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

作者夜半挑灯看吴钩的文章说，不仅如此，即使马来西亚方面发布了漏洞百出的乌龙新闻报道，中国的官媒也会不加思索地跟风转发、信谣传谣！可以说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包括CNN、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基本上垄断了此次马航事件关键信息的发布权，并对马来西亚官方形成倒逼反证，从而拼凑并还原出了本案相对完整的信息流。而中国的CCTV和各大媒体不是转载或照搬别人的消息，就是一直在等米下锅，静候马官方的什么新闻发布会，根本毫无建树。 作者徐静波的文章说，这些天来，中国官方大媒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不是什么“据CNN报道”、“路透社的最新消息说”，就是“纽约时报披露”等等，除了记者会上看到听到的，中国媒体几乎没有一点自已的“独家消息”。要知道，新闻战拼的是实力！实力又来自何处呢？不是拼谁的相机好，谁距离发言人更近，而是来自于敏锐的职业嗅觉，和如同FBI一般的情报刺探与分析能力。马航事件的后续演变，充分证明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美联社、CNN、金融时报等英美新闻大鳄的不俗实力。 不论从卫星数据到通讯记录，从飞行轨迹到飞行时间，先一件件搞到手，再一件件抖露出来，虽然马来西亚一次次否认，最终还是纸里包不住火，在3月15日的总理记者会上，马官方被迫承认了上述媒体报道的众多事实。面对突如其来的马航客机失踪事件，相比于西方，作为距离马来西亚最近、拥有先进的卫星、军备，并且是失踪乘客最多的中国，却表现得综合能力严重欠缺。失踪一架飞机尚且如此，一旦真的爆发大规模的危机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王锦思的文章说，多年来，我国的探月、北斗卫星系统等空间科技，不断取得令国内外瞩目的进展，但是这次面对马航失联事件，却显得作用有限。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儿，只要是大事，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自己最后一个知道。中国媒体在国际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就是一个二道贩子，基本上是在做新闻搬运工。最早发现飞机飞往印度洋，并立即派出军舰前往搜救的是美国，那个时候其它那些国家，包括中国，还都把眼睛盯在南海呢。 从东转到西，可不要小看了这个修正，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的展现，背后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卫星侦测、以及盟国愿意提供雷达数据等等。凡此种种，中国媒体，甚至是央媒都做不到，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宣传部门的僵化机制所限，也是中国情报收集能力薄弱所致。而中国作为马航事件的利益相关方，不但媒体的消息只能依靠西方媒体的二手资料，就连搜救队伍以及海军舰船都被迷惑得晕头转向，突显中国的综合国力亟待提高。 网易评论转载《东方早报》作者李伟的文章说，近几天来，中国媒体从业者被公众舆论批评得羞愧难当。读者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在马航失联事件中，外国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专业分析方面独占鳌头，甚至能够推动事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而国内媒体却只能失语旁观呢？比如，当外国媒体在质疑马来西亚政府掩盖事件真相时，中国官媒却在批评马航，总是延迟发布会召开时间；当外国媒体邀请专家，分析飞机发动机运转时间，以便推算飞行距离时，中国媒体却在邀请专家，介绍什么普通乘客在乘机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等等。 以上这些报道内容与角度方面的落差，也被网民戏称为是在“打酱油”。在飞机去向悬而未决的焦虑中，读者渴望知道更多真相，而中国媒体人却给不了破解他们疑问的任何信息。此时，在该事件中一直处于跟进报道的西方媒体，却开始抢夺话语权，主动成为了马来西亚政府以外的又一个“新闻发言人”， 而且是一个更加靠谱的“新闻发言人”，这也让此次马航飞机失联事件重新回到了正确、客观的解决路径上来。不过，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胜利似乎只属于那些西方媒体，却与中国媒体毫无关系。 文章又说，当然，必须承认，中国媒体在马航失联事件上的失语，也有不少客观原因。一方面，目前世界民航核心技术都在欧美，西方媒体自然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波音和罗罗公司处获得关键数据信息。另一方面，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以及失联事件调查组的介入，也是西方媒体能在事发4天后就披露核心信息的决定性优势。从这些客观因素看，媒体在失联事件上的失语尴尬，确实有我国综合国力不足的大背景。 但失联事件也确实暴露了中国媒体主观上的不少问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缺乏必要的新闻专业主义，从马航失联事件看，我们中国媒体还是过分依赖传统的采访路径，迷信所谓的到达“现场”，去机场酒店采访家属、长时间跟踪马航新闻发布会等等。但我们却忽视了一个客观事实，这类传统的采访方式，仅在官方机构足够权威时才适用，而此次马来西亚却在一开始就遮蔽了不少事件真相，这也是随后西方媒体质疑与证伪式报道最终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伟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是，马航失联事件却给所有中国媒体人敲响了警钟–我们也许拥有了最先进的报道设备和技术，但新闻的核心内容，从来都是发现和还原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真正的新闻软实力还有相当的距离。 夜半挑灯看吴钩的文章又说，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具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新闻媒体，怎么会在马航事件这场新闻战中完败呢？首先是中国媒体技不如人。从这次MH370事件来看，发出信息最负责最靠谱的还是以CNN、路透社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当然，西方媒体的不俗表现除了靠他们专业严谨的新闻精神，也多亏了西方强大的技术实力，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中国的官媒之所以只知道跟风转发，确实与缺乏相关的高技术实力有关。 其次是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的局限。由于中国具有严格的新闻宣传纪律，特别是重大新闻的发布，具有层层审批的制度和纪律约束，结果导致中国媒体和新闻从业者难以“突出表现”，根本发现不了有价值的新闻。即使发现了、抢到了，由于种种原因，也只能“胎死腹中”。另外就是现有的新闻制度难以诞生有思想的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大国，中国其实没有一家真正的国际媒体。 CCTV只不过是国家的宣传机构，在这些官方的机构里，新闻从业者都由国家发放优厚的薪金供养，个个衣食无忧。他们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完全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才能生存。由于中国的媒体从业者一直生活在温室里，他们长期用一个腔调说话，缺少思想和真知灼见。即使面对重大新闻，他们也发现不了新闻价值，更提不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就只能人云亦云，当“新闻搬运工”了！ 网友但斌转载徐静波的这篇文章又说，那么，中国媒体，尤其是央媒为什么做不到西方同行那样的水平呢？原因很简单：中国媒体一直是在被动中成长，已经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听传达”变成了职业，而“挖消息” 则成为了大忌。这也就注定，中国央媒是养尊处优的公主，而不是四处谋生的小贩。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央媒套用机关的游戏规则，来框定记者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使得优秀的记者最终都成为无事所所的官僚干部，享受了待遇，却毁灭了才华。 更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新闻体制！中国有钱可以打造人数最多的新闻航母，但是我们显然更多需要的，还是软实力，并改变我们的一些制度框架。只有这样，在下一场的国际新闻战中，才会有中国媒体的一席之地。

华盛顿 — 在政治相对透明的西方民主国家，人们对总统或总理的智囊、智库相对有了解，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搞秘密政治，不能将决策思想秘而不宣。 在政治相对不透明的中国，外界对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领导层的智囊智库相对没有了解，因为中共领导人在一般情况下搞的大多是秘密政治，决策思想对外秘而不宣。 神秘的中南海，门口写着为人民服务，但普通人民进不去 x 神秘的中南海，门口写着为人民服务，但普通人民进不去 因此，对外界来说，中南海作为中国当代的“紫禁城”不仅仅是指中共领导人在北京市中心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更是中国政治的象征。这种情况使中国的高层政治在外界看来充满神秘，使外界在中共领导人公开的讲话之外，更想了解他们的智囊和智库在做什么，想什么。 在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和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纷纷的议论，使更多的人对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智囊或智库更加好奇，希望了解到底是什么人在给他出谋划策。 智囊之始 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是老资格的中国政治观察家。他领导的媒体曾准确预报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何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在谈到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智囊班子的时候表示，中共统治中国65年，其领导人或领导层很难说是有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有的那种智囊；相对而言，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一度有点拥有智囊的样子： “我更关心的是过去20多年来，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市民抗议示威之后，中共最高层的幕僚和智囊的演变过程。首先是江泽民的幕僚。江泽民当时刚刚从上海到北京担当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刚刚经历了六四事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作为一个受过一些西学教育的人，江泽民还有一种谦卑和求学的心态。但是，中共传统的体系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决策的思想来源。 “所以，他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上海的部属，如上海《解放日报》的，上海社会院的，或者是上海文化界的人。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王沪宁调到了北京，把《解放日报》的领导人周瑞金调到北京，把（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调到北京。但这些人还都不是他正式的幕僚或智囊。他们是他的部属，但他想更多地吸收他们这些人的不同的思想和想法。我们可以姑且把他们称作非正式的智囊或幕僚体系。这些人的一些思想对江泽民的决策还是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智囊沿革 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前排右侧） x 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前排右侧）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现在的中共领导人究竟有什么智囊或智库，外界还不是很清楚，但就智囊或智库情况而言，显然是中共已故的强人领袖毛泽东在位时情况最差： “智囊智库当然最差的时代就是毛时代，尤其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基本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和言论自由了。打压了不同意见之后，就是中共领导人自己犯错误。这也算个历史教训。反右之后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大跃进最后搞成了经济灾难，饿死了三千万人。这说明，领导人决策的时候是需要听各种不同意见的。只是听奉承你的意见，或一切拥护、一切喊万岁的意见，这都谈不上意见。” 与何频一样，来自中国的学者、政治评论家胡平也认为，中国真正出现智囊或智库性质的东西，是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中国出动军队镇压北京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后： “六四之后，当局也面临选择道路、选择方向的问题。于是在90年代之后，各种有智库性质、扮演幕僚角色的组织和个人就开始繁盛起来。到了今天，可以说中国的智库数目之多可以说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了。这里有官方的研究室之类的机构，也有学术性的机构，设在社科院和大学里。有些大学的科系本来就有一些这类的项目。他们这几年专门又成立了国情研究中心、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等等。这样的机构比较少学术性，更多的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智库的性质更明显。另外，也有一些民间的智库性质的机构产生。 “但在1990年代，由于受到整体政治气候所限，政治问题不能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问题不能碰。但在别的问题上就有相当大的空间。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对过去的那一套东西，如马克思主义什么的根本就不信。他们很多人就思想来说比毛时代更为开放，更为实用，不会有思想理念的禁忌，不会因为你的思想是出自一个西方著名的反共思想家或学者，他就拒绝。他只要觉得对一党专制没有妨害，他都可以采取很开放的态度。这些年来，西方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和智库成员接二连三地去中国。那些人只要看看他们的标记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很反共的。” 三朝元老智囊 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增加，外部世界的理念和做法被引入中国，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官方和民间的智库性质的机构，中共领导人的智囊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的关注。 目前，最受关注的中共领导人的智囊大概是王沪宁。王沪宁原先是上海的大学教师，在１９９０年被调入北京，担任三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智囊，现在的官职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由于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王沪宁就成了外界眼中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智囊的代表性人物。 但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表示，外界对王沪宁的重视大概是没有道理的： “王沪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学者。但他的政治学杰出表现只是中国在‘文革’之后的政治学初期发展的盲动时期。那时候他根据对西方政治学的理解，以他自己的灵性写了一些政治学文章，让人觉得王沪宁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学学者。但他进入官僚体系之后，以他的资历，以我们对他个人的了解，对他认识的人的了解，从多方面观察他，可以说王沪宁不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没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我说的这种雄才不是说他个人的，而是说他作为高层领导的顾问，他应当有那种思想境界，有那样的眼光。但王沪宁在这些方面都很不够。所以，他提出来的口号都越来越可笑。什么“三个代表”啦，什么“八荣八耻”啦。后来还提出个什么“科学发展观”。从格局说越来越小。 “‘科学发展观’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个观点，还是个观察，还是个什么东西？王沪宁的思想格局比江泽民时期还小。‘八荣八耻’是什么东西呢？他弄出这些口号都莫名其妙，成了大家的笑柄，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他是三朝元老，实际上是越来越不重要了，越来越虚化了。” 来自中国的学者、政治评论家胡平 x 来自中国的学者、政治评论家胡平 流亡美国的中国学者、作家胡平也认为，外界对王沪宁作为中共一个最重要的智囊人物大概是高看了： “有人认为他是所谓的‘首席智囊’。据说‘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乃至‘中国梦’的提出据说他都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在智囊角色上扮演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他更多的是帮助当局提一些空泛的口号。但这些口号对中共的具体政策影响不大，只是一种说法。比如说‘科学发展观’，不提这种说法，换另一种说法，难道就会有很大差别吗？我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这说法不涉及具体的东西。 “‘三个代表’也是这样空泛，对政策影响不大。‘让资本家入党’这种说法很具体，就比‘三个代表’的抽象说法实际意义更大。所以，我认为，王沪宁扮演的智囊角色名不符实，因为他更像是化妆师，给当局找个说法，而不是给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他提供的说法跟当局要做的事情没有多少逻辑的关联。否则，我们也就没法解释，从六四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换了三个最高领导人，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来了中国梦。假如不换领导，那就可能一个说法就坚持下来了。有两个领导人，就有了两个说法。这跟过去中国皇帝登基要有一个新年号一样。” 思想匮乏危险 何频、胡平都认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以来的种种表现和外部世界间接了解的情况显示，以他为首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显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名副其实的智囊思想决策参考，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充其量只是有一些好朋友在私下里给他们提出一点看法，但那些看法都谈不上真正的决策思想参考。 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这种决策思想资源贫乏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领导人的前途恐怕都不是什么好兆头。章立凡说： 新的中共领导班子“上任一年多来基本上就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进行权力斗争。在这种权力斗争结束之前，大家都在观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智囊也没有给他拿出什么好主意。真要有好主意的话，他就应当会考虑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他一个人作为一个司令官在那里打冲锋，后面也没有多少随从。我觉得指挥作战的人不应当这样。” 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作为一个司令官打冲锋”，显然是指习近平上任以来给自己层层加码，添加头衔，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还有另外６个头衔。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