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违禁”书籍三十种
冉按：有朋友问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有没有人进行完整的研究过？我说就我目前所知，似乎还没有。数量有多大？我说，也没办法得到确据，至少似乎没有统计过。有没有内部出版物的目录可供查询？我说以我所搜的目录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专门书目，但若是花点工夫的话，也不是不能拚凑出个大致的出版“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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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林贤治：革命寻思录
撰文：林贤治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对我而言，我们在别样的黑暗和危险的未来前景中能够看到的一缕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希望之光，完全可以概括为革命和自由。 ——汉娜·阿伦特 隐喻中的革命 革命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现代的产物，又倒过来推动现代性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作“历史助产士”，又或“历史火车头”。 ...
阅读更多徐贲 |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公民的心智启蒙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公民的心智启蒙 徐 贲 生活中所有的邪恶和不道德都给人们提供现成的有害行为方式，共同改变这种状态要比独自抵制那些行为来得更加重要。 在制度性作恶的胁迫力量左右着几乎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社会里，个人良心往往就会被看成是一种可能的抵抗力量，人心、人性的心智觉醒也就越加显得重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心智觉醒难度要比在一般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大的多。这一心智觉醒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人的良心是与生俱来的吗？对人的行为，个人良心向善的引导总是与主导社会的价值观相一致吗？ 美国作家亨利·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 1817-1862 ）在《瓦尔登湖》（ Walden ， 1854 ）的第十八章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与他的同伴步伐不合，那也许是听到了一个不同的鼓手。不管这是怎样的鼓声，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他都会随着那音乐声前行。” 梭罗是一个听自己良心鼓声行进的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崇尚人类单纯的心灵，认为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他的个人良心让他在众人皆醉的时候拥有独自的清醒，像一个独善的隐士那样不受喧嚣纷杂社会的搅扰。梭罗是一个寂寞的人，他的书打动一些与他一样在心底深处寂寞的读者，但他的良心鼓声却并不能唤起他们与他一起前行。连他的一个朋友都说：“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我们要倾听的是另一种良心鼓声，一种能让我们与他人同行的良心鼓声。这个鼓声来自每个人的内心，但它并不孤独寂寞，因为我们能够互相听到来自他人的心灵回响。即使暂时听不到回响，也不等于没有回响，因为这回响就像是树林子里的回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某个并不期待的方向，突然听到了它。当这声音响起的时候，如加缪在《 薛西弗斯的神话 》中所说，它“会使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宇宙突然恢复了它的沉静，大地上无数诧异的小小声音就会升起。……秘密的呼唤，从所有的脸上发出邀请”。回声一旦响起，你会感觉到这是朝你而来。这个回声来自人们在社会中为共同的善而不断进行的心智交流，人心和人性的启蒙就是为了促进这种心智交流，并加入这个交流。 公民启蒙和心智启蒙 良心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用理智，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觉或本能来做的善恶、对错、是非判断，并因此有所行动。良心不只是人有什么情感、情绪或想法，而且是有与此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和行动的良心只是空洞、模糊、暧昧的心理冲动，也会因此变得萎靡衰竭。和美德一样，良心是某种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养育的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是因为行正义之事才变得正义的，是因为有所节制才有节制的，是因为做勇敢的事才成为勇敢的。”同样，良心也是某种要么运用，要么失去的东西。如果说良心因自由而弥足珍贵（保护“良心自由”的理由），那么，良心的自由只能在行动中才能得以实现。 康德把自由当作评判人性善恶的前提，他区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认为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因此把人的自然本性从善恶论中排除出去。虽然“人性”具有自然人性和道德人性的广泛内涵，但是，就改良道德、砥砺品行而言，人的向善或不向善，堕落与不堕落实际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人性，因此人性是本恶、本善，还是兼而有之，则不需要在这里成为主要的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人的自由本性，也就是可以作出自由道德选择的人心。按照康德的说法，它首先在人的内心意念层面上展开行动，然后才贯彻和实施到外显的经验行动中。具有道德善恶意义的人性其实就是人心，而人性的善恶则是人心的好歹，即良心和歹心。因此， 对人性善恶的事实层面上的判断，也就是对于人在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上的善与不善的区分。我们常常在正面的意义上运用“人心”这个说法，特指善良的心地、良心，其反面即为“歹心”或“没良心”（也就是“人心败坏”）。以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心智为出发点的人心启蒙与公民知识启蒙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让尽量多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圣贤或精英，能够共同建立起一种诉诸于自由而非压制、共好而非独善、德行而非强权、民主而非专制的好的公共生活。启蒙不是行为指导，而是心灵开启，不只是纠错，而且更是教育。英国教育思想家亨利 • 皮査姆 (Henry Peacham ， 1546–1634) 所说，“不含教育的纠正是平庸的虐政”，心智启蒙便是要用养育人心来化 弭 这样的虐政。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新民说》启蒙国人，倡导“开民智”和“新民德”。在《新民说·论私德》中，他把中国人的“私德堕落”归结为五个原因，四个是腐蚀的原因，一个是疏忽的原因。腐蚀的原因是专制、暴君、战乱、贫困，疏忽的原因是读书人的“学术匡救之无力”。就像梁启超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来讨论一样，我们可以把政治的公民知识启蒙与人心的心智启蒙分开来进行，梁启超所说的“私德堕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今天心智启蒙和改良人心所最关心的。心智启蒙是政治启蒙的基础，也是政治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理性和智识使得它必然把注意力投向“心智”意义上的人心，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总结中国人“私德堕落”的原因，其中有两条与政治制度有关，一条是专制政体之陶铸”。专制制度对人民的道德败坏是一种政体对人格的摧残，古今如此，中外皆然。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 “ 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 另一条是“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就是“英明”君主和领袖在“太平盛世”对人民思想所作的有效钳制。以清代的“雍乾盛世”为例，“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中国人民德的低下，如梁启超所言，“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夐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诈伪”和“卑屈”这两种道德堕落恶疾便是自然的收获，“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 梁启超把倡导私德和开启公德一起做为开启民智和现代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一直到今天，公德与私德仍然是启蒙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梁启超的时代，他发现中国人最欠缺的，不是个人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如君臣、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之 间），而是有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民德”。虽然他倾向于把“民德”当作“公德”，但由于他对“私德”的同样重视，我们不妨把完整的民德视为公德和私德相互结合和缺一不可的产物。二者都是价值观，前者是关于群体的，后者是关于个人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天天提倡公德，今天五讲四美，明天八荣八耻，学雷锋、学模范，如果没有私德就未必会有成效，比如，爱国为“公德”的第一要求，但爱国有诚有伪，有人把爱国变为口头禅，以爱国为名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这是虚伪和不诚。虚伪和不诚就是私德的缺失。 因此，梁启超说，“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他又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私德，如诚实（说真话）、勇敢（敢说真话）、有正义感（敢于在需要时站出来说话），那么，只要他知道了做公民的道理（公民权利、义务、积极参与），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公民；而如果一味强调某种“公德”，如爱国、守法、纳税，乃至信仰某某主义、坚持什么路线，那么就可能满口爱国为民，却把 “ 阴险反复，奸黠凉薄 ” 当做手段；或者出于私心和私利，拿“公德”来做统治别人的借口，根本就是“谬托公德”，这样的人其实是什么道德都没有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德的启蒙主要是公民知识和道理的启蒙，为的是了解公共生活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又应当如此才能担任公民角色和参与民主生活。而私德的启蒙则关系到心智的启蒙，不仅需要知道人性中的“恶”和“苦”，如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七宗罪”和佛教的“苦谛”；还需要知道人心里可能有哪些虽然自然，但却不良的幽暗意识，如愚蠢、贪婪、狡诈、凶狠、阴险、淫乱、妒嫉、作秀、势利，伪善、轻信、偏执。当然也还要知道人可能有哪些虽然平常，但却有害的行为倾向，如随大流、骑墙观望、首鼠两端、盲目服从、盼望奇迹、做烂好人、别人鼓掌我也鼓掌、将别人非人化等等。不良私德常常也叫做“心术不正”或“坏良心”，在私人和群体生活中都是有害的，有的是损人利己，有的是损人不利己。心智启蒙是一种知识的启蒙，不是类似宗教、灵修、养心、参悟的“心灵开启”。它的作用并不体现在依靠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唤醒了人们的善恶直觉或道德顿悟，而在于让尽量多的人看到，无论是旨在健全心智的人心启蒙，还是准备民主政治的公民启蒙，都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 “ 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启蒙便是不可避免的。 ” 良心同时包含自我蒙骗的可能和清醒自明的可能，哪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这取决于启蒙的程度和结果。 心智启蒙的内容 人性和人心可以合称为“人的本性”（ human nature ），心智启蒙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性，明了哪些是“人的本性中出错的地方”。 17 世纪英国教育思想家 让 • 盖拉德（ Jean Gailhard ）把厘请“人的本性中出错的地方”当作人的教育和匡正人性的根本。他说，“要改成我们所需要的本性，只有经由教育的改造。”因此，教育也被称为人的“第二天性”，教育造成人与人之间近于本性的差异，由于教育的不同，有的人显得“天性善良”，有的人则显得“天性邪恶”，这里所说的天性，往往既指人性，也指人心。 心智启蒙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人性和人心互相联系，但互有区别。人性中的“出错”往往被称为“恶”或“罪”，如基督教的原罪和七宗罪，而人心中的“出错”则往往被称作为“不良品质”。人性是道德神学的内容，人性中的“恶”或“罪”，其对立面是“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善的化身，人要从善、克恶，就必须信仰上帝。与人性不同，人心首先是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学的内容，后来又成为现代道德进化论和遗传心理学的内容。人心的出错是由于人的“自然癖性”，是可以通过人自己的教育、学习、训练、习惯培养来得到约束和加以改变的。人可以借助自己的，而不是神的力量，在自然倾向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人文主义思考中，人性和人心则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例如，布莱兹 · 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 1623-1662) 说，人类心灵既是伟大的又是可悲的，“人是怎么样的虚幻啊！是怎么样的奇特、怎么样的怪异、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才；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人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着缺陷；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使人过多地看到他与禽兽相似，而不向他指明人的伟大，那是危险的。然而，使人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 在人的多种多样“不良品质”的对面是同样多种多样的“好品质”。英国思想家洛克（ John Locke ）的《教育片论》就可以说是为纠正不良品质，培养好品质而写的。正因为如此，个人品质与他在《政府论》中的政治哲学思考连为一体。《教育片论》的两位编辑者（ John W. and Jea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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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最完美的科学理论能够对自然界的现象给予最综合、最精准的描述。20世纪的大科学家（也有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终生摸索探求“大同一场理论”，可以解释宇宙间所有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解释一切物理现象，但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最完美的文学艺术表达能够对人类的命运或生存状况给予最综合、最精准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法国著名记者、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如下一句名言，可谓最优秀的文学艺术表达： Il n’est pas de destin qui ne se surmonte par le mépris. 没有什么命运不可以用藐视来克服。 *来自加缪的启示*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互联网网民头号大国。与此同时，观察和评断当今中国互联网形势，各路的观察家观点各异。 各路观察家们林林总总的观点，大致可以粗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自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新党魁习近平上台一年来，中国互联网形势恶化再恶化，如今已经恶化到极点。 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水已经泼出去，时代已经向前推移，任何试图关上、收回、开倒车的努力都只能是笑柄、笑料、笑话。 可以说，两派观察家各有自己的强硬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 “恶化到极点”论者提出的最强硬的论据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采取直接封杀和施加莫须有和奇妙的罪名（如聚众淫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污蔑国家领导人、聚众滋事、传播谣言、诽谤）随意抓捕等方式，已经把网民议政言论最活跃的新浪微博折腾了个半死。先前最活跃的意见领袖一个一个销声匿迹，或不得收敛许多，新浪微博已经名存实亡。 “笑柄笑料”论者提出的最强硬的论点则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反复发誓要像打一场惨烈的阵地战一样夺取网络舆论阵地；然而，一年下来，中共当局显然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惨不忍睹；如今，中共的200万网络特工队伍（即德语所谓的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网络特工大军”）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暴露，甚至都不敢跟自己家人说，怕说出来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家人的藐视对象，可见中共失败之彻底。 在今天，也就是在2014年的1月初，中国网民和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学者显然都用得上1960年1月初意外去世的加缪的上述名句了。 假如说，全世界最富有创意的网民中国网民受到全世界最严密的网络言论管制，这是他们的命运不济，那么，中国网民以藐视来应对中共当局，应对命运，显然已经克服了他们的命运，成为毫无争议的胜利者。这种局面令中国当局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对付，陷入一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前后矛盾的狼狈境地。 *当局不是对手* 加缪当年说“没有什么命运不可以用藐视来克服”时，根本就没想到藐视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摧毁力巨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把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共政权数以百万计的舆论特工部队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让中共政权及其领袖习近平的几乎一言一行都成为笑柄，让中共当局及其宣传机构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2013年一整年，以及2014年开始到现在，中共当局都处于这种狼狈境地中。有关的例证和事例比比皆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例如，中共在20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大力宣传习近平的一次所谓的亲民行动，这就是到大众常去的庆丰包子铺吃包子、花费21元人民币。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一发布有关消息，就立即招致中国网民的嘲笑和藐视。 网民的嘲笑和藐视主要是集中于3点： 1）中共宣传习近平下包子铺真的是去随便就餐，而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亲民表演；但有网民以无可辩驳的技术数据显示，习近平去吃包子被网民“偶遇”的宣传显然是造假； 2）即使是习近平下包子铺真的是去随便就餐，中共控制的媒体如此宣传也足够恶心人；习近平去大众化餐馆吃一次饭，就好像是一项惊人的大成就，就要全国媒体高唱颂歌，这足以显示中共官员脱离公众，显示中共宣传的拙劣可笑； 3）习近平和中共媒体特意公布宣传习近平一餐花费21元人民币，但却不肯公布宣传习近平家产到底是多少；是否是美国彭博社先前所报道的大约20亿元人民币？为什么不对彭博社的报道提出反驳、驳斥、澄清、说明？假如中共当局认为是污蔑，为什么不提出起诉？为什么要封杀彭博社网站？为什么中共官员一个个都不肯公布家庭财产？ 对中国网民的这些充满藐视的嘲笑，中共当局不承认，不否认，不反驳，不解释，不回应，不理睬，从而再次显示中共当局无法抵御中国网民讥笑，嘲笑，嘲讽，嘲弄，藐视，显示中共当局对中国网民所表达的种种抨击和藐视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环球时报是活宝*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政权无疑属于最专制独裁的政权。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共政权也是全世界最富有娱乐性的政权。 让全世界和全中国感到最娱乐的一点是，中共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刘晓波博士投入监狱，但中共政权却竭力全力对中国公众隐藏它所说的刘晓波的罪证，这就是刘晓波同他人起草的要求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的《零八宪章》。 在人类文明史上，尚无任何记载显示先前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一个政权如此奋力隐藏它所说的国家的敌人、政权的敌人的罪证。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可谓当之无愧地创造了世界历史，创造了世界滑稽史。 谈到中共政权的娱乐性，就不能不提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在所有的中共媒体当中，《环球时报》可说是最富有娱乐性。只要把《环球时报》的许多社评或文章摘引出来，就足以构成雅俗共赏的一部超优秀的笑话集，足以让西方国家的专业政治笑话写手为自己的技能低下而感到羞愧不堪，无地自容。 《环球时报》可谓当今中国媒体业界的活宝。该报先前曾发表社评，提出中国国情特殊，应当准许“适度腐败”；在中国空气污染令全世界震惊、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死之际，《环球时报》再发表文章，提出严重的空气污染能使敌机和敌方导弹打不准目标，从而有利于中国国防。 在中共前独裁者、杀人和迫害人无数（其中包括迫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的毛泽东生日120周年到来之际，《环球时报》进行网络民意调查、然后舞弊作弊，谎称接受参加调查的大都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 《环球时报》的作弊行为被旅居荷兰的中国学者李剑芒揭穿之后，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对李剑芒揭露《环球时报》的调查报告进行竭尽全力的封杀。 与此同时，《环球时报》对李剑芒所揭露的问题不承认，不否认，不反驳，不解释，不回应，不理睬，从而再次显示这份自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中共报纸无法抵御中国网民讥笑，嘲笑，嘲讽，嘲弄，藐视，显示该报对中国网民所表达的种种抨击和藐视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环球毕竟是环球* 然而，《环球时报》毕竟是《环球时报》，毕竟是活宝。就在《环球时报》露怯而导致中国网民讥笑，嘲笑，嘲讽，嘲弄，藐视之际，该报主编胡锡进本星期再度发表娱乐性十足的微博： “有报道，很多日本人很恨中国。为什么？不理解。如果说中国人恨日本，尚有道理，因为日本侵略了我们，烧杀抢掠奸。但日本人凭什么恨中国？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它的事？原子弹是美国人扔的，今天占领日本的也是美军。哈哈，日本人不敢恨美国，是吧？所以说，中国是个日本人狠了没什么后果的国家。自强吧” 胡锡进的微博贴再度为他自己和中共政权招来中国网民排山倒海般的藐视和嘲弄： “一份（中共）中央报刊的主要负责人如此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宣扬、煽动民族仇恨，实在令人鄙视。” “一些国军抗日老兵晚年过得很凄惨，某党才没良心。” “我觉得日本人挺友好的，可是鸡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引导百姓恨日本人。” “中国的雾霾飘到日本，毒水饺出口到日本，日本人要忍受处理这一切，有时候为有中国这样的邻居感到老天不公” “仅就个人感觉而言，绝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谈不上恨，而是厌，是对一个曾经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堕落成没有底线、贪污腐化、唯钱无德的‘特色大国’后的嫌厌与失望。 ” “傻逼胡锡进。谁说日本人恨中国？中国人民恨日本军国主义是真的，因中国刚刚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就被日本搞砸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成亚洲倒数第二。虽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使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但埋伏着的动荡也让日本有忧虑，设想一个喜怒无常的疯子在身边总不是好事尽管不堪一击，但有无谓的代价。” “日本人恨中国？你笑掉我的大爆牙了。恨谈不上，顶多是个鄙视吧。你除了每天煽动国民情绪，制造对立面来迷惑大家的双眼你还能干啥？日本人日子比中国人过的好多了，可能是吃饱太撑了吧。” “又在散播这种仇恨的谣言，蠢人才会觉得日本人会一天到晚闲得无聊到恨中国人的地步。日本人限制华人自由出入？限制华人买房？限制华人买车？限制华人子女自由上学？强迫华人缴纳更高的税？限制华人购买更高价的油价？缴纳更贵的网费？给华人吃地沟油蒙牛奶粉？剥夺华人选举权？” 由此可见，中国网民的藐视看来对中共当局，至少是中宣传机构似乎是难以抵御的强大无比的武器。 *藐视效力几何？* 公众对专制当局的藐视对当局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到底有多少用处或效用？这是一个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政治科学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跟政治学当中所谓的“合法性”问题有关。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合法性”量化以便进行实证性的测量。 就中国而言，有研究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以王朔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共当局的揶揄、调侃、藐视一度在中国公众当中风行一时。中共当局只是显示出有些不舒服或尴尬，但很快就适应了，进入“笑骂任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境界。 这些研究者一般认为，公众对专制统治的藐视、揶揄难以推动专制统治的实质性改变。 然而，另有一派研究者认为，假如说专制独裁政权的特色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那么，等到公众开始嘻嘻哈哈，嘻笑怪叫“对啊对啊，煤球的白的，马就是生角”的那一天，专制独裁政权就离覆灭不远了。 这派研究者的论据是，独裁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其实就是对社会大众的语言控制；社会大众对独裁专制可以心不服，但只要口服，独裁政权足以维持；然而，这种语言控制一旦失控，独裁政权就必然倾覆；这方面最戏剧性的例子是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倒台。 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作为罗马尼亚独裁统治者最后一次举行群众集会，试图再度操纵公众表达对独裁的支持。然而，在齐奥塞斯库发表讲话的时候，集会参加者齐声高呼反独裁，反齐奥塞斯库的口号。这种语言失控的局面，立即让齐奥塞斯库及其支持者丧胆，他们被迫落荒而逃。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经过，其实都是同一个故事的各种翻版或演绎，这就是专制独裁政权对社会大众的语言表达失控之日，就是独裁政权垮台之时；许多人错以为语言对付不了枪弹，但历史记录显示，在关键的历史关头，语言比任何先进武器硬件都强大，因为语言可以使武器变得无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网民中间不断流传一个难以证实的故事，显示语言比武器更强大：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崩溃前夜，坦克进入红场遭堵截，一老太太质问戒严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妈妈知道吗？士兵低头：不知道。老太太问：这里有侵略者吗？士兵的头低的更低：没有。老太太又问：你们的敌人是讲俄语、读普希金、喝伏特加的同胞吗？士兵：不是。老太太说：回家吧，孩子。士兵：是，夫人。” 对这样的故事，中国公众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有不同的解读。 中国公众认为，这样的苏联士兵是有良心的好军人。但习近平则似乎是认为，这种不敢对人民开枪的苏联军队或军人是可耻的、或令人遗憾的懦夫。 习近平上台以来所说的最令中外观察家震惊的话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独裁政权崩溃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阻止独裁政权崩溃。 *爱因斯坦与藐视* 本文开头提到了完美，提到了爱因斯坦和大统一理论，提到了藐视和加缪。按照东方和西方的标准文章做法，结尾应当跟开头呼应才算完美。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被普遍认为是自牛顿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 1955年在美国去世的爱因斯坦终生追求建立一种完美的物理学理论即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cation Theory，缩写GUT），试图用一个理论一举解释宇宙间四种基本的作用力，即引力、電磁力、強核作用力、弱核作用力。但爱因斯坦的这一努力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不但是一位科学大师，也是一位藐视表现艺术大师。在20世纪上半叶，他因为公开表示反对德国纳粹当局种族主义宣传，纳粹当局调动一大批支持当局的德国科学家来批驳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 爱因斯坦以充满藐视的轻松口吻表示：假如我错了，只要有一个人指出就够了，何必那么多人？ 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爱因斯坦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1950年代，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日渐加剧之际，美国刮起麦卡锡主义狂潮。 在麦卡锡参议员的推动下，数以千记的美国人被无端指控为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路人，受到不公正的调查和审问。许多人无法证明没有根据的指控没有根据，无法证明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因此而丧失了自己赖以为生或自己所热爱的工作。 爱因斯坦当时公开对麦卡锡主义表示反对和藐视，并对遭受不公调查和审问的一些美国人表示公开的支持。一些美国报纸对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是否忠诚于美国提出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坚持认为，他反对和藐视麦卡锡主义，就是忠诚于美国自由民主的理想，就是忠诚于美国。 爱因斯坦以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的身份挺身而出，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表示公开支持，为美国公众、美国政界最终制止并击退分裂美国社会的麦卡锡主义狂潮作出了贡献。 爱因斯坦虽然没能成功地建立大统一理论，但他显然成功地把藐视的毁灭性和建设性统一起来。 如今，中国网民显然是有意无意地继承了爱因斯坦和加缪的精神衣钵，在追求藐视的毁灭性和建设性的统一。用一位当今中国网民的话说就是，“我巍巍中华，靠什么进步？骂！！！”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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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这长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模糊的觉得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野蛮人；人们也觉得，或许正是为了同胞手足，他们才如此齐心协力。也没人真的有兴趣探究原因，这是居住在遥远的京城中的皇帝才应思考的问题。但也没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现皇帝是谁、又处于那个朝代，更不在乎他们的命运与生死。人们被一种模糊、抽象的忠诚连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这种忠诚。 撰文：许知远 一 亚当·米奇尼克深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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