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

“ 这些书店，就像一片公共绿地，由老板的经心维护，而让市民得到享受。这些 ‘ 老板 ’ 其实赚不了什么钱，甚至据我所知，有的人还要贴钱。他们是做了在中国本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情 …… 即使不给这些书店的经营者以补贴，减免他们的税赋是政府分内该做的事情。 ”     刚听说一个概念“独立书店”，是指相对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之类依托“国营”集团的民营书店。 我有些办书店的朋友，比如北京万盛书店的刘苏里，贵阳西西弗书店的薛野，南昌青苑书店的万国英。他们都是最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一个书店的书籍摆放，到装修布置，处处都体现出主人的修养和心血。而且在中国这样经心的经营一家书店，也很难赚什么钱，房租高昂，书的利润有很薄，可以说是操得是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白菜的钱。 在我看来这种“独立书店”，是一个城市非常有效的文化名片，因为新华书店是千城一面的，这方面和麦当劳很像，当然除了设计不人性化，服务质量往往比较差，推销的产品也很落伍。而“独立书店”充满个性，它的品味不仅体现了主人的品味，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品味，至少能够展现这个城市有没有一批有趣味的阅读人群。 我对有些城市印象比较不好，其中主要原因是一个几百万人城市，高楼大厦倒不少，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这样的城市对读书人来说肯定是极为乏味无趣的，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这个城市没文化。 很多发达国家显得比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更有文化，尤其在日本或者欧洲国家，你在地铁里，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人捧着书在读。我曾在欧洲一些只有几百万的小国家逛，比如芬兰，看那里书店还不少，读书的人也多。要知道芬兰是用一种独特的芬兰语的，我在中国大陆经常遇到出版商抱怨，说中国图书市场不好做，我很好奇，像芬兰这样这么小的人口基数，怎么保住自己的读书市场的？当地人自豪的告诉我“我们芬兰人爱读书。” 而现在走遍全国各地，感觉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危机真是严重，很多地方都都没书可看了。很多地方书店都在卖些教辅材料，算命，万年历之类的。要么就是摆几本“中国不高兴”，“郎咸平为你解读中国经济”之类的，就已经算是有品味了。年轻人除了上网，几乎没有机会培养宁静优雅的阅读习惯，也没有接触到好书的机会，我担心这样下去，整个国家的性格都在变得粗鄙浮躁。 再者在国外，比如美国到处都有管理的非常好的图书馆，哪怕一个两三万人的小城，居民都可以接触到最优质的图书资源，有非常优雅的阅读环境。而在中国，我留心过几个地方的县城图书馆，基本上属于关门大吉的状态，养着几个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读者服务，书架上全是灰，如果走进去看看，多是些《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之类的老书，再就是《三个代表学习读本》之类行政系统分派的书。 而在中国即使上百万人的城市，往往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中国政府的巨大财政收入，没有用在这些地方。 这种情况下，这些独立书店，其实是承担了文化传播的最基本的公共职责。他们更像是一个城市的公共书架，是这里追求和向往知识的人的心灵家园。办一个书店，不像是办一个餐馆，来的人，坐下来就得点菜，点了菜就得付钱。他们也不像现在时髦的网络书商，只会打残酷的低价战术。而在这些书店里，炎热的夏天，你经常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翻很多的书，也并不买，甚至坐在台阶上，吹着空调，捧着一本书一读就是老半天，没有人会赶他们，他们也不用付钱。 这些书店，就像一片公共绿地，由老板的经心维护，而让市民得到享受。这些“老板”其实赚不了什么钱，甚至据我所知，有的人还要贴钱。他们是做了在中国本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情。一个地方多有些有品味的书店，比政府多修那些大广场，更有意义。 即使不给这些书店的经营者以补贴，减免他们的税赋是政府分内该做的事情。 （郭宇宽，资深传媒人士、著名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a8e8fd9800ca226 ）

“ 我在 2006 年就预测，在那年之后，八到十五年左右，要看独立书店能否挺过这个阶段。挺过去，你的黄金时代就来了，但多数会死在这个路上。 ”     书店的未来，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应该换个说法，书店的寿命还有几年。如果留意几座大城市主要报纸的文化新闻，你当然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书店从城市地图上快速消失，卖书这门生意玩完了；而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网络书店的冲击和年轻人对纸质书的远离。可另外一方面，当那些号称城市文化地标的书店生存岌岌可危的时候，新型书店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某些角落固执地播下种子，期待某一天活下来。书店的生存其实仰赖于印刷这门生意，所有关于书店的讨论，最后总会归结于印刷的未来、纸质书的未来，和取代它们的电子阅读的未来。而后者，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当最顽固的老年读者都拿起Kindle的时候，对书店的未来当然是悲观的。可这只是第一步，打开想象力，可能在未来几年，连信息内容的创造都不是掌握在某个作者或者机构手中的时候，谁还需要书店？连延续几千年的知识获取权力结构都解体的时候，谁还需要书店？ 在北京顽强生存了快二十年的万圣书园，也许已经是个传奇，可它的老板刘苏里却说，他期待阅读、图书、知识生产变革性那天的到来，也许他太了解图书是门什么生意，太了解这门生意的寿命还有几天，以及他对新知识生产方式的宽容。   都说书店的未来没希望了，您怎么看同行在未来几年的生存状态？   刘苏里：未来几年会比较艰苦。我在2006年就预测，在那年之后，八到十五年左右，要看独立书店能否挺过这个阶段。挺过去，你的黄金时代就来了，但多数会死在这个路上。200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比我预测最短的时间只有三年，取中位数大概是2018年左右。我去年到现在，有两到三次，在不同国家遇到跟书店相关的人，他们也都做出了一些预测，他们对书店命运所做预测的决定性一年都惊人地一致是2018年。有人也问我，为什么预测是2018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计算，但在我内心是有计算的。未来卖纸质书的书店，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网络的，它们的解体一定是因为新型出版的出现。我们所说的2018年，也并不是说一下子纸质书和各类书店就突然消失，完全替代原有的出版和书店模式还需要一段时期。那个局面的出现，以我的观察，是人类文明的承载方式和我们对它需求的转变。   那万圣书园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刘苏里：还是我一直谈的那个专业化。我们长期在专业化上下工夫。有人说，我们书店位置好是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在海淀、中关村，又在北大清华边上，这是很多外面的人看到的。实际上，整个中关村提供的生意只有百分之五都不到，海淀区提供给我们书店的生意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全北京提供的生意是百分之三十几。简单讲，我们书店的销售业绩中，北京三分之一，北京以外的国内三分之一，境外三分之一。在我们早期的时候，中关村和海淀提供的生意超过一半，但到了这里之后，这个比例急剧下降，最近几年逐渐降到现在的数字。但问题是，你离开这个地方，是否还能做成现在的样子。这个你很难讲，因为你没试验过。因为这个书店很多生意是和这个地域暗含的，有关联的。所以撤出这个地方就很难讲了，尤其是来来往往北大清华的老师学生。两所学校提供的直接生意并不多，但与这两所学校来往的世界的人，提供的是暗含的生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选址还是很重要的。   这几年确实有很多书店关门，但也冒出不少新书店。   刘苏里：我也以这个例子来堵一些人的嘴。但是仔细想，新开张的书店和关的不成比例，当然我也不确知这个比例是多少，也绝不排除开关是平衡的，甚至开比关多。但问题是，你要清楚，开的是哪些书店？新开书店的业态又是怎样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也看到，很多大超市里都在开书店，机场也在开书店，大一点的机场甚至会开很多家书店。这种业态的书店怎么计算？这种业态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不觉得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说的2018年的情况，特别针对的就是独立书店。我们看到的连锁书店和超级书城，还不在此例。我对独立书店是有定义的，也就是我说的“专业书店”，这类书店的核心是专业性。特色或者个性化书店，我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前景，除非你这个书店和其他生意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好书店，不是以个性来作为其存活的理由，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图书内容，书店的命运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专业地满足那帮有专业化要求的顾客。这种专业化做起来当然有难度。 最近两年听到有人要开书店的声音少了，之前我每天都会听到有人说，想做个书店。但做书店，光靠热情肯定是不够的。去年，我曾提到，书店还是一个生意，这是它硬的部分，如果这个生意做不好，你有再多理想和热情都不管用。作为生意的书店，还有非常复杂的一面，尤其是成一定规模的书店。   我们不谈独立或者民营书店，今年年初新加坡的 Pageone 进入北京市场，这是 Pageone 在中国开出的第二家书店。而大名鼎鼎的诚品书店也一直有进入大陆的计划。您怎么看？   刘苏里：诚品书店不仅是在做书店，也是在玩房地产。它如果到大陆，这一做法可能会升级。今年初我就写到这一点，我当时说：“大部分人往往只了解诚品作为图书零售连锁店的一面，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商业力量，或者说营利模式。实际上它的经营模式，很多年来都是跟房产生意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租一整栋楼，包装之后，进行各类零售商品的组合，而书店的生意额度和规模在全盘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书店本身更像是个招商品牌。 进入大陆后，诚品原有与地产结合的模式更上层楼。据我观察，他们获得了几乎所有所在地最高政府的支持。这是任何一家大陆民营图书零售商都不可能获得的待遇。”也就是说，诚品书店在台湾不具备的条件，这里都有了，比如这里的地方官员更容易谈，然后一路绿灯。   所以，您对书店的未来，还是之前那个态度 “ 谨慎乐观 ” ？   刘苏里：我对书店未来的谨慎乐观态度有很多年了。2006年我第一次谈这个观点是在这个行业内部会议上，他们当时对我这种态度有些质疑，在那之后我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次有机会谈这个看法。实体书消亡是大势所趋，尽管这样，书店还是能有所作为。我特别强调书店的专业化，我这个专业化并不一定是学术性的专业化，任何意义上的专业化，我都相信是能成功的。我这话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当一个人群足够大的时候，开一个专业书店是能够存活的。比如我说过，在北京如果有人能有心开一个小说书店，然后附带一些跟小说有关的其他类别，我相信它会成功。还比如电影书店，除了书以外的其他相关电影产品以及电影活动一起配合着做，是一定能成功的。北京曾经有一家电影书店，但这个书店是一个电影机构开的，这不是我的意义上的电影书店。   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最困难的就是那种大而全的连锁书店吗？比如年初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 Borders 。   刘苏里：我认为，单体巨型书店是最为困难的，但这种书店只在中国有。各地都有超级书城，但大多是文化形象工程，它之所以还能生存，很大原因就是，其物业这块是政府投资的，不需要支付代价或者以极低代价就能使用这些物业。或者说，它们真有问题的话，最后可以由政府买单。这都不是市场行为，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些超级书城早就垮台了，它们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这类书店的未来，在中国很难讲，它跟某些政治、政策安排有关。Borders今年年初要关门，印证了我的说法。一个独立书店垮台，影响没有那么大，除非Strand或者莎士比亚书店关门了，这才会成为大事件。   根据我之前对纽约联合广场附近 Strand 和巴诺书店的观察， Strand 人流明显比巴诺多，至少在 Strand 付款总是要排队。   刘苏里：这就是专业化带来的效果，Strand就是一家专业书店。不过我觉得，相比普通百货商店在未来受到网络商场的挑战，书店所受的影响还稍微小点。我对同行讲，你们幸福吧，比起商店，图书这个行业在网络上规模还没那么大。   那么二手书店在未来的机会呢？   刘苏里：二手书店还会一直存在，毕竟人类在这些年中印刷了那么多书。这个自然消失过程会有多长，这是没法预测的。我还认为，二手书店在未来竞争的不是价格，还是专业化程度。这里绝不排除，独立书店在未来的一部分业务就是经营古旧书店，因为纸质图书会越来越值钱。   但对书店未来命运的判断还是要区分地域的，比如欧洲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地铁公交上拿电子书阅读的人群已经和拿纸质书的人群不相上下，而且不分年龄层。这是我在几个美国大城市的观察。而在欧洲，电子书直到现在还没有太大市场。   刘苏里：在欧洲这样的成熟社会，你要让什么新鲜事物存活下来很难，你让成熟的东西死掉更难。关于书店，我说过，活到十年是非常困难的，但活过了十年，你让它死，比挺过十年更难。这里面有内在逻辑的。因为十年来活的过程，让它死的理由多了去了，什么没有经历过，它为什么没有死呢？过十年后，要让它死，那一定要有比之前更强烈的事件和力量才行。   那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刘苏里：互联网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了。但是欧洲社会内部对互联网侵蚀图书和书店有抵制性，日本也有。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第一，一个新生事物的命运还是得交给未来几代人；第二，作为印刷文明本身的产物——我们这个文明就是印刷文明的产物——整个文明是依赖于印刷图书而存在的。我们现在存活的两到三代人，完全是在印刷图书上成长起来的，所以要消灭图书，对这些人是不可想象的。我也做过预计，就是再过三十年左右，这批坚定的纸质图书阅读者死亡了，才有可能。但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彻底完成转变也不大可能，他们对图书还有一半记忆。那么五十年以后呢？这不是我的事情。中国这边的电子书，销售会很好，但未必是和阅读有关。我知道，很多都是当作礼品在赠送，尤其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其实谈书店的未来，就是谈阅读的未来，而谈阅读的未来，也就是谈电子阅读的未来。   刘苏里：未来电子阅读是大问题，未来新型出版的收费怎么解决？但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是胡扯，我还没看出，有什么迹象表明可以成功。生产终端不是问题，关键是内容。那么是内容提供商提供工具呢，还是工具生产商打通内容呢？两者之间，好像是不搭界的。就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内容这件事，谁也做不了。谁现在告诉我，他是做内容的，我就知道他在胡扯。因为我知道，阅读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他们胡扯，并不是有意在胡扯，他们只是在盲人摸象，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他们没有看到亮光。你知道，未来新型出版是什么概念吗？是云一样的多，未来的内容是上帝一样的力量提供的——就是你能想象的无穷大人群，就是每个人在创造内容。哪是什么出版机构提供的？回过头来讲，这就是为什么短期内不能消灭印刷文明或者书店，因为那种力量现在还没产生。但关于那种力量的思想已经产生了。   那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吗？毕竟那是终结书店的力量。   刘苏里：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那个事情是不可阻挡的，你想不到，一定有人想到，仅仅是思路不同，方向一样。只有到了那种形式内容呈现之后，才是对印刷文明的革命性改造，对人们获取知识、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有极大好处。现在的印刷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每个人掌握知识的程度，因为知识就是权力。到了未来，出版发生革命性转变之后，会打破很多权限。   （石剑峰，东方早报首席文化记者、专栏作家。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学者型书人。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5/29/61070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