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荣

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为何由盛转衰？ ——警惕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 作者： 刘植荣 中国政府网2013年5月24日发布信息，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年内会出台。 城市化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文化问题。如果规划不当，就会发生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它即使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通过研究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可以让我们在规划城镇化时更具前瞻性。 何为“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 人类经济活动，无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从游牧生活，到定居下来开垦田地，组成村落，这是人类为了自身安逸的自然选择。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让产品有了剩余，这就需要把这些剩余产品拿到一个地方去交换其他产品或货币，由此产生了集市，并演变成城镇。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农业人口涌向城镇，城镇就扩张成为城市。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一些城市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这又逼迫市民逃离城市，使城市人口下降，空置建筑增多，经济萎缩。这种现象就是“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 英国利物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利物浦是通往英国的港口大门。19世纪初，通过利物浦港口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利物浦成为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1830年，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开通了城际列车，交通的便利让利物浦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商贾云集，利物浦很快繁荣起来，其财富总值超过了伦敦，被誉为是“欧洲的纽约”。但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利物浦遭到灭顶之灾，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30%，成为英国最高。 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利物浦遭到德军80次轰炸，2500名市民被炸死，市区几乎一半房屋被炸毁。二战后，虽然房地产业重新火热起来，但依赖外贸的利物浦，当英国工业品出口风光不再时，也就断了利物浦的不少财路。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物浦的支柱产业造船业急剧萎缩，失业率再次成为英国最高。城市大片区域荒废，杂草丛生，基础设施闲置，很多公园、道路、学校、医院、商店和住宅缺乏必要的维护,到处是破败的景象。到外地谋生的利物浦人，一张嘴就遭到歧视，对方一听是利物浦口音，就知道是落魄之人。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利物浦人口为466400人，而1931年的人口普查则为846101人，人口下降了将近一半。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欧盟在2000-2006年也为利物浦提供了救助基金，但这些救助措施效果并不显著。利物浦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之上，死亡率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50%，人均寿命全国最低，肺癌发病率全国最高，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申请住房补贴或房产税补贴，三分之一的在校儿童符合免费就餐条件（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支付餐费）。 利物浦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城市，铁路、大西洋海运、有轨电车、电力机车等都是在利物浦发明的。这里还产生了“甲壳虫乐队”等众多世界知名音乐团队，吉尼斯把利物浦命名为“世界流行音乐之都”。 2008年，利物浦还与挪威的港口城市斯塔万格一起，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利物浦有丰富的建筑遗产，2004年，利物浦市区有几个区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利物浦是个伟大的城市，但它确实衰老了，就像一个衰老的伟人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美国底特律：“汽车之都”成“美国最悲惨的城市”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底特律的船运、造船业和制造业快速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底特律的黄金时代，被誉为是“西方的巴黎”。 1896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租用的一个车间里制造了他的第一辆汽车，后来，威廉·C·杜兰特、道奇兄弟、帕卡德家族、沃尔特·克莱斯勒等也相继在底特律成立汽车制造公司，使底特律成为世界的“汽车之都”。 汽车制造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各地移民涌来，使底特律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城市，1940年，底特律人口占密歇根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重创底特律汽车制造业，由于汽油价格上涨，让汽车销量锐减，工厂大批裁员，底特律开始萧条了。 根据1950年的人口普查，底特律市区有1849568人，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还剩下713777人，60年间人口流失了61.4%。白人和中产阶级迁移到郊区居住，让市区更加荒凉，市区的房地产急剧贬值，甚至出现了标价一美元的住房出售。 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房产税，大量房屋被废弃，这导致税源流失，同时，经济萧条让市民收入下降，有30.5万房屋主人因收入低免除房地产税，有77个街区每个街区仅有一户居民交房地产税。政府财政吃紧，无法支持公共治安、消防、公交、学校、清洁、照明等公共服务系统，不得不中断一些街区的街道照明，这更加剧了市区人口向外迁移，住房空置率不断攀升，形成恶性循环。2013年2月，底特律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 经济形势恶化、废弃建筑增多导致犯罪率升高，底特律连续4年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被称为“犯罪之都”。2011年，底特律每10万人中有48.2人死于谋杀，59.8人受到性侵，695.6人遭到抢劫，每1000名居民里就有62.18人有犯罪前科。2008年，密歇根州的谋杀案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底特律，而此时底特律的人口仅是全州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犯罪率高导致生活成本增加，例如，底特律的汽车保险费是美国最高的。 底特律2013年的财政赤字为3.27亿美元，长期公债余额为140亿美元。2013年3月14日，密歇根州长宣布了底特律紧急财政法案，试图把底特律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 德国莱比锡：由“繁荣之都”到“欧洲最脏的城市” 早在15世纪，莱比锡即成为德语地区的出版和印刷中心。1835-1840年，莱比锡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传统产业是印刷业、图书贸易和贸易展览会。自1914年起，莱比锡每年定期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 1933-1935年，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后，取消了工会组织，逮捕工会领导人，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德国纳粹反犹太人行动），莱比锡有成千上万的犹太市民被驱逐或被抓进集中营，流失了大量技术人员和资本，莱比锡的经济基础受到重创。 二战后，莱比锡成为东德的第二大城市。在20世纪50-60年代，政府在莱比锡上马了一批化工项目，但不久遭遇了石油危机，这批项目宣告失败。从此，莱比锡的经济仍靠劳动密集型的煤炭开采等传统产业支撑，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莱比锡成为“欧洲最脏的城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莱比锡的城市建筑老化，同时由于许多化工企业排污严重，市区生活环境恶化，导致大量市民迁移出市区到郊区定居。同时，街头经常爆发市民示威，抗议政府上马的一些项目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柏林墙被推倒后，莱比锡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西德地区，使莱比锡人口锐减。在经济转型期，私有资本对经济结构进行了重组，淘汰了产能落后的企业，莱比锡走上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工厂大批裁员，市区到处是空置建筑。1930年，莱比锡人口为70万人，现在仅有54万人，莱比锡这个一度的“繁荣之都”成了“鬼城”。 从2002年开始，保时捷和宝马这两大汽车制造业巨头在莱比锡投资设厂，创造了就业岗位，加之莱比锡与周围几个社区合并，这使莱比锡人口开始缓慢回升。 俄罗斯伊万诺沃：城市化最终毁灭了城市 1871年起，伊万诺沃因纺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被誉为是“俄罗斯的曼彻斯特”。由于纺织业从业者多为女性，伊万诺沃也被称作是“新娘城市”。 苏联时期，伊万诺沃的纺织品产量占苏联纺织品总产量的50%。纺织企业女工比例高达90%，这造成伊万诺沃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单身母亲人数增加。政府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危机，反而以此为荣，称这是“苏维埃妇女独立自主的成功面貌”。 伊万诺沃的经济在停滞了几十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彻底崩溃，纺织品市场很快就被土耳其和东亚竞争者占领。1998年伊万诺沃工业总产值只有1980年的20%。从1990年到2001年，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数量从41300人降到14400人。1998年，伊万诺沃的失业人口达到1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9%。 失业率升高的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降低。2004年，伊万诺沃的人均月收入是1987卢布（56欧元），低于贫困线标准（59欧元）。伊万诺沃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98年为31%，1999年为64%，2000年为76%，2002年为82%。伊万诺沃市的人口持续减少，1989年人口普查为481042人，2002年人口普查为431721人，2010年人口普查为408330人。 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就是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凭领导主观意志决定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发展蓝图。苏联时期，政府大力推行城市化，使人口过快向城市集中，远远超出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萧条城市在几年内从7个飙升到93个。 城市化越早的国家，萧条的城市就越多 英国利物浦、美国底特律、德国莱比锡、俄罗斯伊万诺沃曾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城市，现在，它们都变得萧条冷清，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史告诫了我们什么？ 从以上几个例子不难判断，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越早的国家，萧条的城市就越多，萧条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口数量下降。城市的萧条首先发生在英国，随后是其他的欧洲国家，继而是美国和日本，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萧条的城市。 根据德国城市建筑学者蒂姆·里耶涅茨的研究，伦敦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长达100年之久。从20世纪初开始，伦敦人口持续衰减。1901-1981年，伦敦中心区人口下降了45%，很快，伦敦的人口下降遍及整个城市，1939-1991年，大伦敦人口下降了22%。 二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人口下降城市，其势头超过欧洲工业化国家。1950-1960年，美国萧条的大城市有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华盛顿等38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和意大利也加入了萧条城市行列。 从1950年开始，世界萧条城市的数量大于城市化城市的数量，在1960-1990年间，萧条城市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城市化城市数量只增长了约60%，大多数萧条城市在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超过10万人口的萧条城市美国有59个，英国有27个，德国有26个，意大利有23个。 根据联合国城市化展望，世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1950年占29.4%，1970年占36.6%，2011年占52.1%，2030年将占59.9%，2050年将占67.2%。2011年，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占77.7%，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82.1%，到2050年增加到85.9%。2011年，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占46.5%，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55.8%，到2050年增加到64.1%。可见，未来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 根据美国人口学家的分析，207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历史峰值的92亿，之后会逐步回落到83亿人的平衡点。城镇人口的峰值将出现在2070年，为70多亿；农村人口的峰值出现在2000年，为30多亿。 可见，全球城市化将在2070年前后结束，在这之前，世界范围城市化和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同时进行，发达国家萧条城市会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萧条城市也会普遍出现。 单纯为促GDP增长强行推行城市化，无疑是一种灾难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如果错误判断经济形势，制定的城市化政策失误，就会导致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这比经济危机带来的萧条危害更大，时间更长久。例如，根据密歇根州的法律，居民有权自己确定土地的使用，政府不干预，也无需征求临近居民的意见。这就导致一些商店、娱乐场所等迁移到土地更便宜的郊区，抽走了市区的经济活力，让市区萎缩。 城市萧条与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搞商品中转城、汽车城、出版城、纺织城、化工城、金融城等，一旦这个行业出现危机，就会让一个城市的经济崩溃。所以，城市发展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考虑产业结构的均衡，只有这样才具有抵御各种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过快，远远超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导致城市移民的再度贫穷。例如，农民卖掉农村的房地产带着财富移民城市，自己却没有做好融入城市的技能准备，而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这就导致很多新移民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吃完移民时带进城市的财富就沦落为赤贫状态。这也是城市化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因为贫穷是滋生犯罪的土壤。 城市过大，会使居民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在大城市，人们上下班的路程很长，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会长到两三个小时，交通费增加，休闲时间缩短，这与人们进入城市追求幸福的预期相悖。时间一长，当忍无可忍时就又逃离城市，造成投资和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些国家把城市化表现在建筑上，认为盖更多的房子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就是城市化。但是，如果产业没有跟上去，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贸易，就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人去楼空是城市化过快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城市化政策失误会搞垮一个城市。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GDP外，还有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受教育程度提高，弱势群体参政机会增多，休闲时间延长等。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让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单纯为促GDP增长而强行推行城市化，这对城市无疑是一种灾难。（本文发《 羊城晚报 》2013年5月25日B5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驳杨晓青“宪政姓资不姓社”论调 作者： 刘植荣 2013年第10期的《红旗文稿》刊登了署名为杨晓青的一篇题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文后注明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由于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宪政姓资，不姓社”，所以，媒体转发此文时用的题目多是《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和《宪政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下面，我们就分析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及其危害性。   读《宪政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让人联想到梁效   文革期间的“两报一刊”无人不晓，“一刊”指的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 “两报一刊”有不实名发表文章的传统，似乎作者知道自己的“捧臭脚”的文章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是注定要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便隐姓埋名，羞于暴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文革”期间第一支笔杆子两效，就是江青组织的御用写作班子，因为这些吹鼓手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院校，便用“两校”的谐音“梁效”，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都成为梁效的写作顾问，可见梁效当时的影响该有多大。 梁效发表的文章有《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等，不少在《红旗》刊发，其文风一贯是“假大空”，把马列著作里的只言片语当作宇宙真理，曲解马列主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无限上纲，不但把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搞得乌烟瘴气，也把整个中国搅得混乱不堪。梁效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中叫嚣“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丧心病狂地喊出“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的文章，欺骗了不少干部群众，为“文革”推波助澜，其反动本质正如中共中央早期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6年1月11日发表的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中所说的那样：“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成员受到了审查和批判，这个一向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理论酿造团伙覆灭了,梁效这个名字从报刊消失，但梁效这个名字和秦桧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文革”结束不久，《红旗》停刊，紧接着《求是》创刊。从用“停刊”、“创刊”，而没有用“更改刊名”可以推测，《求是》是避免有继承《红旗》衣钵之嫌，因为《红旗》实在是太臭了，《求是》必须脱胎换骨。 《红旗文稿》杂志就是《求是》杂志主办的，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因为《红旗文稿》的封面“红旗”两字要比“文稿”两字大很多，给人的感觉是《红旗文稿》就是复活了的《红旗》。读《宪政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一文，从文风再联想到刊名，让人越读越觉得此文出自梁效之笔。   “宪政姓资不姓社”的抛出让人感到“文革”在继续   “文革”的险恶之处在于，凡事搞运动，用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反动、腐朽的说教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人的思维，不允许提出不同观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提批评意见就说谁反动，给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大帽子，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讲：“‘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认为“民主革命者”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宣扬“泛阶级论”，煽动人民抓“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其实，那些挥舞“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大帽子到处乱扣的人，才是真正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此已经定性：“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次路线斗的事实证明，越是反革命的，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掩盖自己的反动本性，就像小偷从来不说自己是小偷一样。 杨晓青在这篇一万字的文章中，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著作的引文20多处，近3000字（含注解），几乎占了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思想僵化，理论教条，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重提阶级斗争，践踏宪法赋予公民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把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善意的批评意见说成是“反动”、“颠覆”。这是典型的伪马列主义，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正如毛泽东批评那些打着马列主义招摇撞骗的党内人士所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说“公有制不能搞宪政”荒谬至极   杨晓青提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由此推论宪政不适用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种观点的抛出，和“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毫无二致，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用“女人是老虎”一样的鬼把戏恫吓人民，欺骗人民，愚弄人民。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根本就没有“私有”、“公有”之分，也不存在“姓资”、“姓社”之别。中国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但私有经济占的比重比搞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2009年4月20日披露，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工商行政机关共登记私营企业659.42万户，注册资本117400亿元，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由2007年底的63.25%上升至70.91%。如果加上外资企业，中国的私营经济比重估计要占到80%。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也是国有或政府控股，如邮政、铁路、民航、燃气、石油、电力、通信、交通、医院、银行、保险、钢铁，等等，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还高，新加坡为60%，挪威为50%，而我们仅为20%左右。 所以，用“公有”、“私有”来划分政治制度是何等的荒谬。既然不能用“公有”、“私有”来划分政治制度，说宪政是私有制的产物，公有制不能搞宪政，更是荒谬至极。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宪政治国”的概念。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中国宪法对宪政的核心内容给予确认   杨晓青认为宪政除了“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司法独立”，“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外，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如“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等，“宪政的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由此，杨晓青认定：“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杨晓青罗列了很多宪政的表现形式，但她并没有抓住宪政的核心内容。宪政的核心内容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是保障宪政这三项核心内容实现的总纲，即在法治轨道的民主，在法治约束下的自由和在法治下的人权保障，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一致的。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中共十八报告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司法独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习近平一再强调要“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给民主定义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权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民主”这个字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出现了13次，这在世界宪法史上绝无仅有。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国的国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二条确立了中国的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而在《美国宪法》里竟然找不到一个“民主”字眼。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那天起就为了民主而疾呼，而奋斗。同是中共中央早起机关报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文章认为：“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从以上历史事实可知，中国共产党是最讲民主的政党。 关于“自由”这个字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同样出现了13次，宪法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此外，宪法还规定了“文化活动的自由”、“通信自由”、“婚姻自由”等。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先驱早就把民主、自由纳入宪政的主要内容，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关于“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新华日报》早在1945年4月13日发表的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就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 可见，中国共产党早就接受了宪政普世价值理念，并把宪政的核心内容“民主、自由、人权”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捍卫。 不但是中国，世界各国宪法几乎都保护公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宪政已成为人类管理自己科学的公理，连1953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的口号都是“宪政民主”。 不管杨晓青如何掩盖这些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抹杀不了的。把宪政，把“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核心内容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说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这即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否定，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背，是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并不冲突   杨晓青否定宪政的一个理由是“宪政的背后有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基本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大篇幅引用支持她这一观点。 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认识世界的哲学，也就是方法论，我们绝不能用马列教条到处生搬硬套。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唯物史观，马列主义活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杨晓青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用马列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随便给客观事物贴上一个标签，这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伪马列主义。 我们一定要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识客观世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有句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如果19世纪就有电子货币，可以在互联网上甚至拿张借记卡或用手机转账支付，马克思绝不会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了。所以说，宇宙间没有亘古不变的真理，随着科技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真理在不断得到修正甚至是否定，只有邪教组织才会说它信仰的是宇宙真理。 说宪政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是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这毫无根据。2013年“两会”期间，彭博新闻社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财富急剧向高官集中令世人震惊》文章，文中称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相比，就像贫农与地主。中国最富的70名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资产总额为5658亿元（898亿美元），新增资产115亿美元。而美国660名立法、司法、行政最高级别的官员去年的资产总额仅为750亿美元。中国70名人大代表的财产比搞宪政的美国的660名最高级别的官员的财富总和还多，这怎能说“宪政的背后有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呢？ 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实现了全面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全民毫无差别的基本养老制度。拿资本主义的鼻祖英国来说，他们在1536年就颁布了《济贫法》，穷人生病会获得政府的医疗救助。英国1946年通过了《国民医疗服务法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是公务员还是普通百姓，也不管有没有工作，英国全民享受毫无差别的免费医疗服务。 在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居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都能领到一笔基本养老金，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是百姓还是公务员，也不管过去交没交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标准全民相同。例如，法国从1956年开始就实行了没有任何条件和区别的全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只要到了60岁就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单身老人每月709欧元，夫妻老人每月1158欧元。 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福利优先保障穷人。就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福利制度最差的美国来说，他们也规定对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腰包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由政府出。 宪政其实是“民主统治”，因为不管在什么制度的国家，普通百姓占绝大多数，如果普通百姓不能参政，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说，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并不冲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没有宪政，人民就不会广泛地行驶自己的政治权利，那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说“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执政”是造谣   杨晓青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宪政民主的虚伪性，她写道：“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 杨晓青之所以提出这种认识，要么是因为她对宪政民主的认识肤浅，要么是因为她故意歪曲宪政民主事实。在宪政国家，“政党”不像中国共产党，有庞大的组织机构，要用纳税人的钱供养。宪政国家要求任何党派不得侵占群众利益，即用纳税人的钱用于党务开支。 宪政国家的政党基本上属于无组织状态，党的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公务员序列，如果某人说是某党的人，没有入党宣誓，更没有每周末的组织生活，而只是一种理念的认同。 美国虽然有两大主要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对百姓来说，它们就是驴子（美国民主党党徽）和大象（美国共和党党徽）的区别，选民判断各党提出的政策，认为哪个党提出的政策对自己有利，就投谁的票，投谁的票，自己就属于哪个党。 中国共产党党徽底色为红色，上面是由黄色的锤子和镰刀交叉组成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其实，党徽是宪政的标志，是为了选民便于公正地行驶民主权利。党徽是澳大利亚人在1856年发明的，发明党徽的目的是让文盲选民能看懂选票。每个党派都用一个图案代表，在选票每栏的开头就用这个图案作标记，代表一个党派，如一只鸡、一只鹰或一只拿着锤子的手等，只要选民能区分这些图案，就知道把票投给谁，行驶宪法赋予自己的政治权利。 关于竞选经费，宪政国家都有法律要求，为了限制利益集团对竞选的影响，规定 公司、劳工组织等营利和非营利组织不能进行政治捐款， 政治捐献不得超过一定数额。美国的单个选民（包括亲属）在一年内对候选人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2012年大选标准）,所有200美元以上的单笔捐款必须向社会公布，共选民监督，一是防止候选人把捐款用于个人生活，二是防止有财大气粗的资本家捐款数额超过法定捐款上限。 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共筹得6.4亿美元捐款，其中单笔小于200美元的捐款总额为3.1亿美元，占给奥巴马捐款人数的85%。 尼克松在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竞选时，1952年9月18日的《纽约时报》抛出重磅炸弹，称他将竞选捐款用于个人生活消费。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共和党不得不租用电视时段，让尼克松把媒体披露的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这就是著名的《“西洋跳棋”小猎犬》演讲（详见《美国20世纪经典演讲100篇·政治卷》第20-27页）。通过该演讲，我们可以了解美国政治是如何运作的，美国的政治活动经费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 见国内有人撰文称，美国“总统竞选基金”是财政拨款。这纯属造谣！在美国，纳税人每年在报税时填写“1040表”，表是有一栏写着“你想为总统竞选基金捐赠3美元吗？”这3美元的竞选基金捐款完全是自愿的，与政府财政毫无瓜葛。 所以，美国资产阶级对选举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竞选捐献有封顶限制，亿万富豪与农民对竞选的影响几乎是等值的，都是一票的影响力。公民人手一票，公平、不受胁迫地行驶自己的政治权力，只有在宪政下才能做到这样。杨晓青所说“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是主观臆造，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   说总统“一权独大”是对三权分立的曲解   杨晓青文中多处批判宪政和三权分立的虚伪性，她说：“现实中，三权分立并不是真实的。以美国为例，总统的行政权趋于膨胀，一权独大。”杨晓青这一观点的提出，暴露了她对外国宪法研究的不足。在宪政国家，在“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里，行政权受制于立法权，因为它是执行机构，只是执行议会通过的各项法案。 拿美国来说，国会通过法案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这就需要政府这个行政机构具体实施这些法律。当然，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是，如果参众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再次通过被总统否决的法案，该法案就自动生效，总统必须不打折扣地实施这个法案，尽管他反对。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依照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中提出任何款项，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定期公布”。美国总统虽然是联邦政府的大老板，但他每花一分钱多要去国会申请。1995年，总统与国会在政府预算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不给政府拨款，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 美国总统到外地考察，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陪同的义务，甚至连见都不见，根本不给总统什么面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驱逐出了剧场，理由是他是“恐怖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冒烟，但他对这位市长也无可奈何，只有代表自己去给阿拉法特赔不是，他代表不了别人，因为没有公民授权他去给阿拉法特道歉。 威尔逊总统是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的主要创建者，并因此获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可美国参议院就是不买总统的账，不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害得威尔逊总统不得不到全国各地进行了37场演讲，介绍国际联盟的国际作用以及美国加入后会得到的利益，以让选民向议员施压，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可威尔逊致死也未能如愿。 美国公务员的工资也受到国会的严格控制，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 (1) 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 (2) 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 (3) 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 (4) 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杨晓青还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称“州法院的法官由州议会选举或任命产生，常为兼职，年年更换，独立性甚小。”她显然对美国历史缺乏了解。美国建国初期，很多公职人员是没有薪水的，有是甚至是自己掏腰包履行政府管理职能，如调查案子要自己出差旅费。所以，美国政府初期的公务员大多来自富裕家庭，因为穷人自己掏不起这份钱去履行公务。后来人们发现，政府不能被富人控制，所以，人们就“凑份子”（纳税）给公务员发工资，这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机会参与政府管理。 杨晓青还用“搞宪政的台湾法院对陈水扁贪腐案在陈水扁执政时和下台后的审判”这个例子来证明宪政是失败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是宪政，才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排除权力对司法的干扰，对在职官员和卸任官员追究责任。尼克松说句谎言，克林顿找个“小三”，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不算什么，但在宪政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堂堂一个大总统，被法院和国会一次次提审，一个被迫辞职，一个差点被弹劾，这在非宪政国家是做不到的。   “军队国家化”也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杨晓青认为宪政制度下的军队“中立化、国家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她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与国民党军队的殊死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直主张“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卫军”做法。《新华日报》1944年2月14日发表社论指出：“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所以说，“军队国家化”并非是私有制的产物，也并非是资本主义所特有，中国共产党也曾提出“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可见，杨晓青的“军队国家化不符合中国国情”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亵渎与背叛。   新闻自由并非西方国家特有   杨晓青称新闻自由为“西方国家所特有”。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一直主张新闻自由，反对新闻管制。《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的《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出版、通信等自由，这是对新闻自由最有力保障，怎能说新闻自由是“西方国家所特有”呢？中国政府曾在多种场合对世界声明，中国新闻是自由的。杨晓青称新闻自由为“西方国家所特有”，就是否定中国存在新闻自由，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形象的明目张胆的污蔑，是给新中国政府赤裸裸的抹黑。   并非源于资本主义的都姓资   谁也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很多成为世界普遍追求的价值标准。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试想，我们吃的、喝的、用的，大多数都源自资本主义：药膏、牙刷、铅笔、钢笔、圆珠笔、西医药、服装、自来水、马桶、下水道、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灯、电话、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手机、电脑、互联网，连我们的一些称谓都学资本主义的，如国家元首、第一夫人。成文宪法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新中国一建立，我们就学来了。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几乎都是资本主义货币。中国学校里教授的自然科学，绝大多数源于资本主义；中国官员的孩子出国留学，几乎都送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政府每年派大量官员出国考察，也几乎都选择去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安邦治国经验，而不去社会主义朝鲜、古巴。 我们一定要警惕“文革”的复辟现象，把任何事物都冠以“姓社”、“姓资”的标签，阶级划线，无限上纲，排斥中国对人类优秀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吸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杨晓青“宪政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中国不能搞宪政”这一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杨晓青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追求宪政的历史，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宪政的法制基础。这一观点的提出，让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受到怀疑，让中国宪法受到亵渎，在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造成混乱，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须对这种论调给予批判。(版权没有，欢迎转载交流)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黄金究竟能否保值 作者：刘植荣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不少中国人的思维被这句古话所禁锢，认为黄金的保值性不可置疑，即使在“兵荒马乱”时期，投资黄金也可避免财富损失。本文就论证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说黄金能保值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黄金蕴含着很高的内在价值，也就是开采黄金所投入的劳动量。再有，黄金便于携带和隐藏，东方动乱可以带着黄金逃到西方，北边打仗可以带着黄金逃到南边，不像房地产那样是不动产，不能带走，也不能隐藏。所以说，投资黄金要比投资房地产更安全，也更便利，一般来说可以随时找家银行、珠宝店或典当行换成现金。但黄金的保值性是相对的。如果对黄金的历史价值进行实证研究，不难发现，历史上黄金贬值的例子俯拾皆是，而且贬值的时期甚至长于增值或保值的时期。 我们必须要清楚，衡量一种商品或资产的价值，必须借助货币，这就是利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记账单位）的功能。如果要比较不同时期商品或资产的价值，仅凭名义货币量是无法比较的，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因素，所以必须把各个时期的货币量按其购买力换算成某一基期的货币量，这样才有可比性。 在金本位年代，黄金贬值是常有的事。黄金贬值与黄金的供给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相关。1796年-1819年，英格兰银行停止兑换其汇票，导致黄金价格下跌了约4%，但物价却上涨了约35%。购买同一件商品，在1796年需要1克黄金，到1819年就需要﹝1÷（1-1×35%）﹞÷（1－1×4%）＝1.6克黄金，相当于黄金在23年里贬值了﹝（1.6－1）÷1.6﹞×100%＝37.5%。 19世纪5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金矿，黄金供给突然增加，导致物价连续十几年大幅上涨。由于南非、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大金矿的相继发现，同时，黄金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也得到了提高，成本下降，黄金产量稳步增长。1890年-1914年，世界黄金产量平均每年以3.5%的增幅增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很多国家的物价涨幅随之增长，美国每年CPI平均涨幅为2.5%，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在金本位时期，由于货币的含金量相对稳定，物价上涨就意味着购买同一件商品需要支付更多的黄金，也就是黄金贬值。 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黄金的价格波动更大了，1980年为每盎司613美元，到2001年跌至了每盎司272美元。考虑到通胀因素，1980年的613美元相当于2001年的1317美元，21年间黄金贬值﹝（1317－272）÷1317﹞×100%＝79.3%，财富缩水将近八成。 笔者在《现在该投资黄金吗》一文中指出，投资黄金只有在运气好的情况下能赚上一笔，但这种好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摊上的，也并不是一个人会一直这么走运。虽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黄金价格暴涨，但如果从长期考察，黄金的保值性也是大打折扣。2013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收盘价为每盎司1434美元。1980年每盎司613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13年的1732美元。如果在1980年购进黄金一直持有到现在，33年间黄金贬值﹝（1732－1434）÷1732﹞×100%＝17.3%，同样让财富缩水不少。 以上说的是国外的情况。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统计数据，我们只能从一些著作里来推演黄金的价值变化。根据《民国经济史》记载，1912年1月，1两黄金兑换39.5个银元，5两黄金就可以在北京购买一个四合院。当时用的是库平两，1两=37.3克，5两就是37.3×5=186.5克。如果有人在1912年购买186.5克黄金持有到现在出售，按照2013年5月13日每克黄金283元人民币的价格，只能卖186.5×283＝52780元人民币，这些钱在北京二环最多能买一平方米的住房。把186.5克黄金存了101年，由当初的一个四合院变成现在的一平方米住房，这怎能说黄金一定能保值？以上分析，我们还没有计算黄金的保存成本。 虽然有人如醉如痴地迷恋黄金，但失去金本位的黄金就是普通商品，它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用作饰品满足人的虚荣心外，实际用途不大，难怪外国有的民族把黄金称作是“上帝的大便”。 黄金的莫氏硬度（最低滑石为1级，最高钻石为10级）仅有2.5，远不及铝；黄金的熔点也很低，仅为1064℃（铁为1538℃）。用黄金作建筑、机械等材料，既不坚固，也不耐热，遇到火灾就熔化了。虽然说黄金的导电性较好（电导率为4.10×107西门子/米），但也比银和铜逊色得多，仅比铝稍微大些，考虑到金银昂贵，人们自然就选择铜和铝做电缆。如果说黄金的实际用途，主要是在电子工业利用其化学稳定性，把连接头镀上黄金，可防止氧化降低电导率。 从以上分析看，不管在金本位时期，还是在纸币本位时期，黄金在较长时期都存在贬值现象，说黄金具有保值性并不正确。另外，由于黄金的实际用途不大，它和17世纪荷兰炒郁金香一样，成为人们投机套利的工具，所以说，投资黄金一定要谨慎，防止被黄金机构炒家忽悠了，成为他们投机套利案板上的鱼肉。（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3-05-20第07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