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丢草 | 深水区摸石摸出尾巴
@badiucao:下河那么久,摸得那么深,尾巴都长出来了吧! #摸石头 #改革深水区 背景新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日闭幕。会前引发舆论广泛猜测和讨论的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即将面世,这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次系统性亮相。适逢中国改革“窗口期”,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为使命的本次大会,将如何绘就改革总路线图,各界抱以期待。(据中新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今闭幕...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11 月 11, 2013
@badiucao:下河那么久,摸得那么深,尾巴都长出来了吧! #摸石头 #改革深水区 背景新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日闭幕。会前引发舆论广泛猜测和讨论的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即将面世,这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次系统性亮相。适逢中国改革“窗口期”,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为使命的本次大会,将如何绘就改革总路线图,各界抱以期待。(据中新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今闭幕...
阅读更多发布者老子到处说 | 11 月 11, 2013
作者民主斗士的文章说,当今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洋务运动”的定性是“只改经济,没改政治”,使得中国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以致于在“甲午战争”中,被自己曾经的学生打得满地找牙;第二次是“戊戌变法”,由于清政府内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阻挠,再加上目中无人的改革领袖康有为,犯下了“民主幼稚病”,使得改革功亏一篑;第三次则是清末的宪政改革,人们相信这次改革原本最有可能成功,然而,中国人却再也没有给清政府机会,却把机会给了闹革命的孙文。 清政府最终覆灭的结局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改则生,不改则死,而且要抓住机会尽早改革,迟了也是个死。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似乎又走上了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之路,也就是洋务运动,或许有人会说,洋务运动怎么能够跟我们的改革开放相比呢?我要说的是,拿它跟洋务运动相比,这还是在夸你呢,而事实上它就连洋务运动都不如。经济上的半市场化,再加上政治上的毛化,使得中国到现在已经是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之中。 怎么样去解决这种困局?道路只有一条:改革。当局似乎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上台开始就在喊着要改革,但是改革却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上依然是原地踏步,甚至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退步。顽固派似乎还抱有某种侥幸心理:不改是不是也可以呢?然而,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一再地向他们发出警示:肯定不可以!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必须立即有步骤地尽快推行,任何掩耳盗铃式的阻碍政治改革的行为,终将被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作者扬瞿和平的文章说,事实上,能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取决于当局是以什么为执政原则?如果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那么,任何“高难问题”,在十三亿民众的才智面前,实在是小菜一碟!不管伟人还是贱民,他们的智力商数其实相差无几,所以当局最好别用那些自欺欺人的‘权宜’之计,倘若指望于某种所谓“高超”的政治权术可以绕道走,那就是太小看人民大众了。要是仍以中共执政党自已的利益为最高原则,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毫无指望。 答案就是如此清晰、明了,无可争议。因此,在还没有最终决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还是以党的利益至上的时候,中共对“政改”是没有底气的。几千年来,中国为何黑暗,人民为何总是遭受盘剥、欺压?其罪魁就是专制独裁之下的权力腐败;就是没有人民的话语权;就是没有社会的民主。如今,在政治上,民众至少是又回到了一百年前,那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时期,这也就意味着,其间,中华民族为之所付出的一切高昂代价,都白废了。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多灾多难的中国民众,却仍在为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前赴后继地进行抗争……。 与此同时,也有评论写道,不容否认,这30多年来,确实是大多数中国人千百年来物质生活最好的时光。但可悲的是,吃饱穿暖的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幸福感和安全感。原因很简单,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官员不作为不亲民,但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和官员体制已经极其腐朽,可谓是一潭死水。 作者晓军博客的文章说,比如,官员的来路不透明不公正,没有正常的吐故纳新的机制,管理官员的机构更是形同虚设且效率低下,甚至官官相护,最终定将难逃被亿万民众所唾弃的命运。君不见,如今在大街上,谁要是发生了一点点麻烦或是纠纷,只要当事人是官员,马上就会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围攻辱骂。今天的政府官员可谓是过街老鼠,难怪如今的警察军人上街都不敢穿制服鼠,官员下班面对百姓也不敢透露身份,这些非正常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 期盼这次三中全会在习近平的主持下鼠,能够出台真正让百姓惊喜的一系列举措,如果还是老一套泛泛而谈、空洞无物、轻描淡写,甚至是歌功颂德,那么在2013年这个十字路口年代,后面的局面将会是什么,我相信关注国家命运的人们都不难想象。 此外,历史的教训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改革只是为了继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人分享不到任何的改革成果,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也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 作者蔡慎坤的文章说,不过,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正是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打破改革僵局、树立自己名望,甚至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好机会。毕竟,与1978年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百废待兴的文革乱局相比,今天的中国在思想观念、国际环境,特别是经济实力方面,都要远远强过35年前。因此,新一代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前怕狼后怕虎,而继续玩什么“击鼓传花”的游戏,甘做那种无所作为、四平八稳的“维持会长”。 作者老徐时评的文章说,中国人有改革情节,一聊改革就兴奋!前几天,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搞出个“383”的未来改革宏伟蓝图,据说那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不断有最高层领导借出镜机会大谈改革,畅谈三中全会美景。总之,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国人的胃口吊起来,把国人对改革的期望鼓弄起来。有些人看了“383”,又像打了鸡血似的热血沸腾起来。也有人不以为然,“383”等于“散吧散”,洗洗睡吧。以前也曾经有过,只不过鸡血后来都变成冷血了。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放风,都是在投石问路。三中全会到底有哪些真东西?我的观点是:还真不好说!在中国,改革是个时髦词。不管意识形态左中右,恐怕没有人反对“改革”两个字。但是,改什么,那里面的差距可就大了去了。很多人都在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连任志强都在微博里说:不改革就没有19大了。这样惊人的言论竟没被删掉,着实令人纳闷。 最后,有网友调侃说,为配合十八届三中会全的胜利召开和圆满闭幕,本人决定自我禁言半个月,但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忍不住要蹦出来,万一我不出来操心,三中会全开砸了怎么办?根据我党一贯作风,会议往往都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和“奋进的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部会议都是这么开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这也是本次大会必须汲取的重要历史经验教训: 作者一点五的文章说,三中会全不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要开成多元的大会;不要开成胜利的大会,要开成妥协的大会;不要开奋进的大会,要开成灰色的大会。多元需要智慧,妥协需要气魄,灰色需要眼光。而团结、胜利、奋进只需要激素,只需要本能,只需要奴才。没有争吵的会议,没有任何争议和争端的会议,就是一场失败的大会。 如果代表们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只是为了鼓掌,只是为了通过,只是为了听报告,只是为了表扬领导,只是为了回去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命运,很可能有点不妙 。
阅读更多发布者老子到处说 | 11 月 11, 2013
北京 — 中共正在举行18届三中全会期间。有迹象表明,北京最高领导人在这次闭门高层会议上酝酿对经济和政治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进行重大改革。国有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长期以来被批评者们认为是改革的羁绊、民企的障碍以及腐败的孳生地。 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北京就改革问题举行秘密会议之际,人们越来越期望这次会议可能推出一些大胆的变革。 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未提细节,但是谈到无论有多大风险或困难都必须改革。社论还说,如果不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将带来更多的挑战。 官方的新华社说,当这次会议周二闭幕时,改革将在发展与转型、公平与公正和政府与市场这三方面有所突破。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说,会议结束后,主要挑战之一将是在经济领域给予市场更多的发言权。 他说:“ 放松权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然后最大化地去发挥市场创造财富的主导性和这种能力。” 据政府支持的英文《中国日报》报道,会议后结束后,中国将采取重大步骤改革国有企业,并让国企对私人投资开放。 报道援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员的话说,私人投资者和民营公司将被允许购买最高达15%的国有资产份额。国资委是一个监管112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政府机构。 香港大学商学院管理系副主任张田余说,这种想法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试验。 他说:“15%是目前从零到15%,我认为这是他们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起步。也许他们将逐步取消或抬高这个限额。” 不过张田余补充说,如果15%最高限额,那就意味着国家或政府仍然持有85%的股份,投资者不过是把自己的钱投给国有企业。张田余说,他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有勇气那样做。 孙立坚说,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改革才能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条件。 他说: “谁做的好那么资源就应该倾斜给谁,而不是设置简单的谁有抵押能力,甚至这些抵押资产都是国有资产,银行就会给他特殊照顾。这样的做法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孙立坚表示,如果赋予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来竞争,它们将成为政府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fullrss.net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11 月 11, 2013
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政府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在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的呼声日益强烈。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周一在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正组织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将提出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 调研主要是研究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 毛群安还称,所谓完善的生育政策就是既要考虑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也要考虑民众的生育意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不过,毛群安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呼声 中国平均生育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目前是1.7,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状态的2.1。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明显加剧。 许多分析人士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防碍了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劳动人口大约为9.3亿,但在2025年将开始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和学者不断呼吁当局放松一胎化政策。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去年11月的中共党代会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讲话中去掉了“保持低生育率”这样的字眼,认为这显示中央希望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虽然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他所做的“政府正在组织调研”以及“关注群众生育意愿”的表示更加吸引了注意,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确在对目前的一胎化计生政策进行反思。 fullrss.net
阅读更多发布者审查你妹 | 11 月 10, 2013
“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的缘起 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3 年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的发起人,我想谈一谈我对金融四十人论坛同仁为什么应当积极参加深化改革总体方案的研讨工作的理解。 去年 11 月的十八大郑重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改革目标确定以后要做的,就应该是制定改 革的总体规划了。正如去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要在 2013 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 图、时间表”。 有些人认为,所谓“顶层设计”指的是由顶层官员进行的设计,因此是只跟顶层官员有关的事情。这种看法看来是一种误解。所谓“顶层设计”,是指对经济 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顶层进行的设计。这显然是和我们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关的事情。全体公民都应当参与到其中,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现在中央负责进行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工作班子已经建立和开始工作。我们作为经济和金融的专业人士,更是义不容辞,要从学者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研究提 出独立的意见。据我的观察,许多现任官员对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也并非没有不满和困惑,但是因为身在其中而往往找不到解决之道。学者们的意见也会对他们提出改 革方案有所启发和帮助。 现在矛盾积累,经济社会体制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改革的总体规划不可能面面俱到,胡子眉毛一把抓。四面出击,结果只会分散精力,甚至弄得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的基础上,筛选出最为关键和相互关系最为紧密的改革项目,提出对所谓“最小一揽 子”配套改革方案的建议。 财税改革:向地方放权应谨慎 对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具有共识,这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事权”)不对称。但是,对于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提出的办法却有很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是向地方进一步下放财政资源。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类似于欧盟的地方分权财政体制。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国家,各个盟员国就相当于我国的地方政府。他们主张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使它们的收入权能够同事权相匹配,弥补支出。 不过在我看来,用欧盟来比喻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不恰当的,因为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制度。而这一点正是欧元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进一步下放财政资源,使之能够满足地方的支出需要,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方面,现在从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构成看,中央的份额不到 20% ,地方的份额超过 80% ,中央没有多少财力可以下放。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存在一定问题,许多地方因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加上楼堂馆所使财力短绌,给多少钱恐怕都满足不了需要。 改革以来,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向地方放权就是改革,向中央收权就是保守。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假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正常,而中央政府的行为不正常。其实由于政府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都存在职能错位的问题。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存在“公司化”的现象,即所谓“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把整个地区当成一个企业来管理。但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独立的企业,也不受股东和董事会的约束。于是就产生出种种弊端来。 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在美国《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目前体制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分权式的威权主义政府”,依靠威权追求自身利益,即政绩的最大化。 这种追求政绩最大化的投资冲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旧型城镇化的造城运动。 在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上,城镇化是一个在市场引导下的自然演进过程,它的基本作用是通过人的集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现阶段中国的体制下,城镇 化却是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和表现出政绩。结果是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造成了土地和投资的大量浪费,建成的城市运营效率一般也很低,有的甚至成了 “空城”或“鬼城”。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一些地方城建投资成了无底洞,不仅大大超过自身的财政能力,而且超过了本地 GDP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从哪里来?除了卖地,就是大量举债。所以地方债务迅速膨胀,甚至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满足地方预算的支出需要,恐怕是不合适的。 在我看来,另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更好一些,这就是按照所谓“财政联邦制”的原则,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财政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财政提供。 具体来说,第一,将部分支出责任,例如,义务教育经费、公检法支出等上收中央;第二,开征新税种,提高地方在共享税中的分成比例,增加地方本级收入来源;第三,规范转移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重视运营与市场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基金的行政管理和基金的经营运用分开,但是没有做到。 2002 年辽宁的钼矿事件发生以后, 朱镕基总理请刘遵义教授做了一个方案,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这个基金虽然建立了,但只是作为国家财政的特殊后备。 2004 年美国专家彼得·戴蒙德 教授等访华,重提此事,但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没有形成文件,虽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确实想在这种分开的条件下成为代理职工管理他们的个人账户的机构。 我看应当把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我很赞成支付标准跟缴费挂钩的观点。要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而不是用平均数一概而论。关于名义账户制和做实个人账户的问题。马丁·费尔德斯坦主张做实个人账户,戴蒙德建议中国仿效北欧,实行名义账户制。我比较赞同后者。 对医疗的性质,上届政府已经基本确定。虽然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词,叫做“公益性”,实际上要说的是“公共品”。现在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医 疗既然是公共品,就应当由国家包起来;另一方面,国家又没有那么多钱。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需要动员民间资源投入医疗领域。这样,政府就把自己置于一种非常 尴尬的境地。对于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争论,要从问题本身入手,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医疗资金的筹措和医疗服务的提供 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开:基本医疗资金应该由政府负责保证,医疗服务则要通过市场提供。当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处理好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本人审核)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