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刘晓波,图片来自人权观察

刘晓波,是中国最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之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民主中国》网刊主编、《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位身陷囹圄的诺奖得主之一。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1988年6月,刘晓波北师大文学博士毕业,毕业论文为《审美与人的自由》,同年被聘为中文系讲师。

1989年春天,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回来之后,参加六四学运,并向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转交了海外留学生捐款,共计数千美金和万余人民币。

1989年6月初,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进入最后阶段。6月2日,刘晓波和学者周舵、高新以及歌手侯德健,开始绝食并发表《六.二绝食宣言》。6月3日当晚,解放军包围天安门广场,刘等四人与解放军谈判,学生撤出,避免了流血冲突,史称“广场四君子”。

1989年6月6日,刘晓波被捕,并被中国官方媒体打成天安门学运背后黑手。9月被开除公职。

1991年,北京法院开庭审理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案,他因“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而获释。

1996年,刘晓波因同广州异议人士王希哲发表涉及两岸统一、西藏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钓鱼岛等问题的《双十宣言》而被判3年劳教,在1999年10月获释。

刘晓波获释后,虽然也可以出国旅行,但是在国内的时候长期处于软禁和控制之中。

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起草后,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此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之后,刘晓波在病逝之前一直处于被关押的状态。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期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逝,致死未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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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刘晓波、高行健、北岛作品在俄出版

 2012年 4月 02日 刘晓波、高行健、北岛作品在俄出版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 一些知名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有俄罗斯作家说,前苏联许多著名作家都曾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国读者对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感兴趣。 俄罗斯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近些年来非常频繁,一批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 这些异议作家包括目前仍然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和曾多年流亡国外的诗人北岛等人。 *许多苏联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 俄罗斯笔会成员、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和诗人涅尔皮娜说,苏联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罗斯读者能很好地接受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涅尔皮娜说:“这非常清楚,诗人都喜欢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比如在苏联时期,诗人们都是持不同政见者,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后来他流亡国外。但也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诗人选择留在国内。因此俄罗斯对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没有任何反感。相反,这些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只能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 *中国异议作家作品在俄出版不受限制* 涅尔皮娜说,她非常喜欢北岛的诗作。北岛和其他中国朦胧派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收集在几年前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中国当代诗集中。 涅尔皮娜认为,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 *汉学家:翻译刘晓波作品没有政治障碍* 俄罗斯汉学家沃斯克列先斯基把高行健的《灵山》等作品翻译成了俄文出版。他说,他的一名研究生在从事高行健作品的研究。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如果有时间,他也想翻译刘晓波的作品。他认为,汉学家们可以不受阻挠,自由翻译和出版刘晓波和高行健这些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障碍。我本身想翻译出版,但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在教书。”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有一名俄罗斯汉学家曾专门研究刘晓波和刘晓波的作品,但这名汉学家现在移居国外。 *其他汉学家怕惹怒中国* 但一些同中国有联系或是有合作项目的汉学家透露,他们害怕或是不愿意翻译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担心同中国的合作项目,或是办理去中国签证时会遇到麻烦。 *介绍刘晓波比翻译其作品更有意义*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说,介绍刘晓波的生平其实要比翻译刘晓波的作品更有意思。他说,汉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没钱出版翻译作品。 托罗普彩夫说:“苏联时代,不是从艺术,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选择作品,因此读者和观众都不太接受中国文学和电影作品。但现在你有可能翻译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但你却找不到出版商和赞助人。” 美国之音白桦 托罗普采夫翻译出版的李白诗歌 托罗普彩夫把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百首诗翻译成俄文出版。他说,翻译作品的出版都由他自己出资。 *政府出钱 日本文学作品更有知名度* 诗人涅尔皮娜认为,俄罗斯社会虽然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但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俄文的非常少。除了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这个圈子外,俄罗斯公众对中国文学和异议作家的作品仍然不太了解。 汉学家托罗普彩夫说,同中国文学作品不同,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因此俄罗斯读者更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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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高行健、北岛作品在俄出版

美国之音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     一些知名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有俄罗斯作家说,前苏联许多著名作家都曾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国读者对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感兴趣。 俄罗斯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近些年来非常频繁,一批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 这些异议作家包括目前仍然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和曾多年流亡国外的诗人北岛等人。 *许多苏联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 俄罗斯笔会成员、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和诗人涅尔皮娜说,苏联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罗斯读者能很好地接受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涅尔皮娜说:“这非常清楚,诗人都喜欢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比如在苏联时期,诗人们都是持不同政见者,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后来他流亡国外。但也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诗人选择留在国内。因此俄罗斯对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没有任何反感。相反,这些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只能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 *中国异议作家作品在俄出版不受限制* 涅尔皮娜说,她非常喜欢北岛的诗作。北岛和其他中国朦胧派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收集在几年前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中国当代诗集中。 涅尔皮娜认为,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     *汉学家:翻译刘晓波作品没有政治障碍* 俄罗斯汉学家沃斯克列先斯基把高行健的《灵山》等作品翻译成了俄文出版。他说,他的一名研究生在从事高行健作品的研究。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如果有时间,他也想翻译刘晓波的作品。他认为,汉学家们可以不受阻挠,自由翻译和出版刘晓波和高行健这些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障碍。我本身想翻译出版,但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在教书。”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有一名俄罗斯汉学家曾专门研究刘晓波和刘晓波的作品,但这名汉学家现在移居国外。 *其他汉学家怕惹怒中国* 但一些同中国有联系或是有合作项目的汉学家透露,他们害怕或是不愿意翻译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担心同中国的合作项目,或是办理去中国签证时会遇到麻烦。 *介绍刘晓波比翻译其作品更有意义*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说,介绍刘晓波的生平其实要比翻译刘晓波的作品更有意思。他说,汉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没钱出版翻译作品。 托罗普彩夫说:“苏联时代,不是从艺术,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选择作品,因此读者和观众都不太接受中国文学和电影作品。但现在你有可能翻译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但你却找不到出版商和赞助人。” 美国之音白桦 托罗普采夫翻译出版的李白诗歌     托罗普彩夫把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百首诗翻译成俄文出版。他说,翻译作品的出版都由他自己出资。 *政府出钱 日本文学作品更有知名度* 诗人涅尔皮娜认为,俄罗斯社会虽然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但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俄文的非常少。除了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这个圈子外,俄罗斯公众对中国文学和异议作家的作品仍然不太了解。 汉学家托罗普彩夫说,同中国文学作品不同,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因此俄罗斯读者更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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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京城纷传拟“平反六四” 香港集会因“梁”上受压?

各界频传北京有意推行政改,曰“一党独大,但容许党内分派”,也将为六四重新评价。消息疑真似幻。而有人担心香港每年的六四集会,会否因梁振英上台而受到压制。 近日频传“平反六四”消息,上周英国金融时报率先引述消息人士讲话报道了明年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三次会议不同场合提出平反六四的想法,而会中极力反对者之一是薄熙来。 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导,北京纷传中央拟接纳温家宝有关政改及重新评价六四的建议。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讲话称,北京开会之后会推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改革方案,而平反“六四”就是一张主牌。据称相关改革方案,会就政治体制分三步走,政治方面将模拟日本政党体制,即一党独大,但容许党内分派。 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妻子 “醒客张”也在新浪微博中说:“看到确切消息,温的改革建议、平反建议已被确认了!保佑中国,保佑占世界人口 20%的中国人!” 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星期一向本台表示:我也希望现在和温家宝共事的这些领导人都应该去看一看,不管你们对六四持什么态度,都应该去看一看六四难属目前的状况,让他们能够切实了解到情况。至于说我,我没有看到高层这样的意愿。目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民运人士都说共产党内部许多派系的人都找他谈,这是很好,但是目前我没有任何的共产党内部派系的朋友来和我谈。那么我负责的给大家讲了,因为我是难属群体的一员,我想告诉他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去年一年,我们的难属群体里走了六位,他们走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我希望他们理解我们的诉求,而且我也希望让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看看六四问题是否应该提到解决的日程上来。如果温家宝真的曾经三次在高层会议提到此事,希望你们不要反对他。 丁子霖表示,六四不会被世人遗忘的,香港每年都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历史会薪火相传下去。对于即将上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上台后是否将限制香港的集会言论自由,丁子霖表示外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 被指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梁振英,八九年六四学运期间曾批评过北京当局的做法,但此后对于任何有关六四的问题多以回避的态度对待,他在2010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活动时形容六四事件是“悲剧”。他更在同一场合质问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合理性,并称下令镇压学生的邓小平更应该获得和平奖。 梁振英周日再次否认地下共产党员身份,但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曾经负责香港地下党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多年前在美国洛杉矶亲口对他说,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党员。王丹表示,如果梁振英取缔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他必定来港闯关以表示抗议。 旅居美国的六四民运人士杨建利告诉本台记者:我想从梁振英的原意上,当然他的背后是北京政府,他肯定是想缩小自由。但是香港和内地还是不一样的。即使他想要缩减自由,香港的老百姓也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不管怎幺样,香港的民意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梁振英作为北京政府比较属意的一个特首,而且他对二十三条曾经有过表态,这个中央政府是比较喜欢的。中央政府期待着他能够在钳制言论自由方面和中央有所配合。其中也包括对于六四问题的态度。但是我相信抵制他这种做法的人会非常多。不仅仅是香港的老百姓。我想香港的学界还有他的同事还有立法会里面的成员,我想都会有人出来抵制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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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 裴敏欣: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 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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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裴敏欣: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 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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