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2010年10月第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印度的增长将怎样超越中国》作为封面故事。《经济学人》一向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针，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并以精英阅读包装 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很受青睐。即使在英语世界，各种报刊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销量大减，甚至不得不转向或关门，《经济学人》则一枝独秀，行情看涨。其言论的世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只可惜《经济学人》如此隆重的封面故事，居然在“当事者”的中国引不起一点舆论的涟漪。 《经济学人》并没有故作耸人听闻之论。相反，它指出了印度相对于中国的种种劣势：印度的市场改革起步晚、底子薄，GDP不过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识字率仅为66%，大大低于中国的93%，更不用说基础设施破败，腐败横行，政府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等等，等等。但是，印度如今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8.5%，而且可能将加速。摩根斯坦利的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印度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具体地说，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维持在8%左右，印度则会达到9-10%。在接下来的20-25年中，印度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他专家的预测，也都大同小异。 印度赶超中国的本钱在哪里？第一在人口，第二在制度。当然，这两者有是紧密相连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的紧急状态，大力推行节育措施，结果引起普遍的抗议，最终不得不放弃强制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人口继续猛涨。中国政府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迅速被控制。难怪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奇迹归结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但是，中印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这场效率竞争，正越来越变得象是场龟兔赛跑。如今我们正站在逆转的关口上。计划生育的高效率，使中国迅速进入了老龄化。以15岁以下和64以上的被扶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计，中国和印度在1960年前后都达到甚至超过了80%，日后急剧下降。到2010年，中国的这个比例跌破了40%，充分兑现了“人口红利”，印度则仍然在56%的 水平上，负担比中国 重得多。但是，大家“负重”虽然非常不同，经济增长率却已经相当接近了。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开始急剧回升，印度则继续走低。大约15后，两国被扶养人口的比例大致相等。到了203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将达到50%，印度则为45%左右。到了205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高居62-63%左右，印度则在48%上下，双方的差距可达15个百分点。用另一个更为近期的指标来衡量，到2020年印度的中等年龄仅为28岁，美国为38岁，西欧为45岁，日本为49岁，中国则为37岁。日后中国人越来越老，中等年龄超过美国，印度人则还会更年轻一些。结果是，2020年印度将添加1.36亿劳动人口，中国则只能添加230万。 社会学家孔德有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这就象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发达的医疗、营养、和科学训练可以使某些老运动员成为 常青树，但37岁的要和28岁的竞争，毕竟有着无可否认的天然劣势。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比人手的多少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更具创新倾向，这在高科技的 知识经济时代特别突出。看看近几十年的关键性突破，从微软、雅虎，到谷歌、FACEBOOK,创立者都是年轻人。这在印度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印度的世界级企业Infosys的创立者，有七位当时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２０００年创立的IT企业Globals，其CEO年仅24岁。乃至西方人惊叹，印度的经济是被450万企业家 所驱动。 这种创新精神，不仅被年轻人的旺盛精力所驱动，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证 。这又是印度比之中国 的另一大优势。中国 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雷厉风行。印度的民主制度相比之下则 缺乏基本的效率。但是，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则比中国有效率得多。这也难怪，印度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意如同井喷一样地爆发，产生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中国的企业，则越来越依靠政府支持的垄断来扩张。印度企业式的创新，在中国实在难得一见。 中印经济模式不同，本来可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互不相扰。问题是，这样的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要知道，印度的教育水准非常低，大部分人口不可能投身于高科技产业。这一印度经济的致命弱点，其实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威胁。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寸步难行，一大原因是基础设施过于落后。但是，这一局面正在缓慢 地 改善。当印度的高科技带来了相当的财富，大部分人口 又因为教育程度过低而被锁住经济繁荣之外时，就有可能激发新的社会共识，以新积累的财富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让教育水平低的人从 制造业中求发展。一旦印度在这方面达到了及格线，其年轻得多也便宜得多的人口，就会在制造业上建立对中国的优势。二十年后，国际制造业向印度转移恐怕不会是什么天方夜谭。到那时，印度之得就是中国之失，要“双赢”恐怕并不容易。 印度超越中国，当然 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在“八十年代后”或“九十年代后”们的人生之中，这恐怕早晚要面临这样的挑战。所以，对照印度反省“中国模式”，现在并不算超前。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但是与此同时，国外一些人如同病入膏肓者吸了毒品一样，突然欢欣雀跃， 其中就有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刘晓波获奖消息公布不到两个小时，达赖就发表声明，“恭喜刘晓波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殊荣代表了国际 社会对刘晓波的表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先生和其它因言获罪的所有良心犯”。达赖的出面是件好事，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想 一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背后有什么联系和原因？ 达赖与刘晓波不过是西方势力的两个政治玩偶 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1989年。这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六• 四”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 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 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诺贝 尔和平奖再次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 挪威诺委会负责人授奖时声称，给达赖颁奖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争取解放西藏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主张采用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谁都知 道，“非暴力”、“和平”从来与达赖不沾边。1959年达赖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失败后逃到国外，此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长期豢养着一 支4000多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对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袭扰。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解密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达赖本人完全明白他凭 什么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很激动地说：“诺贝尔奖对藏人是一件大事。受奖后我要更加坚信，在坚持英勇战斗和不懈的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 立”。原来，达赖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和平”，而是“英勇战斗和不懈斗争”，是“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桑东也曾露骨地说，这个奖是“对每天进行 战斗的境内外藏人的勇气进行了褒奖”。 在这个奖项的激励下，达赖更加放肆地搞“西藏独立”，搞暴力恐怖活动。次年9月，达赖在荷兰对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 机”。1991年4月对“美国之音”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特别是2008年，达赖又煽动、策划了拉萨“3•14”事件，半天之中打 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达赖还污蔑被烧死的人是“妓女”，被烧毁的商店是“妓院”，公然声称“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不会要 求他们停下来”。紧接着，达赖又亲自出面煽动破坏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今年7月达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时准备重新打出“西藏独立”和暴力 的旗帜，并大肆赞扬杀人魔王希特勒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义下进行的。聪明的挪威诺委 会不会预见不到这些情况，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需要树立一个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正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挪威议会一些人策划设立了 “西藏小组”，从事支持达赖分裂主义的活动，联合达赖集团在奥斯陆开设“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对中国西藏公开进行煽动、污蔑、攻击性宣传。 有达赖的先例，那么今天挪威诺委会又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这样一个人，就毫不奇怪了。达赖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而刘晓波则鼓动抵制 中国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论是分裂中国，还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都是符合西方一些势力战略目标的。达赖与刘晓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授奖可 以给那些主张分裂中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给中国继续制造一些麻烦。无怪乎，刘晓波获奖后，海外动乱分子心领神会，大叫“海内外 的反对派力量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向中共专制政权发起新的冲锋”。 诺贝尔和平奖早就不是纯情少女 诺贝尔是一个高尚的人，根据他的遗嘱，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 力的人”。但是，一向以全世界道德大佬自居的挪威诺委会或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或为了取悦某国领导人，闹出无数可笑与尴尬，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 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 众所周知，著名的印度“圣雄”甘地，以和平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他五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却从来没有得 到过这个奖。但上个世纪这个奖项却多次颁给萨哈罗夫这样反对苏联国家的人，包括一手将自己的国家解体的戈尔巴乔夫。1961年美国派兵侵略越南，打了十多 年，失败后不得不停火、撤军，但是挪威诺委会却以越战停火为由，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出现了战争的发 动者与战争的受害者同时成为和平奖得主的怪事，最终越南领导人拒绝领奖。刘晓波获奖后，10月8日俄新社一篇评论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 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看看刘晓波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第一个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的获奖 理由是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第二个是芬兰前总统，而他是强硬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第三个是去年获奖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时候他上任还不到两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嘲笑四起。连续3任获奖者都与和 平无关，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方国家的总统、副总统，其中美国占两个。奥巴马倒是有点自知之明，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表态自己还没有资格领这个奖，挪威 诺委会泰然处之，坚决将马屁进行到底，非把这个奖塞给奥巴马不可。如果按照挪威诺委会选择达赖的标准，凡是分离主义者均有资格当选，那么也不失为某种“公 正”，但是挪威诺委会迄今也没有胆子从欧洲国家众多分离主义组织中找一个头目来授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知诺贝尔先生泉下有知，该作何 感想。 警惕西方一些势力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 联系1989年达赖获奖，挪威诺委会选择在今年这个时候给刘晓波颁奖，也并非偶然。自2008年西方一些国家以抵制北京奥运会为要挟，高调支持 达赖的分裂主义言行，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独立”让步，一直到现在，借达赖给中国找麻烦的活动仍然在继续。近年来，西方连续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 动，在最近中欧工商峰会上，欧盟继美国之后联手要求人民币升值，企图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温总理明确指出，如果按一些人的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20％ 至40％，那么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西方一些势力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捞取单方面经济利益外，明显企图从经济 上对中国进行遏制，搞乱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频频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把航空母舰开到中国家门口，还插手南海问题，制造钓鱼岛事 件，不断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目的就是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封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指望西方给掌声，也从来不惧怕西方施压力。中国没有按西 方的要求行事，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越走越稳，越走越壮大，中国的经验在世界上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西方一些势力故伎重演，希望授刘晓波和平奖 能够收到神奇的效果，如同一些西方记者所翘首盼望的，“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超过多年来任何类似的事件”，“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给中国再添一点麻 烦，最好能引起中国社会的骚动和混乱，这个如意算盘实在打得太幼稚、太离谱。 笔者并不指望这篇短文可以使挪威诺委会的成员头脑开窍，倒是慈悲为怀，愿意给他们开个方便之门，开列一个名单，把反对中国的“台湾独立”、“西 藏独立”、“东突厥斯坦”、法轮功、海外动乱分子等都列进去，保质保量，如假包换，其中不少人资格比刘晓波还老，省得今后挪威诺委会挑选时费力。一个海外 老牌动乱分子已经酸溜溜地说了“有资格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有好几万呢”。 笔者也想提醒达赖，不要以为在动乱分子那里多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同僚，就多了一份力量。一位老牌动乱分子在网上已经直白地说过，“达赖只不过是一 个到处化缘的和尚而已，若不是诺贝尔奖光环，恐怕他只有整天坐在庙里守着那几盏酥油灯了，民运也要学习西方，需要的时候就哄哄他，平时不必对他太认真”。 就在去年，各路动乱分子头目还纷纷朝拜达赖，称“只有达赖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推举达赖为“中国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更有一个 “党”撰文提出让达赖将来作“中国的总统”。现在眼看刘晓波“出名”了，这些动乱分子又宣布“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 下重新集结”，一转眼就把达赖给晾一边了。达赖可要留点神，别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到头来被晚生小辈耍弄了。（作者：益多）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Edwin’s Blog http://edwin.idbbc.com/?p=94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 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 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 自民间的草根运动。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资讯多 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资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 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 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数，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 区间内，这些因数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 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 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 多元。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 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80年代起，西藏 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50、60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 知晓。西方媒体自80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导和录影，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 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 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 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 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 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 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 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 公室。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 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 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 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 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 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 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 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 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 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 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援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 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 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 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 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振振有词的中国 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 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 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 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 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导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 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着 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50年代之前是一个 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 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 “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援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份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 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 议。”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50年 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 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 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 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