，重启自由市场机制；铁腕对付工会和罢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强化英美关系，缔造强势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维护欧洲的多样性主权利益；纵横大洋远征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中国达成香港问题的谈判，甩掉包袱。   在这些给英国带来巨大生机的强有力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撒切尔主义”）中，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上下册，李宏强译，2009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撒切尔夫人自陈：“在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并不亚于税制改革。”（页618）她洞若观火地指出：   “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个人的合法资产所有制，实际上是由政客和文官所控制的。像工党那样把国有化描述为‘公有制’，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我曾在新浪微博上将中国的公有制准确地改名“权有制”与她的观点暗合）   撒切尔夫人正是因为看到“权有制”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才痛下决心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促成私有化之下个体理性的经济效率，撒切尔夫人说：“到我离任时，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的比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大约6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股份，超过60万的工作职位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部门。”（页627）   社会主义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问题——指望取消私有制而进行人工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常识，这是自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也包括韦伯）以来早就证明过的：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全面“国有制”因其经济核算的不可能而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也是早在苏联成立不久韦伯就预言其必败的原因。欧洲后来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困境是，在各种不断消灭私营经济活力的高税率、高福利政策下，福利能持续多久？一个人人都懒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度，其财富从哪里来？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福利制度？即使如北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之地，长期的消耗而非创造的模式，其高福利制度又能维持多少年？   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至少这“改革”二字是极其可怜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转变，无非是国有制的几乎无生产创造向少量的、非完整的私有制的非充分生产创造的转变，好比被绑架者从原先手铐、脚镣的待遇转为去掉脚镣的转变——比原先放松，但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被称为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实质性权有制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在一些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权有制依然占据了绝对性的权力垄断地位，例如一切基础资源和能源领域都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权力垄断经营，例如土地、石油、电力、交通。   这种权有制与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存在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权有制比那些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要糟糕一万倍。因为宪政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要遵循经济原则、市场规则，而宪政政府就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权有制是政府权力肆意介入生产经营领域，肆意干扰市场，使得原本应当破产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继续其低效率经营。在宪政政府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的经营和交易领域至少还能在市场规则之下运行，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即使无法彻底消除，至少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在威权政治甚至极权政治之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不是维护市场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规则，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官僚集团对全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权力寡头之间的再分配，留给支付社会公共事务的只是极少数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个高税收低福利国家的原因。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原先的GDP基数很小，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初级松绑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增长率惊人，这是最初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抢劫模式使得特权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而农村普罗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普通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缓慢提高，但除了官僚与官商等特权阶层外，人们普遍缺乏就业、教育、司法、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匮乏也成为许多人无餍足地追求财富的动力，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三是官僚政治下的政绩工程，虽然大量的都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些官僚资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也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务与服务需求，这些也都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其财政补贴（降低了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城市公共交通）与国有垄断经营或国有控股垄断经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相结合，养肥了诸多依附官僚资本的半私营半官商经济体——即使它挤垮了同部门的私营经济体。   当然，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国际市场对中国以出口加工业为重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铁路运输部门，正如能源生产领域，都是彻底的国有制——即权有制，他们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借助权力性垄断的市场破坏者，铁道部既是铁路运输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又是该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掌控者，它依然是所谓“计划经济”实则“命令经济”的执行者。它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制主体；既是经济主体，又是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主体，甚至还是司法主体。铁道部已经成为国中国，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   铁道部的这种政治经济性质，正是火车票价格扭曲的原因，也是K和T系列特快列车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动车的原因，更是近几年高铁大跃进、技术垃圾泛滥以及此次“7.23”人祸的原因，以及“7.23”善后处理天怒人怨的原因。   为此，已有宪政学者如王建勋先生、刘军宁先生、郑旭光先生提出铁路私有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大的方向上我是完全赞成的。正如王建勋先生认为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就越少。如果不信的话，将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统统国有化，看看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极权主义时代，一定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奴役之路，人们不得不靠国家或者政府的施舍而活着，不得不遭受无法逃脱的奴役。”（王建勋《反驳铁路不应私有化的种种谬论》 http://wangjianxunlaw.blog.163.com/blog/static/19134184820116300341654/ ）   大方向上的认同之后，紧接着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的十多年里，她出售了英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但没有对铁路的主营业务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直到梅杰任内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他离任前的1997年才完成这一改革。此后是布莱尔的工党执政，在私有化改革后最初的五年内英国铁路发生了一些事故，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东岸干线的National Express公司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与政府重新谈判，政府拒绝后，National Express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于是2009年7月工党政府决定收回东岸干线的经营权。   此案例成为许多反对铁路私有化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例子。其实，英国铁路在二战前一直是私营的，二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将铁路国有化，因各方面效益不佳，导致撒切尔夫人任内决心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将铁路子公司出售之后，其主营业务一直迟迟未能私有化改革，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顾虑其复杂性，因此直到卸任前，撒切尔夫人都只是下令“由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运输部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改革。   1994年梅杰任内，英国开始铁路私有化改革，实行“网运分离”模式运作，即路轨、信号和车站的管理权由私营路轨公司经营，而运输服务则由28家火车公司经投标获得经营权，他们向路轨公司支付路轨使用费。政府成立铁路战略局和铁路监察局，前者负责行使经营特许权以及制定管理规范，后者负责协调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私有化改革后，一度问题频现，这未必都是私有化本身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多线程的复杂原因之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两项原因。   一是私有化经营本身，通常需要长期运作，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不断试错、纠错、调整才能见效，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可由其他公司继续。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慢功夫，急不得，政府行为可以借助公权力取一时之效，但难成长远之功——艾德礼的国有化改革很说明这问题。   二是工党执政期间，其本身就对国企私有化抱有党派偏见导致的抵触情绪，当National Express的经营出现经济困难时，必定不可能有保守党政府更能体谅他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断，英国东岸干线的国有化回归现象，也许正是工党政府本身所希望的，其拒绝与National Express重新谈判，完全可以视为欲将东岸干线经营权收回的逼宫之举。   上述英国案例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母国，宪政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即私有化改革的过程本身基本上可确保遵循市场规则，铁路私有化因为经过了国有化折腾之后再回归私有化，其间问题的高难度也无法例外——铁路私有化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如何具体操作和改革后如何高效经营也是极其复杂和长期才能见效。也许最无可辩驳的铁路私有化案例是美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国有化的瞎折腾，也就用不着现在像英国那样左右头疼、进退维谷——但目前英国的这点挫折远未到有些人所夸大的所谓“私有化失败”的地步。   那么用英国这面镜子来整中国的衣衫，中国铁路私有化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在目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平台缺失   当代中国许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基本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本身不是宪政性的竞争性政权，而是权力不受限制、执政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独裁政权。如前文所述，它不是市场的维护者，而是市场的垄断性参与者和破坏者。因此，这样的政权之下，并不存在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铁路私有化改革必要的基础平台。正如此前的大量国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往往转化为特权阶层侵吞国产的平台——只要在现有政治下，铁路私有化必将重蹈国产流失的覆辙。   2.投资不足   假定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后，铁路经营全面私有化，人们忍痛默认其合法，那么官僚资本的全面撤出，也可能导致铁路经营缺乏强大的资金来源，于是在基建投资、技术投资、管理投资方面都可能产生至少是暂时性的供血不足，这当然会全面影响铁路经营的效率和安全。   3.管理混乱   从英国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有那么长期的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私营铁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管理上的合作性统一与自行核算的分立之间的均衡，因此，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中国，铁路的私营在其多长时段内将持续一种高度缺乏安全性、管理混乱的运营，实在难以逆料。   4.国有化回潮   当出现上述情形后，国有化回潮或许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就连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有那么多选民支持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英国（他们甚至明白并理解这种经济政策不可能短期见效），当英国工党政府收回东岸干线经营权时，也并没有遭到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对。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也是短视的，那么只能说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定更加短视。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论，铁路私有化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基本方向，但现有情形下的私有化改革，一，无法保证改革过程本身的公平，二，即使改革过程能确保公正，也无法保证私有化之后就立刻见效如神，立刻消除现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将铁路私有化视为一个持续过程，那么目前情形下，至少改造铁道部，如叶檀女士所论，将其改造成为铁监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监管部门，“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叶檀：《请拆分铁道部门》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28/082510220212.shtml ）同时，继续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公检法从铁道部们剥离的改革，归入现有的统一行政与统一司法领域。   没有宪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及格线平台，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都将是扭曲的，因此，在目前尚无半点政改迹象的现状下，铁路私有化改革依然将是慢慢长路。但铁道部们的改革，在目前可操作的领域内，至少应该尽快进行监管与经营分离，这至少可以成为铁路私有化这条长路上的一个站点。  

中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温州“和谐号”动车追撞事故有严重缺陷后，有报道指，不知道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另有媒体称，全国18条主要干线及两百多个铁路车站，安装了存在缺陷的信号设备。换言之，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 图片：遇难家属们不满铁道部处理方式。（新浪微博） 视频转载：7月26日，一位生还者讲述，后面16个人都变成肉酱。（京华新视觉） “和谐号”动车相撞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原因，包括信号设备存在缺陷与人员培训不善。据《华商报》星期五报道，2009年9月28日，肇事的CTCS系统投入使用，在京沪、京广、广深、京九等18条主要干线上开行了时速达200公里、部分区段时速达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全国共有成都北站、贵阳南站、武汉北站、温州南站等200余个车站安装了这一系统。2008年，该系统曾获得“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2008年一等奖”。   香港各大媒体星期五对当局的这一做法，发出强烈质疑。香港《明报》当天发表评论说，信号缺陷未修补、未确定信号系统是否还有其它纰漏之前，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情况与“安全第一”大相径庭，不能接受。当局若以人民性命安全为首要考虑，应该限令有关信号设备未经独立审查、证明安全无虞之前，实时停用，使人民免于风险威胁，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南方周末》引述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说，由于有关信号设备缺陷，不确定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评论称，今次事故所暴露已知和未知问题，中国铁路怎样向国人和世人宣示“我们是安全的，请放心乘搭”。我们建议：首要从诚实、特别是对自己诚实开始。   关注事故的北京学者张博树认为，铁路部门的解释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开始说是雷击造成故障，后来又解释为信号系统有问题，这些解释是不是足够充分？我看很多网友都不满意。出了问题的这个信号故障系统，在很多的其它场合还在用。这当然本身就更是个问题，按理说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凡是相关的，同类的这种产品都应该马上停止使用。”   有网民在微博直言，当局明知系统有风险，出事的甬温线动车组为何没停驶接受全面检查？继续开行是否“草菅人命”？也有网民称，政府以前不知讯号系统有问题，现在明知有缺陷，为何继续运行，对百姓生命负责吗？   对香港建高铁持反对意见的潘嘉伟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批评当局：“本身管理系统做的差，所以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交通意外。现在他们非常的自大，显示他们好像真的有钱了，所以他们跟发达的国家比较，人家有，我们现在都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反省。每天在微博上面很多人就是在骂政府，究竟他们有没有看微博上面的声音！我希望中国政府要看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民的声音。”    香港《太阳报》评论说：每一次惨不忍睹的人祸之后，当局都是声称公开透明的调查，深刻反思总结。但往往言犹在耳，悲剧又接踵而至。从起因到发生，到发展，到善后，都是完全程式化的、老套的结构，彷佛一个模子倒出来，彷佛都出自一个创造力、想像力早已经枯竭的编导之手。   北京学者刘军宁认为：“我想在中国根本的问题还是政绩与人的生命的关系问题，哪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些信号、停电、调度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人的生命更重要还是政绩，还是政绩跟政府的面子更重要。政绩更重要其实在中国是需要追究的，需要分析的。因为铁道部是为政绩成立的，不是为民生服务的。”   对于调查组表示，9月中旬公布调查结果，但他并不乐观。他说：“最后怎么处理还要等着看，我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第六天到现场勘察并慰问伤者。民众对事件持续质疑及抗议，有学者倡议撤销铁道部。 继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到温州视察列车相撞的事故现场后，总理温家宝也在星期四前往温州。温总理先慰问伤者和遇难者家属。他上午10点到达温州，并看望了事故中的伤者与家属。事故现场早已被相关领导布置成“花海”。   随后温家宝在工作人员布置的“花海”中献花后发表了讲话并解释了他来的原因。现场有香港媒体提问追尾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温家宝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说会彻查到底。他说：“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正在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调查出结果后将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强调一点我们的调查处理一定要对人民负责，不论是机械设备问题还是管理问题，以及生产厂家制造问题，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如果在查案过程中背后出现腐败问题我们也将依法毫不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在地下的死者。”   现场有外媒问道，此次事故对政府公信力有怎样的影响。他说：“在这个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失掉安全就失去了高铁的可信度，我们近几年高铁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起事故提醒我们要更加注意高铁建设中的安全度，也就是说要实现速度质量效益，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相信有关部门会认真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从多方面改变工作，特别是突破关键技术加强管理，使中国的高铁真正安全起来，中国的高铁才能在世界站得住。”   温家宝在回答记者七个问题，并将最后一个问题让当地的温州媒体提，答完后便在领导安排下离开。   网友北平告诉本台记者：“他每次去事故现场都是当局在引导舆论的一种方式，他就是一个像跳梁小丑一样的角色，他去的话会把一部分人民的善意转移到他身上，认为他是好人，还有一部分会觉得他很恶心。他就是去把舆论转移到他身上，完全就是一个小丑的角色，每次必冒出「多难兴邦」这样的言论，他完全是去作秀的。”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温总理的“作秀”是非常必要的，至少能安抚人心。       网络上多名据称是艺人就撞车事故发表意见。汤唯在新浪微博写道，一个强盛国家开枝枪都不会被颠覆；一个虚弱的政体买把菜刀都需要实名。一个冰冷的国家，遇难人数从来都是高度机密，一个自由的国家，记者可以将内阁大臣追问到满头大汗；一个禁锢的体制，官员则是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名为葛优的微博则说，「死了大一点的领导，就会有无数花圈，而死了多少个老百姓，只有不停地和谐。」两人微博账户随后被除名，之后传出微博言论并非两人所写。   该次温州撞车事故后，许多媒体提出强烈质疑与批评，最新出版的广州《南都周刊》更以「死亡快车」为封面标题，作详尽的专题报道，并且刊登了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在事故后的一次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话中暗示7.23事故发生前，有车站严重违反调动列车的流程，且可能盲目指挥行车。央视主播白岩松周日在节目「新闻1+1」中作了连番批评后，有关节目周二突然停播，周三再度恢复。北京资深媒体人安替向本台表示：“关于动车追尾事故，他骂的太猛，但没有停播，整顿一下继续播，他们只是刹下车。”   记者：你怎么得知是这个原因的？ 安替：央视朋友告诉我的。   大陆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微博上倡议撤销铁道部，表示：有人呼吁撤职铁道部长，我倡议撤销铁道部。因为铁道部是为政绩服务的，不是为民生服务的，是腐败窝。它本身是计划经济和全民军事化的产物，早就应该被淘汰。在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先进铁路技术的国家，没有一个设立铁道部。然而，媒体人张先生认为：“如果要解散我感觉可能性不大，铁道部他自己有法院有检察院，有公安，他自己就是一个政府，中国除了军队，没有一个部门有自己的司法系统。”   温州动车追撞事故发生后，八十后知名作家韩寒写下「脱节的国度」文章表示，国家为甚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像，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韩寒认为中国是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互相脱节，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