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编者按：这是当年北大改革时，甘阳老师对于中国大学究竟改向何处而作的文章，本文是文章的节选，文中对北大为了跻身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实行全英文教学，不惜匍匐向西方看齐的张维迎等人的改革发出了犀利的批判，这场争论虽然过去了，但文中揭示的中国大学面临的矛盾依然是今天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 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高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不幸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这样说，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dujun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最新来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8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夏业良最近被北京大学解聘，竟然劳烦新华社派出记者，让北大新闻发言人就“不续聘夏业良一事 接受采访”。北大声称自2008年至今，全校合同到期不予续聘的已有25人，以此证明不续聘夏并非出于非政治原因。但25人当中只有夏业良享受新华社专题 报道，却正好说明此事的高度政治化。 *不续聘究竟是政治原因还是业务原因？* 北大认为，不续聘的原因是夏业良教学评估结果不佳，“学生提出批评意见有340多条，还曾有20多名学生联名要求改换任课老师”；学术能力考评不合格，依据是“从2008年8月到2013年1月，夏业良发表CSSCI期刊论文仅1篇（与其学生共同发表）”。 北大的辩称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20多位联名要求改换任课老师的学生当中，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党员与信息员？他们要求更换的理由是什么？是政治原因还是教学能力？这点如果没弄清楚， 很容易误导外界。北大规定，每班聘一至两位信息员，对外不公开。从一些知情者透露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学生对夏的教学不满。一次是夏业良在课上讲“社会主 义”在20世纪的实践全面失败，遭到一位学生反驳。夏约学生课后交流看法，学生拒绝，只满足于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热爱社会主义的立场。另一次夏在课堂上 讲中国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三千万人，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那不是事实，是诬蔑。还有一些学生指责夏业良“消费政治异见”，可怜这些学生根本不懂得 大学本是涵育怀疑与批判精神之地，他们甚至无知地以自己消费官方意识形态为正确，连历史事实都不愿意顾及。我相信，这些学生上述“不满”之理由如果公诸于 世，北大校方会有点不太好意思。 二、北大指称“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依据的学术标准是什么？通过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办刊宗旨及历年刊登的文章，可以知晓其标准。 *北大的“大学精神”：马列毛邓思想教育* 中共历来将大中小学均看成意识形态培养基地，课程设置当中有门思想教育课，课程名称因时而变，内容却是“马列毛邓三科”，如今当然还得加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各种言论。 因为“课标”的限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大学的活力不是体现在课程设置上，而是体现在教师教学当中，一些有思想的胆大教师会将讲台当作传道授业解惑 之地，尽管这样的教师为数很少，但总还存在。我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几位因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受到警告处分的中青年教师很受欢迎，他们的讲座一发 出海报，座无虚席。这些人步入中年后，有的在“六四”之后离开中国，有的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调整姿态。这其实是大学精神之损失，也是学生之损失。 中国的大学体制当中，有个标准，即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的认定以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篇数为准，所谓核心期刊的审定标准则完全按照意识形态要求，也因此，核心 期刊上社会科学尤其是涉及现实的文章少有有深度的文章。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还是90年代中后期，那些“思想解放”的好文章，主要刊发在《世界 经济导报》，以及一些体制外的刊物上，如《知识分子》、《东方》、《南方周末》、《战略与管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等。这些杂志的作者大部 分都成为各学校的教学中坚或者如我这样的异议者。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核心期刊的宗旨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其办刊宗旨宣称，该学报“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贯彻双百方针，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我查了这份学报近三 年的文章，以研究古代文学、历史为主，这方面有一些质量不错的纯专业论文。但涉及现实的文章则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北京论坛”、政治学、台湾问题研 究等涉及现实的栏目。 2013年第1期刊有厉以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内容与标题都符合主旋律；同期还刊有晏智杰“反思资本主义：危机的教训”，主旨是通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反思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发展的道路”。 再以2012年第6期为例。林毅夫那篇“21世纪全球多级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早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及北京大学校报上多次刊登。该文 分析框架借助马林诺夫斯基的器物、组织、价值文化三因子，再将中国的“仁”这一伦理价值杂糅进去，称中国文化有可能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考虑到习近 平在2012年11月倡导“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文章的“学术创见”就在于林毅夫利用其世行副行长身份，写了一篇“习总中国梦学习心 得”。同期还有陈志尚的“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王浦劬的“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马克思主义许多主张与现代人权理念相反，中国的人权现状之恶劣 也备受国际社会指责，文章谈的“人权实现”自然是一种包上学术外衣的宣传。 这样的“学术与时代相结合”之路，已经让“百花齐放”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一枝独秀，意味着北大的“大学精神”早已异化，北大不但不再是多元思想涵育之地，反而成了中共意识形态教育重镇。 *北大为何拒绝承认“不续聘”缘于政治？* 大学精神是什么？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做了明确阐述。德国哲学家康德可能是最早阐明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的学者，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把自由探求未知和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起源。经过几百年发展，欧美大学将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支撑现代大学制度的两块基石，藉此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和公权力、大学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排斥公权力对大学的干预，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鼓励教授与学生自由、自主地进行学术探讨，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首要原则，鼓励批判与创新相结合，就是大学精神之体现。 近几年不断有夏业良因其有关政治社会问题发言而受到校方警告的消息传出。这次北大之所以坚称是业务原因解聘夏业良，当然是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著名学 府，知道以政治理由解聘一位教授有损学校名誉——不管北大实际上还保有多少“学术自由”，但因对外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自由”这块牌子无论如何不能丢 弃，否则就只能与北韩等暴政国家去交流如何控制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与北大的措辞相比，《环球时报》很爽快，10月22日的文章后半部分直接指责夏业良近几年“走舆论成名路线”，即“经常说些‘出位’的话，或者摆出个批判 当局的激烈姿态”。并且幸灾乐祸地警告说，“做异见人士是当下中国很特殊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自由派人士显然在看好这种方式的前途和未来。既然这样，他们 就不应当患得患失”——这话等于承认，北大（包括所有学校）解聘不惮发表政治异见的教授，在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合理合情更合法，被解聘者不应该 抱怨。 北大如果象《环球时报》这样爽快承认解聘夏业良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就省了我上述一番考证。 相关日志 2013/10/23 — 中国经济改革：目标虽有路难行 2013/10/21 — 北大教授夏业良被停聘 政治报复？ 2013/10/21 — 何清涟: 青年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后果 从贵阳“拆迁学生军”谈起 2013/10/21 — 北大为解雇夏业良进行辩护 指他不是好教师 夏业良予以驳斥 2013/10/20 — 变态辣椒:传唤记 2013/10/19 — 北大教授夏业良因批评中国政治体制遭解聘 2013/10/19 — 温心：（变态辣椒被传唤的）20小时 2013/10/19 — 何清涟:“民意动员型”微博时代的终结 2013/10/19 —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遭校方停聘 2013/10/19 — 当警察来敲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