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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户籍制度僵化使城镇化窒碍难行

中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结果引起德语媒体的关注。《新苏黎世报》认为,中国欲彻底实践城镇化,必须先改革僵化的户籍制度。此外,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风险也是当天德语媒体关注的重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日前结束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增长的新来源。《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领导层鼓吹城镇化》(Chinas Führung propagiert die Verstädterung) 的署名文章称,共产党首次在城市化发展上划定明确重点,但在资金以及具体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 “上周共产党领导层的一次会议显示, 城镇化 在新政府的政策中扮演着怎样的核心地位。在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落实城镇化。虽然仍不见人们期待已久的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详细计划,但政府确立了重点项目,旨在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会议提出了六个主要任务,涵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用地、资金保障机制、城镇化布局和管理等方面。文章指出: “若不改革僵硬的户籍制度,便无法建立更大规模城市化的基础。该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规范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社会福利,并且使城镇化过程减慢。如何规划农村土地则是另一个尚待厘清的问题。11月中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已包含了这两点。目前仍未出现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但城镇与乡村地区的户口差异应该被迅速消除。” 德语媒体认为,中国在城镇化的资金以及具体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 “目前53%的中国人(7亿1000万人)住在城镇中,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是城市居民。即使是居住在城市中多年的移民,只要还在原籍地登记户口,就依然是二等公民。” 《新苏黎世报》引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农民工也应被归纳入需被城镇化的人口中:”这使得资金问题自动浮上台面,因为与城市户口与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就学相关联,社区因此必须负担额外的高昂费用。” 文章最后写道: “批评者对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以为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朱国忠表示,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楼房。要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投资消费产品,挣得更多工资并增加开销,他们便需要工作岗位以及稳定收入……周末通过的部分政策虽然有了新气象,但主要理念仍是一个由上层所操纵的城镇化。” 《世界报》指出,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着庞大的风险 提防中国市场? 《世界报》在一篇短文中关注了德国汽车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状况。题为 《德国汽车制造商不应信任中国》(Deutsche Autobauer sollten China nicht trauen) 的文章指写道,虽然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屡创佳绩,但其中也蕴藏着危险。 “基本上,全球的汽车工业都应该能轻松地放眼未来。虽然欧洲–尤其是南欧地区–的问题情况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推动力。德国制造商出乎意料的耀眼销售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这两个国家的购买欲望。但仅有这两个市场不足以支撑汽车工业的基础。” 文章指出,汽车销售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较小,而中国市场则截然不同: “虽然中国当地市场的需求量比美国更强大,多年来营业额一直向上成长,但是汽车制造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庞大的风险。在专制的政权下,游戏规则随时可能出现变化,通过新的合作或设厂规定…… 如果这个产业无法成功在其它市场上获利,如今的亮眼成绩将只会是昙花一现。” 摘编:张筠青 责编:石涛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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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国务院专家称 北京上海不能开放户口

中国有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示,北京和上海不能开放户口,否则将带来更大的问题。有评论者认为,户籍改革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中国昆明4月21号举行“城镇化:机遇与风险”研讨会,多位商界人士、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云南网报道说,大部分与会人士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应以人为本,并且让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减少政府干预,多建和百姓有关的民生、医疗、教育设施。而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最热门的话题。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应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期,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区别。 不过,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不能开放,否则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社部的一位官员何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在中国,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改革却存在很大争议。 “户籍必须改革已经是共识,但怎么改革争议很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已经到了极限。” 在研讨会上,侯云春还表,社会保障等前提性的问题不解决,轻易开放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只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北京首创集团的刘小光也认为,中小城市可以开放户口,但大城市不能,否则北京、上海要爆炸了。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认为,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而在中国则是权力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他批评说,中国目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才是户籍改革困难的关键。 “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一切社会资源都向权力集中,表现起来就是向大城市集中。中国干部平均级别越高的城市,房价就越高。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刘先生表示,许多其他国家在发展时,都经历过都市化的过程,大都市由于工作机会更多,容易聚集大量人口,并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应该是对此进行调节,使社会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倾斜。 “应该是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给中小城市更大发展空间,但它涉及到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户籍改革通盘考虑起来也很复杂。”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12年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了50%,是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38%,即有13%的中国人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总数接近两亿。 刘先生介绍说,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投资在大城市,政府消费也主要在大城市中进行,使得社会资源大大向大城市倾斜。因此如果大城市户口开放,确实可能给大城市造成极大压力。不过他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以宪法为依据。 “最重要的是不能违宪。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人人平等,所以无论怎么改,都应该围绕这个原则。你可以有过渡期,但不能把公民分为三五九等。”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实行严厉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的户口附加教育、医疗、就业、退休等利益附加值,使中国人对大城市户口趋之若鹜。不过这种制度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就学、买房等方面受到诸多歧视。过去几年来,有关户籍改革的呼声不断,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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