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沙野

1982年10月27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长城上。 文_安替 因为卡扎菲和台湾牵扯不清的关系，对中国企业的刁难和他本人乖张的性格，中利关系当然不是武汉大学研讨会上呈现的那样温情脉脉，中国官方也从来没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形容卡扎菲。 利比亚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东六街3号，位于约旦大使馆和塞尔维亚大使馆之间。平时鲜有人进出，使馆没有官方网站，签证业务只能通过代理公司进行。现在使馆的铁门上，还挂着卡扎菲政府时代的汉字旧门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人民办事处”，而旗杆已经升起了新政府的旗帜。 无论是在外交关系，还是在贸易往来上，中国大陆与利比亚都不算密切。此次利比亚革命期间，中国油企在利比亚的利益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在利比亚的3.5万中国人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建筑、道路水利工程、通信企业的员工，而三大油企仅有400人不到。其实承包利比亚的石油工程，中国油企处处受到西方企业排挤。根据统计，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只占中国总进口量的3.1%。 虽然卡扎菲1969年政变之后就希望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卡扎菲在台湾“远朋班”的个人经历，一直希望和大陆、台湾保持双重承认，这自然成为中利建交的障碍，一直到1978年，外交关系才建立，但利比亚依然和台湾保持了近乎双轨的实质官方关系。卡扎菲政府曾经很努力地向中国大陆传播他的政治思想，但效果不佳，国人更加关注的是他的狂人形象和他的女保镖，以及他作为反美中东强人的符号意义。 访华 1982年10月，在和中国建交4年后，卡扎菲正式访问北京。当时这件事情并不重要，美联社北京分社只是引用了新华社关于邓小平接见卡扎菲的英文稿，随便发了一条消息了事，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领略卡上校的另类风采，他也的确让记者、接待外交官以及电视观众开了眼。 1981年卡扎菲决定在随身卫队中引入女保镖，成为世界外交圈的谈资，而1982年10月访华期间，这些女保镖也是和卡扎菲如影随形。当初利比亚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商量好的方案是，第一架飞机承载外交随员，卡扎菲则在15分钟后抵达的第二架飞机上。结果第一架飞机刚降落，一群持枪女保镖伴随着上校突然出现，让中国接待官员措手不及。之后卡扎菲的举动更让中方诧异：他拒绝入住钓鱼台国宾馆，而是在旁边草坪上搭建了帐篷居住，门口由女保镖守卫，而让其随员入住国宾馆，这大概在中国外事接待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因为是国事访问，央视对卡扎菲访华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因此女保镖的形象也成为国人对卡扎菲的第一印象。这些女保镖，个个体格强壮，草绿色军装，自然和卡扎菲的言论、帐篷一起，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焦点。最为奇怪的是，卡扎菲在和邓小平举行会见的时候，还主动谈及女保镖问题，甚至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全民皆兵的理论来证明他带女保镖高姿态出访的合理性。为此，他还特别去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绿皮书 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市内一幢意大利殖民地风格的白色建筑里，1970年代成立，曾经一度是卡扎菲的大外宣中心。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世界第三理论”，发动文化革命。1976年-1979年，通过这个研究中心出版了三卷本绿色封皮书，分别是《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法—人民政权》、《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和《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阐述他的混杂政治思想。研究中心一度非常有钱，拥有数百万美元预算，至今出版了140多本对绿皮书的系列研究，还在全世界各地资助翻译了30多种语言的绿皮书外文版，邀请学者来讨论绿皮书和卡扎菲思想。 在卡扎菲1982年访华时，后来的驻利比亚政务参赞时延春做他的翻译，卡扎菲送给时一套最新出版的绿皮书。很快利比亚大使馆带着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外宣任务，找到了时延春和中国外交部，要求在中国翻译出版绿皮书中文版，全部由研究中心埋单。 中文版由中国外交部翻译完成，中文有6万字，并不厚，于198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印数极少，基本是对利比亚大使馆的交差。1999年，因为绿皮书原文增订，研究中心再次出钱，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绿皮书中文版。绿皮书在中国的销量自然不会好，因为内容充斥着上下不连贯的古怪论断或者常识，比如说“男人不会怀孕”，还有卡扎菲解释非洲人生育孩子数量多的原因是，“在炎热的气候下他们很懒惰”，中国读者不可能会为此埋单。 联合国禁运的影响导致利比亚政府资金短缺，加上长期以来外宣效果不佳，而且卡扎菲本人也动了和西方缓和的念头，因此于2000年左右，利比亚政府逐步停止了对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它变成一个民间的出版机构，靠书在国内的惯性发行和所属第三产业收入勉强维系运行。 2001年由该中心全资资助、在中国出版的卡扎菲小说中文版，算是这个中心最后几次外宣努力。今年5月10日，该中心被北约导弹炸毁，遗迹被官方开放给外电记者参观，完成了它的最后宣传使命。 中国公司在班加西的高级公寓项目。利比亚内战爆发后，很多大型建设项目被迫停工。   武汉大学和卡扎菲 上面提到的卡扎菲小说中文版的出版发行，就牵涉到了卡扎菲外宣力量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第二个个人管道—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的主任、李荣建教授。 今年56岁的李荣建教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工农兵时期毕业生，1984年开始做中建公司驻利比亚的阿语翻译，对利比亚有了一些个人感情，后来，他又在埃及和叙利亚访学、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有相当深厚的阿语文化翻译功底，翻译过利比亚着名作家的作品。 在一个利比亚作家的中文译本出版交流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了解到卡扎菲在1990年代出版了一本小说，就让译者之一、当时是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李荣建，帮着联系版权和翻译。联系成功之后，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愿意全额资助，唯一条件是全部按照利比亚要求出版—书名必须是《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以及其它小说》。 这种咆哮体书名根本不符合中国出版要求，所以出版社干脆狸猫换太子，完全按照利方要求的版本，只印了100多册不到，全部送给利比亚驻华大使馆；而按照中国出版要求的书名为《卡扎菲小说选》，印了5000册，但这本109页的小说因为作者文笔太烂，卖得非常不好，库存大部分已经销毁。 不过，利比亚驻华大使馆特别重视此次中文版出版，还专门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次合作，让李荣建获得了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信任，该中心在失去卡扎菲官方预算支持的情况下，还勒紧腰带，于2006年末拨给李荣建所领导的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一笔款项，用于两个中心长达三年的“学术合作”。 阿语是小语系，各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的资金来源，都不如西方语系研究中心来得充裕，因此这笔捐款对武汉大学来说是个好消息。而这三年的合作，开始的标志性项目，就是武汉大学2006年11月召开的“卡扎菲着作学术研讨会”和2007年4月召开的“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关阿拉伯研究的学者和相关的中国外交官、利比亚大使馆官员，齐聚一堂，宾主言欢。 但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武汉大学这三年和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合作，就成为一个无法抹去的尴尬，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一则简讯称，在2007年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说，卡扎菲“是着名的思想家，他在《绿皮书》中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至今应用在世界外交活动中；他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学者专家在研讨会上讲的场面话，如今被网友翻出来嘲笑。 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老朋友 今年利比亚革命开始后，中国人在媒体和网络上，对卡扎菲的态度有很大分歧。央视和凤凰卫视的一些评论员、《环球时报》的一些报道，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角度，因反对北约干涉利比亚内政，对卡扎菲有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正面评论，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对卡扎菲反西方形象的符号性消费，当时也遭到了其他媒体和一些网友的反对。 不过，在网友翻出武汉大学研讨会的那些对卡扎菲溢美之词后，加上媒体对卡扎菲的消费，让网友有了卡扎菲被看成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印象。这样的看法，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和利比亚新政府未来的交往。因此，中国外交部10月22日破天荒地联系官媒，发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接受法国记者的长篇采访，标题赫然是《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 卢司长的澄清令人意外地高调，但的确是事实。因为卡扎菲和台湾牵扯不清的关系，对中国企业的刁难和他本人乖张的性格，中利关系当然不是武汉大学研讨会上呈现的那样温情脉脉，中国官方也从来没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形容卡扎菲。而中国和利比亚新政府，也理应开始崭新、互利的外交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