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

[导读]在“八大”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表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当时对江青的这种作为也是愤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骂过：江青“她算老几？”这曾成为“文革”中我的一条罪状。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后，就直接插手《芦荡火种》的改编。在《芦荡火种》改编成《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管的特琐碎，细到演员衣服上打几个补钉打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唱词也是反反复复地改。改得太多，赵燕侠唱半截就记不准是旧稿是新稿了，颇有怨言。那时因为彭真特别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艺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和剧团的人谈话就在剧场的小客厅，我自然要去了解，去听谈的什么，好回去向彭真汇报。江青在“文革”中说她在进行革命现代京剧改革时市委派特务跟踪她，“盯梢”，指的就是这个事。我把赵燕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汇报了。彭表态说：“我们作为领导，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针，至于艺术上的事，细节上应让艺术家自己去处理，不应干涉过多。”彭真的这些话我曾向市委宣传部传达过，李琪同志等也同意这一方针。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反江青的罪状。 赵燕侠对江青所作所为无法不流露出不满，使江青十分生气。江青觉得赵燕侠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赵燕侠本人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许多苦头。 后来在京戏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戏搞得不伦不类，把京剧的传统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话剧加唱”。我反映后，彭真明确指出说：“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这和江青主张破传统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样的。彭真对江青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针更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他认为：主要应提倡反映现实，但是历史戏，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观点编写的优秀的历史戏，对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为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前他口授，由我记录整理了个提纲；报告后，又根据大会的记录稿予以整理，由彭真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上发表。他还说过：像马连良这些人也要给条路走嘛，也得给碗饭吃嘛！ 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 京剧汇演大会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说顾问康生、江青到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后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发议论：江青又不是中央领导，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通栏发她的消息？这是违反常规。“文革”中这也被揭发，成为罪行。 我在当时曾把我在京剧改革中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讲了。彭真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听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我在他面前无所顾忌。 问：关于彭真同志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这个印象，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答：我讲几个小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派我随副市长赵鹏飞去怀柔一渡河农村蹲点，研究农村的体制和分配关系怎么个搞法。我们俩人回来就向他汇报吃食堂不行，那时吃食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标志”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和他说，办食堂把树砍光了当柴烧，没有柴时，就拆房子，把檩条拿来烧，农民吃饭又吃不饱。后来我随他去山西，他让我出去转转，看看自由市场，我回来和他说，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买到猪肉，当然价钱贵一点，但是能买得着。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况。他是愿意听真话的。 大跃进时期，东北大协作区计委下边有个处长叫李仲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这几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看了这个材料后专门挑出来给彭真念了，可以明显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云的意见的，当时彭没有说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兴起了反右倾运动，李仲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并没有一句批评我的话。所以我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讲，他是能听得进真话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问我：你拿过碉堡没有？我说，我没当过兵怎么会拿碉堡？他说，这次我让你去“拿碉堡”，改造“三类队”。我给你请个老师－－赵鹏飞，我让他带着你去。赵带我去了通县牛堡屯东永和屯大队。赵把我介绍给公社的几个头头，请他们介绍了情况，对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我，他把我在大队安排好以后走了。后来又来过几次，帮我分析情况。我在东永和屯吃食堂，交粮票，吃豆腐渣子、酱渣子掺和着做的窝窝头，每天给我一个大窝窝头，里边就是麸子、米糠等这些东西。农民还吃不到那么多。我为了让他知道农村的贫困状况，特地拿了一个我们在大队食堂吃的窝窝头回来给他看，说这就是老百姓每天领到的“三两八钱一”的粮。彭真看了后直摇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已贫困到了极点，北京地区有许多村也出现了浮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彭真见我回来了，让我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有特供，当然，肉已大大减少了。我心里很热乎，知道他关心我，也愿意了解下面的疾苦。 问：“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时您在哪里？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县农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组织部电话，让我回来，说组织部佘涤清部长找我谈话。我赶回来，佘部长说彭真发话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报》。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去报社，我跟老佘说，我能不能找范瑾谈谈，他说可以。范对我说：“现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考虑要找一个熟悉市委情况的人，在《北京日报》内部成立大批判组，市委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工作。”范瑾转述万里的话说：“现在三个秀才（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干着急，没办法！”确实，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要赶快筹备大批判。但我在乡下四清，对形势的紧张并无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就又找了刘仁。刘仁正养病，他说他不清楚这件事，就立刻用电话把佘涤清找来，打听出是市委常委讨论定的，刘仁说：“常委讨论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刘仁的办公室后，碰见刘仁的秘书张天泰，我说要调我去报社，我不愿去，他说：上海市委已组织了理论队伍，北京市委也要组织，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县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电话催我，我没有立马回来。这是3月底4月初的事，这一下就错过了《北京日报》“4·16编者按”这件事。我当时不愿去，倒并不是我已经嗅出了点什么，想故意推脱，只是不喜欢去《北京日报》，拖延其事，碰巧就错过了北京市委被迫仓促应战的这些准备。“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于是，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这后来被江青、康生斥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编者按，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以上这几批材料，都没有应和毛主席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到《北京日报》后立即就着手组稿了。与此同时，李琪同志在市委也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拼凑批判内容。我当时感觉到，市委领导内心有矛盾，真是很苦的。毛主席既然已讲话，只好按指示办，但是心里并不相信邓拓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当时已被逼得步步后退，但是，彭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丢车保帅”。我后来琢磨，他当时也还没有感悟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批“三家村”。 过不几天，范瑾找我，说“康老”（康生）已组织了一批人在搞材料，“我们慢慢发”。5月8日，《光明日报》登了何明、高炬的文章，那是江青、关锋的化名。这两篇文章登了后，《北京日报》第二天就开了我的斗争会，说我是彭真派来的什么什么，会上有些人喊：“张道一滚出去！”我说我还不愿来呢，和有关人士打了个招呼，拿上我的水杯就离开了《北京日报》。 问：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委托总理和彭真主事？ 答：庐山会议彭真是后去的。本来彭真是在北京留守，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彭德怀写信之后，毛主席让打电话把彭真紧急召上山。中央委托总理和他管这件事。他走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就只带着张彭一个秘书匆匆去了，到那里才知出了大事。因为要看大量的材料，又要找许多人谈话等，他才又急忙叫张彭给我打电话，叫我连夜去南苑机场，坐军用小飞机于清晨赶去庐山。 彭真和总理在庐山会议主事期间，有一件事值得谈谈。当时同情彭德怀的人中有四个秀才，即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本来也要批判他们，彭真对我们说：最后是总理、彭真为他们讲了一些好话，说他们是属于思想问题、观点问题，才算没有多计较，没有批判，没有划什么分子，保下来了。 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一个人敢不积极。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形成一个民主风气。特别是当毛主席的威信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神时，他讲什么别人都不反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认识到他在长征中正确，发展到认为他一贯正确，到不敢怀疑他有什么不正确，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1934年所以有长征，是反“围剿”的大失败，实际是逃跑了，在苏区呆不住了。在长征途中，大家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他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因而在遵义会议上确认了他的领导。大家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全党一致信服他，以致后来形成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彭真敢于在某些场合讲点不同意见，实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彭真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虽是紧跟毛主席，但我的感觉并不特“左”。据我的体会，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延安整风时期搞极左、搞抢救干部，康生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因为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话说到这里，我还要插一段文艺整风的事。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次批示下来后，文化部和各文艺协会都展开了整风。文化部党组整风中，齐燕铭（党组书记、主管戏曲改革工作）几次检讨过不了关，他很紧张，竟在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文化部的整风简报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我看到后，把简报送给了彭真。彭真很重视，接着就通知文化部党组几个成员夏衍、齐燕铭、徐平羽、徐光宵等到他家里来。我招呼他们都坐下后，在一边作记录。彭真对他们说：现在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大家都缺乏思想准备，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脑没有进来。这不要紧，这就要加强学习。这就好比，我们都是要去天安门，有的人走得快点，有的人走得慢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文艺整风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家有了错误，好好检查就是，没有什么紧张的。这一番话，显然使文化部的人感到温暖。与江青、康生之流非得要揪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而后快的态度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彭真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也许，这也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 彭真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大跃进中间，大家头脑都很热，什么一亩地打1万斤稻子等等。邓拓调来北京后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前线》，《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写的，其中有很精辟的话：“更不要像风筝、氢气球，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这就是针对大跃进讲的，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不仅彭真是这样，包括刘仁。刘仁从来不讲虚的话，所以彭真很信任刘仁。这两位市里主要领导的作风都不是那种浮夸的、哗众取宠的，吹牛拍马的、阿谀奉承的。所以，在整个市委干部中，风气较正。我们叫彭真都是称彭真同志，没有叫彭市长、彭书记的。 问：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回了趟山西，主要是去做什么？ 答：是看他母亲去了，但主要目的是沿路考察农村的情况。我们从北京出发，走保定、石家庄，先后找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开会，谈农村经济形势。当时彭真想的是怎样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他的具体想法是，从分配政策上着手，要让农民有余粮，他在探索从政策上规定“三包”：包工、包产、包公粮，征购定死，三年不变。如果征购后还有余粮，余粮怎么办？除完成征购数外，还可卖余粮。怎么卖？他提出1：3：3的比例，就是国家拿一成，公社拿三成，农民留三成，或采取其他比例，可以商量。他这次出去是按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讲的，要恢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后来去了太原、曲沃、侯马，他想听听老家的人讲真话。他回了趟村里，住仍是住在火车上。他把老妈接到火车上，吃吃饭。他也去土窑洞看了看，看了他二弟、四弟；又叫安排和村干部、村民见面，他被安排在一个大房子里和约200个村民见了面。彭真讲话说，几十年没回来了，回来看看大家，又讲了经济形势、政策等。在讲话中他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他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他说，这几年搞的不好，大家吃了苦，我们有责任，党中央有责任。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次，他又讲了他正在考虑中的征购政策。在他讲对错误他也应负责时，态度是真诚的。 他四弟在村里表现不好，欺负人，他当面批评了他弟弟，找到县委书记，要求他们严格管他弟弟，不让他胡闹。他家里人真是一点也没沾他的光。他母亲小脚，快80岁了。窑洞还是原来的，旧的。 彭真从老家出来后又去了运城、曲沃，除了和地、县干部座谈外，还抽空去看了大槐树、苏三监狱。最终从太原回来，直接回北京，沿途了解了不少民情。从火车上看到人拉犁。 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彭真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争论过吗？ 答：是的，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有时是副团长）去了苏联几次，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没有随同去，但他回国后往往会和我们聊起在苏联吵架的事。他说：有一次和赫秃子面对面地站着，赫用一个手指指着彭真的肚子问：“彭真同志，你这肚子里装了多少东西啊？”显得很佩服彭真的样子。赫吹捧苏联有多少多少坦克，彭对应说：“赫鲁晓夫，我告诉你，共产党员从来就不会被坦克压垮的！”令人感到一副大义懔然的气势。 有几次他也聊起1945年在东北的情况。苏军要我军撤出沈阳，当时他面对的是苏方远东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用坦克吓唬人，说如果不撤，苏军有多少多少坦克，彭真也是这样顶对方的。 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一个是苏区党，一个是白区党。而在“文革”中，各省的地下党都挨了整。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解释吗？ 答：党的“七大”时，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从历史渊源讲，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深：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这是30年代中期的情况。北方白区党的基本骨干有一批是“12·9”运动时的一批学生干部，再有是薄一波、刘澜涛等61个中央批准办了手续出狱的那批干部。这些是白区党的基本骨干。“12·9”运动的那批人中，有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黄敬、陆平、郑天翔、荣高棠等。我寻思，毛主席对刘少奇产生看法以后就累及了整个的白区地下党。他可能怀疑白区工作这批干部都是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他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可能就多了个心眼。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 问：毛主席曾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很可能主要是听了江青的小报告，另外就是北京市委扣发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并追查文章的背景。周总理就说他并没有感觉到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从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委积极地、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在开展某些运动，如实行某些新政策上往往是先走一步，或者当作全国试点的。至于一些中央机构在和北京市打交道时，可能采取比较客气的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彭真毕竟是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说，当年北京市委是很有权威的，倒是可以那么说。举个例说，50年代北京市搞卫生运动，一些街道工作的小脚老太太去检查卫生，一些中央机关大院不让进门，彭真听后很生气，马上召集各中央单位（包括军队各大总部）的负责人来市委，要求大家支持卫生工作，所以那时北京市的卫生搞得很好的，一时有“无蝇城”的美誉。 北京市委在有些事情上是和中央有的同志在认识上、做法上有着分歧，也可以说对有些事情“顶”了。举些例子来说：城市开展“四清”运动时，北京有几个点是由中央机关派人来搞的。像北京大学、朝阳医院、北师大等等，都是中央机关部级干部率领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搞出许多“问题”，北京市不同意，看法上有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原因之一。 北大搞“四清”（社教运动）时，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他拿陆平开刀，说陆平是坏人，说北大已经烂掉了，等等。彭真知道后，把我找去，派我去北大了解情况。他对我说：“你到北大去看看怎么回事！说陆平是坏人，别人我不了解，陆平我还不了解？”工作队说，北大被一些坏人钻入党内篡夺了领导权，根据是许多中层干部、总支干部出身都不好，是“阶级异己分子”，彭真问我：“你什么出身？”我回答我家庭出身还不坏，是自由职业。他说：我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家庭是地主、资产阶级。我们是“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许多人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参加了革命的。北大技术物理系当时有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控诉总支书记让她搞实验，是用射线杀伤她，是“阶级报复”。我听后向彭真汇报，说这个问题难说，这可能是由于对使用放射性元素没经验造成的，是否是故意的需要有关部门鉴定一下，彭真表示同意，要我找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彭真向小平汇报了北大“四清”的问题，后来在国际饭店召开了会议，邓小平讲了话，拍了板，说应给那些搞错的同志平反，北大社教搞极左，搞过了。 以上，是属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独立王国？还是属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然，北京市也不是样样事情都顶得对，也有属于北京市做的不对的时候。如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问：听说彭真同志曾和您们秘书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提倡“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阐发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有过这事吗？ 答：对！彭真确实不只一次引用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彭真说：共产党人尤爱真理。他在大小会上都说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说，谁不犯错误呢？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千人大会”时，他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发的言；批《海瑞罢官》时就更是。他对毛主席一方面是非常尊崇的，同时又是清醒的，不是盲从的。 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就是要扯到为彭德怀翻案的问题上。而彭真坚持认为吴晗与我党关系一直很好，是爱国知识分子；应当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 彭真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处理问题，要分清是和非的界限、对与错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二月提纲”的中心思想。 就我个人和他接触所见，彭真有几个观点比较突出：一个是讲法制，要依法治国，而不是讲人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法学家张友渔等人的关系也密切。另一个是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再一个是他非常重视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这位首长，在向干部作报告中，常会讲点哲学理论。他教育北京市干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自己很注意理论学习。彭真有时让我帮他查阅理论方面的书。除了在和苏修论战期间他有时要我帮他查书外，记得60年代初期，他曾让我帮他查阅马克思有没有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我从马恩文选中找出《论权威》这篇文章给他，还在文中划出一些重点。这本书肯定还存在彭真同志办公室，可以找得到。他是个有创见有新思想的人，他写东西也很严谨。 拉拉杂杂谈了这许多了，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文革”中说彭真反党反毛主席纯粹是诬蔑。彭真并不反毛主席，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这种话出自他这样受了莫大打击的人之口，是特别使人感动的。这说明，他处理问题、思考问题一向不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们常常习惯以不赞成党的领导人的某个观点就认为是反党，这是党内缺乏民主传统的一大弊病。我以为，彭真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逊达短评 张道一在访谈录中这样直率地把当时最高的权力层，对毛的一些意见如实表述出来，说明当时党内已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不能代表党的集体思想，否则混淆一起，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为了避免类似重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了，当时毛泽东虽在党内已树立了一定权威，并有盲目崇拜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盲目崇拜的顶峰。所以当时修改党员的报告应当是一件明智的政治民主大事，如果这一步党内达到了共识，也许不会出现文革的造神运动。 也正因为党内高层中某些人追求民主动向，才引起毛的极大疑心，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时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一一都被打倒了，首先是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就轮到打倒刘邓，毛的排除异己的步骤是非常清晰周密的，他一不做，二不休，决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挑战，要害是担心他死后让人鞭尸，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总有一天他的过错是无法盖棺定论的。 毛泽东晚年明白得很，他在北京已不是多数派，权力已受到威胁，还有被架空的可能，他完全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所以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提上万言上书，他就确准这是彭要反对他的一个强烈政治信号。但他不能一棍子把反对派全部撩倒，只得一步一步走，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他善亍发现高干中命哲保身的人占极大多数。他玩弄这些马列主义者是有一套“高明”政治手段的，彭德怀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谁掌握中国文化谁就是胜利者。 林彪在这场党派斗争过程中，他头脑更加清醒，充分认识到毛的威望是建立在下面被愚弄的民间中，暂时还不可能被对手边缘化，于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要伪装，只要达到被毛宠信，一旦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大权力，就能伺机反扑夺权。他的狡黠和毛的狡猾可说不分高低。一个愿意被利用，一个善于利用别人，于是彼此利用成了亲密战友，你万岁我永远健康，一场活脱脱的党内权力斗争妙戏，就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拉开序幕，总策划者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江青。 中国的文化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用文化来析释，不管你如何去透析，都逃脱不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劣根性决定了这个民族是无法摆脱封建主义枷锁的束缚；当西方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国的农民还在为分得三分地血战。中国无产者本身从雇农中脱胎而来，他们也只求得一天三餐就满足了。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造反，用暴力取得了政权，没有先进思想可言，只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暴力统治来巩固政权。所以必须要排除一切外来先进思想，就必须关紧大门，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而统治者享受特供，老百姓无权干涉。当改革开放后，权力者又必然吸收外来的糟粕文化，去腐蚀大众思想，而所排斥的恰恰是西方的先进文化的精华，今天创建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和外来的腐朽文化杂交的一种低俗文化，在这样文化薰陶下，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不但不可能被根除，而且被统治者充分利用，导致这个民族从低俗再走向堕落，变得无药可救的腐败一代。 张道一今天再说彭真当年并不反毛主席，说这话我认为是违心的。所谓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 然而这些理论根据我认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发动时，彭德怀等人就已经质疑毛泽东思想给党所带来的危害性是致命的，更何况在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后，就必须对他的错误思想作深刻认识，加以彻底批判。否则毛的现象永远消除不了，他的影响将折腾中华民族无限地延续下去。

在中国近代史中，“罢工”，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名词。我们耳熟能详的，有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1922年刘少奇所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可以说，近代以来，“罢工”一直是与中国革命相始终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先有《共同纲领》，后有“五四”宪法，其中都没有对“罢工权”问题作出规定；毛泽东1956年首次提出应该将“罢工自由”写入宪法，但直到20年后的1975年，这一提议才被付诸实施，这其中是何缘由？ 尤其值得回顾的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将“罢工自由”写了进去，为何“八二”宪法却要将之取消呢？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罢工权”是否有必要重新写入宪法，已成为一个法学界长期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种基于现实的讨论之外，基于历史的背景还原，知往鉴来，显然亦另有其特殊的价值所在。 【1956】毛泽东提议：以后修宪“加一个罢工自由” 毛泽东：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工人的罢工权利。此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工会法，也没有对罢工问题作出规定。第一次提出将“罢工自由”写入宪法，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如此说道：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1949-1956》，红旗出版社，1994年） 毛泽东提“罢工自由”入宪，与其不满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有密切关系 “罢工自由”并不是此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为什么《讲话》会提及这个问题？是偶然吗？恐怕不是。通过梳理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历史背景，还原当年的政治氛围，是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的—— 自1955年起，编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上了日程，当年恰恰又逢反“右倾保守思想”，故而“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一开始定得非常之高，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但事实上明显做不到；到1956年，将要召开中共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又是八大的两个重要文件，如此，“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决定提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折中方案”，按照这个建立在“稳妥可靠基础上”的方案，相比之前的数字，粮食、棉花和钢铁产量都被大幅低压缩。 与此大略同时，苏联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了在莫斯科访问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说苏联国内的形势很困难，金属材料的供应非常紧张，而且工人还在闹罢工，对中国要求供应的设备很难保证，希望中国同志能够了解苏联当前面临的困难。稍后，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说中国“二五”计划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应该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来信还说：“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更早地供应设备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的来信很“及时”，“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对计划指标作了修改，将1962年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定为4800万担左右”，“这个指标终于被毛泽东所接受。9月8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说周恩来的修改本，‘我看改处均可用’” 但分歧似乎仍未完全消除。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第二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报告告诫：即使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还要注意到当前和今后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经济发展也“不要急躁冒进”。报告还说，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就已经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9月27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九六二)的建议》。这意味着“周恩来、陈云等坚持的反冒进，终于得到全党的认可”。 “二五”计划指标问题总算解决了，中共八大也结束了。但“冒进”问题并未因为此次会议而自然消失。当年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主要控制指标。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现在主要的是批“左”，还说：我们现在把速度放慢一点，这个“不能算是错误”。所以，1957年的计划还应该“采取退的方针”。往哪里退？就是将指标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来。这种退不是个别的退，而是“都应该退”（据《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之外，“陈云的意见也非常明确，认为宁可慢一点，慢它一年两年，一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这样稳妥一些，就是说要‘右倾’一些。‘右倾’一点总比‘左’倾一点要好”；“ 李先念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说1956年的成绩尽管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如果不认真总结一下1956年的经验，1957年依然把摊子铺得那么大，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果不讲今年不冒，明年就压缩不了’。” 到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大会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把1957年的方针确定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认为“二五”计划“可以放慢一点”。在谈到“冒进”可能引发的后果时，“他还提醒说，要防止中国也来一个“波兹南”，几十万人站在大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之外，“刘少奇在会上说，工业建设速度一定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他还解释了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 但是，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没有获得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显然不会同意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此前，他在批示周恩来的（八大）报告时说：‘此文尚待研究，提出批评’。后来，他又把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看成反冒进的‘集中体现’。会议结束的那天，即11月15日，毛泽东作了一个发言，讲了平衡问题和群众积极性问题。他对这两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周恩来、陈云都反复提到过要注意保持平衡，这是他们反急躁冒进的理论依据，而毛泽东强调的就是要打破平衡。” ——如此似乎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些言辞，显然是特有所指的。（本小节引用资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邢和明《非同寻常的195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1975】“罢工自由”首次写入宪法 整整20年之后，“罢工自由”终于入宪 毛泽东1956年的讲话并没有让“罢工自由”立即进入宪法，因为形势的变化实在太快，法治已经无法满足的需要，一个人治的新时代已迅速而强势地到来—— 1956年刚刚过去，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即正式提出了“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的意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致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到了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习惯才能遵守”。刘少奇也在会上说道：“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如此，1958年12月20日，中央政法小组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此种形势下，“罢工自由”入宪，自然也成了空谈。直到1975年，该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即修改宪法，此次修宪，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罢工自由”才首次写入了宪法。此时，距离1956年毛泽东提议“罢工自由”入宪，已过去了整整20年。 “罢工自由”入宪与“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 1975年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宪法。为什么“罢工自由”会在这一年，在被毛泽东遗忘20年之后，又在其坚持下再度正式进入宪法？是偶然吗？恐怕也不是。仔细阅读1975年《宪法》，是不难发现这么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关键点的，而这些关键点对理解“罢工自由”在本年入宪，也是很有帮助的： (1)、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路线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下来。新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即是把九大、十大党章肯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再次在《宪法》中肯定下来，从指导思想上把《宪法》纳入“左”的轨道。 (2)、为保证“文革”的继续顺利进行，新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并对革命委员会的职能作了规定。这等于是对原来的地方政权体制——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作了重大改变，将“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新宪法还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由此确认了人民公社这种党政不分，政经不分，并且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制的法律地位。 (3)、新宪法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还取消了检察机关，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 很显然，1975年宪法，“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都提升到了根本大法确认的地位”（《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1949～2000》）。如果联系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以及对接班人问题的忧虑，这部宪法出台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公民有罢工自由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一起，也进入了宪法。后者显然是时代之逆流，但对前者如何理解？也许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的揣测比较接近事实——“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基本权利一条里增加了“罢工权”，尽管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统治阶级要罢工反对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想防止万一工人阶级篡夺国家权力后成为反动的右派？”（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05月第1版） 78宪法：“罢工自由”被保留了下来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诞生了。 制定“七八”宪法的目的很明确，即清除“七五”宪法的不良影响，恢复被破坏的民主法制原则，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功能，恢复公民对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的信心，消除“文革”期间公民基本权利被任意侵犯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如此，在清除“七五”宪法的糟粕的同时，“罢工自由”一条则被视作公民的基本人权，被继承了下来。 【1982】“罢工自由”条款从宪法中消失 为什么取消：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1978年宪法带有过渡时期强烈的过渡性质，1982年再度制宪是势所必然之事。“八二”宪法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四部宪法。此次修宪，“罢工自由”这一条款被从宪法中取消了。 为什么会被取消？据蔡定剑《宪法精解》一书解释，情况是这样的： “一种观点主张应规定公民有罢工权利，理由是1978年修改宪法已作了规定，若取消影响不好。况且，罢工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不赞成写罢工权利的人认为：首先，罢工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不应该有罢工；其次，罢工不仅影响生产，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对“四化”建设不利；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随便可以罢工的；对付官僚主义可用其他手段，而不必采取罢工的方法。还有人主张规定居住和迁徙自由。理由是1954年宪法第90条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国外很多宪法也都有这样的规定。在宪法修改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解释说，由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关于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可能实现。不仅目前有困难，将来也是无法采纳的。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 “国家不负有保护罢工的义务”，并不意味着罢工是违法行为 “八二” 宪法出炉之后，随之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解读书籍，大多数均涉及到“罢工自由”条款的取消。譬如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答》即如此解读这个问题： “写在资产阶级宪法中的‘罢工自由’的条文，不过是资产阶级粉饰民主的装饰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是属于人民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的成果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因此，企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罢工，停止生产，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国家和人民都将蒙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显然是同人民自己的利益相违背的，也是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公民都不容许做的事情。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新宪法实事求是地取消了“罢工自由”的条款，是符合公民根本利益的。” 按照该书的描述，罢工“是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公民都不容许做的事情”，似乎有隐指公民罢工乃违法行为之意。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也确实曾经出现过外商据此认定其企业工人罢工乃违法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依法追究”的案例。但“罢工自由”从宪法里消失，真的意味着罢工违法吗？ 这样理解显然是错误的。198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宪法简论》，其中专门谈及这个问题，书中说道： “在我们的国家里，不把‘罢工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写进宪法，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任何罢工都是违法行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禁止罢工，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只是表明我们的国家不主张用罢工的方法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是要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里，要着重通过说服的方法，教育职工从大局出发，以尽可能避免罢工这种情况的发生。”#p#分页标题#e# 1996年《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刊登葛少英的《我国罢工立法问题初探》一文，对罢工是否违法这一问题有更精确的解读： “中共中央在关于罢工问题的指示中已明确指出罢工的不违法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渐发展，法律中又出现了‘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会同企业行政或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的有关规定。此规定不但未禁止停工、怠工等类似罢工的行为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非常手段，而且还从法律上为‘合理要求’的停工、怠工等类似罢工的行为提供了依据。所以简单地认为‘中国禁止罢工’或‘罢工属于违法’等都是对法律的误解。 “在我国，罢工虽然不违法，但国家法律对罢工基本上不提倡或不保护。我国立法没有把罢工作为企业职工和工会的权利，其实际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不提倡或不鼓励罢工，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避免和防止发生罢工；另一方面，罢工行为不被法律所保护，即国家不负有保护罢工的义务。” 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认可劳动者有罢工权利 “罢工权”当下在中国处于一种相当微妙的境况：一方面，它被从“八二”宪法中取消之后，一直未能得到恢复；另一方面，1997年，中国签署加入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各国应该保证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在批准时我国并没有对该规定提出保留意见，这也就表明：我国是同意履行这一规定的。 而且，为落实该公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了《工会法》，其中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虽然这一规定与罢工权的普遍要求仍有距离，但“停工”、“ 怠工”，显然系“罢工”的别样说法而已。 【附件】“八二”宪法关于是否应保留“罢工自由”的争论 为了完整展示“八二”宪法取消“罢工自由”的详细过程，下面附上几篇当年争论的文章和用作宣传、解释的新闻稿件。 [正方]许崇德：宪法应该保留罢工自由 1981年03期《法学杂志》刊登了署名为“钟岱”（即法学家许崇德）的文章《宪法应保留罢工自由？》。文章说：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让我们简单地提一下历史，以作为本文的结束：1793年，法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曾经颁布过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不仅确认了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等自由，享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而且规定了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利益，人民有起义的权利。显然，雅各宾派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更谈不上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当时的雅各宾派的政权是经过斗争和牺牲而得来的，他们对于自己手中的来之不易的政权难道不知珍惜吗？不是的。他们之所以在宪法里确认人民有起义的权利，乃是自己忠于主权属于人民的信念之故。雅各宾派这样做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号召并鼓励人民起义，推翻自己的统治吗？当然不是。雅各宾派未尝不懂得起义对于生产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安定的破坏作用，但由于他们深信自己代表人民，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因此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决不会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心，他们才敢于把致命的武器交给人民。当然，主观的信念是一回事，客观的历史发展又是另一回事。但雅各宾专政的倾覆，别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由于宪法贯彻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而招致的。 “回顾历史，对照今日。作为激进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尚且能有这种风格，为什么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宪法倒反而在罢工自由的问题上，不能有这一点气派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在宪法里应当保留‘公民有罢工的自由’这一条。”[详细] [反方]宝音：“罢工自由”就是“停止生产闹革命” 1982年第07期的《前线》杂志，刊发了署名为“宝音”的文章《取消罢工自由的必要性——学习宪法修改草案的一点体会》。文章不但重复了前述理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且尤其强调“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中写入“罢工自由”的“文革”背景： “十年内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无休止的大轰大嗡，各行各业几乎都不务正业的那种惨痛的混乱局面，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打倒‘四人帮’以后，需要逐步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为此，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处理了‘西单墙’问题，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四大’（编者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75年进入宪法）的规定，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博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从而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实际上成了整人工具的‘四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四大’这种所谓‘大民主’和罢工自由是同时写进我国宪法的，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四大’被取消以后，作为其‘后盾’的罢工自由的规定，自然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依托。因为行使‘四大’这种手段的多年混乱的教训告诉我们，所谓罢工自由其实质就是停止生产‘闹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旷日持久地举国上下乱轰轰，工人不工作，机关不上班，学生不上学，农民不种田，这就是当时的‘罢工自由’，它对‘四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四人帮’当道时期‘钻进’我国宪法的一个不安定因熟宪法修改草案取消罢工自由，完全符合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所制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保持安定团结的总方针。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排除弊病多端的罢工斗争手段。事情很明显，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自己不能罢自己的工，罢工中断生产、破坏社会生产的连续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现在我国正值百废待举之际，确实经不起罢工闹事了。同心同德搞好经济建设，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满足全国人民的这种热切愿望，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政治。[详细] 应该说，将“罢工自由”与“文革”捆绑在一起——这种看法在1982年颇有市场的；更何况制定“八二”宪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彻底消除“文革”的影响。 [宣传]工人日报：罢工“有害于工人的切身利益” 1982年6月1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罢工自由呢？》的文章，向广大工人详细解释为何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文章说： “我们的国家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工人群众为了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某些合理的要求，不宜于，也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因为罢工必然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属于资本家所有，国家政权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组织罢工，是争取工人的福利和权利，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直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国营企业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既有害于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有害于工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在讨论罢工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一基本事实。”[详细] 1982年第03期的《兰州学刊》也专门刊登了一篇对法学家吴文瀚（时任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教授、省法学会副会长）的访谈，题为《关于宪法修改草案中几个问题的解答》，面向知识分子，解读宣传新宪法。其中提及“罢工权”问题，如此说道： 问：关于公民有罢工的权利这一条，前三部宪法制定时说有理，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取消时也说有理，请问到底哪个有理？ 答：公民的罢工权利，一九五四年宪法并没有规定，只是在一九七五年宪法和一九七八年宪法中才规定的。宪法中要不要这个规定，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 一九七五年宪法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是极左思想的产物，那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民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何谈“罢工自由”呢？一九七八年宪法抄袭了一九七五年宪法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也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国情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这就要求国内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公民有“罢工自由”的权利写进草案，很容易被个别坏人钻空子，利用这个权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四化建设。[详细] ●结语： 关于“罢工自由”在新中国《宪法》中的历史浮沉，法学家张千帆有过一段评价，摘录于此，权且作为一段结语： “1982年宪法删除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的‘罢工自由’。宪法学者对此的解释是这种权利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必要的，‘而在我国，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况且我们国营企业的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劳动者还有权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有什么必要采取罢工的方式来对付官僚主义呢？’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任何人。它不仅反映了学者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且其实也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本国的情况。一旦深入到中国实际，上述支持删除‘罢工自由’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并不是说宪法不应该取消‘罢工自由’，但宪法学者的任务显然不只是为宪法规定（或不规定）提供如此表面化的辩护。 “更基本的是，学者没有义务站在任何既定的价值判断立场上为任何观点辩护。根据分析哲学关于价值和事实的基本区分，价值选择没有“真值”，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既然如此，在民主社会中，价值选择是由人民或代表民意的议会代表决定的，因而法通过民主代议制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如果学者将自己的主观价值放入自己的学术论著，那么他不仅错误理解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也将使其论著失去“学术”价值。（原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评》） 本文资料来源：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刘志畅、陈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李步云《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1984；张继良《宪法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1949-1956》，红旗出版社，1994年；邢和明《非同寻常的195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等。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澤東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殺。毛澤東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澤東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澤東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黨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澤東在给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着手对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澤東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澤東：”毛澤東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澤東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澤東，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殺，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员比死在国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黨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澤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澤東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澤東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黨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